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八章/第一节 中华文库

明治28年（1895）10月，日本虽然击退刘永福在台南地区的抵抗，不过全台各地的武装抗日却未完全平息，社会环境仍处于动荡的情况。层出不穷的抗日事件与台湾人民的性格有所关系，如“台湾系潮州、漳、泉客民迁往，最为强悍！^[1]”“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2]说明了台湾民众的强势作风。而总督府为了应付台湾这种时局，乃颁布各种律令与行政手段，已遂行其统治目的。

统治政策的演变

由于日本缺乏殖民地的经营经验，因此甫领台之初，对于治台的方针，朝野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最后，乃决定暂采“放任主义”政策，一面进行特别立法统治台湾；一面尊重台人固有的风俗习惯，以防民众的纷扰。

明治31年（1898）儿玉源太郎出任台湾总督，认为台地的统治需顺应现实状况，并随机应变处置，故提出“无方针主义”政策，采渐进之原则，在同化为最终的目标下，适度的尊重台人的风俗习惯与社会组织，藉以笼络人心，掌握台湾。一切措施以树立台湾殖民地体制之全面基础为首要，称为“缓抚时期”。^[3]

大正7年（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民族主义风潮崛起，与民主思潮风靡全球。台人则随着时势之变迁、社会之进步，民族意识觉醒，迫使日本不得不改变台湾的统治方针，以强化其对殖民地的控制。“内地延长主义”政策成了殖民政府新的统治基调，标榜日台融合，一视同仁，希冀台人经由同化政策能成为日本人，藉以消弭台湾社会方兴未艾的民族运动。此一时期，称为“同化政策时期”。

1930年代起，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兴，台湾成了其南进基地。并且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台湾社会纳入了“战时体制”，总督府一方面要强化台湾的社会控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教化运动，以加速台人的同化。乃颁布“皇民化政策”，图使台湾民众彻底同化成为“皇国民”，以支持日本当局发动战争。此一施策一直持续到昭和20年（1945）日本战败为止，本时期通称为“皇民化时期”。

虽然日本的殖民统治策略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态度是不变的。殖民当局视台湾为其禁脔，民众生活并未因政策的演变而有所改善，仍旧处于被殖民者的压榨地位之下。

独裁专制的法律条文

明治28年（1895）8月6日，日本天皇批准的台湾总督府条例，为了镇压动乱，到翌年2月止，台湾施行军政。^[4]翌年3月，武力弹压结束，结束军政，改行民政。却以台湾治安不靖、距日本遥远往来不便、风土民情迥异于日本为由，颁布“法律第六十三号”（简称六三法），^[5]授权台湾总督得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使得台湾被摒除于日本宪法的保障之外。

“六三法”赋予总督立法权，而台湾总督本来就具有行政、军事的权限，现在再加上立法权，总督形同集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权于一身的独裁者。此外，“六三法”虽附加有效期限三年的规定，但期满后迭作延长。明治39年（1906），日本政府又向国会提出延期之议，改以“法律第三十一号”（简称三一法）取代，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其内容与性质并无太大的改变。

“三一法”施行到大正10年（1921）底结束，再改以第三号法案（法三号）取代，沿用到日本结束统治为止。此法标榜日本本国之法律原则上亦适用于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仅限于因台湾的特殊情况而必要时。即便如此，并非意味殖民专制体制将有所改变，台湾人依旧不是法律的主体，而被殖民者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在绝对的权力下，必然出现恶法。例如明治31年（1898）11月，儿玉源太郎总督就根据“六三法”制订“匪徒刑罚令”，列举多项死刑罪，针对台湾的治安进行整治，以收立竿见影之效。此令表面上系为打击土匪、维持社会治安而设，实际上却成了报复抗日行动的工具了。

从【表8-1-1】中可以看出，台南地区从明治31年（1898）开始，法院所审理的案件量与前几年相差许多，更可以看到死刑审判的人数亦提高许多。一直到明治37年（1904）后，台湾全岛各地的反抗活动逐渐消弭，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数才大幅降低许多。经过了殖民政府严厉的镇压之后，表面上台南一带的社会已渐趋平和，不过从台南发生多起的抗日事件中可以得到验证，民众怨气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时终会爆发。

