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补阙正误/十年 中华文库

2月2日

○戊戌，同副承旨宋光渊应旨上疏，略曰：

私之一字，实今日之痼弊。前后诸臣奏御之说，未尝不眷眷于此，而退而省其行处，则终不能有所摆脱，抑其故何哉？君者，臣之表也。无乃殿下导率之方，或有所未尽而然欤？窃覵，殿下齐家治国之化，本于正心修身之效，而天理人欲之分，判于克己复礼之功，宜其无一毫偏系之累。而臣待罪海营，得见内司公移，则盐汉、箭主之事，往往有称奉圣旨者，臣固已不胜其未安矣。日昨庆允昌等相讼之事，又以查问本宫判下。此虽出于未详其曲折，有所处分之意，然本官既已明核，该曹又复覆题，则不如仍令出给之为，有光于圣德。

末论曩日讥察举措之乖戾，朴泰维疏后收司诸臣之偏重一层公议，以金焕为为国效诚，而归台阁于救护逆玺，为万万无理。自数臣斥退，台阁上鲠直无闻，苟容居多，世道可虑。申琓靳天点，塞淸路之不可晓。〈详见上。〉上赐严批。〈批旨见上〉两司安世征、成虎征、李宏、梁重厦等以停金焕之论，皆引避，赵相愚亦以无一进言引嫌。尹弘离处置，皆出之。〈史臣曰：“一时台阁，因宋光渊之疏斥，皆引避，而光渊之疏，慷慨时事，并斥台谏之苟容含默，则如尹弘离者，正在其中，其不可冒没廉耻，处置诸台也明矣。此时，惟持平赵相愚新入言地，有更论金焕之意，故当路诸人，谋欲沮之，恐处置归于玉堂，则宏等见递，乃指挥弘离，汲汲冒出，为此处置。弘离自以为独不参于停焕之论，挺出担当，扬诩大言，其所处置者，一反公议，无所顾恤。弘离，鄙夫，固无足说也，其顚倒是非，肆排公议，使人可羞至于如此者，其一时气势，果何如哉？成虎征尤昏庸不省事，徒能俯首从人，故至授亚谏。虎征既一徇当路之旨，与李宏主停焕论，以为能事，而乃复以谠言风采之说，反为讥斥言者，真可谓无耻之甚者也。”〉

2月5日

○辛丑，同副承旨宋光渊以赵相愚等被罪，而首惹闹端，不敢封驳，引罪陈疏。且引尹昉、金尚宪、申钦所以论文晦及仁庙朝戒责勋臣之教，申论金焕之为必可罪，李宏、成虎征辈和附时议，自取物论之状。末又曰：

尹弘离尤有不可晓者。臣疏大抵论斥台阁之苟容，则弘离何以知果不入于其中，而乃敢扬臂处置，作此可骇之举乎？真可谓全无忌惮者也。赵相愚新入言地，慨然以激浊扬淸为己任，风采可尚，圣明固宜特赐宠奖，以开广言路，而今乃不少假贷，摧折至此，此岂平日所望于圣明者哉？申启华身任论思之责，不言有咎，有何可推之事乎？臣意若此不已，则虽有朱云、汲黯之忠，终不得一日立于殿下之朝，而充满台阁者，不过虎征、弘离辈，恐殿下之国事将日非矣。噫！世道淆乱，讹言日兴，人心危惧，若不保朝夕。言念国事，可谓痛哭。当此之时，宜思所以固结人心，恢张公议，以建不拔之基，而不此之图，至以万斤之威，遽加于言事之臣，惟恐公议之复发，臣实为圣明，惜此举措也。“

上命还给其疏，下严批切责，特罢其职焉。〈原疏及批旨见上。〉

2月30日

○丙寅，掌令尹世纪以持平金晰、掌令南弼星之羞与为列，金焕鞫问之论，不可苟同，陈启引避，上命勿辞。〈启辞见上。〉

史臣曰：“世纪酗酒渔色，愚悖无行，素为人所贱污，而其父階贪侈鄙陋，累历藩臬，辄称不廉，而然有吏干，且善承事大臣，得擢长度支，以贪污被谤。朴泰维为言官，疏论其不法事，而亦有爽实者，故大臣得以伸脱之。以是名流摈世纪不与，世纪积愤累憾，思有以肆其悖。金晰素无人望，曾为吴道一所荐引，而及论金万埰，言颇触忤，一边人怨之次骨。世纪方党于万埰为是论，人莫不骇骂。”

3月6日

○壬申，校理金昌恊以副修撰金万吉同上札，劾罢世纪之后，退又以做错自讼，陈疏引嫌请递，上命勿辞。〈史臣曰：“尹世纪论罢之时，金万吉方在禁直，与金昌恊等同议陈札，而万吉亲属之恶金晰、右世纪者，深咎万吉之随参其论。万吉退遂投疏，变其前见，昌恊持论素不苟，而札罢世纪，亦主其论，故自列之章，辞极明的，人莫不嗤万吉之顚倒，多昌恊之精确焉。”〉

3月8日

○甲戌，以郑齐斗为工曹佐郞。齐斗，故相维城之孙也。少有志于学，迫于母命，应举屡发解。年二十四，决意守静求道，为侪友所推重。相臣荐其学行，直拜主簿，辞不就。至是，又拜是职，肃谢后，亦以病免。

3月10日

○丙子，以李世弼为刑曹佐郞。世弼，故贤相恒福之孙也。乙卯，率诸生抗疏，为宋时烈、宋浚吉讼冤，遂得罪窜灵光，后因赦得还。自是，废举子业，专心学问，间游于当世诸贤之门，声名著闻，累登荐章。初授教官，至是陞拜佐郞。国典不为司马者，不许三曹，而世弼及郑齐斗特以学行被荐，故皆破格而授之。

3月12日

○戊寅，宪府停赵相愚、宋光渊特递还收之启。〈史臣曰：“相愚、光渊或任言责，或居近密，欲伸公议，重触时讳，天威震叠，竟至递免。舆情拂郁，两司齐发，争之阅月，终未回天。至是，相继停论。〉

3月14日

○庚辰，淸城府院君金锡胄请对白上以遂安郡守金道鸣新镇田结弄奸瞒报之状，请依旧案，以绝见侵之弊，上可之。又以赴燕时，江都银贷给医译事引咎，仍请别饬东莱译人，先收其倭馆所被执物货之价，而亦令户曹，无征他税，上又从之。〈史臣曰：“锡胄之请对而言之者，不过此数事而已。夫屯田之为弊也久矣。古之屯田，所以为军食；今之屯田，皆为军门之所私，半归于无益之用，而别立衙门，作一逋逃之薮，田政不由于县官，军额不关于司马，凡有征徭，皆无与焉。贻弊列邑，移害良民，则此诚今日之痼弊，而异时台谏之连章请罢者，盖亦一国之公论也。锡胄身居庙堂，不思变通，又设诸镇于内地，广其屯田，而欲使本邑，无敢谁何，道鸣狡猾，其所欲夺者，未知其必出于为国，而锡胄之曲护诸屯，其亦异哉。况医译辈商贩，固士夫之所羞道，而锡胄既为之贷给军需，及其不能偿之，则又从而为之辞，至白上前，缕缕不已，欲免人之讥议也难矣。”〉

