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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收录于:《四库全书

诗文一

古文、诗,想皆起自皋陶,《皋陶谟》是自作一篇文字,明良之歌,亦自皋陶始。

韩文公一肚皮好道理,恰宜于文发之;杜工部一肚皮好性情,恰宜于诗发之,所以各登峰造极。

诗文各人都有压卷,韩文如《原道》、《佛骨表》、《与孟尚书书》之类,杜诗如《北征》、《咏怀》、《壮游》之类。

山谷、元章书,后代立称,而两人各相诋訾。山谷服东坡文与书,而谓其诗不古,然所自为,亦未见其能古也。元章以山谷书撑手拄脚,其诗亦然。大约是雕刻字句,故致如此,要到意足气足才好。柳文尚不能到此。伦云:“王荆公亦有此病。”曰:“荆公、东坡还不可以此论,又当论其意。荆公农意涩,东坡取意溜。涩与溜皆有病,惟理足意足而气亦足。涩不得,溜不得,多一些不得,少一些不得,斯为至矣。班、马之文,曹、杜之诗是也。”

文章与气运相关,一毫不爽。唐宪宗有几年太平,便有韩、柳、李习之诸人,宋真、仁间,便生欧、曾、王、苏。明代之治,只推成、弘,而时文之好,无过此时者。至万历壬辰后,便气调促急,又其后,则鬼怪百出矣。某尝有一譬,春夏秋冬,气候之小者也;治乱兴亡,气运之大者也。虫鸟草木,至微细矣,然春气一到,禽鸟便能怀我好音,声皆和悦。秋气一到,蛩吟虫响,凄凉哀厉。至草木之荣落,尤显而易见者,况人为万物之灵,岂反不与气运相关?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变。如战国文字,都是一团诈伪,不知何以至汉,便出贾、董、马、班。至唐诗之变六朝,宋文之变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学,韩、柳之文,李、杜之诗,皆是中兴时起,力量甚大。总之,其人在庙堂者,郎开气运,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松柏,不关气候,是其物性。如大乱之时,忽然生一圣贤,乃天以此度下一个种子,恐怕断了的意思。

如今入学诗文,动说欧公、白傅。二公的诗体、文体学不得,天才学问都比不得他,祇是学他平调。他都是读破万卷书,就是音节之间,如何能到得他地位?

诗文须常做,当其做时,何尝不得意,过几时,又觉得不好,便是进益。然得意一层亦不可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若只发愤而无乐,亦太辛苦。一番发愤,一番乐,循环不已,便会到极处。

诗文从生做到熟,从熟又做到生。后来读去,觉得像不顺,便是有工夫。

诗文鄙俚固不好,太文又不像。文字之始,都是古人说话,有意要文便不是。

诗文用雪白字、随便字都不妨,总要切合。切合便有情景,有情景便有生气。诗中字,又不是以全然贴实为切合,不甚贴而却合方妙。须求自得于心,不是要人叫好。

看文章如看堪舆。山川有一段秀气,便要发人,文章有一段秀气,便有成就。此却在牝牡骊黄之外。

昌黎居潮,子厚居永、柳,皆有政绩。然昌黎在潮诗文,依然肃穆平宽,子厚永、柳诸作,便不免辛酸凄苦。其后昌黎向用不穷,而柳竟卒于贬所。可悟文章气象之间,关人禄命。清植。

诗文派头,断绝久了。如今且莫评论他是唐是宋,且字字核实,说这人是这个人,称情称事,不过分量,才好论他风骨之高,学问之深。不然无从论起。不是不要风骨、学问,如一般铜器,必竟有几片朱砂、翡翠瘢点,方可耐人摩挲。祇是诗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韩、柳、欧阳诸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段,才有些光景气魄。以上总论。

《道德经》好用三字句,竟似后世道士声口,可厌之甚。《论语》中用三字句,如“又何怨”;“又焉贪”;“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皆妙,全然不觉。大抵文章到洙泗,真是雅之至。《孟子》虽是绝调,毕竟带机锋。先君云:“《孟子》前文章,不曾用‘虽然’二字。”果然。以前语气厚,至《孟子》则转折分明矣。先儒以《礼记》为汉人文字,恐未必尽然。《礼记》尚无“虽然”字,尚是《大学》、《中庸》文体。

