渼湖集/卷之四 中华文库

前询心丧人冠子之疑，当时忽记《经礼问答》中有心丧中可以嫁子之说，〈见昏礼论主人条。〉窃疑昏重于冠，而重者犹如是，则轻者尤无可疑，故略有云云矣。

更思之，心丧虽身无衰麻，宜若轻于期之未尽者，而但凡期则既葬之后，犹许饮酒食肉，又不许解官，心丧则不然，然则二者之轻重，又可知矣。

古者无申心丧一节，故服尽后，犹可无碍于多少吉礼。而今则服虽尽，而犹心丧以终三年，固孝子之所自尽也。

冠有迎宾送宾之礼，昏有醮子受馈之仪，盖皆所以周旋乎尊俎筵席之间而为礼之盛者，是岂可以心有重哀而抑以行之？求之礼意、人情，其必不然也。然则尤翁之论，恐无乃亦有难从者耶？尝与朴士洙议之，其言盖亦如此。幸审思而还以见教也。

所谕期与心丧轻重之说，已悉前书。尤翁诸说，亦非不饫闻，而终未敢释然。然安敢自保其必是也？

至于因丧冠，别是丧中之一变礼，与今所谓“必待无期以上丧而行之”者，自不干事。且冠虽非繁华设乐之仪，而自是礼之盛者。今乃心存哀戚之情而迹涉宾䜩之筵，其进退周旋之际，必将有隐忍踧踖而不容已者，此岂孝子之所安耶？

若只三加而不盛馔，又其父无与于其间，则此其参酌出来，可谓尽是稳便。而苟如是，不独冠可如此，虽昏亦然，只存亲迎而去其父醮子、受馈数节，则亦自无多少窒碍。但从古圣贤都不曾开此一路，朱子亦云“大本未正，百事俱碍”，则其为病之也已深矣。今如是方便，损益于圣贤所言之外，则无乃近于手分世界而有役礼许人之讥乎？

单加之礼，曾见丘氏说有之，见在《家礼源流》中，但未知果是正当可行否耳。虽然，此方论礼意，故有此多言耳。欲只循俗而已，则亦都无事矣，何论礼之当否耶？惟在当之者择其自安于心者，行之而已。如何如何？

衰病相怜，岁暮益甚，不谓故人情翰远辱千里之外，惊慰之极，不啻一字万金。只调候尚未甚快，此深仰虑耳。今冬时气绝乖，不审信后起居更如何？元行廑保躯壳，素患痰症遇寒益苦。此岁又如是消遣，区区志业竟成濩落，徒增慨叹而已，奈何？

见寄先集五册，谨拜嘉惠。仍窃伏读，仰窥先辈德懿文章之盛，甚幸甚感。而至于先大夫尊丈，廑得一拜于骊江舟次，至今想见风采，每不能忘。乃今得其遗文，益知其所未知，宜执事之必欲表扬于来世也。晦可于此，亦岂不思奉效？大集弁卷之托，乃归于愚陋，则固知执事之意，非以此芜拙之辞为可以任此，而特以世好而相责耳。宜无以为辞，而年来精力益耗，实无以自力笔研，人家铭表之曾所冒受者，往往作数十年故纸，堆积箱箧，一未拨遣，方次第白还。况序、记文字，平生尤所未习，以此病昏，有难强所不能，虗辱尊命，此非敢一毫文饰也。不然，执事有属，何敢不奉承也？想雅度善恕，必有以俯察，而此心悚仄，则殆无以自容也。

千万天寒，倍加慎护，以慰远慕。不宣。

禫既过时不祭，则其当变除者，只于此月中，取其近日，哭而行之而已。至如执事，则本无禫矣，又何哭而除焉？亦只俟吉祭，以复其常可也。但吉祭又不得行，则诚亦有所碍。然礼有“长孙承重者，在父丧，不得行祖母吉祭”之文，不得吉祭，则改题、合椟，皆不得以时，而待其丧毕而为之，则将或至于三数年之久矣。凡支子之当变除者，以其不及改题合椟，而又至于三数年而犹不得免丧，岂理欤？

今贤咸之病，固未知如何。然人之有疾，其迟速固不可期，而设或有累月经岁而不已，则诸子又因是而皆不得免丧，终为过矣。

夫先王之为礼也，丧至于二十五月则既毕矣。犹待夫禫、吉，然后即乎纯吉者，以其馀哀之未忘，而又为之少引数月，以自尽而已，至此则抑可以止矣。故《礼》云“是月禫、徙月乐”，又曰：“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至孔子之所自为也，又既祥五日而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此所谓“圣人之中制也，贤者之所俯而就之，而不得过；不肖者之所企而及之，而不敢不至”者也。

今为长孙之有故，而又引而至于累月经岁而莫之变，则岂非所谓“过”欤？故愚意以为今日之事，执事于来月当祭之日，可以复常如礼，而至若合椟之节，待贤咸粗安，别为祭而行之，似无不可者矣。

吉祭之摄行，是谓主祭者身有重病，至于累月经岁，而改题、合椟之事，皆不可以许久延拖，则不得已而或可如此者也。如今贤咸可以起动于数月之内，则自可以躬行者，不在所论也。

行职、赠职先后之说，曾于尤翁集似见之，而今考得不出。然朱夫子于其《告考妣文》，有曰“敢昭告于皇考太史吏部、赠通义大夫府君云云”，此先行后赠之一大明证，恐无待他说矣。如何如何？此在《大全》八十九卷二十一板矣。

所谕“支子无吉祭”，开晓至悉，幸甚。然区区于此，犹有未尽释然者。

妄意以为吉祭不过终丧之别祭。凡有丧而将终者，其去凶而即吉，无不因此而行事，此实人人通行之礼，非如夫禫之或有而或无也。何也？吉祭之名，始见于《士虞》记、《丧大记》之文。其文亦但曰“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而已，曰“吉祭而复寝”而已，并不言“斯礼也惟宗子得行，而支子不得行”也，亦不言“复寝之节，惟宗子可待乎此，而支子则无待乎此”也，亦不言“必有祫祀、递迁，然后为之，而无祫祀、递迁，则遂不得为”也。信如来谕，则天下之为支子者，不为少矣，千古以来，何故于此都无一言明白以晓后世之人，而直为此疏略耶？愚故以为吉祭者，不过终丧之别祭而已矣。