3月15日

○辛巳，吏曹参判朴世采从县道，上辞职疏，上赐例批不许。是时，追谥之论，既涉浮文，裁省之议，厚招民怨。益勋诬告，重得罪于公议，则世采之贰于宋时烈，固出于无私之意。成门户、基痼弊，初非世采之所知，一家人问答，虽未知说话之如何，而妖巫请讨之疏，秉义执法，不顾其触忤于两殿，则真得以道事君之义。眷遇之不能如前，直是世道之不幸，名实不相副之说，何为而发？至于申翼相所以挽令勿出，不过俗儒藏拙之计，非所以议君子出处之正也。

3月25日

○辛卯，领议政金寿恒请对，白上以癸亥正月，鞫厅诸臣引见时，注书日记失实之状，仍取出小草于袖中，展读于上前，乃日记错误处，手自抄录者也。上曰：“今闻大臣之言，差谬如此，无以取信于后日。左相顷日之言及今日说话，备录于日记，以为参考之地。”〈史臣曰：“今观日记，注书诚有误矣。然寿恒处焕之道，果得刑法之中，不失议谳之正，则将使人人诵美其言，咸曰：‘此，某相之所建明于吾君者也。’不待辨说，而注书之误，自不可掩矣。寿恒不然，身为首相，谳狱不明，使诬人大憝，至于失刑，而又恐其言之或异于前后，手抄日记，进读于上前，而呶呶自明，殊失辞气之雍容。亦虑今之注书，犹前之误录，至请更问于大臣，而自为记注，以送于注书，以此而欲以为国家之信史，其亦不思之甚矣。况左右史所记，不啻较然明白，苟有善恶，亦足传信。日记误录，又何害于修史之时，而寿恒等，乃汲汲焉不知自陷于无忌之诛，盖寿恒虽文雅可称，而其器识短浅，故有此不韪之举，以启无穷之弊，可胜叹哉？”〉

3月27日

○癸巳，执义韩泰东因金万埰疏，陈疏自辨，略曰：

其疏上下数千言，固不可一一缕列，而其大意，则以其时诇察，虽微细之事，皆闻之于焕辈，禀议于大臣，其根本指挥，则为出于大臣。如金焕之诱胁翊戴，寿万等之投给戎物，则率归之于其下，有若俱无主张与知者，其便宜脱出之计，巧则巧矣。噫！诇察凶逆，何样重事，而大臣既以是专委于益勋，则其投机设巧，钩隐探伏，操纵阖辟，皆出于其手，谋定之后，议之大臣。益勋曰：“银货可给。”大臣曰：“可给。”益勋曰：“戎物可与。”大臣曰：“可与。”而今乃曰：“此皆禀之大臣，非吾所专。”可乎？益勋既以焕等任诇察之事，则是必心肝为寄，耳目相输，密切计谋，丁宁付托。虽一动静、一施为之间，无不相知相议，然后可无败几误事矣。钩问人隐情，何等紧会；付授人戎器，何等危事，而益勋乃都不照管、都不省觉，不知某日之见某人，某时之付某物者，其果近理乎？金焕既知翊戴之可疑，将欲诱胁，乃于是日，与益勋款洽深夜，则其可疑之迹、将胁之状，焕必不独知而独行，意合计定，给送军牢，其参会筹算，岂不的然毕露，而乃曰：“其日历见非所料。”可乎？及其诱胁钩致，累日拘留，初不使渠上变，终焉亲自密启，既所引诸人，俱无情实，则乃若迫于翊戴他日之证，不得已而为之者然，虽欲免阴密之称，乌可得乎？授以戎物，果是欲探贼情，则亦将密议授受之期，的得情形之实，然后谓之探试可矣，岂可漫应曰给，而元无所知于其间乎？此虽平日号为阔诞疏迂者，必不为之，岂奸狯如益勋者而为之乎？终至瞰无投暗，仍即发告，而今日授受之际，非其预知者，其欺谩亦甚矣。若其戎物之为公为私，亦非所论也。万埰疏中所谓，构陷其父四款，讥察、银货与是两事也。讥察苟善，复何恶焉；银货可出，亦何妨哉？岂专以是为其父之罪，而密启、戎物则虽工于造饰，善于遮盖，臣恐其破绽而难掩也。呜呼！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凡有血气之伦，举有沫血请讨之心，玺、瑛之为逆，孰不痛焉，而益勋之诇得，乃反嫉之耶？若使万埰此言，做题目入思议，则果何罪名，而万埰急于伸暴，乃欲加人以如是之罪、如是之名，噫！不其忍乎？玺、瑛之伏法，纵由于益勋，而彼乃挟死贼而为藉，虽别愆他恶，箝人之口，使不得论者何也？他日借口而鱼肉人者，未必不由于此，是其计不但在于讼父而已。至以臣避辞中语，有所伸辨，而其中独举蠲税一款为言，如加铁相骑、显蛊逆妇等诸事，无一言半辞以自白，而秪以举皆类此一句，蔽尽诸条何哉？岂前数事，果登于弹墨，广播于舆诵，虽以万埰不能改也，而独此有可伸者耶？独其以宗党盘据，势成威立八字，谓臣有诛戮阖门之意，此可笑也。万埰阖门，于臣有何仇怨，而为此芟夷之计乎？使益勋果无宗党威势之可言，则臣言妄耳，阖门何病焉？不然而或近是焉，则虽无臣言，又奚瘳焉？试以益勋平生言之，幺麽白徒，何等腐鼠，而前后论者，或被其殃，举世睽睽，呑莫敢言。若是而欲无宗强势成之诮，可乎？是宜少有自反，未可专咎言者也。〈详见上。〉

