渼湖集/卷之八 中华文库

“奔则为妾”。

在妻则必以聘问先之，然后娶之；妾则无聘问之礼而直往，所以明嫡妾、别尊卑，乃礼也，岂失礼之谓乎？此“奔”字，非“淫奔”之“奔”。

“父母存，不许友以死”。

朱子曰：“事偶至此，与‘不许以死’之意别。在未处难以前，乃可如此。处已遇难，却如此说不得。”此注，恐本于此而言。盖在平常无事之日而与友约死，是忘父母也。如与人行而卒遇寇贼患难，而脱身独走曰“我有父母，不可与汝死”，是所谓“临乱苟免”而正“朋友不信，非孝”者也。

如近世大尹之与友约死而不死，而托于觐父，为珍原君奴，逃入南汉者是也，岂非可戒者乎？

“舅没则姑老”。

所谓“每事”，正指如祭祀、宾客等大者而言，非谓凡百琐屑，皆必烦禀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服先王之服、言先王之言、行先王之行，非卿大夫可如此，士不可如此；以孝事君、以敬事长，亦非士可如此，而卿大夫不可如此。但士是始仕，以移孝敬以事君长者为言，为尤切。大夫位高，其衣服、言行不如是，无以处具瞻之位耳。言行又说得阔。妄意推之如此，未知是否。

国哀未葬，私家二祥之不可行，尤翁盖尝屡言之矣。但今则自上特令行之，便一时王之制。京外人家或行或不行，俱各有说，而闻宋晦可亦行其祖母祥祭。此在行之者之审择而已。

今日圣意，固不分有官、无官，而据《曾子问》注说，则有“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适子在家，自依时行亲丧之礼”之文，所谓“行亲丧之礼”者，即指祥祭而言也。由是观之，不止时王之制如是，而古礼亦复如是，则无官而行之者，抑不为无说否？栗谷则于国恤中祭祀行废，每以有官、无官分之矣。承问之及，只诵所闻，惟在高明之取舍尔。

笄制，赵友所报想不差。簇头之制，甚是不雅。况出于胡元，则与㺚俗之髢䯻无异者，诚亦的论，而今则已成时王之制，中外士大夫不敢不从者多矣。然尤翁之世，髢䯻亦时王之制，而此老独以华制，行之于其家，而不以为嫌，则今从尤翁以为之者，又何至大谬也？浅见如此，如有未是，还以见教如何？

《家礼图》，丘琼山谓非朱子所作，引据颇详，果系何人所作也？或谓是元人所为，此说如何？

沙溪亦以为“《主式图》有‘大德’字，大德是元成宗年号，则非朱子所为明矣”。然而亦不明言其为谁氏所为，至于尤翁、玄石皆然。大抵出于元人，则似无疑矣。

“庙皆东向”下细注，是朱子说耶？伊川说耶？此注极说不去，伏望财教。

此在《语类》中，而“庙皆东向”之下，接以“祖先位面东”五字，皆作大字书。“自厅侧”以下，始作细注，而“直入”之间，脱一“东”字。盖庙在东，厅事在西。故自厅事而至庙者，必直东而行，而庙既东向，则须更反转面西而后，可入其中。其势自然如此。

祠堂之必立正寝东者，何义？其制或三间、一间，何也？

《祭义》曰：“右社稷而左宗庙。”注：“右，阴也，地道之所尊也，故右社稷；左，阳也，人道之所乡也，故左宗庙。位宗庙于人道之所乡，亦人子不死其亲之意。”

三间、一间，恐不过随其势之所及而已，观于“家贫地狭，则只立一间”者，可知矣。

香案之设于两阶间者，用之何时耶？若以“经月，帘外焚香；经宿，阶下焚香”云尔，则远近虽殊，出入则一也，焚香之内外异用，不无迳庭。

两阶间所设，沙翁以为晨谒及出入告辞时所用也。经月而归，其礼与近出者有异也，亦宜恐不必深疑。

“预于其地立斋以居，死则仍为祠堂”者，是不敢遽立备制之意，且生前预具为是未安，朱子所道“制度多用俗礼”云者，指此等处耶？

是非不敢立祠也，生时固无事乎此耳。然生则以为斋，死则以为祠，虽魂气，岂不安且宁乎？古义则未有闻，而其意甚好，恐非只循俗礼而已也。

祠堂龛室之制，今俗以一长板横架北壁下，分为四龛如壁藏样，其中甚窄，行事苟艰。近闻湖中议，以为“近北一架，分为四龛，安主椟、卓子于地上，不为壁藏之制”云，此说如何？沙溪、两宋诸宅，有已行否？

所谓湖议者，尤翁所论正如是，其制甚好。沙、尤所行于家者，未曾闻如何，而其论既然，则所行似亦然矣。

“皆适则不立小宗”者，诸侯若有次适以下十人，则皆可为十别子而为大宗不迁之祖耶？“无适则不立大宗”者，诸侯若有庶子而无适，只得立庶子为小宗，五世则迁之祖耶？若有适、有庶，则适则为大宗，庶为小宗，而诸侯下便具有大宗、小宗耶？

以本注看，则“继别为宗”，只言“别子世长为大宗”，而未有言别子母弟者并为别子之义；“继祢为小宗”，只言“别子之庶子”，而未有更及别子庶弟之为小宗者。若又移在别子上看，皆是适子而无庶子，则立世适为大宗，不立小宗者固也；若只有庶子而无适长，亦可以立小宗，不立大宗，自不得为百世不迁之祖乎？若是则立宗之法甚䵝昧。礼经之义、朱子之旨，必不如此，何以则看出本意？

又别子子孙为卿大夫，立此别子为始祖，若继别者非卿大夫，则不得为大宗耶？

尤翁说可据，见《礼疑》“宗法条”中。“别子子孙为卿大夫，立此别子为始祖”，虽古礼有此说，近世所行，一继别子，则虽不得世为卿大夫，亦依旧为大宗，未之或改。未知果如何也。