警察政治与保甲制度

为了配合地方行政，总督府于台湾设立所谓的警察制度，以加强社会控制。明治30年（1897）乃木总督实施所谓的“三段警备制”，将台湾全岛的警备勤务区分成三级：匪徒经常出没与治安最坏的山地列为第一级，由军队、宪兵负责；山地与平地之中间地带为第二级，由宪兵、警察负责；村落与城市列为第三级，由警察负责行政及警备。^[6]明治31年（1898），儿玉总督对警察制度进行改革，在各地增设派出所，增加警察人员，将维持治安的任务完全委诸警察。台湾的警察密度为日本帝国所有领土中最高的，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3.1名警察，每一名警察管理547位台湾人，^[7]这些数字说明了台湾社会的统治性格。

在日本时期，台湾的警察由于职权^[8]不断的扩大而至于无所不管。其以令人畏惧的权威处理和干预台人的日常生活，强而有力地控制台湾社会，成了殖民当局有效执行行政业务的工具。

除了绵密的警察系统网，总督府并加入民间的力量–保甲制度，以达到滴水不漏的社会控制。明治31年（1898）8月，总督府为确保地方安宁，乃颁布保甲条例及保甲条例施行细则。其制度与清朝制度相仿，十户为一甲，十甲编成一保，甲置甲长，保置保正，分别由甲及保选举，报请所辖郡守、支厅长、警察署长或警察分署长认可后任命之。

保甲组织乃参酌清代的保甲制度而成立，主要是协助警察机关取缔或搜捕犯罪者，以维社会秩序。不过与清代的保甲组织相比，此一时期的保甲几沦为警察机关的附庸，形同傀儡。而有自卫性质的壮丁团，^[9]到了日据主要接受警察机关的指挥，从事天灾地变的警戒及协助警察搜查之活动，较诸清代的地方团练，其功效相差无几，不过其自主空间则相距甚大。【表8-1-2】乃日本时期南瀛地区的保甲数目与壮丁团数之统计表。

昭和20年（1945）6月，总督府鉴于警察机关已相当充实，而保甲制度亦已发挥其作为警政辅助机关的效果，乃正式废除该制度。可以说保甲制度与日本的殖民统治乃相始终。

专制体制的建立与组织变迁

日本领有台湾之后，以陆军大将或中将出任台湾总督一职，总揽台湾的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权。台湾人民的权利、义务几乎完全掌控在总督的手中，台湾成了明治宪法的政治异域之区。迨至大正8年（1919），原敬内阁进行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以武官专任总督的规定，并解除总督的军事权。第8任的田健治郎就是在此情况下担任第1位文官总督。不过文官总督与日本国内的政党政治休戚相关，从16年换了9位总督可看出个中的端倪。之后，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气焰高涨，连带台湾的殖民首长亦转而由具军事身份的武官担当。昭和11年（1936），出身海军大将的小林跻造出任第17任台湾总督，直到昭和20年（1945）日本投降为止，台湾总督始终由军人担任。

辅佐总督行使殖民统治政策的，主要以民政长官为主。例如儿玉担任总督时，任命后藤新平为民政长官，纵使他大多数的时间皆不在台湾，后藤新平依旧负责帮他推动主要的政务。总督府下的组织，为配合施政的需要，局署虽有增删或易名，但组织架构不变。

至于咨询机构，初期设有评议会，由总督与府内高级官员兼任组成，故属于形式上的机关，并无法对总督产生制衡的力量。纵使到了后期，评议会组织加入了民间日、台人代表，然此些代表多为总督所遴选，依旧无法对总督产生任何的约束力。因此台人舆论讥其为“空挂民意的招牌”。^[10]

南瀛地方行政体制的沿革

日本领有台湾之后，行政区域的划分初始参照清朝末期的旧制，将清末的台北府、台湾府、台南府改为台北县、台湾县与台南县。台南县所辖包括现今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县市境域皆属之。不过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固，行政区划亦作了多次的调整（见【表8-1-4】）。行政区的变动并不代表地方自治的变革，仅止于展现表面上行政区域的变动，基本上，地方的行政首长多无真正的实权，工作以执行上级所交办的任务为主。

而基层的地方行政采街庄制度，遴选辖区内具才德资望者，报备核可后任命之。街庄长不具有官吏资格，无固定俸给，仅支给事务费，主要的工作是协助总督府处理行政事务，并非落实的地方自治制度。

