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论
作者:苏辙 北宋
本作品收录于《颍滨文钞/07

    昔者商周之兴,始于稷、契,而至于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然桀、纣既灭,收天下,朝诸侯,自处于天子之尊,而下无不服之志,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至于秦汉之际,其英雄豪杰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奋臂于大泽,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无难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诸将,将以传之无穷,百世而不变。而数岁之间,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

    若夫五代干戈之际,其事虽不足道,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内,战胜攻取,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天下五擅,远者不过数十年,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此亦甚可怪也。盖尝闻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适遭圣人之兴,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而后唐之庄宗、明宗与晋、汉之高祖,皆以英武特异之姿,据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汉之乱,始于功臣,而晋之乱,始于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过也。庄宗之乱,晋高祖以兵趋夷门,而后天下定于明宗;后唐之亡,匈奴破张达之兵,而后天下定于晋;匈奴之祸,周太祖发南征之议,而后天下定于汉。故唐灭于晋,晋乱于匈奴,而汉亡于周。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以要天子。听之则不可以久安,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戮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汉诛杨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祸。彼其初,无功臣,无匈奴,则不兴;而功臣、匈奴卒起而灭之。

    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晋献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奚齐、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絷往吊,且告以晋国之乱,将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辞,亦不敢当也。至于夷吾,闻召而起,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杀里克、丕郑而发兵以绝秦,兵败身虏,不复其国。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于内,而秦、楚推之于外,既反而霸于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

    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以诛暴秦,降子婴。当此之时,功冠诸侯,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然至追项籍于固陵,兵败,而诸将不至,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彭越,而此两人卒负其功,背叛而不可制。

    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侥幸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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