南瀛探索/第八章/第二节 中华文库

明治28年（1895），日人进驻台北开始行殖民统治之后，当时全台的情况仍属纷扰不靖，各地皆有民众组织义勇军欲抵抗日人的统治。故近卫师团奉总督之命即刻挥军南下，以早日遂行日人的殖民统治。

当北部的台湾民主国的重要成员，全因日军的到来而逃散；时在台南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乃召集台南士绅共商大局，对抗日军。为了应付庞大的军需，刘永福乃延揽善化富绅陈子镛^[2]任粮台局长，筹措军饷。陈子镛一上任，首捐白银40万，并编练义勇军，抵抗日军入侵。

北白川宫亲王所率领的近卫师团离开台北之后，沿途即迭遭义军猛烈的抵抗，南进行动显得相当的不顺利。桦山资纪尝言：“当地（指台湾）抗击我军的人士不同于辽东的支那人，有不怕死的风骨，决不容许轻视。日前本府处斩十几人，行刑前毫无惧色，态度从容，虽是敌人，颇令人佩服。”^[3]难缠的抗日义军，加上许多日军染上恶疾，整体形势迫使总督不得不向日本国内请求兵力增援。

9月22日，总督府拟定计划，兵分三路进攻台南府城，除了原先的近卫师团外，由日本国内所抽调来的两批部队，亦投入歼剿抗日义军的行列。此时在台的日军总兵额数，加上维持秩序的武装警察，其员额共达九万多人（如【表8-2-1】）。

10月10日，第四混成旅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准备由布袋嘴登陆上岸。虽然遭逢由侯西庚所率领的义军阻击，然由于义军装备远不及日军，未几即节节撤退，日军顺利的登陆上岸，往盐水方向前进。11日，混成第四旅配合近卫师团夹攻盐水港街。义民翁煌南协同总兵谭少宗的部队，据守街道各要点，奋勇抵御。然在日军炮兵部队的火力下，义军死伤惨重，只得弃守盐水港街，转进台南。

日军攻陷盐水街后，兵分二路，一路进犯急水溪畔的铁线桥庄；一路进攻渡仔头庄（今北门双春村）。13日，麻豆士绅郭黄恭号召陈维邦、郭黄池、柯文祥等人组织抗日义勇军，往铁线桥方向集结，伺机攻击进占铁线桥的日军。义军虽有高昂的士气与斗志，然面对拥有精锐武器与训练精良的日军，不啻以卵击石，死伤惨重。攻势受挫的义军，稍事休息后，再次进袭铁线桥，无奈增援的日军接连赶到，铁线桥的攻防战遂告失败。

另一方面，由林昆冈^[4]、沈芳徽、陈联发所领导的义军，与日军在渡仔头庄对峙。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进逼，迫使义军暂且退守，伺机反攻。13日，义军再次集结，欲攻击渡仔头庄的日军，然从他处增援的日军却反将义军包围，抗日义军只得退守。16日，盘据在急水溪畔的义军，在沈芳徽与林昆冈的领导下，对日军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双方激战、冲杀搏斗，战况惨烈。18日，贞爱亲王调拨增援日军抵此，欲采强攻战略扑灭义军，遭沈芳徽、赖安邦等人阻遏于萧垅郊外。20日，林昆冈等人于竹篙山决挥军与日军进行一场生死战，面对日军大举南下，义首林昆冈慷慨赴义，中弹后自刎而亡。

除了萧垅一带悲壮的抗日情事外，同一时间麻豆亦有义军奋勇抵抗南进日军的战役。19日，日军另一之南进军，逼抵麻豆庄，义首徐骧^[5]等人率义军出战抵御。贞爱亲王亲率大军来到，凭借猛烈炮火，义军渐不支，徐骧首当其冲，中弹而捐躯。麻豆保卫战遂告失败，义军退走台南。

竹篙山与麻豆之役后，日军沿途南下焚火烧庄，抵萧垅时，见当地荆竹茂盛、宅沟深长，误认为是义军的军事要塞，以为抗日义军藏匿于其中，乃开始屠杀，一时竹沟成为血池，无辜送命的百姓无法估计，此即所谓的“萧垅社大屠杀”。^[6]