朱子生性至刚,而作古文诗辞,却不能超然于风气之外。想文章道德,巍然千古,都是命于帝庭,虽上智大贤,气亦偏锺于所长。看来文章亦是孔子绝顶,不似战国风气,亦不似周公之旧,却另一种雪白文字。不要一字帮贴,自然道理完足。

圣贤经书叠句,都有层次,谓错举者非也。郎我辈文字,亦必排比先后浅深,况圣贤乎!其看不出层次者,祇是心粗耳。《礼记》或有后人作者,便当分别观之。韩文连下句处,多有意,所谓《六经》之风绝而复新。

古大家文,力大于身。所见高,无起不收,无呼不应,郎有一股放空。如天外别峰,亦必有缘故。

选文惟从汉起最干净,近选多把《左》、《国》都收入,却不妥。大抵三代以上文,当另作一类读之。索性以汉为断,祇是昌国报惠王、信陵上魏王二书,割舍不得。想来有一法,将此二篇收入《史记》选内,便无遗憾矣。

仲舒三策,皆面对文字,非才大学富,道理精熟,安能一笔写出,而字字醇确。匡衡文亦好,但朱子言共似策段,不是胸中流出。细看,果有些像。朱子评论古人,不差铢黍。

古文自当读汉文,亦是彼时风气厚,自然风调不同。郎三国李兴代刘弘《祭武侯文》、陈寿《上诸葛文集表》,后世惟韩、柳、王几几能之,然亦须极得意作。至武侯《正议》,柳、王不能也。《谏绝孙权》,虽苏、张无此辨,几句便尽情势。

曹子建才大,其文都像一口气喷出。韩文要追复三代,转有斧凿之意。司马子长便一气吐出。子畏、孟坚乃文家不祧之祖。

潘勖为曹操加九锡文,比武侯所谓“奉进驭兜,滔天之辞”也。有友故为蹁迁论,极口赞佳,却是乱道。郎如曹操所与群下教甚古,篇中亦未必无实话,却选他不得。试看伊、周,何尝不退位,岂虑有它?选诗文若无此决断,便可不选。不论其人与理,而徒取其词,则不胜选矣。惟史书又是一例,欲以见善恶兴败之由,故概载之。

曹操《自叙令》,文字甚好,诗亦有佳音,但几番徘徊,卒置之。他比不得柳子厚、王荆公,二人祇是错误执拗耳,非乱臣贼子也。曹丕诗文,竟是妇人,饮得不成话。论古人当有分别,如王维、郑虔,虽杜工部朋友厚道,为之表暴,其实皆已被禄山所污。若太白却不同。永王玲是唐之宗支,彼时明皇已走,宗社无主,永王有恢复之志,与叛逆岂可同日而语?

武侯不知所读何书,识见作用,规模气象,都是三代圣贤光景。郎其文字,绝不似东汉。《出师表》、《正议》、《谏绝孙权书》,才几句,说事理是如何透。曹子建气魄甚大,但比之武侯,便是文人之文,不脱华藻。

武候《出师表》,自肺腑流出,郎以文章论,亦居最顶。惟韩子最顶文字,方能到他地位。如《佛骨表》、《与孟尚书书》是也。此等皆当另一格视之。韩子学那样文字,便过之。《进学解》,好似《客难》、《解嘲》诸作;《书张中丞傅后》,好似史迁。惟《原道》,是学《大学》、《中庸》,却不及,要亦精矣。如柳子厚、王荆公,必不能为《出师表》文字。三苏惟东坡天姿高,推服《出师表》,老泉、子由皆讥贬武侯,去之尚远故也。

问:“武侯《答李严书》,言‘虽十命可受’,自来无十命之事。郎此一言,便可想见其未出草庐时,确然有天子不得臣之志。又可见使其功业有成,如伊尹之复政告归,固所优为。”曰:“然。”清植。

韩文公口中,不提起江都、武侯,故知其单留心于文字。朱子于武侯外,便称陆宣公。昌黎出宣公之门,等闲立不道及,想嫌其文排闷也。宣公在军中,恁样处置得停当,才大心细,其奏议,语语俱是实理实事,学问又海涵地负,祇是排体不高古耳。

