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 榕村语录
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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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二

《离骚》顷注得一过,看出此人学问条理,读的书既多,一字不乱下,都合义理。今人不得其意,说他忧惶瞀乱,所以一句说向天,一句说到地。何尝如此,比人若及圣门,恐不在游、夏后。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然绝无片言只字传于今。而屈子乃不朽,可见一点羽毛文彩,亦不可少。

《骚》体甚鸡作,屈子后,惟汉武帝《瓠子》、《秋风》可以步武。文中子《东征歌》,非大有意思人不能作。

铺张赋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虚》、《长杨》、《两京》、《三都》,皆赋之祖,已不为佳,何论其馀。就中,《两京》差优耳。汉赋,汉之俗文;英华,唐之俗文;诗馀,宋之俗文,睢不为可也。

昌黎赋数篇,别具风调,得《骚》人精髓。柳赋不及,太白赋尤差。清植。

唐赋小巧,与诗馀同成戏具。凡诗内纤俗恶派语,皆可入其体固尔。至今所传唐人名句,亦不多。以上论赋。

韩文公《龟山操》“周公有鬼”,分明是有灵有神之谓,若下“神灵”字便腐。“鬼”宇却是字诀。学古歌操要直,若油便嫩。祇是意直笔又直,便难看。所以笔调字眼上,又须略变。

曹子建四言诗,一气嗬成,如冲曰数出,绝不用一句《诗经》调。陶渊明便将《诗经》成句写出。韩文公又觉得有意雕刻洗脱,不如子建自然。柳诗诸体俱工,长律尤超绝,无一语不从汉魏出,却又陶链精熟。东坡诗无甚好处,引用故事,亦不知拣择,然天才自胜,随意写出,便有境界。山谷如一邱一壑,小小结构。欧公自负能诗,如太白自负能文,俱不佳。

诗选从来无善本,不知河汾所选若何。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夫言日用切近之事,莫过于《礼》;言今古经权之事,莫过于《书》;言阴阳水火、吉凶悔吝之事,莫过于《易》;何以止说学《诗》?盖“温柔敦厚”,长于讽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此一段意思,非他经所兼也。孔子言语与它贤不同庭全在此。如论学,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论巧令之无当于仁,而尚曰:“鲜矣”;患难时极自信语,止曰:“其如予何”,曰:“文不在兹乎”;极其责备,止曰:“毋乃尔是过与”,“是谁之过与”,“真则将焉用彼相矣”;至“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似替他筹画一般;极其刺讥,而曰:气何如其知也”,曰:“再斯可矣”;极其痛诋,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奚取于三家之堂。”此等处,果是得力于《诗》。就是责宰予之画寝,责子路之野,其言俱极峭直,此如诗中有苏公、孟子之作之类。然到后来,又以听言观行、名正言顺等道理,从宽说来,令人意消。故作诗者,全要含畜蕴藉,意在言外。以此意求诗,唐以下便少,宋诗尤少。朱子有几首,道理极透,意思极足,而格调亦下。问:“意理透足便佳,何必论其格调。”曰:“诗不同,格调差,诗便差。若止取其意理,何不做一小文?何必诗?诗说尽便不是。夫子未尝说作诗之法,然观于子贡之悟学,于夏之悟礼,皆亟许其可与言诗,及所说兴、观、群、怨之等,作诗之法便可想见。朱子诗不到处,即在说事理太尽也。问:“邵子谓‘删后无诗’,想是见得此意。”曰:“又不好全然抛却。三百篇独绝千古者,不过几篇,其馀如春秋时作,何必尽过汉、唐人。”

某欲选古唐诗之有性情,关于人伦日用者,数百首,令子弟自幼读之。大抵诗以性情为主,试观三百篇,何尝有一篇全言景色者。诗要浑厚,不要雕刻,有义理便浑厚,浅露便是雕刻。然又须自己雕刻过,方知他不雕刻之妙。曾闻一友人说:“唐诗间有一二句解不去者,句中有一二字解不去者,其妙处多在此。宋诗则断无解不去的,便觉意味浅薄。向曾作《铜雀台诗》,极诋曹丕无人伦,不遗馀力。后翻得唐人崔国辅诗,只用四句五言绝已尽,云:‘朝日照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帝非曹丕而何?自己觉得粗竦村气,不自己作过,竟不解他的好处。”此言殊是。

