渼湖集/卷之六 中华文库

祔祭，诣祠堂奉神主之际，初无告辞。《仪节》小注只“跪告曰‘请主诣某所’，而不言‘因某事请某位之主’，实所未安。

德常向于祔祭之时，别构告辞曰：“今以先妣某封某氏卒哭已过，礼当跻祔，敢请显曾祖妣某封某氏，出就厅事，恭行祔礼云云。”而德常则立于阶下，使长儿焚香跪告，奉主而出矣。果不悖礼否？

告辞，所疑诚然。今此所行，亦庶几无于礼之礼矣，但焚香跪告，无不可自行之义。

祔祭，不言变服一节。南溪虽举朝祖之节，以为服衰之证，其与焚香献酌进位行祭，大煞有间，则恐或不然。

衰绖入庙，虽若有吉凶相错之嫌，然此祭本为新丧而设，以丧服从事，固无不可。南溪之引朝祖为证，似已精确无可疑。自昔先辈皆如是行之，今从之无乃宜乎？

栗谷曰：“卒哭后则四时节祀及忌墓祭，使服轻者行荐，而减馔一献，不读祝、不受胙。”所谓“四时节祀”，如今“俗节”之谓，则元无读祝、受胙、三献之节，栗谷之云云，何也？朱子答范氏书曰：“遇四时祭日，以衰服特祀几筵。”此所谓“四时之祭”，亦指“俗节”而言耶？

《要诀》“不受胙”三字，尤翁以为“衍文而后人不敢改”云。盖既曰“节祀”，则其非“时祭”明矣。至若朱子所答范书，正指“时祭”而言，其他议论与晩年所自行者，皆不用此说矣。

今之丧人，皆以布深衣、丧笠，行祀于庙。然亦无一定之式，或只为参拜于辞神之际，或有去丧笠而单着孝巾，亦皆有可据之义耶？朔望既以是入庙，则每日晨谒，固不敢如常行之耶？

单着孝巾，或并着丧笠，真朱子所谓“缀也得，不缀也得”之说。然前辈议论，多以单着为说，今何必不然？晨谒亦无不可，然非如告朔、荐新之必不可已，则且已之亦得耶。

丧中行祀，朱子亦有许多议论，有“使人代之”之说，有“以身行之”之说。如欲自行，则自当依礼；如必代之，则昔者野隐宋公常使人代主，而以布直领、孝巾，于奠献之后，伏哭而退。尤翁称其有得于情文云。

丧中忌祀诣庙出主之际，全没告辞，有似欠敬。南溪之答人问，则曰：“亚终献、读祝、告利成之外，并如常祭。”又曰：“添酒可废，而祭茅、阖门，未见其必当废。”又曰：“无侑食者，谓不如常时三献之后，别设一节云尔，当于初献时，并扱匙正箸而无拜。”又曰：“忌祭三献，虽以‘三年之丧，既顈行练祥’之义推之，俱是丧祭，则恐无不可三献者云云。”

出主告辞，何可阙也？其馀南溪说，皆是。但侑食，尤翁则以为当行。然恐与礼经“三饭不侑”之义不同，未敢知其如何也。“既顈行练祥”之义，大不干事，其说不可晓。

所后家忌祭，若在生父母葬前，而又是同宫，则将何以为之？“未葬前，期、大功，时祭可废，忌墓祭略行；葬后，当祭如平时”云，则既葬后，亦可以读祝、三献，依礼而行之耶？

主祭者似不敢以俗制丧服布深衣、蔽阳子之属而进位行礼，如使子侄而替行，则将不读祝，只一献矣。今拘私亲之服制而就杀所后之祭礼，大失轻重之别。何以则可得于礼意耶？

《礼》：“同宫，虽臣妾，必葬而后祭。”据此则此忌祭之当废无疑矣。若异宫则自当依栗谷行废之说而处之而已。今来教所谓“拘私亲之服制而杀所后之祭礼，为大失轻重”者，真不易之正论，亦不必使子侄代之。

但祭时服色甚难处，如俗制丧服布深衣，非所以施于所后之庙。南溪则有“黄草笠、黪布衫”之说，亦未稳。愚意以黪布带、布直领行之恐胜。《家礼》此为未大祥间出谒之服而祥后仍服。今亦未周年，间假而用之，仍为周年后心丧之服，亦无不可耶？第近义起，不敢自信。愿闻理到之论耳。

生日设奠，退溪以为非礼。但三年之内，则亲没未久。昨年懽庆之日，不忍虗度于今年，亦已从俗行之矣，果不大害于义耶？

三年内，一如事生，姑行之无乃可乎？

南溪曰：“母丧合葬后墓祭，当着深衣、孝巾，以一献先行考祭于墓前，稍西而不哭；改着衰麻，三献、读祝，行妣祭于墓前，稍东而行哭云云。”以三年杀礼之故而合葬之考位，亦不备礼，则独为盛祭于妣位者，似不安。

尤庵答宋道源书曰：“合葬墓祭丰杀，当以尊为主。若于考位减杀，则于妣不可独丰，又不可以妣之故而亦丰于考也。”此说极正当。栗谷则又无论合葬与否，三年内墓祭，皆以一献为主，愚意常以此为最善。南溪先后行之说，虽若有义，而恐太碎。