《家礼》大义，以宗法为主。若初祖之祭，是始祖不迁之意，朱子以为“僭不敢祭”，是则犹似崇小宗而废大宗也。

始祖之祭，在大宗则固礼之所许，而非大宗而为是者，诚近乎僭。朱子所以始行而终废者以此耳，非崇小宗而废大宗而然也。

重服入庙时，当着何服耶？以“墨衰荐庙”观之，重服衣带，似难入庙，以白衣、白带之属如何？

所谓重服，以何服而言耶？三年之服，沙溪以为“当以布头巾、布直领、布带为入庙之服”矣。至于期、大功，则如来示用白衣、白带，亦无妨。或云黑带亦可。

“近出，入大门瞻礼而行”，“瞻礼”者，其礼如何？经宿、经月归，言“焚香再拜”，其出时不言“焚香再拜”，何也？

“瞻礼”，沙翁说：“犹言揖也。”《书仪》：“每朝诣影堂前，唱喏。出外归亦然。”“唱喏”，盖揖时声也。然则此所谓“瞻礼”者，即《书仪》“唱喏”也，沙翁说似无疑。

近出未经宿处，出与归，皆只行瞻礼而已。经宿而归，则〈言“经宿而归”，则“出”字意，已包在其中。〉不止瞻礼，而出与归，皆焚香再拜矣。远出经旬以上，出与归，皆只焚香先后再拜而已。经月而归，则〈此亦“出”字意，已包在其中。〉不止焚香先后再拜，而出与归，又皆开中门升阶先后再拜矣。愚见似是如此。

“主妇抱子进立于两阶之间，再拜”，抱子而拜，甚苟艰，不成仪样，奈何？使乳母辈抱儿傍立，而主妇自为再拜耶？

丘《仪》亦有“以子授乳母”之文，而属之于“降复位”之下。恐拜时，只得抱子而为礼也。虽如是，亦何至不成样？而其义则又似精微矣。

冠礼，言“父母无期以上丧”，不言“身及主人”；昏礼，言“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丧”，而不言“父母”，何也？二礼正相反，愿闻之。

冠礼，主人有故，则许其父自为之矣。然则父母无期以上丧，则自不患无主人矣。所以不言“主人”者，其意或是如此欤？昏礼之言“主人”而不言“父母”，其意若曰父母虽有丧，而他亲之当为主人者无故，则亦可以行礼也欤？

尤翁常以为“昏重于冠。父母有丧，则不得以冠。况可以嫁娶乎”，故每以此两条，谓“当作互文看”，其意似好。故愚亦信之，不敢有异议矣。

近看温公《书仪》，此两条立文，与《家礼》无一字加减，而“身及主人”之下，别有自注，杂引《士昏礼》、《杂记》之文，而末乃断之以“今依律文，以从简易云云”。所谓“律文”，朱子答李继善书中“礼律皆可考”之说是已。然则尤翁互文之说，恐失契勘。盖以《书仪》之晩出，未及经眼而然耳。

禫月赴举，虽曰禫月，既行吉祭，则自复寝以往，凡事无不复吉，至于此事而何独不然？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询及“嫡长无子移宗”之议，愚意未见其然。审如人言，大宗立后之法，何以载于《仪礼》？作人欲如周公，恐不可舍此他求矣。但未知此人亦有妾子如慎斋而不肯复立后耶？

所询礼疑，尤翁说固出于慈孝之至，而其必待长房丧毕而迁者，亦必有精义。今之好礼之家，亦或有不以彼而废此者矣。

如今尊门所值，来谕所谓“虽一日，得以奉安于人世，犹可以为恔”者，诚天理、人情之恻怛不容已处。虽使尤翁处此，亦岂不为然乎？此事恐无可疑。未知如何？

别纸所论，此是义理极精微处，蒙陋何敢与闻？而今此盛说，可谓已自先获矣。

尝闻从古论“性”，只有二途，“本然”、“气质”而已。就“气质”中除却“气”，单指其“理”，谓之“本然”；以“理”与“气质”，杂以言之，谓之“气质”。

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者，非不言“气”，而所主在于“理”，《中庸》“天命之性”是也；“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非不言“理”，而所主在于“气”，《孟子》“犬牛人之性”是也。故朱子又曰“《中庸》‘天命之性’，是通天下一性”，而至论“犬牛人之性”，则直断之为“气质之性”，其意可知也。

今所引湖中诸公之说，其曰：“形同则性同，形不同则性不同。是以性之有同不同，由形之有同不同也，形即气质耳。”然则此为除却“气”，单指“理”而言者乎？将为以“理”与“气质”，杂以言者乎？凡其所说，作“气质”看，则言言皆是也；作“本然”看，则恐非所以语“本然”也。

彼诸公每于“气质”中，以其有善恶者，而为“气质之性”；以其有偏全者，而为“本然之性”。“理”，无声臭、无多寡、无彼此。既曰“有偏有全”，岂“理”之本然乎？故尝窃谓“天下之所同者，必‘理’也；天下之所不同者，必‘气’也”。

朱子答徐元聘书“性同气异”四字，已是八字打开。苟于此四字，看得分明，其于论“性”也，或离或合，皆可以沛然而无疑矣。

先祖所与尤翁问答，写在别幅，附以三渊取舍之意，览之可知。而尤翁所答，虽若无明白剖破，而善看之，则盖亦无疑。所谓“《章句》，概言人物之同；《或问》，详言偏全之异”者，安知非以《章句》为专论“本然”，《或问》为兼论“气质”，以是而为论“性”之义大备耶？未信其必为湖说之证也。如何如何？

《中庸》注“人物之生”。○此谓万物亦具五性，与人更无差别耶？窃意人、物虽同得一理以生，然既成性矣，不能无偏全之殊。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或仁、或义，只禀得五性之一耳。推之他物，皆然，此岂天命之不均哉？亦其气有通塞而理随以偏全耳。是故朱子于《孟子》“生之谓性章”，论之曰：“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以全哉？”即此一语，剖判甚明。

此章所云，非谓万物之性，与人更无差别也，亦言人物同得此理以为性，而性之目有是五者耳。盖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别无性。举人物而言，只此一性；若其偏全之分，此不暇论也。妄意如此，不审如何？〈右，先祖问书。〉

《章句》，概言人物同得此性之意；而《或问》，始详言偏全之异。合而观之，其义乃尽。〈右，尤庵答书。〉

亡兄集中五常说所质于尤翁者，自是未定之说，而编摩时混载为可欠，翕与其门徒有眼目者，辄敢判舍之矣。〈右，三渊答李参奉载亨书。〉

今年书问顿绝，每深瞻怅。不意灵光人来致三月惠帖，谨审其时学履珍毖。虽其发已久，殆无异相对叙阻，欣慰不可言也。况日用之间，专心向道，以圣贤书籍，作终身家计者，令人益增叹仰。