某近选诗,必篇中有缘故方存。不然虽做得好,无关于人,读了亦酝酿不出甚好意思来。如此选择,自汉至宋,不过三百馀首。但观《论语》中兴、观、群、怨,及“无以言”,专对四方,达于政事,正墙面而立等语,可见圣人删《诗》,都是要有实济。杜诗细加选择,尚存五十馀首。李诗却是一种仙气,都没收煞,绝无吉凶与民同患一段意思。工部见元结两首诗,就那样倾倒,送朋友之官,皆拳拳以忠君爱民为嘱,忠告善道,非太白可比。

古来芳藻名篇,岂必篇篇入选?去取之间,要当有一点意思在。若必全说道理,亦不是,有经史在,何取有韵之文?“性情”二字差近之。触物感事,却关到性情上。倘乐而淫,哀而伤,说得太过,亦不足存。诗主体制,只有古、律二项,乐府不宜编在古诗之外,凡诗皆乐也。诗以四言为正,然三言、五言、长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端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又行以五七言成章者。诸体皆备于汉、魏,惟律起于唐。今人以汉、魏作为乐府,后来作为古诗,舛矣。如今唱者为曲子,不唱者为诗馀,其实一也。

选诗自应从苏、李起,而以苏冠,郎其诗亦当冠首。“骨肉缘枝叶,结交亦有因”二句,便足蔽诗之义。言骨肉固同根共命,郎结交之友,亦非无因,天下大矣,何独这几人该做朋友?盖或意气相投,或德业相劝,郎唐虞之五臣,周之十乱,孔子之七十二弟子,皆是有因者也。首句可该父子、兄弟、夫妇,次句可该君臣、朋友,意味深厚。

《焦仲卿妻诗》,是古今极有名作,看来那件事虽可怜,但处得未为妥当,不足垂教。且著语太多,过于冗长,故删之。

蔡文姬《悲愤诗》,缠绵哀怨,立言称情有体,实开曹、杜一派,绝作也。《十八拍》意思不过如此,反觉得似安于外域,不愿复同者,故汰之。

曹子建诗,欲寻其奇句不可得。友云:“他实得些《风》、《骚》之意,琢句乃是因胸中没有道理意思,只得千此觅长。自张协辈起,至陶靖节一洗此风。杜工部虽亦琢句,都在自己闲作,至于关系大篇,便以淳朴为主,如《北征》、《咏怀》诸作。所谓‘诗看子建亲’者。”曰:“然。”

曹子建人亦有意思,当丕篡位,私自痛哭,丕闻而恶之。其峙多寄托之词,而归于恳挚忠厚。六朝人宗之,以为源出《国风》,信然。锺旺。

武侯诗只一首,读者多不得其意。武侯使人各尽其材,仪、廷辈皆非端人,而用之终身,此实成大业之本。是诗讽刺俱在言外,曰:“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若曰是谁之谋?乃相国之尊,齐国之大,晏子之所为也。相国之尊而不能用,齐之大而不能容,胜于深文丑诋矣。且中间“以士目三人”,以谗言斥晏子,下语显然矣。

陶渊明诗,有杜、韩不能到处,其语气似未说明,义蕴实已包涵在内。如《羲农去我久》一首,识见超出寻常。自秦、汉来,黄老盛行,都说圣贤以《礼》、《乐》、《诗》、《书》,教得人奸伪丛生,此持却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黄老之说,如言人元气本足,却被后来饮食药饵戕贼生命。不知阴阳之气,自初而盛、而老,知识开后,人事错杂,嗜欲纷起,亦理势之自然。所以用饮食药饵者,正欲保固其先天元气也。凤鸟虽不至,到底礼乐一新。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亡而大义乖,老庄之学,果兆焚坑之祸。不知《诗》、《书》所以明民,非愚民也,何罪而至此?汉之伏生、孔安国辈,敦勤辛苦,存此六籍,如何至今又不以此为事,终日驰驱于名利之场,不见有问津于此者?下遂一笔溜到饮酒上去,谓我若不快饮,亦尤而效之,岂不负此儒巾乎?其溜到酒者,彼何等时,元亮尚敢讲学,立教自标榜耶?“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又谦得有意思。谓吾之行事,谬误于《诗》、《书》、《礼》、《乐》者,曲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谢灵运、鲍明远之徒,稍见才华,无一免者,可以观矣。