疏奏，上命递差。〈史臣曰：“益勋身任诇察之事，竟主翊戴之诬告，人心骇愤，羞与同列，则窜配之请，夫谁曰不可？庙堂初既与闻于诇察之际，而台启既发之后，不忍归罪于益勋，又不肯引而自当，深排公议，上惑天听。庇护益勋，如将不及，使一时持淸议者，举皆不安于朝廷，此固庙堂之过也。其所谓淸议者，亦安得无失？夫益勋之恶，不待诬狱而彰著，有素矣，庙堂之擢置将任，实出人望之外。虽曰时当危疑，兵权不可付诸外人，使朝廷处置得宜，则承宗之凶，可使敛手，况益勋元非可将之才，又何足以任之？当此之时，未闻淸议，以此为不可，而方欲藉戚里之权力，以固其势。赵持谦辈又从以荐进戚里子弟，翰苑、天官，裒然为首，以增其声势，则宗强势成，正淸议者所使之也。平日之所以待之者如此，而乃以通议庙堂之事，独为益勋之罪，而持之太急，此所以徒取怨毒，而自致顚沛者也。若泰东之疏，盖亦有激而发耳。其论益勋事，可谓竭尽其情状，而然既不能纳约于厥初，今虽碎首，又何补于国事哉？可慨也夫！”〉 ○上下备忘记，切责前执义韩泰东，仍命削黜。〈此旨见上。〉

史臣曰：“主上冲年嗣位，专任一边之人，未几逆变猝起于此辈，而戡定祸乱，皆出于外戚之手。自是，外戚为上之所倾倚，益勋亦以戚里之故，至拜大将，上之所以庇护之者，固已至矣。而况如宋时烈之负士林重望，金寿恒之受先王遗命，而为益勋立帜于营救，虽主上英明冠古，而既不能无私于益勋。又有惑志于诸大臣之言，每于益勋事，峻斥言者，得罪者非止一二人，而谴罚之辞，未尝若是之过也。天威震叠，至加以臣子不忍闻之罪名，而挫一世敢言之气，大为圣德之累，莫可救正，可胜叹哉？”

