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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论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之。天下之势,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间,坚忍而不变,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

自晋以下,天下何其纷纷也。强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灭。天下大乱,离而为南北,北又离而为东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为七代,至于隋而后合而为一。盖其间百有馀年之中,其贤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过江以侵南之地。岂其百年之间。南无间之足乘,而北无隙之要入哉?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际,天下尝有变矣。宋取之晋,齐取之宋,梁取之齐,陈取之梁,而周、齐取之后魏。此五衅者,兵交而不解,内乱而无救,其间非小也,而其四邻拱手远望,而莫敢入。盖其取之者,诚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仓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势,又固不可以争衡于中国,则七代之际,天下将不可合邪?

尝试论之。姚泓、宋武之际,天下将合之际也。姚兴既死,而秦地大乱。武帝举江南之兵长驱以攻秦,兵不劳而关中定。此天下之一时也。及夫刘穆之死,关中未安,席不及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乱,留孺子孱将,以抗四方强悍之虏,则天下之势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也,则夫天下之势亦随去之而已矣。且夫孙权、曹操之事,足以见矣。曹操之不能过江以攻孙权,力有所未足也。而孙权终莫肯求逞于中国,盖其志将以侥幸乎北方之大乱,然后奋而乘其弊,而非以为其地之足以抗衡于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关,因而居之,以镇抚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资,西引巴汉之粟,而内因关中之盛,厉兵秣马,以问四方之罪戾。当此之时,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则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将有所取乎晋,而恐夫人之反之于南,是以其心忧惧颠倒,而不见天下之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势而不顾,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论

人之于物,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则人重而物轻。人重而物轻,则物之附人也坚。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轻也。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谓人重而物轻。且夫吾之于人,己求而得之,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己守而固之,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后与之。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而不可与守天下。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则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术留天下。以术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

昔者三代之君,享国长远,后世莫能及。然而亡国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诸侯用事,而秦独得山西之地,不过千里。韩、魏压其冲,楚胁其肩,燕、赵伺其北,而齐掉其东。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而以为不急持之,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是以销名城,杀豪杰,铸锋镝,以绝天下之望。其所以准备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无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陈胜、项籍因民之不服,长呼起兵,而山泽皆应。由此观之,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姚兴、赫连之徒,纷纷而起者,不可胜数。至于元氏,并吞灭取,略已尽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为周、齐。周并齐而授之隋。隋文取梁灭陈,而后天下为一。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众,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乐,而惧其不久;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为举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制为严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变。谋臣旧将,诛灭略尽,独死于杨素之手,以及于大故。终于炀帝之际,天下大乱,涂地而莫之救。由此观之,则夫隋之所以亡者,无以异于秦也。

悲夫!古之圣人,修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视失天下甚轻。夫惟视失天下甚轻,是故其心舒缓,而其为政也宽。宽者生于无忧,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昔尝闻之,周之兴,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归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绝,丧失其旧国,而卒以大兴。及观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论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较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馀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夫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边垂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馀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

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

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𫗧,自以为威震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五代论

昔者商周之兴,始于稷、契,而至于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然桀、纣既灭,收天下,朝诸侯,自处于天子之尊,而下无不服之志,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至于秦汉之际,其英雄豪杰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奋臂于大泽,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无难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诸将,将以传之无穷,百世而不变。而数岁之间,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

若夫五代干戈之际,其事虽不足道,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内,战胜攻取,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天下五擅,远者不过数十年,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此亦甚可怪也。盖尝闻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适遭圣人之兴,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而后唐之庄宗、明宗与晋、汉之高祖,皆以英武特异之姿,据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汉之乱,始于功臣,而晋之乱,始于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过也。庄宗之乱,晋高祖以兵趋夷门,而后天下定于明宗;后唐之亡,匈奴破张达之兵,而后天下定于晋;匈奴之祸,周太祖发南征之议,而后天下定于汉。故唐灭于晋,晋乱于匈奴,而汉亡于周。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以要天子。听之则不可以久安,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戮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汉诛杨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祸。彼其初,无功臣,无匈奴,则不兴;而功臣、匈奴卒起而灭之。

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晋献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奚齐、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絷往吊,且告以晋国之乱,将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辞,亦不敢当也。至于夷吾,闻召而起,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杀里克、丕郑而发兵以绝秦,兵败身虏,不复其国。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于内,而秦、楚推之于外,既反而霸于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