靖节诗,推周、孔处甚多,其逃于酒者,避刘宋耳。当时若行表言坊,其能免乎?韩子惜其不遇孔子,议论甚正,但与阮籍同讥,则未必然。其论诗,亦不列陶,而反及谢。故论诗,亦必经朱子而后定。

自沈约有四声八病之说,而谙遂趋于律。今既为此体,便当莫犯八病。沈时本无律体,今观梁、陈间诗,便有许多竟是律诗者,无非求去八病耳。

鲍明远诗,雕镂已穷工妙,任唐人如何造作,不能到此。明季黄石斋、倪鸿宝,乃是欲学此种而意理不足,徒至多不可解。明远句句生新,有言外之意,词尽而意不尽。他手作此等诗,多觉破碎纤小。他却才力大,饶有一片清幽之气,可与子建双峰并峙,无与方驾者。

王子安《述祖德诗》,嫌其后半衰飒,郎年不永之相,所以当初不选。令观之宜选,文中子踪迹冥味,似有似无,惟观此诗,可知实有其人,不宜没也。

文章乃天地元声,莫知其然而然。唐初诗人何尝不师六朝,然陈子昂辈出,声气便不同,觉得清而厚,此岂人能为之?

问:“曲江诗何如?”曰:“曲江才华英艳,或不如人,至性情品格,几无与比。君子哉!若人。”问:“摩诘。”曰:“他是元晖、子山一派,声韵谐和,对仗工巧,所以无一首不可被诸管弦。祇是说到清闲高雅而止,无甚滦义。钱起亦是比种。至宋,此派遂绝。”问:“燕公。”曰:“他才气大,大率唐初如陈子昂〓王勃、杨炯、王续、杜审言、沈佺期及燕、许之属,又是一种气调,迥乎不同。”问:“昌黎。”曰:“他不可以初盛、中晚论,别为一家。韩门孟、贾、张三家,文昌为最,东野骨节尚大。。”问:“太白。”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眼,都飘飘在云霄之上。此人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

燕、许信大手笔,尚不脱六朝腔调。如“胆犹忠作屏,心故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云覆连行在,风回助扫除”之类,其调都教唐人用烂。至老杜《北征》、《咏怀》,一洗此陋,直抒胸臆,真气流注,另一风格。祇是初唐人语意气象,宽舒博大,是太平气运。如“边镇成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之句,中晚无是也。郎“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何尝不雄,而悲切无比。如陈子昂“邱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何尝不悲壮,却无急迫激烈之气。韩文公七律虽少,如气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横飞玉盏家山晓,远蹀金珂塞草春”之类,亦极意庄严,清雅绝伦。

台阁体是唐初人做得不同,如“去岁荆南梅似雪二首,又大样,又脱套,燕公最擅此长。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王勃之流,其诗皆有一段浑厚处,足见开国气象。若魏郑公一篇,气格之高,乃所谓开太平者。

张曲江诗,“温柔敦厚,《诗》之教也”。陶靖节尚偏于山林枯槁,曲江乃更浑全。曲江历贫富贵贱,体兼《雅》、《颂》,陶则专于《风》、《骚》耳。韩文公不提起,岂以其句句对偶,是六朝派耶?韩论文,亦从不提董、贾,大抵他自己位置太高。

诗能穷人,虽未必然,亦不可开口便悲哀。张曲江、韦左司诗,俱和平温厚,可以养人性情。

唐人七言律诗,某意以张燕公“去岁荆南梅似雪”一首为第一,情景词调都合。尝欲推老杜一首为冠,不可得,或者“玉露凋伤枫树林”乎?