圣贤之言，孰非切要？而其用工之序，朱子于《大学或问》中已尽之；而操守之法，亦莫详于《大学》一书，所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真不诬矣。然而其要，又不出于一个“敬”字，《或问》所论，尤发挥无馀。学者苟于一日十二时中，常念念不失，以此读书穷理，以此反躬实践，不知不觉，久当自有殊绝之效。此程、朱以来相传之说，而顾学者不能实心用力，未见其验耳。此“实心”二字最有味，试以是常反以求之如何？躬所未能，而感下问之勤，聊诵所闻，不以人废焉可也。

礼疑，尤翁所论固可从。但近世大家虽有庶子，而别为立后者亦多。如李尚书箕镇，亦取从兄子为嗣，礼家于此未闻有非之者，无乃是或一道耶？为人立后而无所受，则门长上言，亦人家通行之例云。

元年来衰落益甚，病忧又未已，新知不继，旧业全荒，恐终无闻而死。中夜以作，只增悼叹，奈何？不宣。

古者，为师无服，心丧之而已。故仲尼之门人曰：“若丧父而无服。”若吊服，非服也。外无衰麻，内有哀戚，是心丧之义也。然则丧师之礼，虽重而无服。亲属之有服者，虽缌、小功之末，皆不可以不服，何可以师之无服而废亲属之有服乎？况大功服之重者也，尤不可以彼废此。于师则心不忘哀戚之情，以终其月数而已。愚见如此，更加博采如何？

大功未葬，行冠宾之事，以《家礼》不为主人之义，则恐未安。虽知有尤翁说，而不能涣然无疑。此必迷见不及而然，如有未是，还以剖教也。

父既传重于庶子，则所谓“传重”，即承统主祭之谓也。不主祭承统，恶在其为“传重”也？既曰“传重”，则何敢服其母以三年乎？既服其母以三年，则断不可以“承重”论也，此义不难知矣。既曰“承统主祭”，则旁题在其中矣。

辱惠书，谨审新春动止增吉。又见谕名理粲然，所以牖迷者甚厚，区区欣慰，岂有穷已？幸甚幸甚。

惟是“性”说，所谓“义理极精微处”，此圣人之所罕言。虽以子贡之颖悟，尚叹其未闻，岂非天下之至难欤？前辈于此，亦各执一说，终身相持而不能决。然其说则已竭尽而无馀恨矣，今不须更费议论，以犯叠床之讥。只先使吾心廓然大公，毋主先入，毋滞旧见，益加涵养格致之功，体验日熟，造诣渐深，则自然胸怀洞然，所见益亲，自底于精义无二之域，尚何俟于纷纷乎？未知明者，亦以为然否？

既有俯问，宜不敢无对，而不但病昏，姑无以及此，犹冀万一少进，徐以请教耳。

独来谕以愚为以“心”为“理”，此则非愚之说也。朱子常以“心”为“气之灵”，而又曰：“‘心’，亦有何形象？”此愚见之所本。而亦非直以“心之无形象”与“理之无声臭”，为必同也。或者辞不达意，致贤者之疑耶？

但“心”与“气质”，虽同属形而下者，而朱子又言：“‘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心”既“气”矣，而又曰“比气”，岂不以同属于“气”，而不无精粗之可言而然耶？故先生于训“心”处，必曰“灵觉”、曰“神明”，而训“气质”则必曰“清浊”、“昏明”、“强弱”、“粹驳”而已。由是观之，“心”与“气质”之有辨无辨，亦可以洒然无疑矣。

古人言“金屑虽美，落眼则眯”，无以蒭荛之贱，而且置前说而更思之如何？呼至此，眩气又发，年来疾病之沉痼，可想耳。不宣。

父卒则为母三年，既卒则虽未葬，不可谓非卒也。所谕“母服之期与三年，惟在于父之生卒，不系于父丧之葬未葬”者，似甚直截。

高仪“卒哭祝”云：“叩地号天，五情糜溃。”小祥则“夜处”下，有“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今当从之耶？小祥加用此八字，则大祥、禫，亦用此八字耶？

皆只从《家礼》说，恐当。

“心”与“性”，相对以言，则“性”即“理”，是属形而上者；“心”即“气之灵处”，是属形而下者。“气”与“灵”，虽不相离，而“气”非“心灵处”，是“心”则“灵”，岂有形象者乎？

“性”与“心”，同是无形，而犹以为有别者，无他。“性”是“理”，“理”无情意、造作、运用；“心”是“气之灵处”，“气之灵”，便有情意、造作、运用。惟其无情意、造作、运用也，故虽有时随气质而沦于不善，是气质之罪而非“性”之罪也；惟其有情意、造作、运用也，故有时而随气质而沦于不善，则不专是气质之罪而“心”亦有罪焉耳。

朱子所谓“‘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自然又灵”二句语，于二者界分，直是八字打开，大煞明白。儒、释之主‘性’、主‘心’，所以为邪、正之大分者此耳。

为人子而使其亲陷于饥饿，其心安得恬然？无论为农、为商、为赁，力所可及处，当靡不用极，汲汲为救急之策。不然，为科举之业，以为侥幸禄养之计亦可也。但不可不顾义理，不计苟污，反以辱亲而有愧吾心耳。

在己者既尽其所当为，则其死生、祸福之来，惟当听天所命而已。若因此而辄动心气，或生妄念，亦见其所养之无素，如来谕所谓“见识有所未明，义理之气，未能胜客气”者是也。既知如此，当下便可用集义克己之功，常存此志不退，则须有得力处也。

人之气禀，或不能无偏，故才德罕有两全。有德者未必皆有才，有才者未必皆有德。深于问学，而或短于政事者，自古而然矣。然苟有真个大儒，岂有能于独善而不能于兼济者耶？士之志于有用之学者，安可不兼通世务耶？

胡安定之在湖学，兼置经义、治事两斋以教人者，其意甚好，惜后世不讲此义也。如诗文、书画之类，虽工亦何足为用哉？

人以其诈，吾以吾诚，何可因彼之诈而吾亦以不诚应之耶？独处时仪容，不能如对人时，则其不诚甚矣。

夫子之“申申夭夭”，燕居时仪容自当如此。朱子解之曰：“今人燕居时，不太严厉，则必怠惰。严厉时，着此四字不得；怠惰时，亦着此四字不得。”然则圣人这个气像，其视今人对人时庄敬、独处时弛纵者，何啻千里耶？

