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短篇小说 中华文库

　　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报纸杂志里面，凡是笔记杂篡，不成长篇的小说，都可叫做“短篇小说”。所以现在那些“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烂调小说，居然都称为“短篇小说”！其实这是大错的。西方的‘短篇小说’，（英文叫做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一定的范围，有特别的性质，不是单靠篇幅不长便可称为‘短篇小说’的。

　　我如今且下一个‘短篇小说’的界说：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这条界说中，有两个条件最宜特别注意。今且把这两个条件分说如下：

　　（一）“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 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便可知道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把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一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邦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术未发明之前，有一种“侧面剪影”（siahouette），用纸剪下人的侧面便可知道是某人（此种剪像曾风行一时，今虽有照相术，尚有人为之）。这种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方面。若不是“最精彩的”所在，决不能用一段代表全体，决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

　　（二）“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形容‘经济’两个字，最好是借用宋玉的话：“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须要不可增减，不可涂饰，处处恰到好处，方可当‘经济’二字。因此凡可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不是真正“短篇小说”，凡叙事不能畅尽，写情不能饱满的短篇，也不是真正“短篇小说”。

　　能合我所下的界说的，便是理想上完全的“短篇小说”。世间所称“短篇小说”，虽未能处处都与这界说相合，但是那些可传世不朽的“短篇小说”，绝没有不具上文所说两个条件的。

　　如今且举几个例。西历一八七○年，法兰西和普鲁士开战，后来法国大败，巴黎被攻破，出了极大的赔款，还割了两省地，才能讲和。这一次战争，在历史上，就叫做普法之战，是一件极大的事。若是历史家记载这事，必定要上溯两国开衅的远因中记载战争的详请，下寻战与和的影响，这样记去，可满几十本大册子。这种大事到了“短篇小说家”的手里，便用最经济的手腕去写这件大事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我且不举别人，单举Daudet和Maupassant两个人为例。Daudet所做普法之战的小说，有许多种。我曾译出一种叫做《最后一课》（《La derniěre classe》，初译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报》，后改用今名，登《留美学生季报》第三年），全篇用法国割给普国两省中一省的一个小学生的口气，写割地之后，普国政府下令，不许再教法文法语。所写的乃是一个小学教师教法的 “最后一课”。一切割地的惨状，都从这个小学生眼中看出，口中写出，还有一种叫做《柏林之围》（《Le siege de Berlin》，曾载甲寅第四号），写的是法皇拿破仑第三出兵攻普鲁士时，有一个曾在拿破仑第一麾下的老兵官，以为这一次法兵一定要大胜了，所以特地搬到巴黎，住在凯旋门边，准备着看法兵“凯旋”的大典。后来这老兵官病了，他的孙女儿天天假造法兵得胜的新闻去哄他。那时普国的兵已打破巴黎普兵进城之日，他老人家听见军乐声，还以为是法兵打破了柏林奏凯班师呢！这是借一个法国极强时代的老兵，来反照当日法国大败的大耻，两两相形，真可动人。

　　Maupassant所做普法之战的小说也有多种。我曾译他的《二渔夫》（《Deux amis》），写巴黎被围的情形，却都从两个酒鬼身上着想（此篇曾成本报，故不更细述），还有许多篇如，《Mlle Fifi》之类（皆未译出），或写一个妓女被普国兵士掳去的情形！或写法国内地村乡里面的光棍，乘着国乱，设立“军政分府”，作威作福的怪状……都可使人因此推想那时法国兵败以后的种种状态。这都是我所说的“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的定义既已说明了，如今且略述中国短篇小说的小史。

　　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自然要数先秦诸子的寓言了。《庄子》《列子》《韩非子》《吕览》诸书所载的“寓言”，往往有用心结构可当“短篇小说”之称的。今举二例，第一例见于《列子•汤问》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猶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穩土之北！”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誇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座朔東，一座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这篇大有小说风味。第一，因为他要说“至诚可动天地”，却平空假造一段太行王屋两山的历史。

