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论一

《书》何以终《费誓》、《秦誓》也？说经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鲁矣。鲁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圣人念焚书之酷，虽知不免，犹不能废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达书名于四方。郑氏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盖《书》之名既达矣，又虑其久而昧其义也，乃命大行人，九岁则谕书名。然则百篇之《书》，皆掌之外史，而谕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剪截黜除之也。谓芟夷剪截黜除之者，孔安国之序之文之伪也。司马迁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书》则断《尧典》书也者。孔子非有损益于其间，特序之而已，夏之书终以《嗣征》，周之书终以《费誓》、《秦誓》，无以异也。周公作《多士》，载于《周书》。鲁公作《费誓》，亦得载于《周书》，无以异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汉》、《常武》之篇录于《诗》，安在《费誓》之不可录于《书》。悔过一也。卫武公《宾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书》。以无足异之事，而必谓圣人有心于望周望鲁，毋乃类于谶纬之说乎？秦师之袭郑也，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孙满讥其轻而无礼，缪公盖闻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则悔之之深，匪徒以违蹇叔为憾也，意其封殽尸而还，必告捷于天子，而陈其誓辞，遂得掌于史，而达之四方。虽末由得其详，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终《周书》，则可信已。

○《书》论二

说《书序》者不一，谓作自孔子者，刘歆、班固、马融、郑康成、王肃、魏徵、程颢、董铢诸儒是也。谓历代史官转相授受者，林光朝、马廷鸾也。谓齐鲁诸儒次第附会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论，谓决非夫子之言、孔门之旧。由是九峰蔡氏作《书传》，从而去之。按古者《书序》自为一篇，列于全书之后。故陆德明称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至孔安国之《传》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后人习而不察，遂谓伏生今文无《序》。《序》与孔氏《传》并出，不知汉孝武时即有之，此史迁据以作夏、殷、周《本纪》。而马氏于《书》小序有注，见于陆氏《释文》。又郑氏注《周官》。引《书序》文以证保傅。故许谦云：“郑氏不见古文，而见百篇之《序》。”考马、郑传注，本漆书古文，是孔传未上之时，百篇之《序》。先著于汉代，初不与安国之书同时而出也。自愚论之，《周官》外史之职，掌达书名于四方。此书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达四方者，其由来也古矣。

○《诗》论一

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

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趋以采齐，乐师所教之乐仪也，何不可施于礼义？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仪而门外无仪，何也？

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蘩》为节，士以《采𬞟》为节。今大、小《戴记》载有《狸首》之辞，未尝与礼义悖。而孔子于《驺虞》、《采蘩》、《采𬞟》则存之，于《狸首》独去之。俾王与大夫士有节而诸侯无节，又何也？

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大射仪，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而孔子于《鹿鸣》则存之，于《新宫》则去之，俾歌有诗而管无诗，又何也？

《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于锺师。而大司乐，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乡饮酒之礼，宾出，奏《陔》。乡射之礼，宾兴，奏《陔》。大射之仪，公升即席，奏《陔》。宾醉，奏《陔》。公入，骜此又何不可施于礼义。而孔子必删之，俾礼废而乐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归祀其祖者，删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祁招》之诗，以止王心。《诗》之合乎礼义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义，而又删之，又何也？

且《诗》至于三千篇，则襜轩之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国矣。而季札观乐于鲁，所歌《风诗》，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属删后之言。况多至三千，乐师、蒙叟安能遍为讽诵？

窃疑当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馀篇而已。至欧阳子谓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此又不然。《诗》云：“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惟其《诗》孔子未尝删，故为弟子雅言之也。《诗》曰：“衣锦尚䌹，文之著也。”惟其《诗》孔子亦未尝删，故子思子举而述之也。《诗》云：“谁能秉国成”，今本无“能”字，犹“夫殷鉴不远，在于夏后之世”，今本无“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传既久，偶脱去尔。昔者子夏亲受《诗》于孔子矣，其称《诗》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尝删。故子夏所受之《诗》，存其辞以相质，而孔子亟许其可与言《诗》，初未以素绚之语有害于义而斥之也。由是观之，《诗》之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

然则《诗》何以逸也？曰：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日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一则乐师、蒙叟止记其音节，而亡其辞。窦公之于《乐》，惟记《周官•大司乐》一篇，而其馀不知。制氏则仅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此乐章之所阙独多也。