程子所称吕与叔事，诚可为学者之法。“张而不弛”，非此之谓，而退之引以为自便之私，可以为戒而不可效之也。

自哭栎泉来，常忽忽无世意。思栎泉而不可见，则思与其所相好者而游焉，庶几其少慰，而又不得，则未尝不怅然以悲。

不意曩者，蒙左右惠然远顾，又申以长幅，辞旨郑重，以栎泉之故而殆欲一视而无间焉，此固不敢当。而其动止辞令之间，雍容真恳，信乎其似夫子，而退之所云“如见元宾”，将不在于此乎？区区今日，又何止少慰其悲而已乎？幸甚幸甚。惟是推隆之过，拟之或非其伦，则还令人增愧汗。然其相与之义，则何敢忘也？

书后，新春又向阑矣。不审侍馀学履复何似？日用工夫，想日新而未已，恨无由得闻其一二也。

前寄《论语》疑义，既幸其不外，而其义理微密，恳到非苟然者，亟欲一一反复，还以请教。而春来应接猥繁，贱疾常苦，无暇及此，留俟少闲神胜之日，而不敢望盛度之曲恕耳。歉悚歉悚。

身恙幸不添剧，而疠气少熄，则夏初欲归湖上。自此南北又落落，未易卒承嘉诲。念之惘然，奈何？不宣。

前春书，至今在手，苦无信便，阙然未有数字之谢。廼蒙尊伯氏又袖致问翰，仍审秋炎侍下静履珍毖，区区感荷何已？承又一往甁泉，与主翁讲未发之义，即此题目，已大是奇事。况有契悟，则其趣尤当如何？犹有馀意复及于孤陋，甚矣好问之笃也！

元来此义极精微，言之既难，信亦未易。如区区者，尤何足及此？而众人之未发有无，犹是属别人者。假使真切见得，未若反就自己身上，验得真个有此时节，有时果能无少偏倚，而自此而发，果能事事中节，无少歉于吾心否乎，如有未至，愈更着力前进，必至乃已。

此为要切工夫，恐不必坐谈别人如何。况如是则彼众人之有此与否，亦自然有见得之日耶。愚意如是，未知如何？

满纸来谕，有以见笃学求进之诚迥出寻常，令人敛衽。至于不知元行之荒陋，猥问以平日已试之效，有若请助之为，则又不胜愧汗耳。

虽然，窃闻之，人之为学，患无此实心耳。此心既实，则以之读书穷理，以之修己居敬，以之应事接物，无往而非实事者。有实事，斯有实功。为学而无实功者，可知其心之不免于虗伪也。惟此诚、伪之间，实是学者人鬼关头。立志之始，此处最要尽死明辨，如分桐叶而后，可免为小人之儒矣。

非谓贤者之或昧于此，感俯问之勤，诵其所闻者如此。无以陈言而幸蒙垂采，则未必不为进德之助矣。如何如何？

即惟腊寒，侍欢增胜？初秋惠书，至今多慰。况其见念之勤，宜不容无复，而事已过，又旋得疾，数月不离枕席，少愈复因循至此，想甚讶，亦非敢一日忘也。

区区去就之义，尊所言皆是也。此虽无状，生逢圣世，受恩罔极。至于向来隆批，其所以追念旧冤，勉以图报之意者，旷绝千古，真可以感动鬼神。身为世臣，敢复怀逡巡也？此则非敢然也。顾此所患，不在于出，而在于出而无为，不足以仰答隆恩，则反死有馀罪耳。其时上书，计或经览，亦可以谅此衷曲矣。

天下至不可强者，材具力量耳。来书所以猥相假借者，岂此之所堪哉？是则尊言亦误矣。虽然，以朱子之大贤，其言犹以为“孔子岂不是至公血诚？孟子岂不是麤拳大踢？到底无着手处。况今无此伎俩。从前不敢容易出来，其自知甚审”云尔。则况今时何时，此人何人，而敢为此孔、孟以来之所不敢为者？徒取狼狈而无补于国哉。恐尊未之思也。

然尊之爱我，则可谓厚矣。使先丈在者，其所以为我谋者必先于人。虽吾有疑而相质者，舍先丈而谁先哉？今尊之言及此，实喜故人之有子，而继之以怆然也。自此事有可议，幸毋以报答之太缓而不惜相告也。不宣。

礼疑，当已后时，然不妨追论。先丧祭奠，当以缌服行事；到后丧祭奠，换着衰服。此则无疑。但引时所服，尤翁亦有两说，未知孰是。

愚意此缌虽轻，而既是斩衰之馀，又方从父之丧，乃弃此而以母之衰而行焉，莫或未安否？幸更深思而博询，择于其中如何？

赠玄𫄸时改着衰服，尤翁以为“顷刻之间，旋脱旋服于苍黄之际，岂成举措”云耳。

所示告庙服色，既有尤翁说，从之似当。不独于祔祭为然，朝祖时亦然。盖以丧事有关于祖庙者，皆以衰服行之，其义然也。与平时朔望参谒，恐不同矣。

禫前守墓，可谓善矣。墓异于庙，朝夕临哭，以伸馀哀，有何不可？所谓“丧过乎哀”是也。

禫事卜日时拜位，据《家礼》则祥讫，新主即入正位。故凡主人以下，皆当北面为拜。今则祫前，犹祔于祖庙之东壁下。然则主人之诣本龛焚香，皆当东面以拜；他在位者，只依旧在庭下北面。及主人之降拜也，亦如之。虽与《家礼》若不尽合，其势恐不得不尔。

不然而在位者，必从主人而为东面，则须尽入庙中而无降拜之节；欲在庭而犹东面，则便向虗空处拜了，尤不成事理矣。然此言未必中理，不敢断其可否，博询而处之。其与时祭卜日，有不同者，或是各有意义。不可辄以臆见，执彼疑此，妄行抽添于其间。

至于筮日时西面北面之位，既筮以往，恐不必复引于拜庙之时也。未知如何？

别庙停役已久，不知其间作何措置？彼辈其亦有变动否？如爵献之序，犹可诿之于己巳回启，而庙碑一节，又不关于朝令，而其事之谬悖，不特讳字、祝辞异同之误而已。此而不去，两太师真为寄享于权氏之私祠，宁不痛哉？

此等厘革，自是按道之责，谕使拔去可也，驱之以法亦可也。岂容一向雍容，任彼之前却也？别庙丙午疏，已言此事。今日且先营建，以俟朝家指挥，或仍旧庙，或移新祠，皆无不可，所以有前后奉劝。而若彼辈之欲沮毁而诬之以冒禁，则奚有于规制之大小也？来谕所谓“欲使彼洞知非院而祠，庶几为无痕善处”者，恐不免少迂矣。

