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56 中华文库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増置宗室学官，诏曰：“以宗支甚众，而诱导之方未至，故命近臣举有学行之士为之教授，传不云乎：‘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盖子弟之学，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若不率教，其令尊属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职，大宗正司察举以闻。”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馀人，其奉朝请者四百馀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始命増置 —— 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上谓韩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渐久而怠废，况为学之道，尤戒中止^[1]。宗室之㓜者，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谕此意，作诏戒勉之。”故有是诏。【《两朝正史·从质传》云：“从质，字子野，少笃行，为人修㓗，尝割股肉疗其兄从谨疾，已而自被疾，废朝请，奉己俭薄，歳时得禄赐，博致珍异物献御厨以万计，帝异之，遣使问所欲，对使者曰：‘臣䝉国厚恩，不幸婴疾，念无以将诚意，故为此耳，非有所觊也。’帝复遣使固问之，乃曰：‘陛下过疑臣有所觊，必不得已，愿为臣诸位择儒官教导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异之，为增教授员，从　终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宗室无少长，哭之尽哀，赠安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徳昭孙，惟忠子，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实录》有传，但载官爵迁除，并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从得之？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独请増教授员，及从质建议，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从质传》，当考】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复増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懐州团练使，领其职，且降诏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详知之，颇贤宗惠，故擢用焉。谢日，告以选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筑堂曰“闻义”，日与学士、大夫讲肄其间，以身倡率宗属，两召对延和殿，许条奏朝政，由御药院进入。旧制：大宗正司止领宗室事，宗室女　中人主之内外仆使，隶管勾所；宗惠请悉罢去，总于宗正，人以为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至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辛亥^[2]，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初，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孙众多，而所居狭隘，遂命度故上清宫地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东宅，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有司方营造，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两宅^[3]，既遣户部副使张焘等按视，而上以骚动居人，颇多不许，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馀地，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命别择地，焘言：“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馀，可不扰民^[4]而足。”遂作宅于此园，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后有求徙者，又广宅而徙焉。克戒，徳雍孙也。

三年五月庚午^[5]，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初制宗室入学，十五以上，通两经者，大宗正以闻，命官试论及大义，中者，度髙下，赐出身或迁官。至是叔褒试所学中，故有是命。叔褒，徳恭曾孙也。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皇太后垂帘听政，尝为中书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中亦有异议，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襄常有异议，然莫知虚实。上疾既愈，数问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榖，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欧阳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馀，多病，襄但请朝假，不趋起居尔；日髙后即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上未尝不变色。及谅祚攻却泾原，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琦等初尚救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上入宫后亲见奏牍，至是因襄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琦曰：“事出暧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茍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曽公亮曰：“京师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惟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果有果无？”上曰：“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唯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小人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藁，传布中外，内臣无不切齿，判铨才六日，为杨永徳所䜛，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寻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无迹状，陛下幸勿致疑。”琦及公亮又各进说，上曰：“造谤者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襄出守。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公弼奏事毕，上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卿何以处之？”公弼知帝不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常有慢失，恐言者妄尔。”帝益以公弼为长者。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㝢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㸃义勇，止刺手背，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刺及诸郡，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诏从之，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沿边州军，上曰：“不若即了之。”韩琦意亦欲如此，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馀悉籍义勇 —— 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6]使并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𠉀、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畨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人赐钱二千^[7]，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后复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醤菜钱三百【《实录》云刺义勇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㑹要》与《实录》数同，今从本志。十二州别给米及钱，《会要》乃三年八月十五事，本志以为是岁，今从本志，并附见于于此】。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之民至今二十馀年终不复旧者，以此也。是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朝廷但籍其民以充义勇，更不刺为正军，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祐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今秋方获小稔，且望息肩，又值边鄙有警，众心已揺，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况即目陕西正军甚多，不至阙乏，何为遽作此有害无益之事，以循覆车之辙？”又奏曰：“昔康定、庆历之间，陕西之民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使之守䕶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于边州屯戍，当是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金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戸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刺面之后，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更须千里供送，父母财产，日消月铄，以至于尽，况其平生所习者，唯桑麻耒耜，至于甲胄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临敌之际，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曵动大阵，自后官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以公据，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复归望，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业，较然可知。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惩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州县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晓谕，亦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繁，足以动揺群心，感伤和气，若使分毫有益于国，亦无所顾，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又奏曰：“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元不曾刺手，后至庆历年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馀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又奏曰：“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祐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有物力人戸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戸，除二税之外，更无大假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间，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之民，比于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后，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尽典卖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㸃集，不敢东西，又差㸃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军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 云云 ，且今日既籍之后，则州县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壮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故臣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于国无分毫之利？……有难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间，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则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卿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集，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纲纪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聚集教阅，则亦有行阵旗鼓、开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战敌者，设若闻敌冦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迎望风声，奔波迸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而待冦乎？’……臣故曰于国无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议以义勇为便者，必曰‘即河北、河东不用衣粮而得胜兵数十万，皆教阅精熟，可以战敌，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请言其不然 —— 彼数十万者，虚数也；教阅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间者，名与古合而实异也。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实，何不召试建议者而问之曰：‘河北、河东自置义勇以来，敌冦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用义勇拒战而敌冦败退？今既有义勇之后，三路正军皆可废而不用乎？’若果然敌冦曾深入，因得义勇之力而败退；今来刺义勇之后，正军皆可废^[8]罢，此乃万世之长策也，愿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阵敌使用；今来虽有义勇，正军亦未可废罢，则何忍以十馀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陛下宣谕，以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胜郁悒，终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夺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谏之辞，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之时，而亦有此言，天下将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于天子之侧，议论大政，茍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人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之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如此岂惟愚臣一人无用于时，谏诤之官皆可废也！以臣所见，但当论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当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终弗听，光凡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终弗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辨，琦谓光曰：“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方桀傲，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慑？”光曰：“兵之用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少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宁复惧乎？”琦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耳，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黙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矣！