乙未南瀛保卫战，在刘永福逃离台湾，日军不受阻挠地进入府城后，划下了据点。这段悲壮的南瀛抗日情事，牺牲了数以千计义民。撇开民族大义不谈，他们奋不顾身、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其所护卫的应当是那份乡土情怀的认同吧！

乙未抗日事件的结束，并不代表台湾百姓已心服日人的统治。随着殖民政策的实施，群众所受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剥削、压榨，让台湾百姓有次等国民的心理感受。也因此之故，日治初期的台湾社会并不安宁，全台各地的抗日事件频传。以下介绍几件发生于南瀛地区的武装抗日事件，事件的结果虽都失败，但仍可从中看出台湾百姓对日人统治上的不满之情。

关帝庙事件

日人领台之初，台地南北义民，分据各地，负隅抵抗，趁隙骚扰日殖民政权，使得总督府不堪其扰，甚至萌生转卖台湾之议。到了明治31年（1898）第4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对于抗日份子，改以怀柔政策取代先前的武力征服，以计诱杀各地义首，台湾社会整体的治安状况始获短暂的平静。

大正元年（1912）大陆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帝制。在台的有志之士，受此鼓舞，故全岛各地皆有义民密谋抗日，欲逐日人出境。台南厅关帝庙庄人李阿齐^[7]因日人的杀父之仇，早先即游走四方，结纳同志，伺机举事。大正2年（1913）6月，李阿齐以为时机已到，遂与五甲庄吴水龙、黄管、黄天坤等9人共谋起事。同年7月，李阿齐挟对岸革命成功之机，趁势宣传：“今中国革命，已告成功，革命军近将乘胜来攻日军，索回故土，北部同志已纷纷起应，日人无暇南顾，故欲驱逐日人出境，正其时也。”^[8]众人遂决定于农历10月24日前后，^[9]各携畚箕与铁锹，伪装成农民，以避人耳目，迳袭台南。

不料事机外泄，日警得到情报，谓五甲地区有居民剃相同发型（罂粟头）图谋不轨，故吴水龙等9人未起义之前即遭日警逮捕，仅李阿齐暂且逃匿躲藏山中，然最终仍躲不过日警的缉捕。此次事件称之为关帝庙事件。

日方将李阿齐所策动的关帝庙事件与罗福星的苗栗事件、赖来的东势角事件、张火炉的大湖事件、沈阿荣的南投事件……等，并为苗栗事件处理。本次事件的被告共有921人，遭判死刑者有20人，^[10]李阿齐亦名列其中。

李阿齐的举事虽是种报复的行为，并藉神话、迷信等方式来蛊惑民众，甚至谎称已招募到三千同志欲共同抗日，以引诱他人的参与。结果虽然失败，不过，从中可以发现台湾百姓于殖民政权的统治下，其生活定不安稳，亟思恢复昔日的尊严。

六甲事件

六甲事件的领导人为罗臭头，^[11]大正2年（1913）因细故^[12]遭日人非难，遂偕其妻藏匿至乌山中，靠打猎维生。因不满日人的横征暴敛，欺凌台胞，臭头乃建一佛堂为掩护，暗招有志之士，共谋起事，驱逐日人。

大正3年（1914），罗臭头与陈条荣、罗狮、罗陈兄弟等人，竖五色旗，打起反日旗帜，邻近庄头的壮丁投靠者无数。罗臭头并自封为“台湾皇帝”，以攻击各地派出所，夺取枪枝为首要目标。此时由于苗栗事件刚结束不久，故日警搜缉颇为严密。罗臭头乃采先发制人之计，于5月7日攻击六甲支厅，连陷2个派出所。沿途居民见状，纷纷加入抗日军的行列，一时声势浩大。

日人见状，马上编成一警察讨伐队，并动员附近之壮丁团，围攻抗日军。由于日军炮火猛烈，罗臭头等无法阻御，退走至瓮仔坑，负险以拒。日警连攻数日，其间清庄、放火焚山、甚至改采怀柔之计，派人游说罗等人出降，依旧无法攻城掠地。最后日警见种种计谋皆无效，采猛攻之势，弹如雨下，抗日军死伤枕藉，主要干部亦先后阵亡。罗臭头见事不可为，遂自戕以殉，其馀遭日警逮捕者有百馀人。台南地方法院于同年的12月4日对此事件作成判决，如下：