且夫六诗之序自《周官》，鲁之次周，商之次鲁，不自孔子始也。而后之论者，若似乎私其宗国，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缪之甚矣。《王制》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今以太师之所陈，大司乐之所教，瞽蒙之所讽诵，辄取篇章句字而删去之，是变礼易乐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后，桧后于陈，豳后于桧，其亦何所取义？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际，礼不期于坏而坏，乐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忧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岂其删之以自取不从之罪哉。

○《诗》论二

《诗》之有序，不特毛传为然，说韩诗鲁诗者，亦莫不有序。如《关雎》，刺时也；《芣苡》，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𬟽》，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鸡鸣》，谗（一作悦）人也；《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此韩诗之序也。楚元王受《诗》于浮丘伯。刘向，元王之孙，实为鲁诗。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为伋之傅母作，《黍离》为寿闵其兄作。《列女传》以《芣苡》为蔡人妻作，《汝坟》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为申人女作，《邶•柏舟》为卫宣夫人作，《燕燕》为定姜送妇作，《式微》为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车》为息夫人作：此皆本于鲁诗之序也。齐诗虽亡，度当日经师，亦必有序，惟毛诗之序，本乎子夏。子夏习《诗》，而明其义，又能推原国史，明乎得失之故。试稽之《尚书》、《仪礼》、《左氏内、外传》、《孟子》，其说无不合。毛诗出，学者舍齐鲁韩三家而从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诗》于高行子，此《丝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维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补师说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废，若夫《南陔》六诗，有其义而亡其辞，则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谓有其义者，据子夏之序也。而论者多谓序作于卫宏，夫毛诗虽后出，亦在汉武时。《诗》必有序，而后可授受，韩鲁皆有序，毛诗岂独无序，直至东汉之世，俟宏之序以为序乎？

○《春秋》论一

《春秋》之义，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

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进也，惟天子得进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据之以大书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进为子。滕、薛来朝，侯也。其后滕降为子，薛降为伯。州、虞、郭，小国也，而称公。杞本公也，而或降为侯，或降为伯，或降为子，或复为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称子。于温、于召陵，陈以侯而称子。传者见称名之有异，因之据例发义。于宋于陈则云，在丧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则云，非爵也。于杞则云，用展礼也。夫曰未葬称子，则桓公十有三年，卫之宣公未葬，而书卫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卫之穆公，皆未葬，而书宋公、卫侯。僖公二十五年，卫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书卫子，是称子不系乎葬不葬也。夫谓舍国、灭国、被执，虽生齐之于死，故称公。则纪侯大去其国，不当复书侯。谭子、弦子、温子、夔子、沈子、胡子，不当复书子。小邾子执于宋，徐子执于楚，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执于晋，皆不得复书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贱之终其身也。文公之来盟，既已贱之矣，其卒复书伯，其义何也？成公、文公之书子也，以其用展礼，虽大曰子也。

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义何也？之众说者，皆由尊圣人之过，谓圣人可以意予夺之，进以示褒，黜以示贬，测之愈深，而离之益远矣。方周未衰，诸侯不享觐者，一贬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则六师移之。迨后战于𦈡葛，败绩于贸戎，而成周之禾，温之麦，可芟而践，六师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号之存，犹可操其柄，则因其罪贬之。当日之诸侯，未肯降心以从天子之命，其盟会庆吊，来告于宗国，必仍其旧，而莫之改。孔子则因其时而考其事，书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尝黜者，虽州虞之细，犹得称公。其既黜者，杞虽二王之后，迭降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称之不足恃，以取信后世。而当时之乱臣强国，知所惧焉。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则宋陈称子，不以在丧未葬欤？曰：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称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则虽未葬，可以书爵，宋公卫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权得以进退予夺之，则孔子先自处于无王，何以使乱臣强国知惧，而示信于后世乎？顾群儒之说，犹纷纷附会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论二

《春秋》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来求赙。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寝。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来会葬。夏，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风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及赗。三月，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会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来求金。传者曰：非礼也，丧事无求。求之，非正也。鲁虽不归，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