文人中如陆宣公、韩文公,尽有实用,知古却又通今。看宣公奏议,虽根本于经书,而处置都合机宜。韩公《论淮西》、《黄家贼》及《复仇》、《谛袷》等议,皆确中事理。问:“王荆公文字,看得出他能壤天下否?”曰:“看得出;他作文字,见有人与他意思相同者,郎便毁稿。此便是大病。我有此说,方不敢自信,有人相同,正可为证佐,为何削去?某分《原道》段落,自以为独见,及见张长史亦如此分,更喜所见之不谬也。”

古文近颇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问:“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经书道理为主,文字却不要规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非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长者要有裁剪。柳州《与杨诲之说车书》,凡数千言,字字琢链,又是一气流出,连虚字要换他一个亦不得,郎寒温语皆妙。大都韩、柳动笔,郎一两行都是留意,无苟作者。到后信笔写来,无不入妙。又字眼亦要紧,当取材于雨汉。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减色。古文内著不得丁丽对句,古诗对句太多,亦六朝始然。唐初尚袭其馀习,至工部始洗脱。

得唐人书佛经真迹,笔笔着力,曰:“古今人差处就在此。若不用力,虽千行万字,总无足取。试将韩、柳文字于极不要紧处,拈出一句,看来总有斤两,可见其字字经意。今人连篇累牍随手写,可谓‘不诚无物’。”因论古物与今物别处,祇是苟且与不苟且。梅先生曰:“古人诸物,都是从内里边做出来的。”

柳子叙事学《史》、《汉》,便是《史》、《汉》。韩子不肯学《史》、《汉》,高于《史》、《汉》。《张中丞传后叙》,亦仿伯夷等传体,而词调风格,毫不步趋。《段太尉逸事状》,居然是孟坚极得意文字。

《柳集》中载与退之诗文甚多,退之岂无酬答?今不复见,殆自削其稿耳。子厚临殁,托梦得为求退之作志。及退之许诺,梦得喜不自胜,至迎其柩,而告慰之。子厚固知其作志必不假借,然传于千载无疑也。退之与刘书,称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梦得言之,今《韩集》亦无此。

《原性》起两句极精。程子曰:“心如谷种,其生之理为性,其阳气之发则情也。”故“性”字从心、从生,言生理之与生俱生者也。“情”字从心、从青,如草木之萌芽初发,感于物而生者也。自记。

《原性》奉甚精,其不足处,不在错孟子性善之旨,只在末后少两三行文字,把“其所以性者五”发挥明白。《不贰过论》末一段语,都有条理,不是乱填。

《原性》言仁义礼智信,《原道》只言仁义,以仁义包五常也。二篇著作之先后可见。自记。

《原道》通篇排释、老,而首论老氏之失,极是高处。盖佛书多是华人附益,大率原于老子之指,而淫于庄、列之幻词。故《后汉书》、《新唐书》,皆探本老氏论之。自记。

古人文字难看,《原道》连程朱亦看不透。程子谓“从博爱说起,没有头脑”。不知他已有《原性》了,若复从性上说起,非《原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祇是大本,发而皆中节,乃是达道,《原道》自当从发处说。朱子说他“引《大学》,漏了‘格物致知’”,为“不知学”。不知他引此正对佛教,所以下面断一语:“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引到格致,便与佛不对针。“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一语甚精,洞中其弊。汝楫云:“《原毁》不过是题目有个‘原’字,门大便编做一处。其实韩子未尝以此与性、道立原也。”曰:“《原鬼》亦是感触而作,故云‘适丁民之有是时也’,元都是门人汇在一处的。”

有谓《原道》开口一句便不稳当,仁自是心之德、爱之理,如何曰“博爱之谓仁?”某答之曰:“仁是性,他《原性》已讲过了,这是《原道》。《原性》是说‘天命之谓性’,《原道》是说‘率性之谓道’。故云‘博爱’,与‘行而宜之’相对。”

今日翻韩文,果是才大。如《复仇》、《裕袷》、《黄家贼》、《平淮西事宜》、《与柳中丞论兵》、《佛骨表》、《与孟尚书书》之类,洗刷得一个闲字没有,事理直说个透。马、班尚是汉文,比则洙泗之派也。惟武侯虽不学文,而所传数篇皆然,愈读愈有味。因他人品高,胸中有许多真意思,真见解,气又完全直写出来,便自不同。凡诗文、书翰之类,若务为名家,积累工夫,自然可到。若要登峰造极,直须第一流人。