4月19日

○甲寅，刑曹参议赵持谦因金万埰疏斥，陈疏自辨，略曰：

益勋被重勘之日，万埰曾无一言半辞之讼矣。今益勋见释，行且复用，家论大行，公议已泯之后，身通玉署，始乃磨砺叫呶，其言虽托于为父，其意专在于害臣。臣于此，不得不更及其概。当初益勋儿房之启，不出于朝报，而臣非进参于鞫厅之人，故初未闻之。未几忝入政院，始闻其事，心窃为骇以为，事系逆狱，虽难轻易言之，而如此等事，若以色目之同异，有所彼此而喑默，则殊非公正之道。且见益勋之行己处事，决不可置之登坛之重任，望其得力于缓急之际，故请推于榻前，陈其不审虚实。亲自密启，顚倒谬戾之状，仍言圣主之御世，比如上天之临下，天有日月以照之，雨露以润之，风雷以振之。虽有虹霓不正之气，干于其间，自就消灭，朝廷唯当明政刑、敷德泽、肃纪纲，以图治化之盛，讥察是衰季之事，有不可为也。臣言虽似迂阔，意适如此，故并陈之，而圣明亦赐颔可矣。其后，益勋奋势无忌，嗜利蔑耻，晏然行公，无意自处，而其时益勋广营私第，至买故侍卫宫，为其军官厅。益勋家六大门之说，盛行于一时，故臣又陈其贪侈放纵之状，欲望圣上斥退之也。臣与益勋，相知既久。且其气焰方炽，为世侧目而呑舌，以臣官非言责，迹其孤危，不敢顾私，触冒强锋，而苦口力争者，岂有他哉？每见前世用贪污无赖之辈，长三军而悬国命，终致临乱而偾败者，未尝不为之痛恨。故区区肝血之诚，窃以国家干城之托，付之于匪人，为大可忧也。其后台谏以街谈喧说，国言沸腾，一世公共之论，请罢请黜矣。及翊戴与金焕面质之后，金焕诱胁之状大彰，昭不可掩，而事有关涉于益勋者亦明，故公议于是乎转激。焕则请鞫，益勋则请窜，此鞫厅诸臣所目见而言之者，而台论因之增加焉。夫岂臣与闻而与知者乎？至其门黜，才过两月，遽尔蒙放，则无以厌服人心矣。自上下问以益勋有何罪，臣乃以火药潜投等事，为众心所不是，率尔仰对。非曰益勋之罪，以是而宜加，诚恐圣明未尽察益勋之事，咫尺淸问，不敢隐其所尝闻，而言之于外者，举其众所不是处而陈之也。逆玺文书狼藉，谋计至凶，凡在域内视听之类，莫不惊心痛骨，思欲万段。夫以玺之凶贼，叛形已具，则其所聚结，必不少矣，不应只与告者数人为谋。如使益勋善于钩探，多得其繁徒，则虽有密启潜投，骇人耳目之事，加之以茅土，以称其意望，夫谁曰不可？而万埰疏言讥察曰：“相臣实始设机，而托之于其父，�等初已略得凶状，而使金焕追入其中，一体讥察，以袭诱问李大温之已事。”又曰：“逆玺以韩寿万家计稍饶，诱入于其党，而其父为探情节，出给银货，以供其聚会笼络之费。”云。由此见之，�、焕、寿万等，初非与玺共为逆谋，后乃改图上变者。而益勋与此辈同心侦玺，盖积以岁月，玺之事情、踪迹、巨细、缓急，皆在其目中，非仓卒闻变，苍黄发告者之比也。以逆玺诱入之寿万，俾为笼络逆玺之人，阴为资给，倾倒缔结，而又有�、焕等为之后先，则这间机关，可谓费尽。其在探钩之方，宜令先问其党类，无所遗漏，尽发其手脚，毕摘其角距，而后上变，使其党无辞就服，斯为悉计笼络之实，乃有积久诇伺之益。而夫何以益勋之机变，计不及此，一边急投戎物于空家，为其证成之具，一边钩问贼人于军门，有若变在呼吸。及至淑问之时，斯得只是一玺所引，俱无其緖，徒令朝廷震惊，国内骚扰，其所张大，终成草草。其间事状，固非他人所可测知，而讨罪诛逆，是何等事，而疏谬之甚，乃若是耶？至曰翊戴则取供拘留者累累，而追启于设鞫已久之后，既涉阴秘，竟归无实，则益勋何以有辞？而万埰言：“益勋亦以翊戴有难取信，而为翊戴免死之地，乃为儿房之启。”又以其启，引而比之于各衙门提调启辞之例，隐然诿之以流来古规、先辈之所尝行，此果成说乎？甲申年逆狱时，故相臣绫川府院君具仁垕在扈卫之所，凡有所启，皆令郞厅进呈。益勋亦身为大将，而必亲入奏启，此群情疑惑，指谓之贪功徼赏者也。万埰言其父闻癸亥诸臣诇贼之事甚详，而惜乎独未闻仁垕故事也。且金焕之见益勋还归也，不但伴送牢子，且假以令旗，则虽曰不知诱胁之谋，只护深夜之行，殆近掩目而捕雀者也。至于火药之说，万埰缕缕言其非出于军门，以臣为做出左相〈闵鼎重。〉所不言之言，诬达于天威之下，此事曲折，则其时即已陈列，原疏尚在，今不须更辨。而盖臣误闻左相之言，虽以出自军门，陈之于前席，而臣之本意则以为，不当以作变之利器，假与贼手，而至于乘虚暗投，极涉黯黮不正，故其疏有曰：“世运无常泰，时势有相反，后日如有奸人当事，希冀功赏，用此手段，则虽无罪之人，无以得免，其在朝廷事理，不可不一番明辨，以塞祸源。”臣之所言所虑，乃在于此。其出于军门与私家，有何异同关紧者，而必以出给军门之物为罪，上诬圣明哉？万埰以为：“臣闻火药之说稔矣。前后之启，一不及此，至其父蒙释之日，始为构成罪案，有若新有闻而摘发者然，陷人手段，巧且惨矣。”云。臣虽闻闾巷流传之言，鞫厅事秘，无以详知，及与大臣酬酢，方得其实，故当初请推之启，未及并陈。伊后还收之请，始乃仰达者，诚以此也。有何巧惨之计，如万埰所言哉？其时臣未尝为台官，则台启非臣所知，而乃以启辞中初不及此责之于臣，其亦谬矣。或有云觅给诸件戎物者，出于更探情节，而万埰之言，则恐逆玺疑惑有难测之事，而与之云。若欲探其情节，则其何以才投旋告？若虑有难测，则其何以假之利器也？此又群情之尤所骇惑者也。万埰虽言其授受之际，贼人之不在家，非其父所预知云，而益勋之主管是事久矣。指示资给，出于其手，寿万等所为，无不告知禀裁，则临当上变之时，漫不知贼人去处，似无是理。戎物投授，乃是大段机关，则亦岂有不知之理乎？万埰欲为父，隐其言之架虚，固无足为怪，诚不欲支析节破，而谓臣入则探试上意；出则指挥党与。凡探试人主，乃是逢迎阿顺，工于自谋者之事，而今臣之论益勋，则构怨巨室，见忤权贵，自取无限顚沛，有何丝毫所利于身，而为之乎？自古小人遇昏君，而乃售如此眩幻之术，未闻上有明哲之辟，而下有探试之臣也。万埰虽急于螫人，何敢肆然为此言乎？臣本孑然一身，孤立于世，如韩愈之无族党；宽饶之无属托，所恃者唯是圣明在上。昔年一二台臣，薄言益勋勋之过，或坐废累年，或永枳淸路。况今其势，非复向日之比也。设令臣欲有所指挥，谁肯从臣之言，而蹈在前之覆辙，犯必中之危机哉？益勋之事，即一国公共之论也。台阁诸臣，各以所见闻，抗论而不避，此不过身在言地，效其职责而已，夫岂受人指挥者乎？万埰虽且举韩泰东、兪得一、朴泰维之名，谓之继起和之，恣意罗织云，而此论之发，既已经年，前后出入三司之人，苟非益勋姻娅亲属，与其相先相后之人，则无不各以疏札启奏，罗列其罪，力争不已。此皆听臣指挥，甘为罗织之计乎？万埰只举三臣，不为遍及诸臣者，岂不以自上必下烛，其出于公论之齐发，疑其言而不之信，故略而去之耶？至于中外舆儓之贱、妇孺之微，窃议于坊曲，喧藉于道路，无不以益勋为不韪，此皆臣家道而户喩之耶？前岁之责兪得一、朴泰维等以请窜益勋之启，措语未莹，出补南边也，大臣、政院、玉堂、两司，同时请对，圣旨涣发，还仍原职。其时，瞻聆莫不钦仰圣度之宽大矣。其后大臣之请削益勋也，有曰：“非但一二台臣之言年少名官之论，无不皆然，必须参酌处置，然后可望其收杀。”及益勋门黜放释，两司争执，则大臣亦以为太遽，而进言曰：“当初放释命下之后，臣等若知物议之转激至此，则固当请寝之不暇。”大臣如以益勋为无可罪之事，则初何以此，加之于无罪之人？又何以放释太遽，至有还收之请耶？万埰言其父所为，无不禀议大臣，听其指挥云，而大臣之处益勋者，则尤可见公议之所在也。万埰又以臣有妄肆之言，其父闻而惊讶，言于亲旧之间，臣以此大衔，惟以逞憾为计云。未知益勋以臣何言为妄肆，而言之于何人，又未知何人见臣大衔，而言之于益勋也？藏头下语，殊甚阴惨。臣入仕以来，不幸冒涉世变，亦已多矣。素性迂愚，不能谐俗，受人𬺈龁，罥罹文网者屡矣。蒙圣上救释之恩，获保至此，若使臣有一毫怀私修却之意，则益勋等之所告，多是曾所陷臣之人，何不乘时甘心于此辈，而反斥益勋为哉？万埰亦岂不知其父之事，发于舆论之所同然，而以臣先言于人所未言之前，仇臣最深，构之以探试指挥；诬之以衔嫌逞憾，有若臣有私意、有私党，手蔽圣聪，颐指廷议者然，陷臣不测，延及诸臣，欲售其报复之计焉。视古之盖愆者，何其异也？况其所谓玺、瑛何等凶逆，而深嫉诇得之人，未详其意之何居云者，噫嘻，惨矣！如以诇得凶逆之故，深嫉其人，则其罪当如何也？此其计，不但为其父白脱地而已也，万埰既有次骨之怨于臣，怀愤遣辞，固难责其择发，而亦何以至于此极也？前世贤人君子之子孙，虽或有驽下不肖者，其为嫁祸流毒之计，绝未之有。而向者沃川人赵匡汉之疏，构诬臣身，罔有纪极，至今思之，毛骨俱竦。未知受嗾于何人，而匡汉以先正之后，遗泽未斩，而其言之绝悖乃如此，臣尝以为，此系末世风气之变，非谓之常。今者万埰疏中之意，盖与匡汉相似，而又益酷矣。不料先正之门，又复有万埰之为言，臣于危怖之中，继之以伤惋也。

上批以谬戾责之。持谦以淸名直节，为士流领袖，激扬淸浊，重忤勋戚。万埰之挟其气势，阴欲报复，已极不韪，而持谦对疏，详悉切直，譬析情伪，殆无馀蕴。公议皆称快，而上亦不深斥也。