且向来彼辈之发通，直胁之以“不有成命”等语，于营门侵侮至此，则其时便当自列，痛陈事情，可谓快事，而虑患太深，遂失一番机会，诚可叹惜。

今闻宗中之议，犹欲令以此上闻，而愚则以为到今追言，殆近于箭桥睨目。不如且以庙碑事，刻期严督，且令庙任尽袪从前谬误，不听则一边促成别庙，彼又纷纷如向来之为，亟以引咎之疏先发之，仍附本事始末，申请大家厘正。得请则大善，虽或不然，亦不害为自尽之义矣。今计恐此为最善，如何如何？

令既往莅本道，目见吾祖之受屈如彼而不能有所正，仅营一别庙而又不成，又不及于在彼之日，一吁天陛，毕竟无所借手而归，岂不为大恨耶？此实为令谋者，幸察此意而善处也。

彼通曲折，初未详闻。曾所附泰仁书者，近始追见。故复申之如此。

彼虽以冒禁建祠为言，此不过为自旧庙移奉之计而非若刱设之比。且移奉之举，亦将待朝令而为之，则彼之构捏危胁，都不足动吾一发。而设令终至上闻，吾所以辨之者如此，则圣鉴于此，岂不洞然无疑？

本事之得请，固未敢必，而万无以此获戾之理。虽为先获戾，犹不足恤，况其不然者耶？幸而又有公议之助，则其必不得请，又安可知也？幸依前书所言，早成一本而待之如何？

自哭尊伯父，神情顿丧，疾病随添，每一念之，老泪常悬。忽玆惠覆，满幅哀诉，读未终行，此心已如割矣。噫！君之心即余之心，宁有间哉？其在后死之责，苟力所及，何忍不自尽也？

至临终累问之语，尤不禁失声哀号。尊伯父之眷眷此汉，至于如此，而余则负之。不知当时欲有何所言，而今无地可闻矣。悠悠此恨，为终古难瞑，奈何奈何？

赖有仲思治礼，使君子终事得无所憾，此为少慰耳。铭旌所写，亦可谓得宜。又有符于春翁先生葬时故事，可异亦可悲也。

题主其以玉果为未安者，其说得矣。既不称官，则舍别号何以哉？愚意一如铭旌题之，恐无不可。尤翁所答吾外祖兄弟书，在《经礼问答》葬礼“题主条”中，其意亦可见也。其书所谓“神主之题，既以别号，则铭旌尤无可问”者，岂其时追削命下之后，即以号改题，故为言如是耶？

其时所行，家间无旧传可据耶？今依前事行之，不害为从先祖之义，而况又有尤翁之论乎？更禀鹿门而处之如何？葬地，其间或已有卜否？

此汉病中，又营先人缅事。既启墓而圹中幸安吉，诚非始料。而初见亲柩，痛陨久益罔极，又一番添痛。见方㱡㱡，艰呼止此。

《经筵日记》，更观之。其已经梳洗者，其功不可谓不至。而今以《年谱》所载参之，则同是一时说话，而此缺而彼完，此粗而彼精，又其间往往有出入异同者，要皆彼善于此。

愚意断然以为以此《年谱》，宜付刊于集中如《栗谷全书》之例，而此事未曾经禀于尊伯父在日，今未敢擅辄。无已则只就《年谱》中经传讲义，目之曰“《经筵中庸讲义》如《心经讲义》云云而尽载其说，抑可为次，而此则亦尊伯父素志也。即此二者而更质于鹿门而审处之如何？此则以为终未若《年谱》之为愈耳。

此议不容草草，今尊如可更出，则面商为好。不然，金侄亦可替访否？写役虽急，此大事也，不必忙急，更熟思而善图也。

谕及心之气与气质之气，初非二气，只气质中灵处，谓之“心”耳。既谓之灵，则自是无体质、无方所、无限量。虽在气质之中，而又非气质之所能囿者，正如《中庸》所说“鬼神”。

“鬼神”云者，是阴阳二气之灵与良能，阴阳二气，犹人之气质，而灵与良能，即人心之灵耳。鬼神之灵与良能，既不离于阴阳二气，则人之心岂独在气质之外耶？人之心与此鬼神，元只是一个，则此鬼神是流行于天地间者，岂以人之成形先后而有离合、异同之可言耶？

幸试思之，如有未安，可更教之。

别纸所论，盛见皆极明白。心亦有本然、气质之说，亦与愚意相符，引《或问》说而证之者，尤可喜。

所谓一士友未知何人，而近来湖中诸贤，其论大抵如此，区区于此未尝不为之慨惜。今得左右剖析痛快如此，殊非少幸。然苟不就自家身上，真用涵养省察之功，使此心之灵常不免为气禀、物欲之累，则所见虽幸偶中，而只是一时闲说耳。幸更于此加意如何？

病伏穷山，与死为邻，书牍人事，一切阙然，前书之至今无谢，宜见斥外久矣。况闻有绝海严谴，凡在亲爱，理当即致候问，而一向因循，则只日夕耿耿焉矣。忽此先施之辱穿过大瀛，落此绝峡数千里之外，惊倒欣慰，真不啻天外消息。书中又无一毫相责望之意，于此窃仰雅度之善恕，亦知左右之知我深也。

伏闻近蒙恩宥，复出平地。想惟感祝罔极，庭闱安信，当亦以时承闻，又几何而复许归觐也。区区攒贺不容已也。当初所进之言，其心则亦亶出于随事匡救之义耳，有何尤焉？篱中读书是古人事，不知所读何书？又了几卷出来耶？长城果以何日来到？而亦不废前课否？此吾宗金副学所谪居，而曾有小屋子以处，今亦闲在，可借住否？

所谕谪中辞受之义，其曰“与其犯不义，无宁守常分”，大意正当，令人钦叹。然如朴公之受朝夕官供者，固非矣，远近亲知之为守宰者时以物救穷者，亦不可尽谓无名，似无不问可否，而坐而饥饿之理。但量其义而为之节耳。如何如何？

尊府书中，引欧阳母之说以为戒者，真可谓义方之训，闻之不觉敛衽也。不宣。

积岁阻面，恋思常悬。忽承辱翰，喜审新春侍欢多庆，且闻年来工夫甚进，尤以为慰，而恨无由面扣耳。元又添一齿，衰落益甚，无可言者。

科期不远，想复一番扰攘。而可惜少壮时节，只从这里过了，岂不慨然？此事虽不易废，能知有内外、宾主，而常以经传义理，优游浸灌，略如程先生所谓“一月中，十日举业，馀日为学”之规，则可以并行不悖。以尊聪明志气，岂不办此？然俗人闻之，必以为迂儒误人也。恃相与之深，僭易及此，不知盛意云何也？不宣。