然丧既终矣，则祖庙之祫祀，于是乎可以举矣；昭穆之递迁，于是乎可以行矣。凡所以去凶而即吉者，无不由之，而其最大者，特在于祫祀、递迁二者。故后来论吉祭者，恒以是为说。然其实因终丧而有此祭，因此祭而举此二者耳，非此祭专为是二者而设也。故宗子而行此祭，则可以祀祖庙，可以迁昭穆，支子则只行于其主而明其终丧之义而已。若夫复寝之必待此祭，则固无分于宗子支子也。迷见终恐如此，如有未当，还以见教也。

又有一事。吉祭之说，其初只有前所引《士虞》记、《丧大记》数句而已，而都无有诸家议论，老兄且谓。而今诸说未出之前，惟此数句单行之时，何处讨见得祫祀、递迁等多少节文出来耶？但既是终丧而祭，而所祭者又宗子，则此二者为终丧后第一当行底事。故后贤因说得如此耳，非谓无此二者，则遂可无终丧之祭也。此一段最好深思，如何如何？

有人年八十，丧其长子长孙，而欲依朱子家事，传重于八岁曾孙，其祖已上三代，皆当递迁。高祖则无可迁之长房，将埋主而事甚难处。欲闻先贤定论，座下则尝以此事为何如而得耶？虽传重，而别有变通恰好之道耶？愿闻之。

蒙谕礼疑，虽以尤翁之邃学，引朱子答胡书、告庙文及《语类》“难行”之说，而以为“谁敢是非而取舍”云尔。则今日何人乃敢于此，大开口说破耶？

然尝窃疑玄石以为“凡有所祔，然后有所迁。因祔一主，以代数而并迁二主，揆之情礼，俱似未安”云者，似已得之。而后乃自改其说，岂错数长廊柱耶？且答胡书所谓“将来小孙主祀，亦当如此”者，安知其必指夫子老传事而言耶？此平日所未释然者，故因亦附质。

禫虽吉祀，而有哭泣、变除之节，且如《备要》而着吉行事，则虽暂时之借，固有未安。而先师已于《便览》中，移置禫服于禫祭条，移置吉服于吉祭条。盖以变除自有次序，而《备要》犹有所未尽故也。然则禫祭所着黪服，非吉服，乃丧馀未大吉之服，吉祭所服，始为纯吉。借黪与借纯吉，亦岂无差等耶？谓《备要》所定不可变动则已，既以为未免阙略而如是改定，则前日某友所言，亦非无可据云云。

昨来所谕，俱悉盛意。然愚之所以终未释然者，前贤所论，只言后丧之中，不可行前丧之禫而已，不更言后丧未祥则不可行，而既祥则为可行也。此岂有阙文而然欤？或有可据之文，而自未得有闻也。

然凡丧期，必以二十七月为断。故虽既祥，而犹在二十七月之中，则犹不得为丧毕，自夫饮食书疏之间，皆未有以改也。禫虽有哭泣、变除之节，而自是即吉之祭，故古人亦谓之禫是澹澹然平安之意。则今重丧未除，而其心犹可以澹澹然平安，则孝子之情果如此否乎？且以《家礼》之文，则既祥而服黪矣，其禫之必服吉也，又可知矣。使生于其时者，如哀家今日之所值，则虽在后丧未毕之中，亦可以借吉而行前丧之禫乎？然则正哀兄所谓“虽暂而未安”者也，朱子之礼，其误人也，岂不大哉？

盖祥之服黪，虽若可疑，其实深得古者缁衣素裳之义，禫而服吉，又不违于玄衣黄裳之意。则《备要》之禫用吉服，实遵朱子之旨，而不背于古，未见其为阙略也。今何必舍之而必求之于无礼之礼也？

浅见如是，必多谬误，幸恕而教之。

昨者礼疑，重违盛意，僭有所论，率尔为惧。又蒙不鄙，辱与反复，益增愧赧。

夫黪为未纯吉之服，而禫亦未纯吉之祭，则以未纯吉之服，行未纯吉之祭，固亦似乎称矣。然禫虽不丽乎纯吉，而语其义则澹澹而平安也，语其事则由是而可以从御、可以县乐，由是而可以饮酒而食肉矣。其为吉也，不已多乎？是果可以所服之幸未纯吉，而安然行之于丧未毕之日乎？如曰“虽禫矣，而不可从御，不可县乐，又不可饮酒食肉”云尔，则恶在其为“澹澹而平安”也？其心犹不忍于澹澹而平安，则又恶在夫禫之义也？

如二祥之变服，虽在凶时而有不得以已者，盖衰麻之日月有限，既不可以有过，而又有示前丧有终之义焉，其不得已，固宜也。禫则不然，有故而过时，则有不祭之法矣。今此所谓从御县乐饮酒食肉之类，亦不可以少已，而必冒哀而为之耶？

且祥服之或黪或素，《家礼》虽与今制不同，禫之用吉服，固未尝有异也。但《家礼》无吉祭，故禫日便用纯吉，《备要》则虽未便极其华盛，而犹用玄冠黑带之属，则大抵皆可谓之吉也。如弊宗所行，虽不足言，世所称知礼之家如是者亦多矣。然则此亦一世通行之礼，未见其为古今异宜而不可行也。

夫礼随时而不同，自三代而已然，则今《便览》之用皇朝旧制，宜亦无不可者。然《备要》之为时王之礼，盖亦为久，而又有得于周公、朱子之意，则虽无改，自未为失。尤翁所谓“儒家仪范，必不得征于朱子，然后乃从他说”者，亦岂不为后学之明法耶？且丧中不禫，古多明据，祥后行禫，礼无概见，虽以《便览》之文，此事亦无的证。今必行之，则未知于圣人“阙疑”之义，何如也。

所献论性书，乃从来大议论、大是非处，而率然信口说去，意必多谬误。而及承盛教，反若有开可者，愧汗不可言。

所引朱先生说，便一大援证，其致疑于瞽说者亦是矣。但愚意则亦有在，盖原其性之本然，则固是太极浑然之全体，备四德而无不贯，及其局于所乘之气，则如木仁、金义，各偏一德而不能以相通。虽其局于气，而又易其所乘，则以之为仁、为义、为礼、为智，无所往而不可通。只易其所乘而无不通，这便见元来浑然全体，备四德而无不贯处。