4月24日

○己未，李惟泰门人儒生李之甲等，因吏曹判书李翊疏，更上讼辨之疏，上严批责之，命还给。〈原疏、批旨见上。〉初，惟泰著礼说，示宋时烈，时烈手笔，改示累十字。后自时烈家言：“惟泰投合时好，改撰礼说，以誊本示人，即与前书手笔添改，本无一字错，盖忘前日之改也。”以是，宋、李交恶，累书相诟。惟泰抵时烈书曰：“兄之所抱及门庭呵叱老物，无所不至，而皆以藉长者之言云。中间所传，岂皆信然？然其父报仇，其子行劫，不无其理矣。亚卿岂人人可得云者，真切至之言也。至于故旧，无大故不弃之说，似是待人太薄也。又云换面谋免，何相疑至此耶？砺山南说，吾所亲闻，故草场枕上，略有所及。只传所闻，更无他意，逢怒于贤孙，谓卖友得爵，到处名呼而辱之。老物疲甚，固所甘心，然兄家气势已极，恐为神明之所猜也。〈时烈之孙，勒卖南有斗田，而颇有非义之举，故惟泰言于时烈，而时烈亦言惟泰之子，非但夺田之事。于是两家子交恶，谮构于长者，遂成疑阻，此为两人相失之根柢云。〉兄过严，时有英气发处，未免害物。学问骄人，又岂盛德事乎？同春〈宋浚吉号。〉一生，不胜其苦，岂谓今日老而不死，又见此境界耶？曾在先朝，有疏承批，圣旨颇谆切。受台〈闵鼎重字。〉以此，为闵礼立异之故，心窃笑之。偶书于持台，〈闵维重字。〉兄闻之呵叱。闵家递迁，兄亦谓：‘人家三世狂易，则祠庙空矣。是故，某亦疑之云，到后何故，归咎于此？至以尹拯推及诸人蒙点，皆谓闵礼立异之故，当上心而然。又以情外之言，勒加于人，从以操切之，人何堪之？盖老传递换祠板难行之说，非吾之言，乃朱子之言。然此则偶与子仁〈尹拯字。〉屋下私谈，而有及于左右矣。何以得彻于九重之深，而承圣批之温乎？曾是不意也。至于代丧一节，则尝考《士冠礼》郑注：‘礼，八十，齐斩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为宗子。’云，其证较著明矣。朱子难行之说，则愚必以为，有递迁之理，而参以人情事势，有所难行云尔。故每对人，苦口辨说，或有释然者矣。然二师〈两宋〉门徒，以愚犯讳妄发之言，为传于淸风〈金佑明。〉耳，人皆以此为祸根之大者。今日圣教所谓切齿云者，未必不由于骖乘也。然兄之骊章、〈时烈在骊州，疏言迁陵事，触上怒。〉竹行〈仁宣之丧，时烈行至竹山而还，重忤上心。〉又岂章子厚之所为耶？皆有命焉。然到此只当自靖，恭俟后命而已，何故反相疑怒，又欲与之睢盱耶？春孙〈同春之孙。〉称我为仇，已是怪事。杞城人为拜栫中，及至熞辈斥之以草党，〈惟泰号草庐。〉故无聊而退云，草亦有党耶？浮杂之言，鄕里藉藉，吾在此罕闻恶声，颇以为安，朝夕惟恐生还故土耳。同春尝谓，余二人都是机关，而兄为甚云，吾笑以为，春言出于一时之触激矣。吾复为此说，则亦未免同春之故事也。幸兄一笑。”而丙丁此纸，时烈不与辨破，但以一笑再笑答之。惟泰复以书与时烈曰：“夫礼说，不得已也。忠告，愚之甚也。莫之救以死，知其自取，其险如此，亦见人心。然庚子曰：‘陞为适子。’甲寅亦曰：‘适子。’则前后不异也。万仪专人而自笔，添足八九十字，江郊拟疏而已。设亦为嫡统何归，则彼此相似也，何用意之有哉？使人诬祖呈状，而几陷于刑，其叔父之罪，劝其离鄕远去，以廉价买其良田，不以为嫌，人言藉藉。以其所闻见，及于草场枕上，则使其孙辱之，是何道理？银几两而田地几何？不可掩也。其人进则以敌己待之盖厚；其族怨则恒发威劫之言，而连有兵使、营将之棍，此岂长者教子弟之道乎？〈此皆言，时烈之孙藉势夺田之事云。〉痴孙在抱，恃长者名呼老人，而亦不禁，至请绝交，则故旧无大故则不弃，其骄盈已极，宜乎有神明之忌也。庚子之距甲寅，十五年矣。甲寅之距丙辰，三年矣。鄙俚之说，有不合于礼意，或用意于其间，则何不一言于专人往复之时，而今乃始出，使好事者乐闻，而拈出其一二句，撤去其首尾，传播于中外耶？诚可疑也。又闻李夏卿〈橝。〉有所传说，而以致。益增疑怒矣。此行初程，果遇夏卿于旅馆，偶及先王所以温批于贱臣疏，与夫执事骊章前后所以激恼天心之事，此则特言其天怒之偏于执事，而无曲径媒宠意也。临分又曰：‘闻，一大宰唱说曰：“不行三年之制，是无嫡子也。他日大王大妃千秋之后，适孙妇之服，谁使当之？”语极险诐。’礼，立庶子为后，更立庶子为太子云者，不可胜记，太子非适子之谓乎？是以，程子代彭中丞札曰：‘陛下仁宗之适子也。’此则发明一大宰之言而已，更无他意也。夏卿为何说话，而又此纷纭耶？若曰鄙人用意于适子之说，则万仪往复之书既如此；江郊拟疏之说又如彼，彼此论议，少无异同，何用意之有哉？且圣庶夺嫡之说，愚尝闻之于执事矣，江郊拟疏草本，亦尝见之矣。故尝对人敷演执事之说曰：‘圣者，圣人也；庶者，文王之庶子也。夺嫡者，夺伯邑考之适也。统无二适，武王未立之前，适在于伯邑考，武王既立之后，适在于武王。若曰武王既立之后，适犹在于伯邑考，则武王所夺者何物耶？《通典》庾蔚之曰：“今拜庶子为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立正适，但无加崇耳。自宜伸其一周。”据此可见其庶子亦谓之太子，而服则一周也。知此义则大宰所谓大王大妃千秋之说，不攻自破矣。’然愚之为此言者，不过发挥执事之论，用意于我者，可谓深矣。用意而曰不用意，则天必厌之矣。不用意而曰用意者，天必厌之乎？执事逢祸以来，多有失常之言，无乃死期将至耶？又闻领〈许积。〉言乎？人曰：‘鑴曰：“服制中间，两宋自知其非，欲改其说，而某也以为，不可屈于人，因执谬见，以至于此。”此非罪魁耶？’吾始闻而笑之以为，鑴之所自为说也。今有言之者曰：‘两门〈两宋〉弟子，旧相往来于他门者，〈指穆、鑴辈。〉有必欲脱其师，而归咎于此也。’然在此无损，而益有光华，故不复出口矣。近观少辈之所为，巧险不测，反有甚于彼人，何言之不造、何事之不为耶？此不但吾辈死期将迫，恐师门运气有尽而然也。奈何执事见此，必以反有甚者为过言？然执事于孝庙，岂有一毫贬薄之意哉？然此则越弓弯也。鄙于执事，又岂有一毫用意之事？是则其兄弯也。涕泣道之，亦可谓戚矣。”时烈更无所答。自是，两人交义大乖。是以，更化之后，以礼论被谴者，皆蒙收录，而惟泰独不得与焉。〈史臣曰：“惟泰之见重于时烈者，无能出其右者，而一忤其意，弃之如遗，虽谓之加膝坠渊，非过语也。然惟泰平日善间人交际，宋浚吉、尹宣举诸人之不得保终始于时烈者，皆由于惟泰，则其言行心术，有足以致此者矣。其与时烈相失者，又无足怪也。抑时烈之招谤于惟泰者，亦不无可致之端，而不自反省，轻加疑怒，在君子自修之道，盖有所未尽焉。”〉