在日人统治期间，由于殖民政策的不合理，台湾人往往成为日人恣意欺凌、压榨的对象。罗臭头的起义，虽然仍跳脱不开封建的旧思维，但以其抗日大旗一举，附和者众的情况来看，台湾百姓对于日人的不满情绪，可谓倾泄而出。此次抗日虽然没成功，却也带给其他的台湾人，与日殖民当局，另一层面的思考空间。

噍吧哖事件

噍吧哖事件的主要领导者是余清芳，所以此事件又称为“余清芳事件”；余清芳以西来庵为密谋起事之地，招募党徒从事抗日活动，所以此事件有称为“西来庵事件”；而爆发抗日行动的地点在今台南县玉井乡，所以又将此事件称为“玉井事件”。

噍吧哖事件的主要人物为余清芳、^[13]罗俊、^[14]江定^[15]等人，诚如〈噍吧哖起义抗日烈士纪念碑碑记〉上所载：“乙未割台后，我全台同胞，不堪日人凌虐压迫，抗日革命，前仆后继，噍吧哖起义，其由著者也。”^[16]誓约携手起义，驱逐日人。他们以台南市的西来庵为中心，罗俊负责台北、台中一带的党员招募，余清芳负责南部一带及总策划，江定则负责人员的训练。

余清芳透过宗教来号召群众，宣传台湾已出现神主，将建立“大明慈悲国”，并驱逐日人离开。随着信众的日益增加，日本当局亦耳闻风声，欲缉捕余清芳、罗俊等人。罗俊于嘉义竹头崎庄遭日警逮捕；余清芳则率众退至噍吧哖一带山区，并于大正4年（1915）7月9日突击甲仙埔支厅与各派出所，抢夺枪枝武器，并截杀日警数人。8月3日，余清芳与江定再度率众袭击南庄派出所，并往噍吧哖的方向挺进。日警闻讯，除调派周围地区的警察队赶来驰援外，日军步兵中队亦赶来协助镇压。

8月6日，日方在动员大批的军警与火炮的掩护下，开始扫荡盘据虎头山的抗日义军。义军虽奋勇抵抗，但阵势训练与武器军较日人为差，终于不支退败，分散逃入山区。日军警获胜后，仍穷追不舍，大事搜索，认为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叛乱，乃噍吧哖地方民众暗地掩护、协助之故。故定下诡计将庄中所有庄民召集，再加以屠杀。由【表8-2-4】中可以看出，大正4年（1915）遭日军屠杀的人数占了当年死亡人数的58％。可证明8月6日虎头山之役后，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焚庄屠杀行迳。

败走退至山中的余清芳及其党徒，于8月22日遭村民诈捕送交噍吧哖支厅，于9月23日遭处绞刑，同案并有多人遭判死刑（见【表8-2-5】）。而江定及其数百名部下，在日方动员地方士绅如许廷光等人的诱降下，于大正5年（1916）4月下山投降。但日人随即改变态度，将江定等人逮捕，并被判处极刑（见【表8-2-5】）。

本事件所发生的地点虽然位在噍吧哖一带，然所涉及的范围却包含了阿猴（屏东）、台南、嘉义、台中、南投、台北各厅，规模庞大及参与的人数众多，对台人的影响自是十分深刻。噍吧哖事件后，由于死伤人数过众，引起了日本国内外舆论的挞伐，迫使时任总督的安东贞美，不得不罢绌多位官吏之职，并藉大正登基所颁的大赦令，宣布减刑，藉以塞责。^[17]而此事件也让总督府了解到治台不可一味地以武力压迫，否则台民宁可牺牲也决不臣服。加以当时民族自决与民主政治的思想为世界上的主要潮流，迫使日本当局改采怀柔的对台政策。而台湾民众也因此体悟到不能以卵击石，作无谓的牺牲。加以大陆的革命成功，鼓动了台湾的民主思潮，继之而起的反抗运动，乃改采所谓的和平方式，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面向的抗争，来谋求台湾民众的基本权益。