故书中既先言“太极者，不过曰阴阳五行之理而已，谓性与太极不同则已，同则性只是仁义礼智之德而已”者，正是朱子此说之意。后又言“虎狼之仁、蜂蚁之义，则正是就异体上理绝不同处言之。故又须明绝不同之中有无不通之妙”，此所以有易其所乘多少说了。非谓太极初无为仁、为义之理，待木之气而始为仁，待金之气而始为义也。此书若更细览，则可知曲折之所在。而抑无乃自家见处未明，辞不达意而然耶？

汎论“岁”字，则兼丰凶说方备，故曰“岁”，谓岁之丰凶也。至曰“罪岁”，则是专以岁之凶者为言，故又曰“归罪于岁凶”。上下所释之异，亦各有其义耳。

救征利则义为重，论保民则仁为主。其专言仁、专言义，固各有所当，非有意于互说也。

耕耨固壮者事，亦非壮者之所独也。至于修其孝悌，事其父兄，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则方专是壮者事。

曩日复书，想已关照久矣。霜寒，侍下学履增福？秋序忽复向尽，慕徒之感，日有难胜耳。元悲苦之外，惫病益难振。虽自数日复展旧编，甚无意趣。幸得士行一来，从容讲说，殊觉胸次顿豁，益恨尊之不可共致也。

某友事，甚非意虑所及，亦足伤叹，奈何奈何？世变层生，吾道日孤，惟有一二同志如晦可、仲思，尚可以左右提挈，协力扶持，庶几上不负圣贤，中不负朋友，下不负自家夙昔之志。而相去仅一两日程，不能时时从游，甚则书问往复亦至屡月阻绝。念昔朱子、南轩诸贤，皆散在四方万里之外，往来讲磨，如在邻比而朝夕焉者，果何等诚心力量也。

士行言“此亦皆不免一”俗“字，不能如此”，此言良是，想亦有警也。所与此弟言者，想能细陈，可因书以正得失也。万万非书可究。

令子昏事，既有尤翁定训，则哀之不欲骤语“权”字者，诚可谓守经不苟之论矣，令人不胜叹仰。

但尤翁此说，实出于一从《家礼》之意。而《家礼》论冠昏之行于服中者，立文稍异，尤翁每以此为互文而当通看。玄石则以为各是一义，尝质于尤翁，则尤翁曰：“以道理言之，则愚见似长；以文势观之，则高见似顺。若得朱先生论昏礼以失时为重之训，则来说方得无疑。”又曰：“如得分明证左则幸矣。”此犹若为未定之说。而至答他人，则又力主互文之说，以为“冠轻于昏，而尚云‘父母无期以上丧，乃可行’，况父母有亲丧，而可以行昏礼乎”。

愚于此，每以尤翁所论为最直截可从，近得《书仪》观之，则于“身及主昏”本注，既备引《士昏礼》、《杂记》之文，而末乃断之以“今依律文，以从简易”。此所谓“律文”，即朱先生所答李继善“礼、律可考”者是已。《家礼》此文，实本《书仪》，无一字增减。而《书仪》之本意乃如此，则尤翁互文之说，无乃未考乎此，而玄石亦未及见此本注，以塞“分明证左”之问耶？然尤翁之说，虽失于《家礼》之初非互文，而自义理言之，不害为深得古礼之意。如有用之者，夫孰敢非议？而世人之难于失时，只从《书仪》之文者，亦不至为全然无据耶？

今只以申家事见之，其事势诚亦有至难处者，必待此丧毕而行之。其以下诸人，已至于失时，而人事之变，有不可穷者。设又有三族之不虞，辗转蹉过，又至几年之久，则其为狼狈，又岂有限极？《书仪》之意，其亦以此也欤。又见遂翁文集，其于人家此礼，辄皆许之。此老于师门议论，一皆谨守，而独此处不尔何也？恨未及洒扫而请其说也。幸哀斟酌二者之间，择其所安而行之，又还以相教也。

国恤中私祀行废之节，以有官无官为差，实源于古礼，而退、栗两先生皆引以为说，岂不诚正当道理？而乃若尤翁则不然。其意盖以为“古礼大夫士有君丧之服，则常在公朝而不敢行私丧之礼，今也此礼既废，不可以复举。古者庶人惟在圻内者，始得为齐衰三月。而今也于大王丧，皆白衣白笠以终三年；王妃丧，皆白衣白笠以尽期制，大致与大夫士无异。其服既无异，则其于祀事行废，独不可不同。故国葬前，时祭当废；忌、墓二祭，皆略设单献而无祝〈二祥则俟卒哭后，备仪退行；墓祭则不上山。〉；葬则礼、律皆无禁，当行之；虞则单献。但卒哭，须国家卒哭后行之，其馀朔望、节祀之类，皆无废”。其论如此，常以为此说尽有意义，可以行之无碍〈如答朴和叔一书最详，在礼疑小祥条。〉，人有来问，每以此为对，未知如何。

然近日自上因礼官有禀，私家大小祥虞卒等祭皆许行。此便为时王之制，亦不敢不从否？尤翁则每以为“国家虽以内丧之故，不废大小祭祀，而自臣民言之，梓宫在殡，期制在身，则自不敢遽同于国家”云矣，此义又若何？

据《五礼仪》则自前衔三品以下，皆以无官而无服，今日新令，前衔亦无问高下，一例受衰，京外诸人皆然。虽与旧典不同，慎斋则每以《五礼仪》为非，而其说在《丧礼异同议》中，然则新令反为得之矣。四月忌祀、端阳墓祭，已具于尤翁说，而两处练事，则又有新令在焉。然以义则尤翁说弃之，终若可惜。哀见云何？

为士者未及出仕，则如女之未及出嫁，虽职名至，而不敢以是自处者固义也。愚则情事尤有异于人，前后除拜，一未尝承膺，则只一个韦布而已，何敢以官自处乎？以故朝家所以以官待之者，皆不敢当，如收议之及，绝不得仰对。以此义推之，凡于恩赐之物，皆辞焉可也，辞焉而无可免之路，故如扇、历、书籍之属，不得已而受之者有矣。