李、杜、韩、柳四家诗,缺一不可。如《长干行》之类,不但像汉、魏,更觉得飘洒,虽工部不能。工部五七言古诗,初亦仿摹汉、魏,晚乃自开派头,一空依傍,冠绝古今。韩诗直追汉、魏以前,要造希微淡泊田地。柳诗中,汉、魏亦有些,六朝亦有些,工夫独到。至香山、义山诸家诗,集虽大,而力量气味争差远矣。

韩文公平生不轻许人,独于李、杜诗,称之不容口。极平常语,入老杜口,便厚,便大,便雄伟,其气盛也。韩赠张籍、赠崔立之诸长篇,比之《北征》、《咏怀》,毕竟差些。以韩多直句,而杜句皆曲也。

论诗,太白如酒,少陵如饭,有杜可无李,有李不可无杜。

李太白,唐人推之在杜上者,以当时被之管弦声调易叶,而杜少拗也。

杜诸体诗,皆妙绝千古,只绝句,须让太白。绝句要飘逸蕴藉,如《峨帽山月》、《问馀何事》诸作,实是绝调。然昔人亦有推王龙标“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第一者。

杜工部气盛,其长律,一团气在里面郁勃,其为人也好善。韩文公于古人诗,少所许可。工部连六朝人无不推奖。

工部诗有性情,就是少时作,已有一段缠绵委曲之意。如太白与杜诗,不过千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而已。杜却云:“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便委婉有情致。

工部厚道,其诗已驾乎六朝,却平生人人宗仰。至太白则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齐抹倒矣。末云:“绝笔于获麟”,亦太矜张,未闻孔子耑能诗也。工部“文章千古事”二句,已极自任,到下面立言,却无此等状态。郎是当代词人,无不推扬,王维、郑虔已至失节,而恳恳切切,为之解救。此岂浅中人可及!

杜诗俱以《北征》为第一,伦儿曾说:“《咏怀》自起至‘放歌颇愁绝’,一气喷出,无一句重复,又有转折,似更妙。”细观之,果然。此等诗,起处最难,若是宋人,便落谭理窠臼。他人便流夸大,谦虚太过又不称。立言直是妙,结处亦好。

子美《北征》无一对句,昌黎《与崔群诗》“燕席谢不诣”二句,便对。柳诗不能如此高古,其工妙者,多似六朝,然《哭凌司马》、《与韦道安》二诗,虽曹子建把笔不能过。友云:“昨夜思韩文公《南溪始泛诗》,说到‘野人来馈瓜’,作几行写。工部《何氏山林诗》‘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轻轻四句,便包括在里,又妙有风韵。所以昌黎那样叹服。”工部自云:“诗看子建亲”,把庾、鲍竟推与太白矣。

杜诗如“宿昔试安命,自私犹畏天”;“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之类,都耐思索玩味。韩诗便无此等句法。又如《北征》,说同纥兵不宜多,而曰:“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似人都晓得此之为祸。虽祇说至此,不肯说尽,然以前后推之,何尝不尽。看杜诗,须如此细看。

老杜诗,说安内攘外,都有几句好说话。“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便是用兵要语。知道形势,经过战场者,所谓老马,选将之法也。至于卒伍,不过饮食劳苦,体恤颁给,他便为用,如鹰饥则就食,饱则扬去,此使卒之要也。顾宁人说:“经书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前汉书》其一,《杜诗》其一也。”

杜诗为自家保全,喜号得便雅淡;为国家收复,喜得便狂荡。立言之体皆妙。

“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极有意味。如“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何尝不好,然汉高祖岂不如此。至此四句,却是贞观致治之根,道得出太宗擅长处。当时承宇文之后,文物独盛,而十八学土之属,半于朝廷,然不听其言,虽多奚为?若后进无人,亦非长治之道。诗家谁见到此?然使入宋人口中,便直而浅薄。其妙在朴而雅,“朝廷半老儒”,似不成语,却造句甚古,有断华反朴之意。

“赤骥顿长缨”一首,不过世无用我,将欲卷怀之意。公干辈皆有此等诗,却不如杜之深厚。至杜之长歌,却不如鲍明远。曹子建、鲍明远、陶渊明三家,直开三派。曹全以气胜,开杜、韩之派;鲍才人之诗。顿挫凌厉,开太白之派;靖节闲雅自然,开韦苏州之派。