“龙嘘气成云”一首,寄托至深,取类至广。精而言之,则如道义之生气,德行之发为事业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则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应求,圣人之风兴起于百世之下,皆是也。自记。

作文章熟后,虽无意写出,必有结构,有呼应。如韩子《读仪礼》一篇,首两句是反起一篇意,中间说“无用于今,而圣人之制度,不可泯没”,是照应第二句意,而结完之。后言“掇其大要,奇辞奥旨,以备览观而已”,是照应第一句意,而结完之。末叹“恨不得生及其时”,则两意惧结也。自记。

每疑韩公说唐初群臣材识不远,然当时有太史令傅奕,可谓特立排佛者,韩子何以无取?及观《奕传》,则其垂训也惟重老氏,以列于名教之首。末乃殴佛,得其一而昧其二矣。宜乎韩公之所轻也。自记。

观韩子论礼典、兵刑处,岂可以文学之科限之!其老练精核,远侔武侯,近比宣公。自记。

宋人论程伊川曰:“三代以下,凡事必求其是者,伊川一人而已。”伊川之门,上蔡谢氏,则以“求是”二字为穷理之要。韩子以求是论文,此其所以独出于诸家欤?自记。

孔子之道德不可赞也。故韩子作《处州庙碑》,赞其祀典之盛,以推夫所谓生民未有者,极为得体。柳子厚作《庙碑》,亦曰:“苟赞其道,如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则惑,不可犯也。”皆深得后学敬慎之意。自记。

《平淮西碑》,自九年至十二年,惟首尾见年月,中间许多事,而年月悉不书。一则讳淹时之久,一则略诸将之无功也。自记。

维时河北方跋扈不朝,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而适斯土,是何意哉?故韩子微言讽之。独吊望诸君者,望诸君失意出奔,终身不敢谋人之奴隶也。与送李端公命意大略相似。自记。

观《答侯生书》,则韩公真善注解书者,惜乎其《论语注》未就而不传也。今有传者,盖伪作耳。自记。

韩文言“物不得其平则鸣”,其意以为有动于中则鸣耳,而以为不得其平,殊不确。其下有“五臣、夔”等,如何说不得其平?又说“夔不能以文词鸣,以《韶》鸣”,尤可笑,便是文人趁笔之习。至说六朝文章之病,字字确切,此公于文章一事当行也。

问:“韩文公云‘醇而后肆’。‘肆’是工夫?是天分?”曰:“自是工夫。理明白了,然后能放笔言之。如东坡,便是肆而不醇。就他的话,亦说得一片,祇是推敲起来,不胜病痛。”

文章要曲,用笔曲,便似其中林峦涧壑,不可窥测。惟韩文公会作直文章,以所见道理足,本色已深厚。

韩文选定七十一篇,若再去其有疏漏者十许篇,存六十许篇,真是文宗。其气极古雅,如西汉人,而又无其累坠。只《原性》一篇,有不尽当处,然却去不得,要以他压卷。若去此,则《原道》无根矣。

某选韩文,许多精奇璋丽者,俱不登。然凡昌黎之粹然一出于正,有体有用,确可见之行事,而有补于世者,尽此矣。其他或有病痛,或无关轻重,随人自去拣读。

问:“选韩文甚少,《送董邵南序》何为入选?”曰:“闻得友人说,当时不得志者往河北,都是要从乱贼,故此文吊望诸君,为其不忘燕也。此关系忠孝,岂容不录?凡文字有寄托者便好,《答李翊书》亦好,但太是自己一生学问供状,为贤者讳,故去之。”

昌黎时在字句上留意,其后门人衍成恶派。如皇甫浞等,故意将下一字移上,上一字移下,欲以见古。再传至杜牧等,句几不可读矣。

柳子厚记韩文公论天一段,甚翩迁,虽是偶然戏语,亦可见其不知天。天地万古不歇,止是生物,而生物之中,又是以人为主。凡禽兽草木,无不爱其子者,至人一生经营,无非为子。生子又要克家,天地之意犹是也。若凶残贪恶之人,乃是种子自生蠹,与天地无干。所以有《太极》、《西铭》诸书,此理始明白。