今玆国哀，自朝家命给百官衰麻，使之成服，而此亦以其职名与焉。欲受之，则有乖从前自处之义；欲勿受乎，则君上使以此饰哀，而拒以辞焉，亦有所不安者，未知如何而可也。

昔吾三渊从祖尝辞之不受，颇似直截，而但从祖平生标致自别，有未可以猝学。如愚之不仕，非不屑乎此而自附于隐遁高尚之风也，只情事悲苦，有不得不尔。然则荣禄固可辞也，似此祸故之际，亦可以不少伸否？且如扇、历、书籍之赐，一切皆受，而独于丧服之赐，诿以未尝从仕而辞之，果无所不安乎？此所以终不得不受。苍黄未及广询，未必其当理，虽属已往，犹欲闻高明之论，幸赐剖教。

近又上一书，略附于栗老请勿过哀之义，中间略似有外来说话，其实只是宽慰之辞，不敢有言事之意也。今以呈览，亦教其当否。

吾辈相居既远，不能合席对讨，惟有书牍一路，可以讲明义理。且彼此俱鲜朋类，此义不望于哀而将谁望乎？从今以往，凡于读书有疑、临事难决处，必极意往复，勿复如前之疏泛，尤大幸也。

祭祀行废，近更思之，在尤翁时，则虽有官者，实无衰服，不过白帽白带，而与士庶之白笠白带者，大体无甚分别。则至于祭祀，亦不必异同，其义固有然者，此尤翁所以未能尽从石潭之说。而今则自庚子以来，有官者有服，无官者无服，界限截然，非如昔时帽笠之无甚分别也。愚意欲还从玄石之论，其所谓《随笔录》论此一段，实主于退、栗而为之说，似有意义。在昔则可如尤翁说，而在今则又当如玄石说。此无他，前则有官无官俱无服，后则有官者有服，无官者无服，今只以此断定，似甚简当。士庶之白衣亦不害，只为如丧之义而已，何必以此而凡事责其尽同于有服者乎？哀意于此，又以为如何？

如墓祭、节祀，只依沙翁所行，亦无不可。而若有官者之行练祥，则虽曰时王之典，而终恐有不安者。闻“近有人于坤圣服未成之日，敢行其私祥”，此实世道之大变，而无一人言之者。伦彝之斁灭如此，此时君丧之礼，尤在宜厚而不宜薄也。

前所上奉慰小朝书，近因大朝筵中，叹无人劝讲东宫，一大臣偶举贱臣有言，上颇喜闻，仍命索入书本，遂下别谕。恩礼旷绝，至命递职而促召，其为皇陨愧汗，当复如何？当初此书，不过请勿过哀之意而已，虽有一二过去说话，而非直为言事之体者。今以是蒙被异数至此，尤为踧踖。或者因此又有问此后语默当如何者，此则实不知前日之书，初非为言事而发，则今亦不可因此遂改其本来所守者也。不识高明将何以教之？

别谕后，辄以一疏，敢悉暴情私，圣批又甚恻怛，益令人感泣不知死所。只此私义终无转动之路，将不免辜负大恩，永为不瞑之鬼而已，奈何奈何？此事颠末，恐欲详知，玆录上，幸览还也。

祭祀行废，自有官者受衰以来，终觉栗翁说为有据。但未敢便为定论，俟更商量。

时偕说，固亦昭陵之见。然《曾子问》注所论“适子在家，自依时行亲丧之礼”者，亦岂不严于君臣之礼而如是哉？恐或各有其义而非苟然耳。

所谕昏礼，始亦非为一时事势，敢为无稽之言。如遂庵、芝村诸贤，皆笃信尤翁之说者，而至于此礼，不能一遵师旨，意必有所据，非苟然者，所以妄有云云。今此仲陟之论甚严，极令人皇恐。《书仪》中一段与遂、芝两书，并此誊览，伯高所与此往复者，恐亦在裁择，附见其下。

《家礼》之文，实因《书仪》之文。而司马公所为自注，既引“三族不虞”等说，而末乃结之以“今依律文以从简易”。盖三族者，主父母之主昏者而云，是父、己、子之昆弟。则是皆于父母为期服，而于礼不可以主昏，故不得不别使他亲主之，以通其变。此恐当时时王之制，有如是者，故云“今依律文”也。朱子所答李继善“礼、律可据”之说，亦无乃指此而言耶？然则尤翁冠昏互看之说，恐或未考乎此，而玄石亦不能以此对其“明白证左”之说。岂此书晩出，皆未及经览而然欤？不尔，昭陵固已见之，而愚于此义，有所错看而然欤？

但愚于此，亦有一疑。尤翁互看，虽失于《书仪》之本旨，而三族之说，但止于期服，而三年之丧，更未有明言何也？岂于期则犹或可使他亲主之，而于三年则虽有他亲，而亦不得以主之耶？以遂、芝所论，则虽在三年之中，而亦若无不可行者，想必有所以，而惜其不尽闻也。

来谕所谓长子父母之丧异同之说，恐未必然。父母与子，虽有尊卑轻重之别，而以其服则皆所谓期以上者，其于主昏之可不可，岂必有间耶？大抵此事从尤翁而不行，则虽未知于《书仪》如何，而于古礼则诚得之矣；从遂庵而行之，则虽或违于古礼，未必不得《书仪》之意，而庶几《孟子》金羽之义矣。惟在当之者择以行之而已，恐未足以相訿也。如何如何？

更思之，古礼三族不虞之说，固是以期言。而《家礼》则不止言期，又必着“以上”二字者，可见三年之包在其中矣。注中引“三族”云云者，盖古者自期已不许主昏，而今以为依律从简，则亦以引此见彼，以通于以上者之皆然尔。

䯻制，愚意政如所谕，又缘事力不逮，姑只依尤翁家法而为之。既去辫发、椎髻之陋，则其上所着，无问某制，得一据则都无所妨。李承宣所购，其制未有所闻，如已得之，可以一纸裁成一本相示否？

但向来京里士夫家，或为他制，往往有近侈者，自上又以宫样外如为他制者，一切严禁为教。似此私议，莫或不敢否？然上之所禁，实在侈习，则为制之简朴者，可幸寡过否？并量教之。

数日来连有先声，方苦待贲临。书至，喜审雨水行驾利涉，起居增重，独恨不直抵此中，作一稳耳。今日之动，诚不获已者，而中外拭目，以观贤者所为，毁誉勿论，而惟尽吾义分而无愧悔于此心为至难。