　　第二，这段历史之中处处用人名地名，用直接会话，写细事小物，即写天神也用“操蛇之神”，“夸娥氏二子”等私名，所以写来好像真有此事。这两层都是小说家的家数。现在的人一开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说的。

　　第二例见于《庄子•徐无鬼》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謂惠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这一篇写“知己之感”，从古至今，无人能及。看他写‘垩漫其鼻端，若蝇翼’，写‘匠石运斤成风’，都好像真有此事，所以有文学的价值。看他寥寥七十个字，看尽无限感慨，是何等‘经济的’手腕！Maupassant有一篇短篇，叫做“An Artist”与庄子这一篇的用意有点相像。但他用了几千字，写来还不如庄子的七十个字。这可见“经济”之中也还有个高下的分别。

　　自汉到唐这几百年中，出了许多‘杂记’体的书，却都不配称做‘短篇小说’。最下流的如《神仙传》和《搜神记》之类，不用说了。最高的如《世说新语》，其中所记，有许多很有“短篇小说”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说”的体裁。如下举的例：

　　（1）桓公（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2）王子献（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例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此等记载，都是拣取人生极精彩的一小段，用来代表那人的性情品格，所以我说《世说》很有“短篇小说”的意味。只是《世说》所记都是事实，或是传闻的事实，虽有剪裁，却无结构，故不能称做“短篇小说”。

　　比较说来，这个时代的散文短篇小说还该数到陶潜的《桃花源记》。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以算得一篇用心结构的“短篇小说”。此外，便须到韵文中去找短篇小说了。韵文中《孔雀东南飞》，一篇是很好的短篇小说，记事言情，面面都到。但是比较起来，还不如《木兰辞》更为“经济”，《木兰辞》，记木兰的战功，只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十个字，记木兰归家的那一天，却用了一百多字。十个字记十年的事，不为少。一百多字记一天的事不为多。这便是文学的“经济”，但是比较起来，《木兰辞》还不如古诗《上山采蘼芜》更为神妙。那诗道：

   上山彩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合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余。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诗有许多妙处。第一，他用八十个字，写出那家夫妇三口的情形，使人可怜那被逐的“故人”，又使人痛恨那没有心肝，想靠著老婆发财的“故夫”。第二，他写那人弃妻娶妻的事，却不用从头说起，不用说”某某，某处人，娶妻某氏，甚贤，已而别有所欲，遂弃前妻而娶新欢……”。他只从这三个人的历史中挑出那日从山上采野菜回来遇著故夫的几分钟，是何等，“经济的手腕！”是何等“精彩的片段！”第三，他只用“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十字个，便可写出这妇人是一个弃妇，被弃之后，非常贫苦，只得挑野菜度日。这是何等神妙手段！懂得这首诗的好处，方才可谈“短篇小说”的好处。

　　到了唐朝，韵文散文中都有很妙的短篇小说。韵文中杜甫的《石壕吏》是绝妙的例。那诗道：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生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这首诗写天宝之乱，只写一个过路投宿的客人夜里偷听得的事，不插一句议论，能使人觉得那时代征兵之制的大害，百姓的痛苦，丁壮死亡的多，差役捉人的横行，一一都在眼前。捉人捉到生了孙儿的祖老太太，别的更可想而知了。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中，尽有很好的短篇小说。最妙的是《新丰折臂翁》一首。看他写“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使人不得不发生“苛政猛于虎”的思想。白居易的《琵琶行》也可算得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说。白居易的短处，只因为他有点迂腐气，所以处处要把做诗的“本意”来做结尾，即如《新丰折臂翁》篇末加上“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一段，便没有趣味了。又如《长恨歌》一篇，本用道士见杨贵妃，带来信物一件事作主体。白居易虽做了这诗，心中却不信道士见杨妃的神话，所以他不但说杨妃所在的仙山“在虚无缥渺，中”，还要先说杨妃死时“金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这竟直说后来“天上”带来的“钿合金钗”是马嵬坡拾起的了！自己不信所以说来便不能叫人深信。人说赵子昂画马，先要伏地作种种马相。做小的说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书中人物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做“短篇小说”的人，格外应该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短篇小说”要把所挑出的“最精彩的一段”作主体才可有全神贯注的妙处。若带点迂气，处处把“本意”点破，便是把书中事实作一种假设的附属品，便没有趣味了。