柳文精金美玉,独识见议论,未若《汉书》之精当。子厚之文,亚于孟坚;退之之文,过于子长。韩文直追周,其质直处,正是其高处。

看来古文、诗俱到家者,惟陈思、柳州耳,韩便文好于诗。柳州文字,莫要论其道理意思如何,只就其文论,虽千馀言,要删他一个虚字不得。刘蜕、孙樵数家,虽皆小品,不无可观。就中孙樵又为差胜。

文字扯长,起于宋人,长便薄。太公《丹书》,行几多大礼,说出来才只四句。箕子《洪范》,三才俱备,才只一千零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经》,不知讲出他的多少道理,才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万言,是何意思!

文祇要简净,蹲遝拖曳皆词之累。韩文简洁如此,三苏则专事虚翻而已。至南宋,一味冗长,若非理足者,有何意味?锺旺。

欧、苏之文,何尝不好,然见解不甚透。自是本领差,说事说理皆不透。韩、柳便透,如《复譬议》,柳已凌牙厉齿,言之凿凿,韩就理论之,更明而尽。朱子文字,何尝能到马、班、韩、柳?但理足,便觉得任他才学笔力,驰骋藻耀,都压他不下。如《封建论》,孟坚之雄博,子厚之精悍,一遇朱子平淡说来,足令二公失色。伊川不以文名,今看来,两汉之文也。所上诸子,《春秋序》,道理既足,字字确实,有斤两,比朱子文字更古。

古文自《史》、《汉》后,只读韩、柳、曾、王便足。曾、王学问,如何能过韩、柳?韩、柳遇一通经守师说之人,那样推服娩赧,曾、王便轻肆讥弹。

王守溪评文,谓:“昌黎后,惟半山得宗派。”不数欧、苏,最有识见。

东坡文亦有好的,祇是薄,大凡浮动嚣张处便薄。欧文微弱,最是曾子固厚。王荆公气亦强,文亦古,但深求之,却是学成的,不是本来如是。

作古文要归于真实,不尔心先不古,文何能古?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便称其挥斥佛、老之功,张皇夸大。及作《大悲阁诸浮图记》,又称佛之妙,穷天极地,却是一口两舌。其归谈儒,儒亦不精;淡禅,禅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卒至文章亦不好。所以圣人说:“修辞立其诚。”

东坡文字,大约带涩的便好,飘飘欲仙者便不佳。其小文字极妙,盛称其策论者,不知文者也。议论既博杂,笔力又冗弱,何足取!至弹劾程子而以为奸,岂不荒唐可笑!即谓王荆公奸,人亦不服。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结构,说到后来,还与起虑相照。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头脑太大,下正当发挥其排斥异端,独力自任之艰苦,却接去:“谈笑而麾之”,便不的当,是东坡风度矣。至“开衡山之云,驯鳄鱼之暴”等句,益没紧要。下面一路说开去,遂以立庙结,不复照顾起处矣。

文章有立言之体,东坡才既高,功夫亦深,祇是道理不正当。武王何尝无可议处,只“武王非圣人也”一句,便令人不欲看。你非圣人,何由硬下此句?你郎圣人,亦如此说不得。孔子生平赞圣人,总不肯说煞,动云“也与”,都是想像未定语。

为文有本有末,所谓本,非必定是圣贤道理,本人所见透处便是本。苏明允所说,多非正道,却有透处,便是他的本。次公文字,铺张似有得说,收紧来却无实际,所以不如东坡。

陈后山、张文潜、二晁,文字皆好,黄山谷有孙樵辈风气,但太破碎。苏不如韩,然其门下土如此数公,恐自不亚韩门。

陆象山文字,笔力爽透。象山文,学王半山,朱子文,学曾南丰,只因学道便住手,故都未成。

记得某人说,学古文须从朱子起。此言却好。看朱子后来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气调,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祇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叠下数语,皆有叠下数语着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须得如此。

古人作书,如司马《通鉴》、朱子《纲目》,皆藉朋友生徒之力,想杜佑《通典》亦然。令人动欲成以一人之手,其无成也必矣。诸葛公木牛流马、铸甲造弩诸事,皆假人为之。能用人,便是才大。