为人后之妻，为本生舅姑，当服大功，礼律则然，而慎斋以为当服期。将何所适从耶？

此妇之服大功，上自周公、朱子下至文元老先生，皆未之有改，谁敢有异议于其间耶？慎老之言，恐一时未思耳。

孙妇为本生祖舅姑，亦将降服为小功云云。

亦当为小功。

妾为君之长子，既服齐衰三年，则服其妇，似不下于期年。而君之诸子妇女、诸孙妇女之属，亦皆推此而服耶？

得之。

庶母服制，曰：“父妾之有子者，缌。”又曰：“士为庶母，缌。”然则庶母之有子无子，别无轻重之可言耶？两妾之子，相为庶母，亦云“服缌”，嫡子、庶子，俱无异同耶？

至若嫡孙子女俱无庶祖母之服者，尤不近情。或有自少至长，同爨于一室；或有自幼慈己，无异收养者，则独不可为缌、小功之服耶？

《仪礼》不分有子无子，只曰“为庶母缌”而已。《家礼》始言“父妾之有子者，缌”，则是以子之有无而分轻重也。一从朱子，则但得依此而已。不然而如曰“同爨尚有缌”，欲从厚而附于周公之礼，则亦不为甚悖否耶？

嫡子、庶子之同缌，则无可疑矣。庶祖母之有恩者，如不忍终于无服，则亦不过以同爨之服服之，则为犹近之耶？

乙巳名臣柳相灌之玄孙故佥知用贤氏，有长子河而早没。河有一子世元，世元初娶即日丧耦，至于三娶，流寓远乡。

佥知晩年，就其次子澄之家而奉养焉。及其下世，世元夫妻继没于练前，又无一子。故佥知神主，仍奉于次子之家。次子既没，只有一子世亨，其祖神主，不得已以摄祀旁题矣。

今世亨有二子，将以一子立后于其宗兄世元，而世元之三妻俱没。礼当以其元配为母，而世元初娶已在六十年前昏日，即没于乡外。故其忌日墓地，今无记识之路。则虽其出继之日，将不知其所后母之来历与亡日坟山，帐籍、科单，亦将不得书其外祖姓名。此实人家变礼之大者，将何所处而不悖耶？

以礼则世亨之子，当为世元元配之后，虽有许多窒碍，亦是无奈何者。虽亲生子，幼而丧亲，仍复流移，不知其来历，不知其亡日、坟山如此者宜或有之，则此子者当如何？虽不得为忌、墓二祭，亦有时、祢等祀，可以伸其哀诚。而至若版籍之不得书其外祖，则亦有以此闻官，得朝家之指挥而处之而已。今世亨之子果继此母，则亦当如斯耳矣。

虽然，此变礼之大者也。不若直呈礼曹，以听君命。以君命之，则无论元配、继配，皆可以为之后而无所碍。盖如此则自当为时王之礼故也。如何如何？世元之元配立主，则似为之，姓氏犹可考耶？愿闻之。

昨询礼疑，果何以处之？考之《仪礼》，但有朝祖、朝祢之文而于辟则阙焉。《记》又曰：“丧之朝也，所以顺死者之孝心也。”

盖此礼，恐只出于平日出告之义，则宜其施于祖、祢而无及其辟也。不然，自周公以来，至于今日，历几多圣贤而都无一人论及此事耶？私窃推之如此，未知盛意如何？

来谕，深感不遗。而所论义理极高远，议论极辨博，有非短少精神所可容易窥测，谨当留而奉玩。幸及未死，得有一斑之见，敢不一罄其愚，更以请教？而只恐迷识难开，卒为贤者所恨耳。然亦冀左右逊志虗心，更求精义之所在，如何如何？

元虽狭陋于左右，不出于立彼我、较得失之私也。万一赖天之灵，终若有悟，又何惮于舍己见而从之乎？

沙溪先生虽有“递减”之说，《礼》既言“童子无缌”，则自小功以上，虽童子，自当服其本服，岂不昭然？曾与仲思论此，其意亦然。故家间所行，只依此而已，未知是否。

立后事，告庙之礼，似当于成服后即行之。盖朝祖时，孝子亦当随柩入庙。若不先告而猝然入庙，则不亦太无端乎？“留待葬后”之说，恐未然。

秋杪上京日所惠书，至今在手，几于纸弊，恨未遇去者，讫未有谢。又从京里，传到至晦辱翰，谨审天寒字履增吉，令人慰剧，无异面讨。

元行年来衰落顿甚，耳聋亦次第事，无足怪，而往往多全塞，所谓天之所废，奈何？

前谕“积谤”，未知何事，劝人勿游儒门，宜非左右之言而果然矣。所云“擦名换人，曾无入耳”，茫然不省何语。然乡儒喜事，骤听，未易核实，则诚或有之，而世间情伪万端，自非理明心公之君子，谁能免子产之见欺乎？此诚吾辈之所宜各勉，而左右者抑无曰“我则已成君子，不被人欺”云尔耶？览至此，想复一拍掌也。

五种岁仪，良感情贶。但以商山之纸邑，而不以一简伴之，几无以裁覆。此事足添积谤中一事，而亦无以自解矣。区区于左右，每不免此等戏语，恐得罪张先生不少矣。不宣。

“作新民”一句，《章句》、《或问》，分明不同，而解之者每欲合以一之，故其说多窒而不通。《蒙引》以《章句》所解，断为晩年改定之说，此论颇似直截。高明以为如何？

“诚意”，是尽其表里源流而言；“慎独”，乃就其里面处说；“审几”，则又就其源头处说。是说得这工夫步步鞭策，愈严愈密处。三者固不是别事，而亦不可漫然无分，但谓之同而已。