4月29日

○甲子，宋时烈门人司饔直长崔愼疏攻尹拯，上优批答之。〈原疏、批旨见上。〉宋、尹得失，既有彼此书疏，公眼者自当知之。儒门之纵其学徒，纷然投疏，以诟辱人为事者，本非美习，而时烈不之禁，自此怪鬼辈，动称颂师，章交公车，便成一场斗哄，君子耻之。

史臣曰：“初，尹拯师事宋时烈，人皆曰：”他日传道必此人。“及碑文事，时烈不少假借，而又因木川俘虏之说，拯亦不能无疑于时烈之门下，常怀痛迫，必欲作书告绝，而朴世采极言其不可。后，拯与内侄权生者有所云云，而权生亦时烈之外孙也。乃以此言，归告于时烈，于是，士林哗然相传，谓拯绝其师。世采闻之，屡书亟问，而仍令摧谢，拯遂叙情义间阻之由，抵书于世采，世采得书，秘而不发。时烈之孙，有为世采婿者，得之于世采箱箧中，仍播于中外，遂为一世大是非。及拯与时烈简札往复之后，时烈以拯父宣举之不绝贼鑴，持之甚紧。又言拯母之死，由于宣举，而至比之于妒妇之死于非命者。于是，士流皆不平于时烈之言，而金益勋之党，因此欲倾陷士流，谓士流于大老，阳尊而阴排，煽动浮言，大肆诋斥。疑怒日深，间隙日生，使从前割裂之势，益不可复合，而以基无穷之祸，识者以是有两非之论。”

尹拯抵朴世采书，略曰：

此言新出，洛下纷纭。又复哓哓，则无益于事，只滋颊舌，恐不如静守无辨之戒，徐待其少定耳。昨年手诲，尤以警恐，然不敢仰复也。其后屡日反复思之，拯于今日，开心讽意，质疑辨惑者，惟高明差信矣。此事非但一身之祸福，且蒙教以追累于先人，则暗然闷默，不以悉暴于高明，以更请处义之道者，可谓迷惑之甚。始乃惕然省悟，敢具前后曲折如左，不敢有一毫之隐，以听高明之戒教焉。盖今正月望间，权生来访一宿而去，其时新遭木川事，拯与之说以为：“木川事如此，此必出于函丈门下，而函丈不肯说破所闻之处，便引以自当，以此更不敢问。且使我自问于许璜者，亦未晓函丈之指，故久未能奉答。”云。且义利双行，王伯并用，与《大学》诚正之学不同。同春所谓：“都是机关。”草庐所谓：“专用权数。”恐是函丈之实病，吾欲一质所疑，而情义既阻，不敢有言。今此木川事，又重得罪，自此恐不能有言云云。权生之达于函丈者，即此言也。昨招权生而问之，则以为：“既闻此言，不敢不告。”而函丈遽言曰：“若以言其先人事而绝我，则可也；若信草言而攻我，则不可。”云云。盖以不能奉答及不敢质疑为相绝也。然今之所谓相绝之言及与草相合之言，恐是因此而出也。草庐则别有何相合之事乎？只是当初鄙见以为：“两家胥失。”而往年函丈归自海上也，往候于苏堤，其时草庐亦才归公州，归路历候而已。今年夏，草庐委过此中，寻院而去，故交河归路，亦历叩而已，有何与彼相合，而攻斥函丈之事乎？二事曲折，不过如右而已。至于碣铭不溢美之故，有憾云者，函丈当初之说也，不肖之无此心，高明之所谅。朱子之言吕东莱事者，亦函丈中间之说也。高明既知其非道理说，则更有何言？先人之有是说也，都不能记得，况出于今年，未知以为向何人说道云耶，极可怪也。来教所谓作书摧谢之云，鄙见不能开惑，辄敢毕布心腹。函丈于先人，自碣铭以来，实非一言一事而已，至于木川事而极矣。人子之心，安能晏然如他日？由是，情不能不异于前矣。拯之于函丈，实不能无疑于本源言行之间，有如前日所论者，不敢讲质。古人所谓师生者，实无如此之义。由是，义不得不异于前矣。以情以义，俱不能如前，而不自知其非是，则虽欲摧谢，何以成其说话耶？若直以此意自首，而只分疏其无相绝之言，则权生所达，亦只此意，而函丈已认以为相绝矣，安有涣然开释之理？若寻常问候之礼，则虽不如前频数，固不敢废矣。知我罪我，只在此处。

5月11日

○丙子，祭酒朴世采从县道陈疏，伸救尹拯，略曰：

窃闻，崔愼以前大司宪尹拯贻臣书中，言及其师奉朝贺宋时烈事，上章伸辨。此事曲折，未易覶缕，以臣之宿闻，虽有所谓墓文撰述之端，固难晏然者，然其实状，初不系于是矣。盖拯间尝因事，有所叩质于时烈，未得其开释，遂成抑郁，每欲作长书，并效平日为师之诚意。臣非不知其出于疑，则当问之义，而或恐因缘触激于时议，致伤师生之体，乃于相见时止之，不啻再三。及闻因人语言，先致大意于时烈，臣又惜其太涉轻率，不免以书详问当时辞意。且令必为之倾谢，则凡愼所举诸说，皆拯于答臣书，以其因人先致之说，反复晓谕。且使量示处义之方者，本末条理，具有所由，此盖愼之疑拯与臣，阴相讥议，诬辱于时烈而然也。臣细观其书，所谓先致者，不无差误，或有不必言而言者。是虽本于当初效诚之意，无甚裁量，而似亦坐于知见，犹未周尽也。第其长在于虚受人言，不吝迁改，若能更相开益，俾尽义利之权衡，则必不至此。故臣姑庄其书，以待早晩面论，或复因书规切，而时烈亦闻其先致之说，戒子弟勿出。及有以此书至者，即付火焰，所当皆有微意于其间，而愼则不知，猝见誊本，若得奇货，截去首尾辞意，汲汲为攻斥之计，并拯父故执义宣举而侵侮之，私义、国体，一无顾忌。以至时烈师生之间，殿下君臣之际，俱不得其常。此又臣之昏钝疏漏，其咎不但使拯未获效诚于其师，而横取顚沛者。臣闻，师生之义，尝以尊严致一为主。然而礼经，既以有犯无隐之道，垂训后世，则圣门迂哉之诮、伊洛又何从道之疑尚矣。逮乎我国文敬公金宏弼，以一代大儒，乃或略暴于其师金宗直，厥后朴衡、黄愼诸人，因事献规于师席，以各自附于古义。然宏弼本不以此，废道学相传之緖，而馀皆不失乎令名，庸何伤于终始大体乎？虽拯之意，固亦不出于此矣。第臣尝自惟念，时烈是李珥之流派，宣举是成浑之外孙，自相讲劘，共为斯文之宗主。况臣之于时烈，虽未有请业之事，出入门墙，馀二十年；于拯，自其先人时从游，父子间义甚至深。以近岁不无相阻之渐为忧，互加勉励，必欲调和，保合于彼此师生之间，辄止其长书矣。不料今日，辗转诖误，别生病败，至于斯极，使人愧恨，无以自释。惟其愼疏所谓阴相讥议，诬辱于时烈者，罪不可逃，黜陟荣辱，义无独殊。