总督府甚会拉笼台湾社会领导士绅来担任地方行政官吏的职缺，以其声望来协助总督府的政令推动。不过，较高阶的职位依旧由日人来担纲（如厅县知事一职多有日人担当，见【表8-1-5】），台人所担任的职位以街、庄、辨务署等基层行政官员为主。这种行政变革，一直要到日据末期，地方上的行政首长才享有较高的职权，然总督府依旧总揽大部份的权限。

大正9年（1920），台湾地方自治改革运动倡起，总督田健治郎为了缓和台人澎湃的民权思想，乃实施所谓的“协议会”制，由殖民当局就辖内有声望者遴选担任之，供地方行政长官咨询，乃一有名无实的机构，仅为蒙骗台人罢了！昭和10年（1935），经过台人长期的抗争，遂开放部分的参政权与自治权给台人，半数名额经由选举的方式产生，年满25岁，一年当中缴纳5圆以上税款者则具选举权。同年11月，第一届台南州州议会议员选举，当选的台人有刘清井、高添旺、陈麟绸、吕宪发等人，任期4年。昭和14年（1939），第二届州议会议员选举，经由选举所当选的台人有刘清井等10人。^[11]这种半自治的地方行政，亦因日本的投降而宣告结束。综观当时南瀛于日本时期的地方政治，仍跳脱不了总督府的高压殖民统治的桎梏，台南民众依旧处于受压榨的地位。

中日战争爆发时，台湾虽已被日本统治了42年，且经过“同化”政策的改造，但日人为避免台湾人倒戈相向，乃加强“皇国的精神”教育，使台人成为“忠良的帝国臣民”。^[12]因此日本的治台政策进入新的阶段，开始推动所谓的“皇民化政策”。

其实早于昭和11年（1936），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于东京发表的治台方针中，即宣示“工业化、皇民化、和南进基地化”^[13]的统治原则。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乃开始推动皇民化运动，藉以协助日本完成“圣战”，进而达成“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

台湾总督府认为要使台人彻底的皇民化，必须从“生活改善”和“打破陋习”等日常生活方面着手。透过密布全岛的保甲组织网来协助其推展皇民化运动。昭和16年（1941），策动全台成立“皇民奉公会”，标榜“台湾一家”，以促进昂扬斗志，实践决战生活、强化勤劳态度与巩固民防等目标。“皇民奉公会”成为涵盖上至总督府各机关、下至全台各级地方政府，浑然一体推动皇民化运动的机关。而分布各地的皇民奉公会，则成了皇民化运动的重要细胞。

皇民化运动的内容包括：宗教与社会风俗的改革、国语运动、改姓名、与志愿兵制度。^[14]

在社会宗教与风俗的改革方面，要以日本的国家神道取代台湾原有的传统信仰。为了达成此一目的，一方面在台湾广设神社，要求台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另一方面则透过寺庙的整理与裁并，希冀消灭民间宗教。然而，由于台湾民众对于固有的信仰，已有根深蒂固的认同，对于日本神道的参拜，仅是表面上的信服，私下百姓仍对传统的神祇偷偷祭拜。整个神道信仰的改革在日本战败之后，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影响。不过，皇民化运动对台湾人的一些社会风俗改造、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上等非政治性的活动，确有助于台湾民众生活水准的提升。

在国语运动方面，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全台的民众都能讲日语。除了学校废除汉语的教学、报纸禁止汉文版外，乃广设“国语讲习所”，针对教育程度较低或失学的人口进行日语教育；而对于已具备日语能力的高阶民众，则采“国语家庭”的奖励方式，以促成日语的普及化。

在改姓名方面，将汉姓名改成日本式的姓名，无疑的是作为真正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之一。不过台湾百姓申请的态度相当不踊跃，除了少数社会精英或与公务有关的人员外，多数人仍旧沿用其汉名。

台湾于昭和17年（1942）4月1日起实施志愿兵制度，以募兵方式，劝诱台人加入战场。初始，台湾百姓对这项制度反应似乎相当的热烈，自愿申请当兵者相当踊跃，共计有20万7183人加入了战局，^[15]将皇民化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而后，随着战事的吃紧，日本开始在台实行征兵制，导致大批的年轻人丧命于战场上。而战争期间，日本当局亦曾在台湾征集慰安妇，在台湾的统治上，留下一笔血泪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