“审几”之“几”，亦只以意之实不实而言耳，恐不必兼情说。

程子“喜猎”之不可属之“自欺”与《或问》“拒之挽之”当专属之“意”者，所论似皆然。大抵说情意离合处，尤极有条理。可喜。

“独处”之“独”、“慎独”之“独”，新安说似无可疑。

“识其端而推广之”，每意其为识其孝、弟、慈发见之端而推以达之于事君、事长、使众之间云尔。未敢知其果如何也。

“明明德于天下”，前者所禀，以“明明德”三字，属之天下之人矣。如此则与首节“明明德”，所指各异。且与《或问》“极其体用之全而一言以举之”等语，有所不合。记得农岩先生论此以为“‘明明德’，非与首节异。《章句》只就‘于天下’三字而释之云云”〈不记全文，大意如此。〉者，似得其旨。欲以此为定论，未知如何？

“明明德于天下”，此亦以先祖所论为可信而无疑矣。

“致知”之“知”字，先辈多以为知之用，而以《或问》“妙众理、宰万物”之云观之，则自兼体用。

○补亡章“已知”之“知”，即上文“莫不有知”之“知”，而上“知”字兼体用，下“知”字只以用言也。

“致知”之“知”，恐只是知之用。《章句》不曰“知犹觉也”而曰“犹识也”，微意似可见。然则补传上下“知”字，皆当一例看。《或问》所说，恐是推源之论，其说甚长。恨无由合席究极，以承明诲耳。

“作新民”之义，《章句》、《或问》之异同，则既闻命矣。第“新”字，以经则是上之新之也，以传则是下之自新也。经、传所释，不宜有异同，而今必分以贰之者何也？如《或问》所释自是顺利，而《章句》之必为改定者，其意安在？

经、传“新”字之异释，虽若可疑，而其实民之自新，盖亦上之所使然者。而“作”云者，又是经文“新”字之同实异名者，固不必屑屑于其字之同异也。且只有《或问》所释，则犹未见上下动化之妙，此朱子所以不拘经、传分贰之嫌也欤。

“顾𬤊天之明命”，“顾𬤊”即兼“诚”、“正”、“修”看耶？“诚”、“正”、“修”之功，专在于动处，而《语类》以“顾𬤊”为兼动静工夫何也？

○更思“顾𬤊”，不可曰“非明德工夫”，而直以“顾𬤊”为“格”、“致”、“诚”、“正”、“修”，则未安。盖“顾𬤊”，是随动随静提撕警觉之方也，就“格”、“致”、“诚”、“正”、“修”之中，指其紧要用功处而言，不可专以“格”、“致”、“诚”、“正”、“修”当之也。

“顾𬤊”之义，后说恐得之。

“因其已知”之“知”字，似指“良知”而言，不必兼言曾已讲究之“知”矣。〈三渊先生以“通贯两义”为得，尤翁则只谓“曾因格致之知”。〉

“已知”之“知”，三渊“通贯两义”之说似好。

所谕“诚意”、“慎独”、“审几”之别，真是确论。然“审几”之“审”，只以“察”字意看，则固如是；而若兼“审”、“谨”之意看，则“好善恶恶”之功，在审几处，一了而净，而“审几”便是“慎独”，更无源流始终之别。而以朱子“谨独是通说，不止念虑初萌”之语观之，则“审几”、“慎独”，终不能无别也。

“审几”之“审”，只作“察”字意看定似得之。

诚意章，《语类》有“恶底真实无妄”之云。窃谓诚之为实，虽通善恶言，而就善上说，是正面本义。于恶之真实，恐不可下“无妄”字。未知如何？

“恶底真实无妄”之云，只当活看。若论正义，则如来谕似得矣。

“识端推广”此节，本举“慈幼”之一端，以明孝、弟之皆然。则《章句》“立教之本”及“识其端而推广”，皆当兼孝、弟看，而正文既只说“慈”之一端，则《章句》亦当以“慈”为主也。未知如何？

“立教之本”，亦以“慈”为主似宜。

正心章“有所”之“有”，当据下章、《或问》，不作病痛看。然《章句》言察于有之之后，《或问》言察于应之之先，何也？“一有之而不能察”与“事物之来，有所不察”，文势果无异同耶？

“一有之”，便即是“事物之来”也。然则《章句》、《或问》文势未见有异。

君丧服，古礼既未易复，则有官无官之别，今不可据。盖公卿士庶同为白衣冠之制，其服无异，则其于祭祀行废，亦何独有异也？此尤翁之意，而不敢一遵栗翁之论者也。

至于君之母妻之丧，服虽有轻重之分，而自臣子之义言之，则于其间，难可等差者。亦有尤翁定论，恐未易破坏。盖《丧服》传，虽以此谓之“从服”，而疏说则又言“‘妻则小君也’者，欲见臣为小君期是常，非从服之例云云”。据此则来说之一归之徒从而若反轻于私丧之期者，其或未考乎此耶？

虽然，又有一疑焉。在尤翁之时，则有官者虽曰受衰，而实止于白帽、白带，与士庶无官者白笠、白带，无甚分别。故其为说宜其如彼。自庚子大丧以来，则有官者有衰，无官者无衰，界限截然。虽依栗翁说，略存古礼公卿士庶之别，以为祭祀行废之节，宜亦可乎？