杜长篇,时有累句。如“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学母无不为”等,俱不成语。然以此见其大。

坛长谓:“工部自许,不过是‘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如何便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果然可议。后想来,正见古人不欺处。其志大而不相掩者,就存其真,圣门狂者本是如此。韩文公亦是一面自许,一面疏漏,却不怕人笑。若后人为之,必加弥缝矣。

工部一部集,自首至尾,寻不出他一点自见不足处。只觉得从十来岁,以至于老,件件都好。这是一件大病。韩文公就有知遵不足处。

韩诗温柔敦厚,缠绵悱恻,不如工部。然如所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则工部有不及者。丛《春秋》立义之最大处,惧乱贼者,惧后世之乱贼也,若本人之身己为乱贼,尚何畏于死后之诛?此等实说著深微,千古不刊。陶诗“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当时风尚,盛道老庄,以为周孔之道,凿朴生伪,而渊明谓扎子欲使其淳。可知连上“真”字亦非放达谑浪之谓。以此意选诗,便寥寥矣。

某人论《南山诗》,痛加贬斥。曰:“却不必。大凡前人诗文,都有一用神以为秘诀。韩文公作诗,将前人一字不入胸中,以为吾于此时,有此时情景,于此人,有此人情事。肖者便新,不如此,纵工何益?《南山诗》所列,彼时所见,实有此许多情状,他乃一气吐出,谁禁得他?祇是后人不必效此耳。”

柳子厚长律,无一不精,以“弱岁游玄圃”、“知命儒为贵”二篇为最。二篇又以“知命”篇为尤。“弱岁”篇,因刘梦得用五十韵,有欲索性将麻韵用尽之意,间或不能自然。“知命”篇,则直抒己意矣。柳诗工已到至处,微不及杜者,杜有古朴之气,直逼陈思耳。

韩诗意尽言止,直率不加雕饰。柳诗工致,虽说愁苦,亦觉冠裳佩玉。各有长处,不相下也。

宋人学问才情,有何不及唐人?祇是诗不及耳。唐人亦是风气适然,成一种风调,大家传染,遂擅其长。宋诗不是别样不好,祇是有些呆气。问:“唐人不呆,而宋人呆,毕竟有个缘故。”曰:“唐人善用虚,无板板说的。又宋人喜填故事,亦不好。”问:“唐人亦用故事。”曰:“唐人用故事,倒是直说,不如宋人掐出那事三两个字来用,教人费猜。三百篇何尝用故事?汉、魏间用事,都是将其事直叙出来。影射用事,古未曾有。”

欧诗学韩,而笔力不及,却于不及处,露出自己本色。如“斑斑林间鸠,重读《徂徕集》”之类。但他自己极得意的“庐山高”,却不见得佳处安在。

邵康节诗,只好是劝世文,直头说尽,何不做一篇文字?三百篇中,如“维天之命,于穆不己。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样大头脑,下面却淡淡说 “何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这样大头脑,下却以“天监”在下转去了,浓浓淡淡,不尽其辞。《长发》之诗,说契,说相土,又说汤。数百年事,一两段驾过,方是诗体。

诗文全关气运,都是帝命。王荆公学问,何必下于柳子厚,而诗大不及。东坡学问,何必下于白乐天,而诗亦不及。

王荆公一生长处,在孝友清节,故其诗一说到骨肉节概处,尽有精采,至论事,便隔壁。可见此事是发乎性情的。

东坡诗殊少风韵音节,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朱寿昌事,未经人歌咏,东坡所作,趣味极短,且末尾如何引温峤、颍封人诸事作结?殊为不类。若老杜为此,毕竟有许多缠绵笃厚之情。又作《周濂溪诗》,说:“造化乃其徒”,甚好。后忽云:“柳州柳,愚溪愚”,虽然以比地方因人而传,然拟人亦非其伦。

宋潜溪、方正学文字,如何比得东坡?东坡生动有仙气,峰峦波澜,尺幅涌现。其诗亦自成一家,但没有一二首人不能到之作。祇是东坡诗,就引用许多,却不蜡蹋,黄山谷便蜡蹋可厌。