周自东迁以后，其君非有幽厉之行，其臣非有荣暴之残，其号令政教，以晋楚之强，请隧问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尝坠文武成康之训，而于同姓异姓之国，结好、谕志、交福、赞喜、致禬，其礼未之有废。顾诸侯之事天子，礼反阙焉。孔子从而书之，苟失礼于王室，鲁虽父母之国，不少为尊者讳，俾后之览者，因年以考事，则是非自见焉耳。

夫平王之与隐公，既赗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与文公，既使叔服会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会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锡命之荣，其死者复有含赗之赠。周之于鲁，其礼不为不备矣。礼，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荣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尝后期也。

鲁之于周则不然，平王之崩，三月来告，至秋而未之赙。襄王之崩，八月来告，至改岁及春，而货未之归。夫人有德于己，犹不可忘，况施及其亲。又其事在数岁之内，朋友之义，无施不报。况出天子之赐，而一旦忘之，是鲁之无礼为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问，以宗国不共吊葬，四方诸侯，将从而效之，何以号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来求，及襄王之丧，鲁使非其人，吊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锡命之使临之。书曰“来求”云者，犹夫齐桓之责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从祭于鲁，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周虽贫，岂藉鲁之金以襄大事哉？

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无刺。群儒未究其义，于宰咺讥其缓，于荣叔讥其兼之非礼，于召伯讥其不及事至。谓来聘锡命，皆非礼之正，是周之备礼无一而是也。石尚之来归脤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礼于鲁也。夫不以久不行礼致讥，而反责备礼之非是。信群儒之说，则《春秋》徒周之谤史尔，安在其为圣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与赙非讥，子言则然矣。求车何为者？曰。古者诸侯，以其国之所有，时献于天子，义也。桓公八年，天王尝使家父来聘矣。至十五年求车，仍以家父为使。鲁或前此者许而未之献，故即以奉使之人责其失信，史盖讳之而没其文也。

○《春秋》论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鲁之文姜，通乎齐襄，遂启彭生之祸。而且孙于齐，享于祝丘，会于禚于防于谷，甚至如京师，其游敖也无节。当时国人传闻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庄公为齐侯之子，将使主鲁祀者，莫信为周公之后，国恶孰大于是。孔子有忧之，从而辩焉，不可也。讳之，则疑者益甚，乃为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书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归鲁，齐侯出疆送其女，桓会于欢而亲受之，昏礼之始，不为不重矣。逾三年而生庄公，庄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会齐侯于泺，为之特书曰：“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足信会泺以前，文姜未尝一至齐。而庄公之生，在文姜来归后三岁，其为鲁君之子，不待辞说而显，可以彰诸百世无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书，后乎此者不书，惟于子同生书之。噫！易芊以黄，易嬴以吕，易司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无圣人之书法可以袪惑，史没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后知《春秋》之为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论四

以《春秋》为《春秋》，述也。而谓之作，何与？古者列国各立之史：鲁之克也，卫之鱼也，虢之嚚也，晋之苏也，黯也，赵也，狐也，墨也，咸书国中之事，以达于天子。晋之《乘》也，宋郑之《志》也，楚之《书》也，《梼杌》也，燕、齐、鲁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国宝书，非不欲成东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专也。盖尝读《春秋》于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灶觚而听之。又得丘明为之传，于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鲁史旧文，不过所述者一国之事尔。《周官》，邦国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删裁会粹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无之，故言作也。譬诸后世纪舆地者，一县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谓之通志。是与百二十国宝书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统》之志，则窃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国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礼乐征伐，虽出自诸侯大夫，而书天王以正其名，书王正月以谨其始，无异出自天子，斯则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书爵、书人、书名、书字、书月、书时，进退予夺之权，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预重轻，不过就旧史之文仍之已尔。或又以为《春秋》孔氏之刑书。不知王迹熄，《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温柔敦厚之遗意，非过为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说也，岂深于《春秋》者哉！

○秦始皇论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奸，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为国，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则加于太子之师傅。而范雎为相，弃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为法在焉，师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轲以匕首劫始皇，几揕其胸，环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宁视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与寇仇何异？自当时视之，以为于法宜然，无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积之既久，虽万乘之尊，为法所制，宁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残，甘为众恶之所归，以至于亡，岂不哀哉！

盖吾观于始皇之焚《诗》、《书》，而深有感于其际也。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人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纶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