至如来谕中“儒生、庶民服制区别”之论，虽出酌古通今之意，义起之事，非盛德者不敢，恐是后学所当谨守者也。如何如何？

前教并丧中常持服之说，更思之，哀见似是。《备要》中，既引杜元凯所论，而又自言：“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则当依杜氏‘偕丧’之说。”据此则今日哀家所遭，与此但有斩、齐之异耳。其持重服中，可持其亲丧服之义，则亦何异耶？愚意如是，敢猥及之。

承重孙方在亲丧，不得行祖禫，则其诸父设位哭除，固有先贤定论。而至于吉祭之月，亦当仿此，于其丁、亥，拟为吉祭之日而便复常节耶？抑必待承重孙追行吉祭之后耶？

设使此承重孙遭其亲丧于祖丧祥、禫之后，则其吉祭之行，将必待后丧之毕，而其诸父者乃为此而至于既祥数年，而犹未得以复常耶？恐决无此理。以此推之，此疑不难卞也。

或者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百世不迁者也。”郑注云“诸侯之庶子”，又“若始来在此国者也”。《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孔疏云：“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琼山丘氏曰：“礼经别子，乃三代封建之制。以今人家而言，以始迁及初有封爵者为始祖，准古之别子；又以始祖之长子，准古继别之宗。虽非古制，其实古人之意也。”

据此诸说，则我国功臣百世不迁其庙而嫡长世袭者，其意正合于“别子”、“继别”之伦，而此庙诸孙共尊为大宗也无疑矣云云。

以朱先生之眷眷宗法而其论百世不迁，亦仅止于诸侯别子而已，其馀未之及焉。夫岂不知有孔疏诸说而然哉？其斟酌去取之间，必自有权度，而人不及知者矣。今世何人敢于先生定论之外，创为是义起之制耶？浅见如是，幸更可否之。

前丧禫祭，既以适孙在父祥月不得行，则其诸叔自当依沙溪说，于其当禫之月，设位哭除矣。但其初丁，或有别般事故，设使适孙无故之时，本不可行禫也，则将退以中旬，中旬又然，则又退以下旬耶？

尤翁答尹汝良问“当吉之月，复常之节”者，其言通透洒落，每窃喜之以为可以承用而无疑也。于当吉也如此，则于当禫也，亦岂不可如此乎？〈尤翁书，见《礼疑》吉祭条。〉

祥后受吊，当一依祥前，备举先后哭、先后拜耶？抑当有杀略之节耶？杀略则又当如何？

祥后禫前，犹以丧人自处，《家礼》书疏之式，可考也。既以丧人自处，则其于受吊之仪，又何必改于初耶？杀略之节，礼无可据，不敢妄论。

祥后马鞍，世俗以稿草为障泥，此则称于衰麻，而不称于黪缟。或易此为纸为当耶？

纸者似稳。

禫后书式，《丧礼备要》注，引《翰墨全书》云“居禫”，而此称无经据。《家礼》禫后便“即吉”，则固当只依常称矣，恐不必刱从此等杂书而为之也。或以嫌于尽同平人为疑，未知如何？

禫则既复吉矣。至于书疏称号，亦只依常例，何不可之有？来谕所谓“不必刱从杂书”者，恐是。

祥服网巾，先辈所论所行不一，而鄙意则尤翁说中“笠既白则巾亦白无妨”云者，恐最得宜。未知何如？

祥服网巾，尤翁虽有“亦白无妨”之说，毕竟多以黪色为主，其所自行也亦然，其必有意义也。然曾见朴士洙亦用白，想又有所受而然。各从其所见而行之，亦何不可也？

禫服，或有纯用吉服者，或有用墨笠、墨带者。鄙意则窃欲于白笠，只一漆其上外而毋漆其内，带则用皂，似有合于黑经白纬之綅冠与缁衣黄裳之朝服。未知如何？

禫服之当用吉，无可疑。但不必极其华盛耳。笠之但漆其外而内则否焉，恐亦为异常。愚意不如内外俱略漆而缨用皂，带亦如之为妥。

祥祭前一日，告先庙之时其所服，尤翁则以为“衰服入庙，已有祔祭之例”，而妄意此或与祔祭有间，恐不如以俗制布巾、直领为之。未知如何？

告先庙之服，或与祔祭有间者，诚然。只依来说行之恐当。

祥后先庙参、忌等祭，皆当躬将，而惟忌祭之无祝一献，姑依其前矣。或谓“未合祭之前，遽行主人之事，有所未安”，未知如何？

祥后忌祭，恐无不可躬行之义。

所谕“心亦有气质、本然”，说得甚当。前告所谓“或说”者，即愚之说。而与人论而未契，敢举以仰质，不谓浅见之幸不相悖也。

《昏礼》“身及主昏无期以上丧”与《冠礼》“父母无期以上丧”两段，每以尤翁所说“当作互文”者为得而信之不疑矣。今所拈示温公本注，果似与尤翁说不同。然则玄石反复得之耶？

然尤翁所谓“昏重于冠”者，终是有根据，未易猝然攻破。虽与本注不合，而直守礼经之训，不害直截否？不敢断然为说，幸更明教也。

司马公曰“云云”。

○按：此其论党锢诸贤，深以出位取祸为咎而无许与之词，窃恐其已欠扶抑之正。而至又以郭泰、申屠蟠为卓不可及，则似若专尚高蹈之流，而虽如李膺ㆍ范滂之清风直节、窦武ㆍ陈蕃之至公血诚，犹皆落在第二义者。