台湾社会以武装力量进行对殖民政府的反动，到了大正4年（1915）西来庵事件后即告消失。不过，武力的抗争结束，并不代表台湾民众对总督府的统治政权已告认同，而是转换社会领导者以另一种方式，启迪民众思想，进行不流血的抗争，以争取台湾民众基本的人权与地位。

大正7年（1918）明石元二郎任台湾第7任总督时，即提出所谓的同化政策－－“教育同化，经济同化，但是政治不同化。”^[18]冀以此为方针，而达到殖民台湾的最终目的。不过在大正3年（1914）之时，即有日人以板垣退助为首，于台湾倡议组织所谓的“同化会”，惜未几即遭总督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解散掉。不过却为台人的社会运动拨开一线的曙光。经过了西来庵事件短暂的沉淀，1920年代，台湾社会掀起了以政治运动为中心的民族运动。而主导此一时期的反对运动者，乃接受日本新教育的新一代社会精英，亦或有谓“运动的主体乃是以留学生为中心的青年知识份子及台人资产阶级”，^[19]林献堂、蔡培火、蒋渭水、吴三连等人皆是。

由于殖民当局对台教育政策的差别待遇，促使留日的学生增多，眼界渐开；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自决原则、日本大正民主运动、中国五四运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朝鲜三一独立运动等的影响，使得这些留日的学生，思考其应有的权利与尊严，故于日本组成“启发会”，随后改组“新民会”，发行报刊杂志宣扬理念。新民会之后，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接连展开，六三法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再建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新台湾联盟、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等组织运动出现，而这些皆是由新民会所发展出来的结果，可以说新民会是台湾社会运动的一股燎原的火，带领台湾的社会思潮进入另一阶段。

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新知识份子，深层脑海中的民族意识逐渐被唤醒，高倡“台湾应该是台湾人的台湾”，^[20]而兴起团结的意识。初期的台湾社会运动，主要以学生为中心，企图促进台湾人的民族觉醒、指导政治自觉，遂有台湾议会设置的请愿运动的开展。而后，随着全球各式的主义、思想之兴起，台湾的社会运动出现了不同的声调，主张与诉求之差异，导致了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转入了另一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台湾社会运动的主要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则因内部干部对反对运动的认同不一，于昭和2年（1927）走向了分裂之途。右派的民族主义阵营与左派的无产阶级阵营，各自于台湾进行所谓的社会运动。随着整体情势的演变，台湾的社会运动受到总督府的压迫与取缔渐多，并且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事开始，对台湾的管制也愈紧迫，所以社会反对运动渐走向沉衰。

纵使缺乏结社组织运动，民众仍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殖民统治的不满。例如：下营人黄清渊的〈伤时有感〉写道：“由来隶籍本中民，不意于今作外臣；半壁江山同敝蹝，一盘棋局付何人。势穷特割和戎地，思渥犹馀滴露春；愧我庸材生末世，䩄然徒抱大夫身。”^[21]字里行间透露出被殖民者的无奈，其亦曾因诗词之故，而遭日人逮捕入狱。

除此之外，一些文学性的社团，虽然不若政治性的组织有较激烈的抗争手段，然其亦以文字表达出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如大正11年（1922）蔡知、黄朝碧、蔡知泉、张水波等15人所组成的“月津吟社”，以诗会友，传承文化。^[22]另外成立于昭和3年（1928）的“虎溪吟社”，其成员王则修、徐永昌、郑江中等12人，无畏日警监视，于诗词中表现出民族文化之精神。直至二次大战激发，日警压迫加严，方停止活动。^[23]另由郭水潭、吴新荣等所组成的盐分地带社之主旨，表面上为“反功利主义”，实际上为“反殖民主义”，^[24]其于报章发表作品，带给民众另一层面的思考空间。

日本时期的非武装抗争，虽未能改变日人政治权力结构，亦无法改善台湾民众的命运。然而其强化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反抗勇气的精神，亦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造成莫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