熙宁元年夏五月丙申，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人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时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不等，许义勇陈乞。〈馀见神宗朝〉

治平三年九月^[9]，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献言者皆谓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诏悉付两制详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见审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转官者，举一歳中约有千数，其因职任陞擢者，尚不与焉。按《国朝㑹要》真宗用谏官孙何等疏，遂罢郊祀序进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临轩引对，亲加陞黜，又令审官院考较京朝官，经任五年以上，磨勘无赃私罪，即以名闻，当议迁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经三年磨勘，改转后，依旧勾当，直候得替后更及三年，再令磨勘，当时条制虽前后不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监主簿以上，率三歳，迁外任者，不俟替归，在京者亦无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阙于家动逾歳时，居无职事，禄廪不绝，茍及三年，则又磨勘，臣谓考课之弊，无甚于今，而亦无速于今也！欲乞朝廷检详旧制，以见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虽未能尽如虞舜三考陞黜之典，且复祖宗之制，亦庶几抑侥幸之弊矣。”权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言：“乞今后前行正郎，该磨勘，依转大卿监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历任正郎后，须得举主五人，内有本路提转及大两省三人，方与改转少卿监。”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同知谏院傅卞言：“乞今后京朝官至员外郎，且依旧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员外郎入正郎，磨勘并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许磨勘，两制臣僚自待制以上，并乞五周年磨勘，至谏议大夫，更不许磨勘。”殿中侍御史吴申言：“乞从今裁节，如有前行郎中合转少卿监者，且令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授，仍以历任年深，无赃私罪；或曾历职司差遣，不经责降；或前后历官可称，及素有文行者，先次迁转。前行员外郎合转郎中，及太常国子博士合转员外郎者，亦且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补。”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言：“欲乞少卿监合磨勘转大卿监者，如年已及七十已上，更不许磨勘。”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言：“两制已上，皆四年转两官，比京官乃是二年一转，欲乞两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转一官，至前行郎中后，更添左司郎中一转。”于是，翰林学士承㫖张方平等奏：“检详祖宗朝，中外官不立迁转条限，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诏京朝官并以三周年，令审官院磨勘、引对与转官，是时仕路犹清，官员数少，厥后及今五十馀年，约祥符初略计十倍，以故员多阙少，坐糜禄俸，才否无辨，差遣不行，考课之法难复施用，官制之弊无甚于此。今详定且欲自京朝官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升朝官至后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劳绩，或因繁难任使，即自朝廷甄擢，盖登仕陞朝，累至正郎，奏䕃子孙，稍奉法循理，自应至州郡长吏，以此处常调，固已为优厚，其待制以上，既处显近，请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圣衷，推恩迁改，应见资品已髙，各据所居官止，自馀条例一切仍旧，其任卿监不曾历职司差遣，只自常参官累迁者，并送审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陈乞留台宫观监当者，更不磨勘，如此则权柄归于君上，劝沮行于朝廷，人材有所甄别，重难烦剧之地可以用人，事体均平，简而易守，比于祖宗之制，犹为优幸。”癸亥，诏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于官，设官之方，其亦有择。国家承累圣之祚，跻时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务，复许以三祀，俾之一迁，歳月既深，吏员猥积，虽海宇至广，工师实繁，以官率人，倍者数矣！肆我台阁，数陈其故，兹用博议，审求臧谋，而封章亟来，请从更制，朕嘉与卿士，图惟厥中，庶几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迁官后，六歳无过，则复迁之，有过亦展年，至谏议大夫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迁官，至谏议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当考】；京朝官四歳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歳以上，校月日之久者，以次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㫖，如别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㫖推恩者，即不在此例。”【据《㑹要》及当时颁降《条贯册》，今《实录》《正史》止载诏书，馀并削去，要似可惜，故复存之。初献言者当考其姓名，张舜民《浮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原无著令，熙寜中，审官院率行之，至今为常格。”案此诏书及臣僚申请甚备，安得谓无著令，岂舜民未考乎？】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诏岁给皇子仲针公使钱千五百贯，仲纠、仲恪千贯。甲寅，右司谏王陶为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司马光言：“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侧^[10]，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徳，其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亦皆选小心端悫之人，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然后得入，仍专委伴读官纠举施行，即时斥逐，不令在侧^[11]，若皇子自有过失，再三规诲不从者，亦听以闻，如此则必进德脩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幸也。”戊辰，皇子仲针、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九月庚戍，诏以皇子位为庆宁宫。辛亥，皇子 —— 光国公仲针，为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为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使、鄠国公，赐名𫖳。壬戍，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陶等请王受拜，不许。吕诲言：“王今未出阁，当且设师友，不冝遂置僚属，臣欲朝廷先正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况王年已长，当早令出阁，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为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