上赐例批。

5月13日

○戊寅，引见时，左议政闵鼎重陈尹拯处义之非，请勿复以待贤之礼待之。领议政金寿恒亦继陈之，上以世道大坏，如有为拯伸救者，闹端可虑为答。〈筵奏批教见上。〉尹宣举前后处义，宋时烈初既以砥柱一星许之，则虽未知其言之真不过实，而在时烈殆为定论。其后许多丑辱之言，皆出于两家相失之馀，而先辈皆无存者，语言来历，无可凭问，则安知不为魏其家书？至于鑴事，庚申逆节未著之前，不过为党论中，患得乐祸之辈，此固无状。平日为鑴亲朋者，惟当严辞责之而已。安能索性怨嫉，如时烈之亲撄其祸者哉？时烈之怒鑴，固在于礼论，而嫌其关系于自家所遭之私，则辄复张大前日略绰论。鑴背异朱子注之言，作为声罪之名目，隐然自处以卫吾道、辟异端。而殊不知八资之超陞、山讼之直决，皆在于《中庸》改注之后，则言行决裂，已不免识者之窃议。而且以宣举己酉书中，劝令保合，疑其不能斥绝鑴如已之甚，而直加党护之罪，则尤非君子平心之论。拯书中，王伯、机关等说，未必不为时烈之实病，况拯之抵书于朴世采者，不过因其书问，不能自讳其酬酢权生之言，论其善处之义于彼此道义之交而已。初非与别人，无端讥议，则又何可直以相绝论之，而毋论两家所处之得失，系是私事，则只当付之于士林公议而已，元非可以推上于朝廷者。而设有不可已于言者，拯之事固未必十分是当，而时烈所以处朋友师生之间者，又不能无失，则亦不可不平分其过，公心善处，当如朴世采所谓：“论其人则皆不可弃；语其事则无一是者。”可也。而惜乎大臣既不能坐镇浮议，席其气势，扶抑太偏，凡于时烈一时喷薄之言，信之若典谟，率尔论人父子，硬定是非，甘为时烈之倭臣不顾，百世公议之难诬，宜其士趋分裂，世道坏乱，终为国家无穷之弊，而追论祸首，罪有所归矣。修初史者，牵于党私，丧其公心，不能深察真是非之所在，而辄复祖述偏系之言，抉摘于语言字句之间，而益肆诬悖，其所谓分门自全者，尤不成说。当其时之，向用有在，声势方张，尚安有他日之虑，而拯既得罪时议，身不暇保，则又何必求全于杳茫不可期之地哉？过此四五年后，奸党之得志，坤宫之逊位，固为世道之至不幸，而初非可以逆料，尤无与于山林自守之人，则以此污蔑，真不满一笑也。

6月23日

○丁巳，以尹階为江华留守，安圭为掌令。〈史臣曰：“圭孱劣无仪，当事茫然，袖弹诣台，望之不似，至于引避退待之际，举措可笑，左右下辈之见者，莫不掩口，犹不自知，而行呼唱矣。階滥猾无廉操，曾判度支，重被台章。江都之守，专管财利，弹墨未干，遽有此除，主铨注者，可谓不畏公议，而階亦晏然赴任，人尤嗤鄙之。”〉

6月24日

○戊午，以金昌恊为吏曹佐郞。判书李翊曾于入侍言：“大政不远，郞官当差出，而该曹则不得不依次备拟。首拟之人，自前过嫌天点，若例及首望，则大政必不趁期，此甚可虑。”语未毕，入侍诸臣相顾骇然，翊犹欲唐突遂非焉。至是，昌恊以副拟受点。〈史臣曰：“昌恊，领相寿恒子也。其世阀才望，一时极选，宜无不可，而该曹之官，何敢以天点预有禀告于首副之间耶？此曾所未有之事，而三司、政院相视为骇，终不一言纠劾，宜乎如翊无识辈，纵恣无忌惮也。”〉

6月29日

○癸亥，左参赞李端夏上县道疏，辞句管社仓之命，上命勿辞。

史臣曰：“古之君子，必进退以义，知其可以有为，然后进；亦知其不可有为，然后退。故进退不苟，绰绰有裕。异哉端夏之进退也！其乍进，非必可进之时，而社仓之法当行也；其乍退，非必可退之事，而社仓之议不行也。进而受讥侮，退而取顚沛，君子进退，果如是乎？非特社仓，设令能出奇计，立可以富国足民，国家事非如一家，不可则止者，方合于舍藏之义，何乃至于怒人讥侮，而犹不止；知吾顚沛，而尚不恤耶？况其法本不合于此时，人心元非三代，所以致泽之意，则此何足以关吾进退，而退又不能久，既退而复进？其不堪穷寂之诮，有以致之也欤！”

7月1日

○乙丑，刑曹参议尹世纪以被论于校理申启华，上辞疏自辨，上批以盛气呶呶，殊欠平稳责之。〈史臣曰：“尹世纪于曩时，有染迹权门之诮，且以鄙悖而不与于侪友间，心常怏怏矣。及至争论诬告事，见时宰曲护，士论摧沮，乘机挺身，不顾笑骂，极口肆言，为焕立帜。当时玉堂之札，公议快之，虽以右焕诸论，亦不敢曰是矣。迄可少戢，而又肆然侵斥，论者愈欲胁持，可谓放纵无忌惮矣。况与戚里大臣，齐滕返路之后，托以腹心曰：‘唯大爷之教是听。’其父階亦托之于相臣曰：‘此儿终始指教，惟在大爷。’其持身如此，而尚可以言人逐臭耶？世笑其不自反。”〉