呜呼！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者焚之也，后之儒者，不本乎圣贤之旨，文其私说，杂出乎浮屠、老氏之学，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虑也哉？

○韩信论

或曰：韩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报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阴，一市咸笑其怯，母独为进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报，不为重也。迨于楚为郎中，投汉为都尉，至此而天下遂无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当其时豪杰并起，可与就天下者惟楚汉，信之亡，将安往哉？盖惟有穷饿于深山以没世焉尔，何也？彼其视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闻萧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为大将，又设坛场具礼，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虽菹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动心哉？

天下已定，信未尝有纤毫之过，而陈平倡伪游之邪说，无故贬爵，使与绛、灌并列。其与郎中、都尉之遇何异？欲禁其无怨望之言，难矣。彼吕后者，包藏祸心，以为信不死，必不为所用。由是文致其辞，戮之锺室，史遂附会其说，谓与陈豨有执手之言。呜呼！以信用兵之神，众寡莫测，欲反则反耳，何藉豨为？信之视豨，犹绛、灌之属，不屑与之言者也。

然则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为高帝所杀，则虽菹醢无憾，其为是言者，深憾为女子所卖也。不然，以漂母一饭之不忘，忍负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让之死也，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贾生以让行同狗彘，而能抗节若是，孰谓信也行乃出豫让下哉？

○扬雄论

以言取人，伪之所从出也。昔者太公诛任矞华仕于齐，子产诛邓析于郑，孔子诛少正卯于鲁，圣贤所以彰刑罚大权者，岂好为已甚哉！无他，深恶其言之不实，而伪学之足以欺世也。扬雄之书，诵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圣人而纯于道德者，莫有过焉者也，抑知其尽出于伪哉？王莽将篡汉，恭俭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无荣利动其中。其初盖欲悦莽之心，及久未见用，躁不能禁，乃为剧秦美新之文以献媚。前之所为，唐尊之柴车瓦器也。后之所为，哀章刘秀之符命也。其独不得柄用者，莽尝与雄同为郎，莽之伪，雄知之，雄之伪，莽亦习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诰》，以自拟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论语》。相率而为伪焉尔矣。投阁之事，已为当世所笑，后之君子，顾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诡于圣人也。夫安居而诵习周、孔，乡曲之士能之。迨事变猝，至临难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无事之日，饱食暖衣，无纤毫之忧患，匡坐而谈性命之学；及其既没，门人弟子，矜其迂阔腐烂之说，岿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则俎豆不与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伪也邪！

○王弼论

毁誉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听而附和之也。孔颖达有言：“传《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盖汉儒言《易》，或流入阴阳灾异之说，弼始畅以义理。此伊川程子语其徒，学《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宁一言，诋其罪深桀纣，出辞太激，学者过信之，读其书者，先横“高谈理数、祖尚清虚”八字于胸中，谓其以《老》、《庄》解《易》。然弼既注《易》，别注《老子》，义不相蒙。未尝以《老》、《庄》解《易》也。吾见横渠张子之《易说》矣，开卷诠干四德，即引“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二语，中间如“谷神刍狗”、“三十辐为一毂”、“高以下为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尝不以《老》、《庄》言《易》，然则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纣邪？

○陈寿论

陈寿，良史也。世误信《晋书》之文，谓索米丁氏之子不获，竟不与立传。又轻诸葛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以此讪寿，至宋尹起莘，从而甚之。其言曰：自陈寿志《三国》，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国待汉。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马氏继之，于时作史者，王沉则有《魏书》，鱼豢则有《魏略》，孔衍则有《魏尚书》，孙盛则有《魏春秋》，郭颁则有《魏晋世语》。之数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其识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禅也，刘廙、辛毗、华歆、刘若辈颂功德，李伏、许芝上符瑞，先后动百馀人，其文见裴松之注，至今遗碑在许，大书深刻，而寿尽削之，不以登载。至先主王汉中，即帝位武担，蜀之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书特书，明著昭烈之绍汉统，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见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为张郃所破，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噫！纲目纪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后得统之正，然百世之下可尔。其在当时，蜀入于魏，魏禅于晋，寿既仕晋，安能显尊蜀以干大戮乎？书曰：责人斯无难。尹氏之责寿，予窃以为未得其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