　　唐朝的散文短篇小说很多，好的却实在不多。我看来看去，只有张说的《虬髯客传》可算得上品的“短篇小说”。《虬髯客》传的本旨只是要说“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他却平空造出虬髯客一段故事，插入李靖红拂一段情史，写到正热闹处，忽然写“太原公子裼裘而来”，遂使那位野心豪杰绝心于事国，另去海外开辟新国。这种立意布局，都是小说家的上等工夫。这是第一层长处。这篇是“历史小说”，凡做 “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三国所以稍有小说价值者，全靠其能于历史事实之外加入许多小说的材料耳）。若违背了历史的事实，如说岳传使岳飞的儿子挂帅印打平金国，虽可使一班愚人快意，却又不成“历史的”小说了。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到结果却又不违背历史的事实。如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 （商务出版，译者君朔，不知是何人，吾以为近年译四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君朔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可惜世人不会赏识。）写英国暴君，查尔第一世为克林威尔所囚时，有几个侠士出了死力百计想把他救出来，每次都到将成功时忽又失败，写来极闹热动人，令人急煞，却终不能救免查理第一世断头之刑，故不违背历史的事实。又如《水浒传》所记宋江等三十六人是正史所有的事实。水浒传所写宋江在浔阳江上吟反诗，写武松打虎杀嫂，写鲁智深大闹和尚寺等事，处处闹热煞，却终不违历史的事实（《荡寇志》便违背历史的事实了）。《虬髯客》传的长处正在他写了许多动人的人物事实，把“历史的”人物（如李靖、刘文静、唐太宗之类），和“非历史的”人物（如虬髯客、红拂是）穿插夹混，叫人看了竟像那时真有这些人物事实。但写到后来，虬髯客飘然去了，依旧是唐太宗得了天下一毫不违背历史的事实。这是“历史小说”的方法，便是《虬髯客》传的第二层长处。此外还有一层好处，唐以前的小说，无论散文韵文，都只能叙事，不能用全文副气力描写人物。《虬髯客》传写虬髯客极有神气，目不用说了。就是写红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风度。这种“写生”手段，是这篇的第三层长处。有这三层长处，所以我敢断定这篇《虬髯客》传是唐代第一篇“短篇小说”。

　　宋朝是“章回小说”发生的时代。如《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等书，都是后世“章回小说”的始祖。《宣和遗事》中记杨志卖力杀人，晁盖等八人路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诸段，便是施耐庵《水浒传》的稿本。从《宣和遗事》变成《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进步。但宋朝是“杂记水上说”极盛的时代，故《宣和遗事》等书，总脱不了“杂记体”的性质，都是上段不接下段，没有结构布局的。宋朝的“杂记小说”颇多好的，但都不配称做“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是有结构局势的，是用全副精神气力贯注到一段最精彩的事实上的。“杂记小说”是东记一段，西记一段，如一盘散沙，如一篇零用账，全无局势结构的。这个区别，不可忘记。