一宿对讨，迨深慰荷，归即手书继之，此意尤厚，何可忘也？比日雪寒，侍况增吉？所读又在何书？俯仰研思，想日有新趣，何由朝夕相守，款听名论也？又令人怅然也。

此汉粗遣如昔，室忧近更添剧，区区占毕之功，虽不敢全废，不得尽情趱进，日间尤悔，尤不胜点检。此岁馀日又无多，秪增慨叹而已。

前书所谕，足见谦光之盛。然此意偏重，则亦须有做病处。偶看尤翁与艮庵书，论此甚明快。谨录一通以上，幸试熟览。而若犹有疑，更以见告如何？来春更约，能无纬繣，则幸耳。不具。

礼疑袭、敛、成殡，自当如常仪；奠、上食，先重后轻以行之。但外位，于其始丧，当依“期、九月，三不食”之礼而奠、上食姑废，其后始行之，而限成服用素馔。内位则未葬用素馔，虞而后，始用肉。

几筵则两位当各设，而丧人当常在父殡。虽祭母时，父未葬，亦以斩衰行之；已葬，方各服其服。内位服制，当依《仪礼》“父卒为母三年”之文，为齐衰三年矣。

此皆据先儒之定论而言，其出处则散见诸书，未暇一一细检为报耳。

“质”、“杀”制度及取义何如？敛时不撤去乎？

“质”、“杀”之上玄、下𫄸，亦取象于天地也。袭后，用之于敛时极便，敛而撤之，非也。疏斋所谓“暂时所用”，或未深考而然耶。

魂帛，从束帛、不立祭，如何？

魂帛，先辈多用束帛之制。尤翁亦以为“卧置似是礼意”，则其不立而祭之，可知。

望日殷奠，世多行之，而《家礼》阙之，何耶？

月半奠，非大夫，不敢为。《家礼》，士礼也。故去之，非偶然遗漏也。

柩衣、翣扇之不当用，曾闻教矣，亦难变改，如何？

柩衣之不必用，尝疑礼文之意或如是耳，非谓必不可用也。大抵朱子俱载之《家礼》，则何敢以后人一时之见，弃之而不用也？

丧中庙、墓祭服，何如？出后人，当何服乎？

丧中庙祀之服，沙溪以布头巾、布直领、布带为言，墓祭时亦仿此无妨。或以祭服持往而行之亦得。出后人，亦视此而为之节，恐无不可矣。

先子尝欲仿执事独祭出主而未果，若三年后，成其志如何？执事已行之仪，可得详教欤？

忌日祭当位，尝以朱子之礼为最有意义，故遵而行之。其出主之际，先以一空椟，奉以盛之，至西阶卓上寘之，即开椟出其主身，奉寘于座。祭罢，又以主身，就其椟匣之，奉归祠堂，还于故处。

杆城从兄练事，即廿四日也。既是出后而异宫，然揆以情理，父丧在殡，而遽设盛祭，是岂可忍乎？欲于是日，仿忌祭行之，伯父葬后，卜日行练祭，而不可臆断，敢此奉禀。

朱子曰：“生父与所后父同坐，则不可皆称以父，势将称生父为叔父。”然则其于生父，当以伯叔父之礼处之。祭祀行废，亦一视乎此而已。来谕以“父丧”为言，未知于朱子之意如何也。

今以此丧在殡之日而遽设盛祭，揆以私情，诚若有不忍者。然圣人言“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如欲人心之皆安，则将不胜其过厚而或失于大义者多矣。愚意恐无必不可祭之义。

俯询礼疑，朱子答黄子耕、李晦叔二书可考。其书虽皆若许之，而其重之之意，亦隐然见于其中矣。然则今虽不行，何害？

尤翁之参祀焚黄于仲氏官次，盖以其伯氏死无子，仲氏以“弟及”之礼，奉先祀故耳。似无疑也。

所谕礼疑，既有沙溪、尤庵定论，则自当遵以行之而已。礼经果有并行三年之文，则岂以两先生之邃学博识，一不概论，而顾为是纷纷，以出于礼经之外哉？

母丧中父亡，仍服母期，诚不忍死其父也，而今以此服期，反以为不忍，可谓失轻重之伦矣。然则洪之伸三年与否，自不足论。

馈食一节，尤翁所答闵元重一书可考。谨录于下，以备考览。

今人既据《仪礼》及国典，父在为母，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则是已行三年之丧矣。岂有三年既毕而复行上食之理乎？

《家礼》大带“再缭”之文，慎斋、尤庵两先生之说，未敢知其孰胜。而大抵以夹缝二寸之制为不可以再缭者，则慎斋所论，尽有意义，恐难猝破。

家间曾有旧制深衣，其带夹缝，而廑足以一缭腰而已。亦未能必其得失也。

尤翁论《小记》此说而曰“‘凡丧，父在父为主，其舅只主祔祭’云者，自是一说。岂大夫不主诸子之丧之义耶？然从此说，则多有窒碍处”云。

尤翁曰：“所谓‘内无哭’者，禫祭之日，犹有哭；自是而后，更无哭之意也。”未知此说果尽记者之意否，然祥后受吊，先儒已许其哭，则门外之哭，亦不止于禫祭之日而已耶。其受吊之处，尤翁以为当依将军文子之礼为之矣。若朔、望参，新主既入庙，则庙中不可哭，非所疑也。

遭丧告庙之礼，慎斋《古今丧礼异同议》虽是论国恤者，而告社庙，在既袭设铭旌之后，此可推以为据。尤翁亦答人此问，则曰“似当于初终，而酒果则恐不可设”云矣。

近又阻闻，恋仰日深。忽拜辱翰，谨审盛炎侍履增重，喜慰无已。

但业荒之叹，在高明，岂或至此？而人生自少闲时，欲待全无冗忧而始用工夫，则何时可了此事耶？须是随处提撕，随时收拾，无问动静闲忙，要令此心常存不昧，以立一身之主宰，而其间有些隙子，又不废读书讲理，以相资益，久久自当见功。未知贤者以为如何？躬所不逮，而妄言及此，是则可愧也。

元行病躯当暑，日觉澌惫，殆无生意。幸赵生久留，慰怀殊深。但渠亦久汨讲役，相见犹未源源。觉俗事败意，还一笑也。不宣。

所谕“存养之工，莫如诚敬”，可谓得为学之要。而又已紧切用力，则想日有深造之效，令人不胜钦叹。

至于“浮思杂念，随时闯发”，此固学者之通患。到得工夫熟后，自然渐次退听。何能于一时间，便得灵台澹然耶？如是责效，恐生助长之病。

“诚”，只是不欺谩；“敬”，只是不放肆。日用之间，觉有此等病痛，即须改之，勿复萌作。常常如此，无有退转，方见“诚”、“敬”之外，更无妙法，而所谓“灵台澹然”者，将不期然而然矣。如何如何？