窃以朱子平生称许党锢诸贤之意律之，则此论之载为定论，恐有不甚稳者。况朱子尝于《旌儒庙碑记》，以杜佑之讥戒党人为非，其词甚严。今考温公之论，视杜佑之说，无所异同，而于彼则斥之，于此则采之，抑又何欤？

温公之论党锢诸贤，固未若朱子之痛快，而至与杜佑所评为比，则宜若有不相似。盖其所谓“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争之，以至身被刑祸，祸及朋友，士类歼灭，国随以亡，不亦悲乎”数语，可见其恻怛伤惜之意，非若佑之一于讥切而已。

况于后来，又论此事而曰：“上则有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折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符融、郭泰、范滂、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败，而风俗不衰。苟有明君作以振之，汉祚未可量也。”由是观之，其所以叹息而深许之者，又如何也？佑何尝有毫发此意耶？其不得以引为一律明矣。

至若以郭泰、申屠蟠为不可及者，恐亦不无见处。如南轩之论诸贤出处而终又归重于郭泰、黄宪者，其旨亦可见矣。

盖以圣贤常法言之，诸贤所处，诚有所过当者。然其忠义慷慨，立意较然，不复知有死生祸福，以为国家世道之赖，则诚与世之自托中庸，济其全身免祸之私者，不翅天渊矣。此朱子所以平生诵慕，眷眷发挥者。盖亦圣人衰世之意。

而至说《大过》“灭顶”之象，则又以为“东汉诸人不量浅深，至于杀身亡家”。其下虽旋即继之以“其心何罪？不可咎”之说，而即此“不量”二字，其不能无些偏处，自不可掩。此其斟酌得中，而与向来衰世之意，自不相悖。

大抵南轩之说，虽自有抑扬，而亦只是朱子一般意思。温公却于圣人衰世之意，独未有及，此其所以未尽耳。未知盛意以为如何也？

司马公曰“云云”。

○按：此其以王、嵇二子为不可仕晋，得矣，而谓“嵇绍苟无荡阴之忠，不免君子之讥”者，则甚未安。

窃考朱子《语类》以温公此语为不然，然而犹载《纲目》，何也？抑《语类》又有论王裒事，以为“仕晋犹有可说，而裒不仕，乃过于厚者”，窃谓“犹有可说”云者，犹是未快之词；而至以“过厚”为言，则是谓非中庸之道耶？夫王仪虽是司马昭管下，而亦与君臣有间，则使裒事昭之子，岂得为中哉？窃所不敢晓。

温公所论“苟无荡阴之忠，不免君子之讥”云者，其辞诚太不严而朱子之驳之是也。然绍之事雠，固为非矣，而既食其食，不死其事，尤无可说。故其死也犹贤乎已，而为可以免夫讥耶？

泛以观之，其言似亦有理。故朱子之始取以载之者，岂出于偶未深勘欤？然《语类》所云，断然为不易之论，则彼说之未及追正，宜乎其不能无疑也。

至以王裒仕晋为犹有可说，而其不仕乃过于厚者，非便以裒为真可仕，而不仕为无义也。其意若曰裒之父既委身于司马昭，则虽不仇晋，可也；绍之父魏臣，而晋杀之，则晋其仇也。裒之仕，比绍之仕，则为犹有可说，所以明彼之无可说也；裒之不仕，比绍之仕，则为过于厚，所以明彼之甚薄也。盖彼此相形，甚著其罪之意。愚见如此，未知是否。但仪之与昭，与君臣不同，则愚亦尝疑如此。

然朱子之论如彼人杰录此段，则又直以为“仪尝仕昭”。然则虽外托将佐之名，而实定君臣之分。其时事或有此例否，未可知也。

“道并行而不相悖”，此“道”字，虽是与万物作对说，而亦不必指气为言。《章句》“所以”二字，活看则亦自无害。如只曰“道之所以不悖者，可属之小德；道之所以并行者，可属之大德”云尔，则其言何至有病乎？幸更深思见谕也。

所谕为所生父母摄祀者，其于改题合椟之际，吉祭有无，未敢知其如何。然此子若以其所生父，入祔于宗家祠堂，则只因时祭之日，告其母以丧毕合椟之意，然后行事自无所碍。如或未尝入祔，则亦只于四时有事之日，略依前说为之不妨否？但不必立吉祭之名耳。

今人家，支子之妻子，未祔于祖而只在私室者，不以不行祔食之礼而仍阙其祭者亦有之，不知此可以傍照否？但尤翁则以为“‘摄’云者，必有主人而摄之之谓，如周公之摄成王是也。无主者，可谓之‘权’，而不可谓之‘摄’也”，此言又何如？

持本生丧服者，于所后家时祭，先辈亦云其不可废。然则其于禫也，又可以独废乎？

此皆属难断之疑文，而重孤勤教，率尔至此。如不中理，更赐剖示也。

秋间一书，慰荷迨深。间因忧病冗扰，阙然尚无数字之谢，想深讶惑之也。区区愧悚，何能少弛？即此腊沍，侍欢多庆，味道益胜？三馀所读，又是何书？定有多少新知，惜不能与闻也。