汉有苇子及刘子政、郑康成,唐有韩昌黎,宋有周、程、张、朱,朋二百馀年全不出人。想因靖难拽穷种类,而胡广、杨荣、金幼孜,皆迎降无耻之辈,历相多年,士气遂尽。试看其一代所传著述,可与董、刘、韩比立者为谁?郎今顾亭林之音学,梅定九之算学,亦明朝所未有。徐文定之《崇祯历书》,尚是西洋人作,算不得徐氏之书。顾、梅二书,是《中庸》里边有的,一是“车同轨”所资,一是“书同文”所资。

宋潜溪、方正学辈,文字亦佳,要选如曾、王名篇者,了不可得。即老泉、子由亦有精采,有明一代人,皆无之。

看归震川、王道思古文,拖遝说去,又不明白,两三行可了者,千馀言尚不了,令人气闷。顾宁人说明文不如元,果然。当明季时,如李赘之《焚书》、《藏书》,怪乱不经,郎黄石斋的著作,亦是杂博欺人。其时长老,多好此种,却将周、程、张、朱之书讥笑,以为事事都是宋人坏却。惟先君性笃好之。王弇州古文,一时风靡,先君以为村气,甚妙。后来闻得人人皆以为不好。大凡那一书,古今来都推奖过,只我一人不服,便当想自己的错处。若是人人都叫不好,便就不错了。一面好古,一面又要择善而从,看古文亦当如此。

万季野于明文,推宋金华、黄梨州,而以黄为更好。其实黄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黄议论之偏驳粗浅,又无论矣。

友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斋,不知有储柴墟。柴墟古文甚温雅,无虚套。当时学者,自然首推蔡介夫,其次只得算王伯安。然同时人初未论定,而柴墟独两屈指推服。其《送介夫归序》甚好,郎此已见其具眼。”曰:“文章品题,各人意异。某以为惟字字与之核实,其自肺腑中流出,有关系者便佳。如海忠介《谏世宗疏》、陈紫峰《易经著述序》,调虽不古,皆由中之盛气岔涌而出,自是可存。”

做古文这件事,想是与学道相近。自欧、曾、王、苏后,亦断了六七百年。问:“先生何不继续此事?”曰:“见得到那里,祇是须要工夫。心里觉得于经书上明白一点,是一点受用,比文章又要紧些。”问:“韩文公亦见道。”曰:“他便是被花草牵累了,不尔,端心并力到道理经书上,当又自不同。”

问:“某人古文如何?”曰:“虽提得起笔,但是向外走的学问。此派传衍已久,尚未见杰出有人。不但儒先为性命之学者不尔,印韩、柳、欧、曾、苏、王之学亦不尔,方做得几篇文字出。韩文公‘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不能观,不敢也。下句‘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略大些,然实是立志如此。韩公如此志向,如比读书,所成就尚贻儒宗訾议。大要从初读书时,意向是如何,成就便是如何。佛家所以说证甚磨因,便结甚么果。”

古人终身不得几篇好文字,著一书便竭毕生精力。今人动辄成集,不数月便成一书,如何得好?

作古文要曲折,学古文须先学作论。盖判断事理,如审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则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处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觉,意思层叠,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从传志学起,却不是。

某友看古文,不从议论文字人手,先读碑板文字,亦是一病。所为文亦长于碑板,若叙事文便不出色。学文自当先教议论畅达,逐渐缩敛方佳。如今看小学生文,其下笔论头汨汨不休者,便有成。若短短粗通,虽有些笔意思路,到底有限。

墓志,只该志其姓氏、卒葬而已,茫蒧虚誉,无当也。且此等断不传,鬼神亦不许。颜子立无著述,只孔子夸他几句,《四书》存他几句,万古不磨。武侯不立史官,到得陈寿作《志》,蜀立无文字可采,所以《蜀志》独少。然由今观之,魏、吴二志,大率虚浮,《蜀志》虽不多,是何等光焰。所以人贵实事。

做古文祇要不说谎。圣贤虽于父母,亦不虚加一语,加以虚誉,人必指而笑之,是贻父母羞辱也。且称人曷必全备,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尝以称颜子,岂颜子未孝耶?舜称“大孝”,他圣不闻,岂他圣都未孝耶?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将其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语,既有所见,便信笔直书,达意而止。既成,且阁下一边,过几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补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务使词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结构,毕竟可观。