杜工部于君臣、兄弟、妻子、朋友都有诗,独无思亲诗,何也?韩文公亦尔。止《祭十二郎》文,有“少孤倚兄嫂”之说耳。朱子《上母寿诗》,述韦斋平生,无不详悉。韦斋学问人品,迥出人群,朱子作《行述》,止平平叙次。伊川为大中作文,亦无一语褒扬,曰:“先子之命云尔。”惟其如此,所以可信。东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绝古今。至王荆公,则竟父子相圣矣,如何服人?

《性理》中,止采朱子诗之有“性理”字面者,其馀好诗俱删去。岂知流连景物,止以一二语见性情,及寄托全在言外者,其诗更妙。如《芣莒》之篇,何尝有一字说到室家和平,化行俗美上?

宋景濂诗,比方正学好。

明诸家诗,俱不见佳。倒是王姚江有些才气,律诗有六七首,古诗亦有二三首,祇是太直。唐人亦。有直处,却用淡淡写来。盖激昂慷慨,全要委曲徊翔出之,方有一幽光。如人说话,胸中有所感愤,倾泻直吐,听者便觉难耐。惟作平淡语,虽直直说过,倒令人思之觉得有味。

宋诗,单看亦各有好处,若选以配唐人,便不称。欧、王且然,无论其他。王阳明诗,某少时略皆成诵,今看来殊觉浅薄。他才高,信笔写来,便有唐人风调,但根柢气格不是。

鹿大常诗,选得百五十首,在明季,竟成一家。有真气,又一肚皮要立事功,励名节,笔写得出诗,亦看得多,知道各样变体。诗有用如此句法者,有用如彼句法者,章法体局亦然。孙高阳诗,便都是一样,不知变。魏孝子学漪《百韵诗》,便段段有变化。可见钱受之不知诗,选明诗,不登二公,止选高阳,未为允也。

王阮亭绝句,有似唐人的。至古诗,须有意思滚出来才好。陈泽州律诗,时有浚醨,如送某假归诗,有句云:“自怜名迹清流外,常恐交游泛爱中。”却是唐句。

学诗先将《十九首》之类,句句摹仿。先教像了,到后来自己做出,无一点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便成。学诗当从韩、柳入,律诗亦惟二家得正派,工部太雄放。

作诗最忌先得句为韵,补缀成之。那两句何尝不好,但读到那里,便觉得气不贯,意不浃洽。先觅句者,必非大家,无论李、杜、韩、柳,郎钱、刘亦决不如此。

绝句不要使力,要淡远,意在言外。古诗却要有气力。

诗到形容情事难得逼肖处,只得造字。然须造得自然,令人不觉方妙。如生造便不好。

作持须要知道避字避句。人人皆如此用,我便当避;口头边字当避;此题用熟的故事当避。又人所作都现成,我须避到生新一路去;人都在那里雕刻,我须避到现成一路去。

诗即有作料,须有景物思路掩映而成。若全无意思,只将词藻铺排,最可厌。

律诗封句,自要工巧切合。杜工部《送舅诗》。“江上”对“渭阳”,“水鹢”对“林乌”;王荆公“女伤悲”对“季行役”,俱妙。又句法以两解为更入三昧。杜诗“丛菊两开”矣,而下“他日之泪”;“孤舟一系”矣,而动“故园之心”。丛菊两番,开出他日之泪;孤舟一只,系住故园之心。聊诗“壁空”矣,而 “残月曙”,“门掩”矣,而“候虫秋”。又“壁空”那“残月”之曙。“门掩”那“候虫”之秋。前人皆推为妙句。

有尤工部七言律不甚对偶,有搭配不来者。曰:“都搭配得来,久已坏了。律诗本是陋体,古人有嫌字眼太偶俪,太现成,未免俗气,多避之。”

唐人作诗,动呼人名,如“白也诗无敌”之类。今若作诗,亦呼其名,殊觉不必。诗之工拙不在此,犯大圣大贤讳,尤不可。孔孟之讳,何啻父母,如何直呼?甚且用以押韵!韩文公、王荆公皆不免犯此者。诗虽佳,亦不足录。此郎无忌惮之端。