7月6日

○庚午，引见时，领议政金寿恒白上曰：“亲宦官宫妾之时少；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可以成就君德，真格言也。后来为人臣者，每以此责难矣，然形势有不能然者。宦妾职掌，禁中洒扫之事，使令固不可废。其中必有贤否邪正，择其忠实谨厚者任使，则不无益矣。”上曰：“言甚切实。予当惕念焉。”

史臣曰：“上冲年即位，时又居庐，终日所与处者，宦寺而已，群下孰不以此为郁耶？首相所达如此，上又以切实而深信之，识者以为忧。”

〈肃宗显义光伦睿圣英烈章文宪武敬明元孝大王实录补阙正误卷之十五〉

8月21日

○甲寅，馆学儒生赵正万等陈疏，斥尹拯，为宋时烈讼辨。上赐优批。〈原疏、批旨见上。〉观此两家往复书，其处父师之间，而哀痛迫切之状，挟尊卑之势，而凌驾操切之言，未知孰为得而孰为失，公眼者，自当知之，惜乎修初史者之异观也！时烈之所以迫胁拯者，每在于一心二用，而拯于自家，所遭转甚，则情理痛切，固也。观其所操切抑扬，则本原之去道远，可明知也。既诉情理，又质本原，恶在其二用哉？然拯答时烈，亦不甚逊顺，观于既抹可见等语，可知已。大抵拯之再书，时烈宜有开示，而时烈再书，辞气益不平，则拯于此，亦可以止矣。彼此往复，辗转层激，无论得失，要之，为斯文之大变怪，则又不可不平分其过矣。此盖由于时烈既短于恻怛，拯亦欠于明断而然，而其为世道之不幸则深矣。世之论两家者，各因其私好而扶抑太偏，落在一边，独朴世采，平心勘断，未当偏倚。玆附一二书牍于下，使百世知有公听并观之议。世采与李喜朝书略曰：

今日所以纷纷者，只为鲁丈〈尹宣举。〉江都不死，不绝黑水两段耳。江都事，鲁丈所遭，可谓狼狈，而后来自靖尽是明白。尤丈〈宋时烈。〉既许以为友，则恐今不当追咎矣。不绝事，则鲁丈于凌驾朱子及我东诸贤，只谓之过越，于服制议论，只谓之轻脱，恐皆未尽其义。虽当时尤丈之斥，亦甚无异者。然而到今必欲断以作一别人，为世道害，有若附彼而背朱子，此则尤丈之论太过也。至乃以狼狈谓无可死之义，反乖鲁丈自靖之义，以未尽而谓皆合道理，欲与先见之尤丈相抗，此则子仁〈尹拯字。〉之论甚惑也。世皆疑以各挟私意，而两家自以为有道有义，门生、亲旧，左右扶植，必以邪正相命，此今日斯文、国事，亦以败坏而不收。至于罗、韩〈罗良佐、韩圣辅疏见下。〉二疏而极者也。愚意，鲁丈之失，虽似稍轻，而还他未尽，尤丈还他太过，子仁还他已惑，又必打破邪正之说，而还他有得有失，然后可以断定。未知如何？

又与喜朝书，略曰：

大扺明友〈尹拯号。〉所处，虽或大错，内则迫于父子之私情，外则坐于识见之未透，本非见移背师之类，情有可恕。在我与闻始终之人，何敢随众攻斥，以增其谤端乎？至于尤丈，前则失于明友，后则失于师生，如所谓并斥鲁丈夫妇者，纵曰在上之人，未见一是。其他病痛，多有未可晓者，使人愧叹，无以为心。然其平日学问气节出处之大致，虽未全美，亦难尽废，则只当黾勉以保其初谊也。论其事，则皆非，观其人，则皆不可弃。此乃区区近日自靖之义者。而闻两家之人，皆曰：“是非不明，”其意各欲吾之扶此而抑彼。盖必知隐微心事如尼议，然后，可以斥尤丈；必知其专出于私意如怀论，然后，可以斥明友。以鄙迷见，不能从人，而为阴阳左右之分决矣。

喜朝乃宋时烈门人，而游于世采之门者也。尚论者，犹以初书，为辞语之间，不能不顾藉于长者。后，时烈文字尽出，其悖出无复馀地。识者谓：“使世采及见，必复有以处之矣。”

9月16日

○己卯，正言尹世喜启劾吏曹判书李翊，请罢职。上批：“以非公平责之。”〈原启、批旨见上。〉翊与其兄䎘，迭居铨地，招权纳赂，厚招人言，居台阁者，畏其气势，莫有言者，至是，世喜新入台首劾之，公议快之，许其敢言。

9月20日

○癸未，淸城府院君金锡胄卒。锡胄即明圣王后从父弟也。沈毅果敢，有器度，尚权数。上冲年嗣服，仰成慈圣，而濯龙近亲，居淸显者，独锡胄一人，遂不次超躐，与闻朝政。锡胄家素与士流不协，甲寅翻覆，或疑其阴有斡旋，及凶党势成，锡胄逼仄其间，已不无相轧之嫌，柟、坚等逆谋之始萌也，锡胄又侦得其状，默运心机，阴事诇察，卒能赞睿断而扫凶孽，保社之功，士流莫不许之。然讨逆论功之际，锡胄多有任情低仰者，淸议固已病之。而且锡胄始虽急于除凶，不得一出于正道，及其功成之后，惟当一变旧辙，退守本分，而顾乃夸大已功，把握朝权，幽阴之迳，告密之门，作弄既熟，手段愈滑，隐然有草薙一边之意。而宿德旧臣如宋时烈、金寿恒诸人，方且利其引进，受其笼络，动称其社稷之功，惟喉气是仰，而莫敢以一言相违。移山转海之力，世无有折之者，则此一队淸议之所以不计祸福，许其功而攻其罪。锡胄又不自反而力战公议，遂致党论之分张，其为世道之不幸，固大矣。而一种衣钵，互相传授，曲迳大开，幸门莫杜，至于师命、春泽而极焉。既不能自保其家，而终为国家无穷之祸，则世之持公议者，追论祸本，以功魁罪首，处锡胄。而服饰之侈，第宅之宏，费用之滥，制置之谬，有不足责矣，至是卒。修初史者，祖述宋时烈、金寿恒之馀论，以赵汝愚、沈义谦许锡胄，而自托于朱子、李珥之扶护。夫逆贼，非若鱼鳖之生产，诚有如李恒福之言，则庚申讨逆之后，尚安有更可忧者，而因缘张大，阴济其私，朝廷又以其曾有大功，而一切怂恿之，则此于沈、赵之事，岂无义利公私之别？而所引诸贤，不过借重文过之一端，识者笑之。

〈肃宗显义光伦睿圣英烈章文宪武敬明元孝大王实录补阙正误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