不知所欲言者何事？亟欲进听一二，而闻将有史官之来，又似有宾客之挠，虽往恐未稳叙，终惜其舍此而他之耳。今夕如失临宿，则势须于归路逢迎。惟愿千万慎重，毋负士望而卒为吾道之光也。不宣。

昨筵，何以出入？有何说话？如有所录，示及为幸。

此间室忧，尚无显减，身病又发眩气，长时苦剧，日以为闷。此际又忽被恩谕，史官相守不去。向为左右代闷者，来逼自己，甚恨左右不念所恶勿施之义，乃至于此，虽欲无怨徐庶，果难矣。

闻已以进言告归，至达筵中，信否？既不作久计，则不必复为濡滞，幸速决如何？因循之间，别生意外葛藤，亦不可知，众口嚣嚣，亦可苦耳。

区区行止，已有数十年微谅，且前后圣教，只是追念先故，一欲见面之意，则为此遽进，无或率尔否？此又勿论，今则实病如此，设有可进之义，亦无奈何矣。未知盛意云何？

今日去国之行，固已知之早矣。王庶几改之，犹不能无望，而忠言未尽，遽尔至此，想不能无慨然也。出昼之驾，今税何处？累日挠攘，动止益多佑否？闻复东出，恨不更请一临，作一宵输泻。尊亦何不虑此？可叹可叹。

再昨所论奏，果是何事？一二窃听，亦皆人所难言。而只于义理伦常之大者，不能无馀恨，计亦仓卒未究而然。今日何人更一番出来，了此一事耶？令人苦痛。

所被恩旨，其何以为对？计不以是停滞，只得诵孟子“固所愿”之说否？万万只冀神会。

宫村以往，更无闻，不识几日返税。风霾撼顿，起居得无甚惫否？一念忧结，不能少弛。儿归时所带答字，一怅一慰，殆无以为怀。惟是临发一疏，其昌言正议，足令孤青起拜，朋友与有光矣。虽以此千摧百败，于左右者何病？而独无补于国事，有伤于圣德，则为不少矣。人臣进言，岂愿其如是？是堪为流涕耳。

元前苦痰眩，至今未快，日夕如在烟雾。惟以召命幸即撤，职名随解差，可以优游自便。而所拟为两贤故事者，亦既有胸中草本矣。而事机如此，竟莫能一吐，朱子所谓“此心勃勃”者，愈久而愈未已矣。奈何奈何？

此间前疏，恐欲览，付上。或者有以“丧其所守”为有所指，盛见亦尔否？今人之看人文字，每龌龊类此，良可一笑。万万非书可尽。惟愿为世道增崇德业，终幸吾党而已。统惟神会。

离岳之游，年来无此快事，而贤院判袂归来尚依然。官隶回，得手字，已极披慰，郑生又致辱翰，欣审在途一向增卫。不知其间已作几处游历，枫事不衰，兴致益澜漫否？

此身幸粗安。尝为贤儒所强，一为讲会，会者颇众。日短且适寒甚，不能极意讲说，殊可恨。又以不得贤者共之，甚以缺恨，多士亦无不然也。

此行今方发还，不知早晩果成复至，一与之追逐于龙游、葩谷之间，如前言否乎？前韵黾勉奉和，一笑而去之也。不宣。

近偶见杨季达、尹屏溪论心说，率尔有赋，说得颇郞当，未知无甚谬误否？幸细评，无烦旁眼也。尹丈之以气质论心固未安，而谓心有二气者，恐同归于心善恶之论。心有善恶，固亦有朱子说，而此亦就气已用事处言之，何尝直指心之本体而云然耶？大抵此说之行，殊沮人为善之路，非少忧耳。如何如何？

黔院文字，略行删改以上，未知视旧或稍胜否？犹未能尽翻机轴，如仲思之旨，恐终有未快处。此则意涸笔涩，无奈他何，望更与此友烂熟相议，有可改者，不存形迹，尽情点化而更教之，则谨当奉以周旋矣。

大抵两先生，自是同志同传之人，故其叙述处，自然多所相关，不如是，亦无以见两先生。愚见自来如此，如为尤翁者，必舍春翁而务以单举为快，心常不韪，今于此亦不欲似之。但前本“袭曜”、“齐光”等语，果似太繁，故并削之。虽间有一二并提处，亦未尝不谨存主客之体。

愚意于此自谓煞费商量，后来必有知此意者。如可稍改而用之则用之，万一士论以为未允，则此斯文重事，不可以苟存颜面而处之。幸赐裁照也。

兴阳有李忠愍遗墟碑之议，此则闻已因宋生悉之。而欲令我记之，吾于此老事，宜不敢有辞，而惟此情理，有不忍泚笔于此事者，乍闻此请，已令人欲发痛哭。以此方寸，何以议此？此则尊亦当闻而哀之矣。宋生亦不忍终强，而但无他处可请，以为切闷。元敢劝以往请座下，计尊亦于此老，必不惜数行一挥之劳。幸必毋却而撰而书之，俾得以归刻，不但一方士林之幸，区区感泣又当如何？千万仰恳。

俯寄先集，呻吟之暇，亦既累阅。愚见所及，不可不自尽，其所欲去者，皆就纸头附签，而其数猥多，未知盛意云何？《日记》所载经说，别为抄节亦无不可，而愚意不若尽取《日记》而全载之，以见讲说谟猷之俱极其盛也。或者异于手笔云云者，恐太拘。虽朝臣之寻常筵奏，例手自修整，以付堂后者多矣。况于此《日记》，先生岂容放过乎？其亲加笔削无疑，附之集中，少无害义。古人集中，附载《经筵讲义》者，又何限耶？

文集闻已就緖，斯文甚庆。寄示书牍，既成正本，宜无馀恨可容更议，而既有看详点化之教，则亦不敢不自尽。旧签，始亦自疑其难蒙尽采，今盛意之不欲多删，似亦有理。谨就其中，无紧要义理事实而最涉闲漫者，更附绿签，视前廑五之一，以俟其取舍。

愚意此集原非大帙，其论礼说、时事之外，经传讲说无多，则其所抄选，宜务从精简，而不宜不问紧歇，惟事并蓄，以致后人之恨也。如请借《周易》、请书册面诸如此类，尤岂是必载者耶？