元过去光阴，尽从呻惫中销了，迫此岁穷，秪增穷庐之悲。只因与一二村秀讲说，时有所警发。所谓“文字外工夫”，尤为本领之所在，至于一知半解，正不足为有无。近于此处，看得较更痛切，而衰颓已甚，恐未能得力。亲胜已资警益之愿，尤所耿耿，而如高明者，亦无由相见，未尝不念之怅然。

前谕《中庸》序“支节”、“脉络”一段，虗斋说大体自好。其细微曲折，更在熟读详味而自得之耳。如何如何？

为所生父母摄主者，不敢行时祭，其义似正。而但所谓“因俗感时，别般荐献”者，其礼宜如何？其名又当为何名耶？此犹不能无疑者，可蒙更教否？

国恤中祭祀行废，愚亦别无异见。每遇人来问，只据尤翁说为对，而犹有一事。尤翁时，公卿、士庶均是白衣冠之制，则其服既同，故至于祭祀之礼，亦不容有异者然矣。至于今日，则自庚子大丧以来，有官者有衰，无官者无衰，其界限大故截然。士庶白衣冠之制，虽亦仍旧无改，而恐不必以此为拘。南溪之论，似为可采。但芝村之论，士庶虽不服衰，至于带麻，则实与服衰无间。惟此两说，未能判然取舍，更以明见剖示为幸。

妻期中亲禫行否，未知如何。偶问于邻居大臣，则以为似不得不行，其言于盛意云何？如为长子三年中，又值亲禫，则亦将无废否？此或可废，则妻期亦实具三年之体，独行之无废，又如何？更商之为宜。

今日如不奉答，是将因循不已，遂又作经岁事矣，蹶然呼写如此。万万只祈饯迎蔓福。不宣。

所谓“此道体也”者，〈即朱子所谓“道体之本然”是已。〉是主乎道而言，这“体”字，是说无声无臭底；“与道为体”者，是主乎日月寒暑来往之类而言，这“体”字，是说发见呈露底，其为言固不同矣。

然非有此日月寒暑之来往，则道不可得以见，只无声无臭而已。须有此日月寒暑之来往，然后道可得以见。于是乎无声无臭者，始得以发见呈露，若有个形象底，所谓“无体之体”是已。其实无声无臭之体与发见呈露之体，初非为两个物事。

然则程子之言，虽若有上下精粗之殊，〈上“体”字是精，下“体”字是粗。〉而始从那边说去，又从这边说来，毕竟是滚同一理。益见其反复发明之妙，恐不必疑其抵牾。如何如何？

《曾子问》“不敢私服”，据其问辞，似是私丧中遭君丧者。然则沙翁说恐是。

以“殷祭”为“二祥”，寻常未敢信其必然。或说近是，而又无他明证，有不敢质言耳。因是而又有一疑，下章“父母之丧不除”，必其为“庶子之仕者”，果亦为确论耶？“非不能勿除”一句，终说不通，或“勿”字是衍否？

小功、缌虽内丧不废者，既是恩轻而鼎俎已陈。且古者寝庙门墙之制，甚严且邃，虽丧在同宫，不至有触犯污秽之患。故不害其暂时卒事而然耶？

所询祭仪，区区穷居以来，每鲜子弟来助，当此等时节，只得苟且臆断，不识当否。

执事者只一人，则初、亚献，主人自行；终献，执事为之。执事若兄弟行，则主人虽尊，何至不得权行执事之事？而献者为子侄，则父为其执事者，亦似未妥。故于其斟酒也，只令婢使用盘盛酒注以进，则献者自取酒注斟之，奉盏、奠盏，亦自为之。

从前所行，如是而已。于盛意，果以为如何？不然则如来示所谓主人都行三献，亦无不可者矣。此在高明之从长自裁，而后还以相教幸也。

宗子，祥后所以姑祔东壁，待吉祭方入正龛者，以正龛有祖、祢诸位，须递迁然后可入，而递迁，须吉祭故也。若支子无递迁，则何避而不入祢龛乎？且凡主之在东壁者，为有正位在龛也。无正位而奉于东壁，成何意义？

所谕主人不可为执事，其义更似不苟。吉祭新主，尚处东壁之位，陶翁说，未敢信其必然。惟是祔祭，古礼多缺，诸家异说，最未易为言。

但以《仪礼》之意、朱子之论，论其大体，则卒哭明日，祔于祖考，祭讫，复新主于寝，至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当还祔于祖考之庙，俟祫毕然后乃迁。此首尾相贯，自为一项事，更不分宗子、支子。但于祫、迁之际，宗子遂入其祖旧庙，支子别自立庙，为祢庙耳。

诚使宗子可如此，支子则不可如彼，而祥日便当直入祢庙，则古今礼书，何故于此，更无分别，只如是儱侗疏脱，使后之行礼者迷所遵用耶？此甚可疑。〈只为后世支子之异居者，权安其主于私室，故人习见其如此而有是说耳。今虽不得已安于私室，而祥后犹不改其东壁之位，未必不出于存羊之意。如何如何？〉

且以沙溪之深于礼学而其对春翁之问又如许，至以为似不失朱子之意，则亦岂无稽而然哉？浅见如此，如未当理，更以回教为幸。

所谕称“摄”之证，此亦才考《小记》，意其如此矣，又蒙明白开示，自此可以无疑矣。甚喜甚喜。

《中庸》注“性道虽同，气禀或异”，皆兼人与物之大分、人人物物之小分者说得，恐亦最稳。惟如是看，然后都无纷纷窒碍之端矣，未知然否。

只《或问》说“气禀”处，似全就人上说，物则不在其中，微若与《章句》不同。然此段，大抵于人较详，于物较略，则如此说亦自不得不尔，《章句》、《或问》初未尝有二说。活看为无妨否？幸更教之。