论仁说，如“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数句，语意卓然。但“仁”，专言之则包四者，偏言之则一事。所谓“心之德”，是专言之也；“爱之理”，是偏言之也。即其偏言而各训其义，则“义”曰“宜”、“礼”曰“敬”、“智”曰“别”、“仁”曰“爱”是已，“仁”亦何尝不可以一字为训耶？如是观之，其为界限，岂不分明乎？然专言、偏言，亦只就一地头分别看。盖“心之德”，即含“爱之理”在其中，非于“心之德”之外，更有“爱之理”也。

若论“为仁之方”，固莫切于“克己”上用力，而又须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克己之事，亦可得以言矣。

今有一人，以独身出继于其伯父，有二子。其生父以其第二子，为侍养孙矣，方遭生父丧。如欲生父不至于无后，则莫若以其第一子，为所后父无后长子之后；与其第二子，归嗣生父，俾生、养两家俱至有后。而其生、养父皆已死矣，无可主张天伦者，门长未可上言耶？

侍养，世虽有之，而非礼也。至归宗之议，两父既俱没，则又谁敢为此耶？然则出继子不得已而奉其主，祔于其祖之庙。不然，又求之诸族人，以立其后，无乃善乎？

礼应服三年者，服缌于改葬。然则改葬代尽之祖者，只可以素巾、带哭临，而初献、祝文等节，则使代近年长者行之。虽庶孽子孙，一依长房例，使之行之，亦无妨耶？若果不迁之祖，则主祀者，其可服缌；而诸云仍，只素巾、带耶？

恐当如此。庶孙亦无不可行之义。然必嫡孙无人而后，可及此耳。其祖虽不迁，代既尽而尚为之服缌，礼有可据否？

出继者之子又虽出继，其父生家服制，更似无降，而世或有再降之议。未知何如？

出继子孙复出继，亦不再降。此尤翁之说也。

元衰疾相仍，荒陋转甚。惟以二三朋友时来讲讨为少慰，而胤君忽又辞归，中心怅惘，不啻如失。

此君性度质直，向学又力为之不已，将来殊有可望。但看书观理，或有粗疏不精细之病。每与渠言之如此，不知他日更来，又如何耳。然人生气禀，自是易偏，有是长，即有是短；有是短，还有是长，自昔而然。此君此病，亦是质直中出来耳。质直终是不易，只就其偏处，加矫揉之，则可耳。如何如何？

不面而书，韩子谓之古道，何幸于左右见之？不知孤陋何以获此。重以辞旨郑重，不胜感愧。伏惟炎令起居益有胜？元行穷居衰疾，志业蹉跎，恐卒无闻而死。每中夜以思，为之悲咜而已。

令胤猥蒙委寻，自无实作，何以及人？愧无以副其勤意。兼以年来精力不逮，不堪酬应之烦。远人不知，目前来会者颇众，不免一例辞谢，只许诵读之暇，随疑来讨，则亦不敢全废讲说。已成一故事，非独于令胤为然也。非令胤有失而致此，恐传闻之有误耳。今玆归觐，可得其情，庶或垂谅否？

前谕“四勿”工夫，诚非初学所易及。然栗翁已与“九容”、“九思”，并收载于《击蒙》之篇。此书本为初学而作，则今举以为告，亦或无不可否？此友且劝读栗翁此书，又对讲一部《大学》而归。未知盛意云何也？不宣。

人与物同得天地之理气，以为心性，而所谓“明德”，则物不得与，而人所独得者，何也？

人与禽兽，固皆同得天地之理气，以为心性。然性则通同是一理，初无人物贵贱之殊，而心出于气，气则有偏正通塞之分。

人则禀其正且通者，故其心能虗灵洞澈，可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朱子之释“明德”，必曰“人之所得乎天，而物则不与”者此也。物则禀其偏且塞者，故其心便为他所局杀如泥水相粘，不可复开，虽亦有性在里，无以发挥出来。是则可以谓之“心”，而不得谓之“明德”矣。

众人之于圣人，其气之清浊粹驳，虽若悬绝，而皆出于正且通者，则其精英之聚，便自灵明活化，神妙不测，浊者可使为清，驳者可使为粹，而及其至之，一也。所谓“人皆可为尧、舜”者，不独性尔，所以能该载而发用之者，亦不能无赖乎此焉。未知盛见如何？

新归惫甚，乘忙呼写，想多谬误，可叹。

卒哭明日而祔，为不忍一日无所归也。今必待练而后祔，则其于不忍一日无所归之义，无已太缓乎？尤翁亦有“明日不能祔，则又明日亦无所妨”之语矣。

伏以士之欲读书讲学者，必之乎泮宫、庠舍。此固圣世之所乐劝，而其或不幸身死，而又无所归焉，则亦王政之所宜恻伤也。是以士之游于泮宫、庠舍者，生则饩廪之，以厚其养；没则治送之，以哀其死。于是可见朝家待士之盛，至于无憾生死如此，德意至深厚也。

今书院之与泮宫、庠舍，宜若有内外隆杀之间，而若夫朝家所以待士之心，欲其无憾于生死者，亦何独甚异焉？

今漆原儒生有周必南者，千里北学，厥惟多年，其志盖将以求道也。自去冬，又来住本院，留连读书，至于半岁。乃于今四月初八日，遇疾不起。将以此闰月某日，返柩于本土。本院既无事力可以相及，其家又在岭南千里之外，贫且甚，无以能自致。独其老父日夜号天椎胸，狼狈无告，诚有不忍见者。

其惟无闻，如有闻焉，虽行路之至顽忍者，未有不怛然动心。况仁人之在位者乎？其势苟可以有助，虽无朝家之法之所许，犹将拔例以救之。况其法之有可以推焉者乎？

玆乃忘其僭猥，相率以告于阁下。惟阁下幸垂矜察，念匍匐之义，援法意之美，特自备局命给驾牛，使得以归骨故山。不惟死者父子感阁下之仁恩无穷，亦足令远近儒林，皆颂阁下所以助成朝家待士之美，能尽其终始也又如此，不亦一盛事哉？惟阁下裁之。