十月戊寅，赐淮阳郡王公使钱岁二千贯，祁国、鄠国岁一千五百贯。

十一月，吕诲乞宻早建东宫，其书曰：“陛下践祚以来，圣体违豫，虽天光临下而徳音鲜闻，万几之事，未尝可否，悉付中书、枢密院，皇太后关决于中，自非辅臣承㫖，两制近侍，亦不得造帘箔之下，况踈逺之臣耶？如是爵赏刑威，一归于政府，使政府尽公则已，脱有差缪，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闭，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为陛下谋者，莫若早建元良，内辅号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归而下无异心，此当今之速效也。汉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请豫建太子，以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贤明之嗣，尚以不豫建为忧，诚有谓也！况淮阳王天资颖悟，法当宠嫡，冝预建立，以固本根，旁绝窥觎，慰安人心，斯万世之利也！伏望陛下廓开聪听，俯纳愚忠，审权柄不可移于下，思机㑹不可失其时，法汉文豫建之䇿，为庙社长久之计，上有圣后之翊辅，下有元良之倚赖，陛下髙拱岩廊，仰成庶政，泰山之安，何以喻此？如此则游心清净，不言而化，人神胥悦，天意昭辅，勿药之喜，计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淮阳王顼出阁，王辞两宫，悲泣不自胜，太后亦泣，慰谕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顼，为颍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丙午，宰臣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下，诏答不允。戊申，诏大敕系位，皇子顼，在冨弼上；颢，在宋庠下。丁巳，诏歳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𫖳，一千五百贯。戊午，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赐金紫；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直集贤院、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直集贤院、诸王府侍讲。初，淮阳郡王将出阁，以陶等为翊善、记室、侍讲，至是进封颍王，而东阳郡王颢又将出阁，故迁陶，命兼翊善东阳，而维、思恭为两王记室、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宫僚，遇维尤厚，每事咨访，维悉心以对，至于起拜进止缓急，皆陈其节，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様鞋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太后泣告辅臣，并咎两王，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犹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宫僚所致，宜召至中书褒谕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维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维及思恭戒王曰：“陛下亲摠万几，内外上下事体已正，王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二年二月甲申，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令于皇子两位供职。帝尝召对群玉殿，访以世务，曰：“学士真国器也！”故命为王府官。

十月戊申，都官员外郎、权发遣^[12]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寮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已，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镇柜钱银，乃里巷常谈，盖荐绅所不道，行于圣朝，窃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礼院，博考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到《国朝㑹要》皇亲婚㑹礼物数，请如《㑹要》故事。”从之。

三月甲子^[13]，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今卜姓授室，其系尤重，宜历选勲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今并书】

四月乙未，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贤院、充颍王府翊善，于皇子两位供职。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子，帝不怿，封其奏，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琦曰：“如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大感悟。帝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辛丑，帝疾増剧，辅臣问起居罢，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帝颔之，琦请帝亲笔指挥，帝乃书曰：“立大王为皇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帝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即召内侍髙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学士承㫖张方平至榻前禀命，帝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画几，方平因请进笔书所谕，遂进笔，帝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之，帝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帝既用大臣议立皇太子，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琦曰：“国事当如此，可奈何！”皇子始闻命，辞于榻前者久之。癸卯，大赦，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勲一转。乙巳，诏以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子，翰林学士承㫖张方平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圭撰册文，钱明逸书册，知制诰宋敏求书宝。

四年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