向来申相家题主，闻以“摄祀”书之。尤翁于此，尝极言其不可，盖远嫌之意也。然《备要》中，但言“旁题，不可施于旁尊”。此家之礼，既非旁尊，则如此书之，亦无不可耶？既曰“摄祀”，则亦不可谓不远嫌矣。果如何？

《中庸》注“气禀或异”，若只指人与物而言，则“或”字诚若未稳；兼指人人物物而言，则如此说，恐无可疑。至于“过不及”者，固多就人上说，而于物亦何至不可通看？但不必谓物物尽如此，此正所谓“于人较多，于物较少”耳。

大抵此书，本为人而作。故以人为主而物在所统之中，其为言自不得不如是。如尊所云“是论性道同处，兼人物而言；至气禀异处，独言人而不言物”，却似硗崎不便。未知如何？

谕及文义，极是极是。于此可见近日玩索之功，益造精深，为之叹仰。区区迷见，正是如此，无毫发参差。但无子厚笔力，前后说出，不能似此明白，致左右不能释然耳。

所谓“既说人人物物小分之异，则彼人与物大分之异者，不待言而尤较然”者，尤极洒落。知此则不言者，亦未始不言也。如何如何？

“朋友虞祔”之说，来谕信有据矣。然古法既废，今俗不肯祭他人之亲，则奈何？朋友之亲，视同己亲，则又与泛然他人有异耶？然则又似无不可行者矣。如何？

前告山祠事，已入思量否？别庙终无可据，且恐有后弊。或云“沧洲之祠，先圣像主北壁，而诸配位皆以纸牌。今依此用纸牌而祭，祭毕去之为最稳”，此言何如？但等是配位，而一以影子而常存，一以纸牌而不常存，又得无碍否？朱子所谓“本领不正，百事俱碍”者，有如是，可胜叹哉？

大抵既失于其始，而终亦无恰好道理，则宁不如已之为善否？虽已之，非为其人之不贤也，势不行而然耳，如是则非有无端撤去之嫌。而苟而享之，反非所以尊其人，则神理人情，或不至甚憾否？舍此而又别有善策则尤好，更乞极加消详而明教之也。

或人所论晦翁事，不敢知其如何，而圣贤作用，有非后学所敢妄测，夫岂无义而先生为之哉？如或未能释然，不如权行倚阁。且就其义理明白、言行可法处，讲以践之，是为真善。学者不必寻觅一二罅隙，辄肆论议以自为能也。未知盛意如何？

为人后者遭所生丧，而所后家时祭行废之节，具承盛教之传。而大义尽严截，所不能恰安于人情者，以此之终异名位大关而古礼之许伸于期内者，却缘今礼而不自伸，为不无憾耳。

俯询“不偏不倚”之义，曾意“不偏”是从地盘而言，其非左非右、非前非后也；“不倚”是从当体而言，其不倒东来西耳。得无悖否？

为人后者所生服中，所后家祭祀行废之说，无论从古礼而自伸、从今礼而不自伸，其为期则与他伯叔父之期，当为一例，只期尽后，申心丧一节为异耳。心丧是后来所制，则此制未立以前，凡百只与他期无别明矣。愚以是敢疑祭祀之或行或废，亦视诸他期而已。然亦何敢自信也？国家礼制，难容私意为损益者，诚是诚是。但损益则不敢讲究，其礼意可否，亦何不可也？

“不偏不倚”，来说甚精，可敬可敬。

《冠礼》宾、赞位次，阙而不论，果似可疑。然以臆见推之，众宾，只当于序立时，西阶下东面立；赞者，醮毕后，只在宾左少退而已。凡此皆率意妄对，无乃犯杜撰之讥否？皇恐皇恐。

曩平瑞以辱书袖致，仍审其时起居。且满幅诲谕，不比寻常寒暄，尤令人心开目明，至今欣慰不已。比日天寒，侍下调况，更若何？目下工夫，又在何处？值此岁暮，益不堪恋。令弟科庆，一时悦亲，固可贺。朝廷得此人，尤幸之大者。但未知何以称塞也？在贤者，想不能不还以为忧也。

元近始试服丸剂，而病根已深，安望其责效？不至废物，则亦幸耳。至于静坐看书，若不害事，而小用心力，辄觉有添。向对平瑞，略呼来书之答，而猝发眩晕而止。如是而其他尚可论耶？

前论所生服中行祀，如欲从古则姑废，亦何不可？但此期则从古而废，他期则从今而无废，未知如何耳。然大者既同，小者不必多争尔。

冠礼诸疑，尊以《仪礼》为言，而此以《家礼》为说，真是问东答西，追思发笑。《仪礼》之阙此数者，良亦可疑。然古礼元来多简略未具，或是先有他处可互见而今不传，亦不可知。最是冠后有见母而无见父，有见赞而无见宾，反复推究，终未得其说。其间更有思及者否？