丁丑书，去之果可惜。人之未见此书者，往往意其中有甚说话，有伤于尤翁，而其实何尝一毫有此？而尤翁树立，又岂以此而少贬耶？先生所论，诚若有少过，而要之自是好义理、大文字，而足令立懦廉顽于百世之下耳。

某处拟书之云，诚是怪论。而前谕反恐有累先生者，今世事亦不可谓必无是理，所以依戒去之者此耳，未知终竟如何也。

所论“有所”之义，愚则以为圃阴之说，终有可思者也。盖心之未发，何尝不正？才发处便是不正路头，种种不正，无不从此而生。故正心者，不待其病之著而须自此用力，其工夫尤缜密而无渗漏。

以此而说经文之旨，则所谓“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者，其意盖曰才有此事则便有不正，〈此亦非谓一与事接，必有所偏，乃程子“才发便差”之意也。〉故使于有此四者之初，即加戒惧精察之功而有以正之也云尔。且以“有所”作“系着”看，则系着已是不得其正之甚者也，又曰“如是则不得其正”者，无乃冗乎？虽然，自朱子以来，作“系着”说者，亦非一矣，愚何敢自信也？

《干》之九二《文言》，只曰“正中”而不曰“中正”，盖言其不潜未跃，正当中之时也，不谓其以阳居阴，亦得其正也。然《传》、《义》诸说，皆以中正言之者何耶？

所谕“正中言其不潜未跃，正当中之时”者得之。如《传》所谓“在卦之正中”、《本义》所谓“正中不潜而未跃之时”，皆是如此。今言《传》、《义》诸说，皆以中正言之者何也？

《震》之六二“亿丧贝”之“亿”字，未有明释。而按此卦六五爻辞曰“亿无丧”，而夫子释之曰“大无丧也”。以此例之，则恐亦为“大丧货贝”之义，未知如何？

旧读此，每亦疑其如此。字书又曰：“亿，大也。”

三渊先生诗曰：“未曾看《系辞》，知《易》为何物？烂诵却回看，群龙毛色别。”此言与程、朱所示门迳，大段差别，想必有所以然者。愿闻之。

渊祖说，固与程、朱所指不同，然各有一义，何也？盖《系辞》者，本所以明《易》，故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此所以有不看卦爻而看《系辞》，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序、例之说，此固两先生之意也。然其理、数、法、象之森然者，固亦莫不各具于六十四卦之中，而学者未必能尽察也。及孔子又明白发挥于《系辞》之文，然后所谓“群龙之毛色”者，种种呈露，殆无遗蕴，而《易》之为物，始益灿然而可睹矣。此又渊祖所说之指欤。如此看，不知如何？

冠礼，非如繁华设乐之仪，虽在国恤中，因山既过，则似无不可行之义。盖昏重于冠，而嫁娶尚且许之，况其轻者乎？虽曰方丧重于私期，私期中，礼不得主昏。而持方丧者，无不得主昏之文，是方丧有时而不如私期者可见矣。但宾主服色，则有官者用白帽白带，无官则用白笠白带。近日京里诸家，多如是行之，恐为得宜。而至如醴宾酒馔，宜亦稍从简约，以示变焉耳。

春暮一书，至今披慰。而贱疾沉绵数月，殆废人事，讫未有谢语，想深讶也。天时正热，闲中起居冲适，玩索益有趣否？向因伯讷，得见《太极》、《西铭》数说，皆甚好。此外亦须有多少记述，恨无以尽得而一读之也，如以一二因便垂示则幸也。

蒙谕出处之义，所以牖迷者甚悉，令人感叹。区区不肖于两祖，皆无能为役。然默观今日，虽使古人之学识通明力量过人者当之，将无所措其手，其馀又可论耶？为今私计，不若退守本分，犹可以寡过，而乃其情则非敢出于苟洁身名，如来书之云也。向尝以一疏，悉暴悲苦之私，而疏上三月，犹未蒙上彻，进退皆不暇言而日夜惶惧，惟俟𫓧钺之加而已。

先集一卷，蒙此委示，良荷不鄙。别纸申谕，读来不觉涕下。序文之托，诚不敢当，亦何忍以不文而终辞也？但年来病甚衰剧，恐难以时日为期，幸宽俟之，亦非敢有故为延拖之意也。

此间廑廑支吾。积水四环，人客罕至，朝夕只取一部《朱子大全》，随意看读，不无意趣。其间亦多抚卷欣慨处，但傍无师友与之上下讨论，每想吾兄，为之怅然也。

抑区区每愿窃有献焉，夫以吾兄天质之粹、学识之精，苟于此事，少加之意，将何远之不可到？而惜乎其不免于科宦之累，虗送过去岁月，而今不幸至于大故，古人亦于此得有以感奋自力，以进其德者多矣。盖当哀苦澹泊之中，外诱自少，善端易著，其理然也。兄于此事，今日所占亦可谓自有六七分，所少者，但卓然必学圣人之志耳。苟能先立此志，而更取旧读之书而玩绎焉，于朱子所谓“居敬”、“穷理”、“力行”三者，专心一意，日有孜孜，而勿以苟且流循之意参焉，其进也孰御焉？

迩来欲以此一闻久矣，而病骸当此潦炎，日夕㱡㱡，含意未遂，今始因笔及之。未知盛意云何？

此行发程翌日，无事抵松都，留憩两日，来早将寻朴渊诸胜，自此遂转而益西。仙楼失贤主人，为可叹惜。然路上相见，谓“已留济胜之资”，而复以伊天为其兼官，亦不至太落莫矣。

昨日暂上满月台，已令人不胜废兴之感。转拜崧阳庙，仍寻善竹桥，观所谓血痕处，又为之流涕。令伴游者唱先生遗词数阕，听者无不歔欷欲绝，忠义之动人如是耶？

别怀与秋俱深，忽承今月初一惠书，获审霜寒行中起居神劳增福，区区欣慰，何可以笔舌既也？

信后又复多日，计程想已抵营久矣。游至此亦壮矣。其览观山川，歌咏谣俗，想已富有之矣，可因风寄其一二否？但一路凶荒如彼，没兴又可知。归事因此渐迟，则殊方久滞为可念。忧愁无聊，易令人入放旷去了，朱先生“虎尾春冰”之戒，正好日夕点检。未知能办此否？