　　明清两朝的“短篇小说”，可分白话与文言两种。白话的“短篇小说”可用《今古奇观》作代表。

　　《今古奇观》是明末的书，大概不全是一人的手笔（如《杜十娘》一篇，用文言极多，这不如《卖油郎》，似出两人手笔）。书中共有四十篇小说，大要可分两派：一是演述旧作的，一是自己创作的。如《吴保安弃家赎友》一篇，全是演唐人的《吴保安传》，不过添了一些琐屑节目罢了。但是这些加添的琐屑节目便是文学的进步。《水浒》所以比史记更好，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水浒》所以比《宣和遗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许多琐屑细节。从唐人的吴保安，变成《今古奇观》的吴保安，从唐人的李汧公，变成《今古奇观》的李汧公，从汉人的伯牙子期，变成《今古奇观》的伯牙子期——这都是文学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的进步。此外那些明人自己创造的小说，如《卖油郎》，如《洞庭红》，如《乔太守》，如《念亲恩孝女藏儿》，都可称很好的“短篇小说”，依我看来，《今古奇观》的四十篇之中，布局以《乔太守》为最工，写生以《卖油郎》为最工。《乔太守》一篇，用一个李都管做全篇的线索，是有意安排的结构。《卖油郞》一篇写秦重，花魁娘子，九妈，四妈，各到好处。

　　《今古奇观》中虽有很平常的小说（如《三孝廉》，《吴保安》，《羊角哀》诸篇），比起唐人的散文小说，已大有进步。唐人的小说，最好的莫如《虬髯客传》。但《虬髯客传》写的是英雄豪杰，容易见长。《今古奇观》中大多数的小说，写的都是些琐细的人情世故，不容易写得好。唐人的小说大都属于理想主义（如《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诸篇）， 《今古奇观》中如《卖油郎》，《徐老仆》，《乔太守》，《孝女藏儿》，便近于写实主义了。至于由文言的唐人小说，变成白话的《今古奇观》，写物写情，都更能曲折详尽，那更是一大进步了。

　　只可惜白话的短篇小说发达不久，便中止了。中止的原因，约有两层。第一，因为白话的“章回小说”发达了，做小说的人往往把许多短篇略加组织，合成长篇。如《儒林外史》和《品花宝鉴》名为长篇的“章回小说”，其实都是许多短篇凑拢来的。这种杂凑的长篇小说的结果，反阻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达了。第二，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文人，很做了一些中上的文言短篇小说。如《虞初新志》，《虞初续志》，《聊斋志异》等书里面，很有几篇可读的小说。比较看来，还该把《聊斋志异》来代表这两朝的文言小说。《聊斋》里面，如《续黄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织》，《细柳》……诸篇，都可全面质量管理为“短篇小说”。《聊斋》的小说，平心而论，实在高出唐人的小说。蒲松龄虽喜说鬼狐，但他写鬼狐却都是人情世故，于理想主义之中，却带几分写实的性质。这实在是他的长处。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写人情世故的利器。到了后来，那些学《聊斋》的小说，更不值得提起了。

　　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简”与“略”不同，故这句话与上文说“由略而详”的进步，并无冲突。诗的一方面，所重的在于“写情短诗”，Lyrical poerty（或译“抒忆诗”）。像Homor, Milton, Dante,那些几十万字的长篇，几乎没有人做了，就有人做（十九世纪尚多此种），也很少人读了。戏剧一方面，莎士比亚的戏，有时竟长到五出二十幕，此所指乃Hamlet也。后来变到五出五幕又渐渐变成三出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独角戏”了。小说一方面，自十九世纪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如Tolstoy的《战争与平和》，竟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写情短诗”，“独幕戏”，“短篇小说”三项，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原因，不止一种：（一）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经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说，论文章的方法，千言万语，只是“经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有此两种原因，所以世界的文学都趋向这三种“最经济的”体裁。今日中国的文学，最不讲“经济”。那些古文家和那《聊斋滥调》的小说家，只会记“某时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账，毫不懂状物写情是全靠锁屑节目的。那些长篇小说家又只会做那无穷无极，《九尾龟》一类的小说，连体裁布局都不知道，不要说文学的经济了。若要救这两种大错，不可不提倡那最经济的体裁——不可不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