大抵古礼之难明既如此，《家礼》之为书，既酌古通今而为之制，则行之自无窒碍。尤翁之每以《家礼》为主者，岂不以此也？

亲尽祖墓田，若有最长房，则自当以此属之长房；长房又尽，则似以其子孙中为族人之长者主之，以次迭掌，恐或近理，而亦不敢质言耳。

持衰从师，尤翁亦引朱子事为说。然今亦有难行者，不如致一于丧礼，为寡过否？

强疾作此，昏眩不成字，只冀神会。

庙制西上之法，盖自汉明时始，则其前想只昭穆之礼而已。朱先生以昭穆为不可分尊卑，此则固然矣。但最初立庙，当父为昭而子为穆；至于祫祭位次，亦以昭为尊。只中间各在其庙昭穆迭迁之时，有不尽然耳。自其始终而言，则左右似有尊卑；自其中间而言，则左右诚无一定之尊卑，未知如何。

而遂翁每论书院位次，引南轩说，为东上之论。《家礼辑览》“祠堂条”注中周氏说，则直以为“古之神道尚左彰彰然矣”，此说又有确证否？且皇朝又以中为上，此亦有前代可据否？历代沿革，如有可考者，详谕幸甚。

今二十二日书，即朝始从徐婿传至，虽其发稍久，获审近寒尊摄养动止增毖，区区披豁难胜。向来除命，真所谓允叶士望，何谦之过也？厄会未知，而窄径则可谓云尔，不能无公喜而私忧也。

别纸所教，此亦已为尊虑之。愚意不必呈状，直为疏辞似宜。而始则只以不称难进为说，不须旁及外事，恐为得体。或至于再三，则始举书中所欲言者，方成次第，未知盛意如何？既承辱询，不敢不尽。

庙制东西上得失，更未得他证，而大抵以中为上之制，尤涉无据。况于祠院之类，又岂可引始祖居中之例耶？所以发此问者，略有委折，俟后更详也。

“公养之仕”注，以“卫孝公”疑其为“出公”者，诚亦可疑，不敢质言。不宣。

前谕本生服中行所后时祀服色，古人之所不言，浅深之难得其衷，自宜如是。如尊“玄冠黑带”之说，其在一视他期之义，非不直截，而此事终难猝行，虽欲行之，其如不信不从何哉？

无已则不若从头理会，有服则废，一复古礼者，最似无碍。栗翁定论，固后学之所当谨守，而既有古礼可据，则亦不害为朱先生参用《书仪》、《仪礼》之意耶？愚意欲以是为断，未知如何。更望商教。

所询礼疑，顾惟𫍲闻何足以与论？而舅姑外贽币，玄石则以为“虽于舅之父母，亦不可辄行此礼。盖以《家礼》‘无贽’二字，为当通上文‘尊于舅姑者’而言。所谓‘如见舅姑’者，不过指其‘两阶下各拜’而已”。信斯言也，其于夫之所生父母，当阙之无疑。

但此二字，只如尤翁说，属“两序尊长”看，则凡尊于舅姑若舅之父母、伯叔父，皆可以用贽币矣。舅之父母，固正统也，其伯叔父则独非旁尊耶？彼既旁尊而且行之矣，今夫之所生父母，虽称之为伯叔父母，而其生我之恩，又绝异于其他旁尊，而乃于此独禁绝之，使不得行其礼，则未知果如何也？

程子尝论濮议而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此可见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虽以服制论之，期之外犹许其申心丧三年，则所以别之于其他旁尊者亦明矣。

然此事礼无明文，诚不敢率尔为说。或涉义起之嫌，而来谕所谓“言常不言变”者，无乃已得之欤？大抵尤翁、玄石两说，似皆通就此二者而取舍之，则其有贽、无贽，亦可得以言矣。惟在行之者择以从宜而已。

然尤翁之说，已为一世通行之法，至于夫之所生父母，又鲜有不用贽者。如元行家间所行，固不足言，而盖亦自昔如是，若其礼意得失，有不敢自必也。〈后更详之，玄石说似简当。〉

治丧之具，当用正色，而礼或用间色。如涂棺绿绫、鞱藉ㆍ画翣之必用紫者类多。未知其义何据耶？

孔子虽亵服，不用红紫。故朱子以为“不以为亵服，则其不为朝祭之服可知”，盖嫌其色之非正也。然后来至于朝服，亦已用此色，不但如鞱藉、画翣之属为然耳。然其来已久，今亦难一一追正。

《家礼》及《备要》，虞、卒、祥、禫“告成”，皆在“辞神条”，而时祭则乃移在“受胙条”，此果何义？且忌祭仪，皆如时祭，而不受胙。据此则忌祭“告成”一节，亦当随受胙而并阙之否？

“告利成”，无论某祭，皆必于进茶之后、辞神之前行之。故自虞至禫，皆以此系之于“开门”之下。时祭则进茶之外，又有受胙一节，然后始得辞神。故系之于“受胙”之下。此则恐无可疑。若忌祭之异于时祭者，但不受胙、不馂而已，不言并与“告利成”而阙之。如两宋诸先生，皆行之无废云。

《王制》曰：“男子由右，妇人由左。”注“同出一涂，则男子常由妇人之右，妇人常由男子之左”，此甚可疑。鄙意则“左右”二字，不以人之左右论，而只以道之两畔看，如何？

恐当作道之左右看。不然而只以人之左右言，则男之往者与女之来者同一路，女之往者与男之来者同一路，恶在其男女异路也？

《王制》曰：“方一百里者，为田九百亩。”以开方法计之，则方一百里，当为田九十亿亩；九百亩，亦当为方一里也。推此则一百之百字，恐是衍也。

似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