元峡行幸无事往还，室忧在京间经一添，今亦未尽减，闷闷。晦可奉檄，正所难免。辞朝日，入侍胄筵，礼遇极隆，奏对亦称旨，上下酬酢，菀然可观，非少喜也。

所欲言甚多，而远书不能悉。万万，只祝随处增卫，以慰千里恋慕。

昨往道峰一宿，素峰、红叶如坐画图中，岩泉倍添颜色，甚恨不致左右于其间，与同一乐。近来诗思全没，未有一篇，只与六七诸生讲《庸》、《学》序文，仍读两先生事实文字而归，亦令人一番感发耳。

晦可毕竟如此，自是分内事，所言皆所当言，又其无所挫屈，甚强人意。所惜于正名、明伦数件大义理，不免留恨，圣主缁衣之诚，不啻有不承权舆之叹，良足仰屋。

区区所蒙恩批，辞意愈极隆挚，读来不觉失声。昨于书启，略申病情万无可动之势，而方更草疏，其论不敢冒进处，更进一步为说，未知或蒙恕察否乎？但恐如此不已，终于获罪而已。坐此穷郊，凡百无与相议，必多疏脱，可闷。

去冬，家弟从怀川来，致手书，闻飞庵讲学之盛，后从晦可处，又得足下所为跋文一篇。其讨论之乐、策励之勇，有使人闻风而起者，引领叹仰，怀不自已。乃又辱书，新元侍欢多吉，德学日新，区区慰贺，尤不容言。

元行穷居百哀，逢春愈切。而丈夫四十，头颅如许，慨然不禁刘豫州之悲耳。

书中缕缕，益见近日求道之切。此亦近读《鲁论》，文义之间，别无新得可言。但觉年来为学，虽免显然罪过，所以与古人不相似，只是事事做不彻。行也行不彻，知也知不彻，自容貌辞令以至应事接物，无不失之于苟且流循。观其外，虽若少疵，而即其中，则依然是自欺窠子，未有一事表里洞澈，真可以无憾者。苟如是而已，岂有所谓“融释脱落”之日耶？每一念至，未尝不愧汗霑衣也。

谕及“礼”字，真是切至之论。学者求仁之法，莫切于此，终古圣门相传正脉，端的在此。从来非不粗识其然，而行之不力，一于苟偸，今又得仲思一番发挥痛切如此，庶几因此警策，得有所进，非少惠也。但为学固以力行为贵，不徒讲说之为尚。然苟其见处不甚洒落，则虽欲勉而行之，无沛然悦豫之味，亦终于自欺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如何如何？

《平居杂仪》，甚喜留意，固将忘其孤陋，乐为之役。但念此事，只朱子《小学》书，已无遗恨，又有温公《杂仪》、李文成《石潭遗矩》，皆可补《小学》之遗。今日学者苟有真切发愿，则便就此拳拳，自不患于不足，顾力行何如耳。尝看寒暄遗事，亦云“有家范以训子孙，至于婢仆，使各有名号，分之以职，较其勤惰，升降劝惩之。”观其大意，似甚有次第，惜乎不得见其书也。东莱壸范、家法，又愿见而未能者，尝见之否？如欲别成文字，皆不可以不考也。

新年来，眼疾苦剧，日夜阖眼，呼草不能尽意。万万神会。

向者奴还，所寄手帖，获承侍欢多庆，读书亦有程课，欣泻之极，继之以叹仰无已。

元行贱躯幸粗保，村中疠气大炽，移住盂山，挠攘殊甚。然得与一二村秀随分讲学为自慰。但应接稍繁，所自读者，不能趱趁如意。近亦自意平日讲说义理，固亦疏浅可笑。其于涵养，尤无得力，所以日用事为之间，天理未甚充广，而人欲或反炽肆，无以副皇天付畀之重，自负其平生之素志，用是凛然。自此以往，思有以一意致力于一个“敬”字，以补其所阙，而救其所偏，以为收之桑楡之图，不知终竟得力否也。

所论《本义》说，看得极善。但圣人之始为《易》而以牖此民，致其开物成务之功者，无不从义理大原中流出来。故义理、卜筮，泯然通贯，初无二致。文王由是而作《彖》，周公由是而作《象》，仲尼由是而作传。是以谈卜筮而必原于义理，论义理而不离乎卜筮，其于二者，固未尝有偏，而亦未尝虑其或偏而有意而一之也，盖亦自然而然耳。今朱子之所为《本义》，亦若是而已。今所谓“朱子之意，初亦未尝偏”云者，若以为义理、卜筮本非二事，故其为说，自无所偏则可也，以为虑其或偏而务为不偏则未可也。不知盛意更谓如何？

至于“妙道、精义之蕴，必待逐卦逐爻，熟读详味，然后可议”者，极是极是。辞占、变象之分类，固有前后之殊，其言虽若不一，而其意实皆有当。各就其中，错综以观，似更流通活络，不必屑屑作一例说也。

答子耕书，果似与今《或问》不同。然更取《章句》、《或问》而参考之，“有所”之不可作系“着看”，义理、文字，更无可疑。但“一有”之“一”，退、沙两先生之说绝不同，盛见以为孰胜也？

“自欺”说，今附上。“自欺”之云，亦有数义。或以为“既知其为善去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则是为欺其平生之所知也。或以为“外似为善，而内有未尽；外似去恶，而亦内有未尽”，是为自谩也。由前之说，则似为“欺负”之“欺”；由后之说，则当为“欺罔”之欺。二说者果孰为是？

《中庸》首章注“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其下又言：“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上则以道为性之德，下则就一个“道”字，以其体为性之德，二者同异又如何？

“女子无禫”，礼不杖不禫，是女子之无禫，亦不杖故耳。然《丧服小记》又言“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注言：“女子在室，为父母杖者，以无男昆弟而使同姓为摄主也。”据此则女子子亦有时而杖矣，杖则似亦为禫。但其父虽亦主丧而不杖，而与他人之为摄主者不同。则不可以此傍照而为禫否，不敢质言。不宣。

“第一条云云”。

所论两说之不相妨，甚善甚善。但前说是其正意，而后说则盖有激而言耳。若“元丰大臣嗜利”之说，恐未必记者之误。他日有以此疑之而问于朱子，则以为“明道只是欲与此数人者，共变其法，且诱他入脚来做”。又问“如此却是任术”，则又曰：“处事而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诚为之，此数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须是明道方能了此。”又尝论君子与小人同事而曰：“小人若未可猝去，亦须与分明开说是非善恶，使彼依自家话，却以事付之，不依自家话时，只得去了。”明道先生若大用，虽是可以变化得小人，然亦“须与明辨是非”此二语，说明道心术作用处尤好。然则真若使术之疑，可以释然矣。