作诗要好甚难。离却古人,创辟一蹊径,便不像样;一依古人,又如保栱然,漉了又漉,有何趣味?须是有性情,又有学问,在诗里边工夫又到。却不多做,触事乘兴方为之,断绝酬应之作,或者有些意思。

时文对偶,本是四六体,然必定字字工致,便华缛伤雅。诗亦如此。某捡旧作《武侯诗》,以“苦李”对“甘棠”,便不佳。似此小巧,或律诗中偶用耳。

高高士子为望亲庐求记,曰:“不如诗好。文便着实,说那人,便要描得那人像;说那事,便要描得那事出。至诗,说得离奇飘渺些都不妨。且诗又不消说尽,正是妙处。后来人正坐要铺张,反不好。”

每一真人出,便有一假者来磨难他。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可谓至当不易矣,偏有荀卿一辈人出来为祟,郎如李、杜持,当时便有无数蚍蜉之撼,到底敌不过韩文公、王荆公等之拥护,妣蜉多而势反寡。韩公等如熊罢然,势虽寡而力反过于众,以人心之公是归之也。

世有灵异之物,多遭劫,何况人。陈希夷谓种明逸曰:“名者美器,造物所忌。子名将成,必有鬼物败之。”上帝各样福泽都不吝,只惜名,虚名无益。想是清名直达帝廷,李太白所谓“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正此名也。以上论诗。

考订书学,是要紧事,须兼通篆籀,方能通楷书之不可通处。如“之”下著“心”谓之志,心之所之也;著“日”谓之时,日之所之也。今“志”上作“土”,“时”上作“山”,于义何取?王荆公不讲求制字之根,而逐字为之臆解,费尽心力,徒增笑柄。

平声加猛厉则上,扯长些则去。入声甚短,入声惟闽中多得其正。北人气硬,平声多成上声。声音之差,不独口差,郎耳亦差。南陵人“知”读作“兹”,“兹”读作“知”,闽中教授至其地,教他读“知”,他听作“兹”,教他读“兹”,他听作“知”,愈辨愈不清。故知耳亦不同也。

杨友云:“天统声,地统音。声郎韵部东、冬、江、阳之等是也,音郎字母影、喻、晓、洽之等是也。声可通,音必不可通。杜、韩于此最严,唐人错者亦少。”曰:“一字有两声者,如‘过’字、‘治’字之类,此等至宋始分晰精密,唐人尚不分。杜诗‘魑魅喜人过’,作平声解者,或谓魑魅寂寞久,亦喜人来过;或谓魑魅欲啖人,故喜人来过,攫而食之。理皆难通。盖言魑魅喜人有过失,与上句意方相应。古人四声借用者甚多,不足异也。”

《等韵》三十六母,现用止廿四字,《经世韵》又列为四十八行,某却分断得有些明白。《经世》盖就现用廿四字,细分出上平、下平,故四十八。四十八则有音无字者皆全矣。三十六者,去有音无字者十二,惟存上平、下平之有音有字者耳。三说皆是也。

国书“阿、厄、衣、乌、于”五字,妙得声韵之元,毫无勉强。小儿坠地,头一声便是阿,稍转方有厄音,再转方有衣音,又转方有乌音,至会说话方有于音。自喉而舌,而齿,而撮口,而出口,次第一些不差。五字反复叠呼,便有四万声。《音学五书》所少者,此耳。将来把毛稚黄书及《度曲须知》,择其精要语,附刻于后,便成完书。至某所就国书推出者,则载于某所编《乐书》之后。毛稚黄及《度曲须知》,亦晓得支、微、齐、歌、麻、鱼、虞七部之字无头,它部之字皆有头。却不知七部乃声气之元,别字都是他生的,无有生他者。如“西邀乌”是“萧”字,“西”是字头,“邀”是字腹,“乌”是字尾。又“支”,乃“真”之头,“都”乃“东”之头,“于”乃“元”之头。韵部自当用此七部居前,以生各部。他知其无头,却不晓其所以无头之故,故仍旧以东为韵部之首,非也。歌、麻、支、微、齐、鱼、虞收本字之喉音,佳、灰收衣字,萧、肴、豪、尤收乌字,东、冬、江、阳、庚、青、蒸收鼻音,真、文、元、寒、删、先收舌抵锷,侵、覃、盐、咸收唇音。