作文且来须说得体制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据事直书,自然不烦删减,而闲文自去,词必古矣。

作诗不可句句相承,如此则太直,似文字,非诗矣。郎文字太直,亦朱为佳。朱子说古人文字,有六七十里不迦头者,他却见得不能做得。朱子文字,却是步步回头,抓住主意说到底。朱子论各色文艺都在行。文须错综见意,曲折生姿。李习之教人看《获麟解》,一句一转,可悟作文之法,却不教人看《原道》。

今人作文,动称伊川为“正叔”,朱子为“仲晦”。虽《中庸》亦称“仲尼”,然古今既异,印当致其尊礼,乱称先贤名字,断使不得。作文字,此等须有义例。

文字要改,虽孔子犹然。欧公《醉翁亭记》,原槁起处有数十字,粘之卧内,再四改订,到后来,只得“环滁皆山也”五字。平生所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说者谓笔是绿旧,削是删旧,恐未必尔。就是那几个字眼下得有未妥,便削去,故游、夏不能赞一词。

文字词气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限,人多不讲。其鬬凑成文者,即有一段好处,必不能通篇自圆其说。文中有一两句,似无甚关系,却是他为文眼目,说话虽多,终须归到发明此句上。这是傅下来的一点法脉。

岩云:“作文字,不可称人日子。子称重,宁称君可也。”曰:“古名人称过,便可称。子亦通称,书传皆然,韩、柳、欧、苏如此用,亦用之而己。如岁在某干支、岁次某干支,本谓岁星在某、次某,非谓年岁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戊子,子与丑合,岁在玄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虽朱子亦错为之,奈何?某总不用,直云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应从今之名。何必以古名换之,令后世反无所考证,文之古雅不在此。”

今舞刀者,皆取美观,临时一无所用。惟善刀者,筋节着实,当之者便不能支。盖虚处费去,用处便不着实。如学书者,寻常作字,不着实依法写,写时一定手滑不得力。文章亦然。以上论文。

文字不可怪,所以旧来立法,科场文谓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实理实事。这样文字不容易,必须多读书,又用过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疏浅易之谓也。

选文字宜简严,孔子删书,取其有用者,动辄架漏过几百年,所以妙。如今无论选古文、时文,即将其文当作经看,一字不放过方好。

王安石、陈傅良的八股,似对不对,甚古,所谓八股宗者,不可不看。如诗有古诗及古歌谣之类也。时文名句,与诗词不同,要从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缵绪节,时文皆讲成三王统绪未成,至武王才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孙,累世欲暗干天位者然,岂非大悸!不知缵绪者,言能修德行仁,不堕基业,到得天与人归,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虽以臣伐君,而不失显名。“一戎衣”句,非结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杨慈文是如此发明,大有关系,所以八股不可轻忽。

明代时文,洪、永、宣、景、天为初,成、弘为盛,正、嘉为中,庆、历为晚。天启以后,不足录已。

问:“王守溪时文,笔气似不能高于明初人。”曰:“唐初诗亦有高于工部者,然不如工部之集大成,以体不备也。制义至守溪而体大备。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如唐初律诗,平仄不尽叶,终不若工部字律密细,声响和谐,为得律诗之正。”

做时文要口气,口气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经便是如此,口气错,道理都错。

房书坊刻,始于李衷一,可谓作俑。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终日多读经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观。若只采几段《左》、《国》,数篇韩、柳,手此一编以为样子,欲其能作古文得乎?

某初次会试,将所作时文,就正于乡前辈王命岳耻古。就中一篇批云:“骨节尚大”,某请此批是优是劣,答云:“骨节大不得。脉络一线,谓之单微,无庞然而大之状。知道单微便密细,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论大妙。

时文之坏,由于不肯看书。书理懵然,而思以词采胜,则必求新奇灵变,以悦人之耳目,遂至离经叛道,而不可止矣。

文章先通顺了,其火候有时,岂能强所未至!但世有一种从心里放逸昏惰,志气不立的人,先时聪明才华尽有,到后来渐渐消亡,实可惜了。

临文在题之皮毛上铺排,似是而非,心思不入,了无神气。至于肤浅无味,最怕人,病却中在根本上。以上论科举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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