“第二条云云”。

陶翁说极好。但朱子许之之论，未有所考。然观其所论范忠宣之语，亦可见蔡诗之实涉诬悖，而元城之以口语罪人，虽未为当，其心则固出于为国家、诛乱贼耳，故元城之逐之也，虽非其正，而忠宣之救之，则其害于义为尤大矣。此朱子所以两非之。而若论其尽善，则不必用此诗罪之，直声其奸邪祸国之罪而正名讨之，其庶几乎。虽然，先生又言：“诗胡说，何足道？定策谋，他又不说了，又无缘治得他，都不须问了。其本源只在开导人主心术，知不赏私恩，不罚私怨之理，则蔡何足虑？”然则所谓尽善者，其又在此欤。王曾之逐丁，谓虽若太用机关，然其心亦元城当日之心，则亦不必深疑。

近日金相绅之疏，其病在不能痛快耳。然所欲斥者，乃寅明误国之奸，则世人之必欲吹觅，吾未见其可也。

“第三条云云”。

所谓“凶某”、“毒某”，果是愚伏说否？可更详之。如完平之贤，固难终弃，然其后之树立虽大，而当日之所论，自不害为邪说也。既主此邪说，以为目前世道之害，则岂可以将来之必有树立而可以轻用乎？必不得已而用之，处之于外职散僚尚可，而处之于经幄台阁，则其妨圣德而害世道，尤大而为不可也。若当时任用人之责者，其始也稍加枳塞，以明其好恶黜陟之义，万一遂变，则自当荡涤而用之。虽未遽变，亦不一向主张，不至于必行其说，则亦随其才而量用之。若执迷不悟，力战正论，则虽有他所长，而决不可轻用，以为国家之祸也。

积岁阻违，殆相识来所始有，一念怅结，已不可胜。而至于彼此丧戚，俱不得相慰，漠然真同路人矣，此岂平昔相与之谊哉？良足悲慨奈何？

不意手书先施，欣审秋凉字履珍卫。只归计已决，独留空衙，想深恼悯。完寓恐亦非久安之图，何时果当北来也？吏役鞅掌，固解汨没了人，然尝闻子恭在完府日，逐日簿牒之馀，犹能了《纲目》一卷，未尝或辍。吾友笃实，岂至于旧闻皆忘如所云哉？恐是过谦而然耳。

劝学造士之规，闻之令人增气。科举之害，在处皆然。近验之，此害真不啻异端，此而不除，世道人心将不知所届，诚实痛伤也。

堂记之托，敢不乐承？而不惟年来多病，全谢笔研之役，不欲以此名字，狼藉于众会之场，〈盖恐此等公斋，或有他时异类杂处之患，则为尤不便故尔。〉拙戒难破，未敢率易塞命，想或见谅否？

元昨岁大病以来，气力落下累层，精神意用，依然是笃老㨾子。尤是两眼暴暗，白昼挂镜遇大字，往往亦不甚了然，夜则尤无可言。以是不敢放意读去，只艰辛讨看而已，此事最所切迫。向来仅看《周易》一过，近又始《礼记》，而才到三之一耳。然所居既僻，无与讲讨，每到疑处，何尝不远怀吾友耶？此外所欲商量者，又何可胜数？而无由合席，奈何奈何？临书只益怅然。不宣。

阻阔至此，冬序又届。每念尊情事，为之悲系，忽拜辱复，满幅哀苦之辞，益令人陨涕。惟是霜寒，尊服履有相，视篆增吉，为深慰幸耳。

锦乡新寓，曾因晦可先闻之。客土虽难托，幸有晦可不远。暮年讲磨之乐，亦非少事，恨此匏系无由相从，以资蓬麻之益耳。

曾闻性说近有新论，晦可书来颇忧之，不知果如何。而向来旧说，尝所深服而笃信，以为必不可易者，而今忽弃去，想见处必益超诣，非常情所及。而不尔，无亦再数长廊柱之惑耶？恨无由与闻也。

元行衰病日添，忧冗衮衮，古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者，未尝不三复而慨然也。不宣。

黔院碑文曲折，想已经尊听。玆事体大，本非区区浅陋所敢当，念此非仲思笔力，无能以发挥。无论甲为乙为，惟善为则实为斯文公共之一幸事。计仲思于此，必不存物我。幸为之命意措辞，略成一本见教，则窃欲依以为之，庶免致误大事，切乞不惜留神而亟就之。吾辈后学，于两宋先生受恩如何？可不共推血诚，自效于表章之万一乎？此非元行一人之私，实仲思之所宜乐闻也。千万恳祈。

葬时玄𫄸，诸家之说多不同。《开元礼》之“纳于柩东”，未知其义何居。而《家礼》又只言“柩旁”，所谓“旁”者，又指何边而言耶？尤翁谓“当置于左右，而玄右𫄸左”，此言又如何？昔年尝闻盛教谓“依《仪礼》‘柳中盖上’之说为是”，愚意亦每以此为最有意义。而但置之盖上之中，则正当铭旌字面，此果不妨否？若分置铭旌左右，而恰当盖之中半处则如何？或者又云：“《仪礼》说，只是引行时事耳，非论入圹以后，亦当如此，则亦不可引此为证。”然既于引行如是，无入圹则否之说，则圹中亦依此仍行，恐亦得之。盛意更云何？来初欲行缅礼，欲闻明教，乞因近便开示之也。

有一礼疑可质。向来孙妇之丧，当祔于亡室，而亡室尚在祔位，今又祔于祔位，未知如何？据《杂记》“王父死未练祥，而孙又死，犹是祔于王父”之文，则此妇之祔于亡室似宜。而将来四时之享，欲祔食于亡室，则祔位无祝可告；欲中一而祔食于先祖妣之位，则又似无端。将何以处之则为是耶？《杂记》之文虽如彼，王父自当为正位，异日丧毕祔食，亦可如礼，非如今之祔于祔位之有多少窒碍也。然则此妇初当直祔于先祖妣为得耶？望明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