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以诛暴秦,降子婴。当此之时,功冠诸侯,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然至追项籍于固陵,兵败,而诸将不至,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彭越,而此两人卒负其功,背叛而不可制。

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侥幸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

周公论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诸桐,天下不以为不义。武王既没,成王幼,周公摄天子之位,朝诸侯于明堂,而召公不说,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几至于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

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则夫伊尹犹有以辞于后世也。盖周公之事,其迹无以异于伊尹,然天下之人举皆疑而不信,此无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摄,则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摄焉,以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摄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虽废,而伊尹未敢有所复立,以召天下之乱,故宁以己摄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无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际,其势未至于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为之佐,以成王之名号于天下,而辅之以周公,此所谓其势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则夫天下之谤,周公之所自取也。

然愚以为不然,挟天子以令天下,此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岂不足以知之?盖夫人臣惟无执天子之权,人臣而执天子之权,则必有忠于其心,而后可以自免于难。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为天子之所忌,而下为左右之大臣从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尽心而不免于祸,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动其无君之心而不顾者也。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夺之柄,则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间之,以至于乱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虚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则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宁取而摄之,使成王无与乎其间,以破天下谗慝之谋,而绝其争权之心,是以其后虽有管、蔡之忧,而天下不摇。使其当时立于群臣之间,方其危疑扰攘而未决也,则愚恐周公之祸,非居东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天下,成王将遂不立也。呜呼!其思之远哉!

周公论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无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

《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对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古无是也。 《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里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馀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

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𫇭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在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 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进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

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老子论·上

善与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则天下之为辩者服矣。与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为不然”,则谁肯信以为尔父之是是?故不若与之论其曲直,虽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无害。故夫天下之所为多言,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唯不务辨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

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孔辩也。何者?彼且以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圣人之于事,譬如规矩之于方圆尔。天下之人信规矩之于方圆,而以规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圆,则不若求其至方极圆,以阴合于规矩。使彼以为规而有不圆,矩而有不方,亦无害于吾说。若此,则其势易以折天下之异论。

昔者天下之士,其论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老聃之说曰:“去仁义,绝礼乐,而后天下安。”吾之说曰:“仁义礼乐,天下之所恃以治安者。”佛之说曰:“弃父绝子,不为夫妇,放鸡豚,食菜茹,而后万物遂。”而吾之说曰:“父子夫妇,食鸡豚,以遂万物之性。”夫彼旦以其说,而吾亦以其说。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盖天下之不从,莫急于未信而强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义,节之以礼,而播之以乐,守之以君臣,而维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饮酒,此明于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谕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则然。”嗟夫,难哉!

愚则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果孔子而有穷也,亦将舍而他之。惟其无穷,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也。

老子论·下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

昔者六国之际,处士横议,以荧惑天下。杨氏“为我”,而墨氏“兼爱”。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举皆归于杨子;而道涂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举皆归于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绝其天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此其势然矣。故老聃、庄周知夫天下之不正也,而起而承之。以为“兼爱”、“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为“为我”,不为“兼爱”,而处乎“兼爱”、“为我”之际。此其意以为,不“兼爱”则天下议其无亲,不“为我”则天下讥其为人。故两无所适处,而泛泛焉浮游于其间,而曰:我皆无所与,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

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已详矣。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故“为我”者,为“兼爱”之所诋;而“兼爱”者,为“为我”之所毁。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盖古之圣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之大服,而其道遂传于后世。今老聃、庄周不得由大道,而见其隙,窃入于其间,而执其机,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

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继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然“兼爱”、“为我”亦莫弃也,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故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无可无不可,此老聃、庄周之所以为辩也,而仲尼亦云。则夫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盖尝闻之,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而遂从而实之,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老聃、庄周从而虚之,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今将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

盖天下固有物也,有而相遭,则固亦有事矣。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实之事,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夫老聃、庄周则亦尝自知其穷矣,夫其穷者何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观其徼。”既曰:“无之以为用。”又曰:“有之以为利。”而至于佛者,则亦曰:“断灭。”而又曰:“无断无灭。”夫既曰无矣,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既曰:“断灭”矣,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则夫其情可以见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夫老聃、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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