儿音古所无。“望道而未之见”,“而”古注作“如”。“星陨如雨”,《传》曰:“与雨偕。”是以“如”为“而”。“而”字,古盖读“如”,似 “日”字平声。今山东、江、淮此音甚多,而闽、广则无矣。《洪武正韵》不收儿音。近猗氏卫先生,于每字母,皆增至六字,而以儿为舌音,非也。独以“影”宇为首,则精确不易。

“麻”字应为最初之声,诸声皆由此起。前人读麻为谟,洼为污,鸦为乌,入歌、鱼、虞韵,非也。国书先“阿”字,得元声矣。

宁人谓:“《易》韵亦错,惟《诗》不错。”但如“兴”字,以“鴥彼飞隼”一章论之,是在蒸韵。至“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及“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与“音”字、“心”字为韵。宁人无以解之,乃曰:“‘兴’字,古两用。”又安知《易》韵之不叶者之非两用耶?昌黎云:“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其见卓矣。三百篇不独各体俱备,即用韵变化,法亦俱全。如“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卑豺虎”。是以“者”与“虎”叶,而以中句作过文。《离骚》中亦有用此法处。毛大可只见“维予侯兴”等一二处,便以为古皆通用,尽破从来之藩篱。杨升庵韵尤舛。其实镇部止应分为六,昌黎便如此用。国书十二乌珠,本之蒙古韵。蒙古韵,昔人已知其好,《性理》中现载有,惜不见元人韵书语可证也。十二乌珠内,三部是闽、广音,半用半不用,又三部系满洲音,汉人不用,其馀六部,正与所分同。以此见昌黎不谬也。又韵部率以“东”字为首,而国书独首歌、麻;等韵率以“见”字为首,而国书独首“影”,皆超出千古。盖“歌”字从丹田起,“影”字从喉起故也。

宋人用韵多错,朱子虽古诗,亦不出本韵,却无破绽。今用韵,且当以杜、韩为宗。杜是老规矩,韩却变而不失其正。杜但通用支、微、齐、佳,不敢通用鱼、虞、萧、肴、豪、尤,其实支、微之于齐、佳,与鱼、虞之于萧、肴、豪、尤,一也。

如今用韵,且复唐人之旧,渐次复到古韵,方是。《广韵》分部,二冬下有三锺,但二者律诗通用,今遂并锺于冬矣,其实尚有宜斟酌者。如庚部下,有耕、有清,庚部字宜皆入阳,看“康”字从“庚”字头可见,耕部宜存本部,清部宜入青。尤部下,有侯、有幽,尤部字宜入支,“尤”古读“仪”。侯部宜入鱼、虞,“侯”古读“乎”。惟幽部宜存本部。

韵学不讲,宁人独出究心,直还三代。支不应与鱼、虞通,自汉已误,《参同契》便是如此。魏氏乃上虞人,故亦就浙音用之。某选诗,本欲选他此首,因韵错恐误人,遂置之。其诗则屈、宋之亚也。前人于唇喉齿舌,或不差,而字之偏旁多不讲,至宁人却讲偏旁,故独有着落。杜、韩用韵皆精当,惟入声不能如宁人。宁人讲入声,直千古未有。

猗氏卫先生论韵,与宁人同,言侵、覃、盐、咸,是真、文、元、寒、删、先闭口,不应东、冬等部无闭口,故于每韵后作圈,以为有音无字,皆存其位。其实侵、覃、盐、咸四部,何尝无别部闭口在内,如侵虽是真、文之闭,亦是庚、青、蒸之闭口,若此之类不须补。

潘次耕若肯将其师所著《音学五书》,撮总纂订令精当,岂不大快!他却自出意见,欲驾亭林之上,倒美出破绽来。他将自己土音影响意揣,便欲武断从来相传之绪言,岂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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