览此谕及，益有以仰见先生德化入人之深，而又叹佥尊好贤之无已也。

区区常谓：如吾先生暨重峰先生，功德在于万世，而其后事寥落，有足悲者。且子孙，惟此承嫡诸人外，更无他存，则朝家与士林之所以处之者，宜有以别于他例焉矣。

今佥尊之意如此，岂不诚善厚？而此只是一乡之事，则待一乡之公议佥同而为之可矣。何必远及于局外之人？而况闻有屏溪山长之论，则又何待于馀论乎？

既蒙委问，略此云云。

石潭之祠，尤翁之尚未跻配，实斯文莫大之阙典。师生并肩之嫌，虽有尤翁、遂翁之论，而丈岩文字，尽有据甚明。

且尤翁辛酉《论文庙从祀疏》，以竹林祠释奠位次，作图以附进，今在集中。其图以先圣画像主壁南面，颜、曾、孔、孟作一行在东位，又稍南而濂溪、伊川、温公、延平作一行而西面，明道、康节、横渠又作一行而东面。

据此则曾与孔、孔与孟，皆以师生并肩，而不以为拘；濂溪与伊川，亦如是。则何独于今而以此为嫌，终使尤翁不享于其间哉？尤翁雅言虽如彼，而竹林之图又如此者，岂以从享与并享体面，自是不同而然耶？

春翁同配，诚亦不可无之论。不但与尤翁为同德并世之贤而已。自栗谷以及于两宋，其道统之相传，犹人家之祖、子、孙三世适适相承者然，此实斯文之耿光。而又皆并跻文庙之享，则岂非千古罕有之盛耶？今于此祠，恐少一不得。不知屏溪山长，又以为如何也？

大小事自有一个至当不易之道理，惟心公者得之，私则失之。程子所谓“公则一，私则万殊”者是也。今仙乡之纷纷不已者，是公耶？私耶？

义理无穷，虽虗心平气而察之，犹患难得，每入于偏侧乖僻者多矣。今也不特不然，无论彼此，无论大小，每遇一事，惟务争激，擅相罚辱，各逞其好胜之私以为快。似此风声气习，岂区区力量所能抵当得者？

如我山长，定不足有无于其间。禀目之未题、膰仪之未受，即以此耳，非以斋任之有失而然也。此习不祛，断不敢复有与闻矣。幸谅之。

日昨答李有司呈单，自谓煞有斟量，庶佥贤有所听纳矣。及承来谕，良深怃然。

佥贤所守之志，区区亦岂不知而然哉？近日事，诚本院一厄会。然以是而居院任者，必以一傡卷出为义，则此亦院任之一耳，奚独佥贤为然哉？

但愚意彼虽有失，其失自失耳，于儒宫何损焉？况院任自不干于官府，则又岂以官府之喜怒而为去就耶？为士林之道，只有谨守先生所享之地，讲先生之书，言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使弦诵礼让之风，不绝于黉舍之间。此其为自修之实，未见其不可也。

且使佥贤迫于传令而出，则诚苟矣。此虽不佞冒居院任之首，而相告以出，则佥贤之勉而应之，亦不为无名矣。如是而犹迈迈，则此后事，亦非愚之所能知矣。

伏惟寒沍，佥起居匀福？瞻溯区区。权生至，所蒙俯谕，谨悉盛意。从祖遗像，既被见索，不敢不承命？谨己妆簇以待矣。

湖亭之计，彼既有异心，则其人之事，未知如何，而今何可苟遂前议乎？

仍念从祖，平生甚不屑此等，而独以仙乡多士、湖亭旧主尚德好贤之风，眷眷于遗迹之所寄而不忍其泯泯者，有足感人。且斯亭，实从祖平日之所乐，则今日之欲留遗像于其间者，实惬事宜。且无创立屋宇如世所谓影堂之体制，则似无嫌于朝家之所禁。此所以闻命而无疑也。

至于别立书堂，以为奉安之图，则泛论事理，固亦无所不可。但禁令尚在，或恐别生议论，与湖亭体面，大相不同。愚意不如且置，以待异日为宜。邻居大臣，亦闻此意思，正与此相符。

伏惟佥尊深思而审处焉。不宣。

蒙谕景烈祠锦南当配与否，仙乡素号文献，相与详讲而审处之足矣。局外远蛰，何敢与闻？而有若待此而为决，则令人益增悚汗。第既承盛问，亦不敢不对。

锦南，虽有捍大难之功，初非有道学名节之比，则谓士林之不必尊祀者亦是矣。虽然，自其人，亦忠义卓荦，非如一时乘时赴功之流而已。不害为景烈之名孙而从与享之，则士林之周旋其间，恐不足以为歉。

盖方其始事也，商量而去取之可也。既陞配多年，而或议中撤，则事体甚大。盖其人非有大故疵累，则未有既跻而还黜者，锦南虽若无与于斯文，又岂有可黜之疵累乎？且吾之所崇报者，在于正位，则何必因其配位，遂废虔奉之义乎？

愚见如是，未必中理。伏惟佥尊熟思而取舍之而已。

区区今日院任，岂有抗颜复出之理？而诚以华阳一区，与他处迥殊，皇朝之一脉香火在是，尤翁之平生苦血在是，有不容终于恝视而委弃。又迫于远近士林屡辱劝起，千里齐会，恳谕冞勤，不免冒没而承当，真所谓“予不获已”者也。

若此身才出，佥尊又退，则此院复依旧一空矣。此汉虽欲有为，将谁与助？而何有于终始敦勉之意哉？在佥尊之义，恐不当如是也。

愚意今日之义，扫除万事，惟有与数三同志，殚诚协力，整理既坏之院事，恢张将颓之士气，以无坠前贤辛勤成立之遗緖，最为急务。而若外来纷纭，有未暇容于其间，虽是终不可已者，姑待他日而徐议之，亦何不可也？

昨于面对时，已告之矣。诸宋罚纸，不可久留于老先生俎豆之宫。幸即时撤去，庙院诸有司之任，亦相议择出，以为从速视事之地，幸甚。不尔，此亦无意于更闻院议矣。

所谕院事，未论其他，诸宋解罚，非敢出于外为恢弘之容，以取其名而已。诚以老先生俎豆专享之地，以其子孙之名，遍揭罚目，见者或以为有似涂壁样。则老先生尊灵有知，见其如是，而其心安乎？否乎？然则此岂吾侪后学所以尊敬老先生之意乎？

区区于此，心常伤痛，不欲其久留者此耳。今承以此多有不齐之论，是必见信无素，有咈公议而然也。其何敢复为抗颜与闻末议乎？只增悚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