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11 中华文库

虞允文之战采石也，以七千卒却虏兵四十万，厥功伟矣，忌者犹曰适然。岂知公于绍兴辛巳之前，已因轮对，面奏虏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将劲卒备此二境。其先事之识，已绝出众人之表矣。及虏叛盟，上令从臣集议，公独言虏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劳师采石，事已大坏。公以书生收合亡卒，激励诸将，施置于仓卒之馀，而破虏于俄顷之间。非忠诚素蓄于中，足以感人心、作士气，未易成此伟绩也。虏既败去，公又令设备于瓜州，区画悉定，乃徐请车驾还行都。此何等才识，而可以适然为之乎？丘琼山曰：“古今水战，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难。周瑜主将，而允文书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为犄角，而允文只手也。”可谓不易之论。〈[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济。允文伏舟于七宝山后，令曰：旗举则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车以行船，但见船行而不见人，虏以为纸船也。舟中忽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坠水中，硫黄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咫尺不相见，遂压虏舟，人马皆溺。此亦致胜之由也。]〉

虞允文自采石归镇襄汉，欲因唐、邓胜势，以牵制虏兵。则陇右之师，可以平取长安。章奏凡十馀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邓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岁六月，孝宗受禅，尽弃陕西新复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邓以和。按允文采石之胜，陕西州郡尽复归宋。既城唐、邓，而虏将萧定远以四千骑走汴矣。唐、邓士民争持牛酒拜马前，邯郸之民健武者，聚义兵千馀人，遮杀其归卒，以待宋师，而宋师不至，遂遇害。当时人心时势如此，若从允文之策，恢复在指日矣。盖是时海陵无道遇弑，而善将如兀术、斡离不又皆亡，比之武穆之势，难易倍悬。而宋之君孱臣奸，失此机会，楼船载国，胥沈予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宋乾道二年，定中兴十三处战功：张俊明州，吴玠和尚原、饶风岭、杀金平，韩世忠大仪，刘锜顺昌，张子盖海州，李宝海道，邵宏渊正月浦桥，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刘锜皂角林，王宣汲靖确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盖秦桧之党犹存，掩之也。

宋绍兴甲寅、乙卯间，刘麟导虏南侵。时车驾驻平江，有赵九龄者，策士也，请决淮西水以灌虏营。朝廷不能用。已而韩世忠得虏酋约战书曰：“闻江南欲决淮西水，以浸吾军。”书到之明日，虏实退师。当时但以为却敌之功，殊不知九龄妙算实阴庇之也。

程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从而衍之，曰：“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之至熏蒸洋溢，无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后《周官》法度可行。”丘文庄曰：如此，窃恐天地混沌，终无可行之日矣！

程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盖阳辟禅而阴用之也。孔门善学，莫如颜子，想其从夫子周流凡十馀年，安得有一旬半月之暇，用禅士蒲团工夫耶？且颜子以仰钻瞻忽求道，不言静功，以欲从末由望道，不言情尽想竭。然则静之一字，宋儒尚未梦见也。

孔子修鲁史，不肯增阙文。汉儒校群经，未尝去本字。宋人《尚书》则考订《武成》，《毛诗》则尽去序说，吾未敢以为然也。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今漫摭数事。如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文公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刃与政之说，不知《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曲为之说耶？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曰：“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岂应书法倒置如此？又《通鉴》云：“补阙乔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为之不昏。”“昏”与“婚”古字通用，盖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纲目》去“不”字而云“知之为之昏”，盖误以婚姻之昏为昏惑之昏也，字义不明，文理不通矣。如此类甚多，姑举其一二耳。

《春秋》周襄王之出，书“天王居于秋泉”。注：天子以天下为家，故所在称居；宅其有之谓居。鲁昭公之出，书“公居于郓”，郓鲁之邑也。其后书“公在干侯”，干侯乃晋地，不得书居也。《纲目》书“帝在房州”，唐一统之地，岂得以干侯为比？当书“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晦庵之与象山，所为学虽若不同，其在孔门，犹由、赐之不同科也。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已童而习之，独于象山则以其尝与晦庵有异，遂摭拾其唾馀，且目之为禅，摈放废斥，使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言，其嘉惠后学之心，固无可议。而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其简易精实，斩截枝蔓，使学者开卷了然，其功宁可尽诬乎？尝闻包显道侍晦庵，有学者因无极之辩贻书诋象山者。晦庵复其书曰：“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唯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轻议也。”由此观之，晦庵亦末尝有成心也。赵东山为子静像赞，有云：“儒者曰其学似禅，佛者曰我法无是。超然独契本心，以俟圣人百世。”知言哉！

异端之说，肇自《论语》，当时固未尝明有所指也。迨孟子辟杨、墨，周、程辟佛、老，后世遂指为射的。夫杨、墨姑不具论，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尚有犹龙之叹。使与佛氏同时，其赞或不止于此。子贡曰：“仲尼焉不学？”其亦奚择于二氏焉？愚谓今日之病，不在异而在假。所谓假者，儒心儒行已汨没于名利场中，而启口落笔又俱能言圣人之道，是所谓吾儒之异端也。阳明先生有云：“今世学者有能若墨氏之兼爱乎？杨氏之为我乎？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取杨、墨、老、释之言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辨于言词之间，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与？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儒，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噫，必如阳明先生之说，而吾儒之异端可祛也。学者不此之病，而切切焉惟彼之忧，何其谬耶！

朱子答黄勉斋书曰：“前此学徒，真伪难辨，今得此锻炼一番，夹杂者无所逃矣。”此盖韩侂胄禁伪学之后，朱子云云也，可谓君子不党。由此观之，宋之道学，夹杂者多，朱子亦厌之。又岂唯宋哉？《论语》曰“为小人儒”，即夹杂也，孔于亦厌之矣。岂唯孔子厌之？《书》曰“象恭滔天”，尧、舜亦厌之矣。大抵有正色即有间色，正当辨其似是之非，不可护短匿瑕，以相标榜也。

宋儒辟佛老者，目曰“虚无之教”。观之《诗》曰“无声之臭”，《诗》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声无臭”者乎？《易》曰“无方无体”，《易》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方无体”者乎？“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即《论语》又未尝以无为讳也，世亦有疑及“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者乎？又如曾子云“有若无，实若虚”，则是为道者政患不虚不无耳，世亦有疑及“若无若虚”者乎？使此数言者不出于儒书，而出于佛氏之口，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释氏则极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然其微言不为少矣，第学者童习意纷，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锢我聪明，以故鲜通其说者。内典之多，至于充栋，大抵皆了义之谈也。古人谓暗室之一灯，苦海之三老，截疑网之宝剑，抉盲眼之金篦。故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张商英曰：“吾学佛然后知儒。”诚为笃论。

或病佛离人伦、去妻子，与儒道异。管登之曰：“佛离今比丘辞亲出家，当其说法，人天毕集，比丘特其中一类耳。夫释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来复现净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亲之不障道也。况佛度尽众生，反遗其眷属，必无此理，其敕比丘出家，所谓令先出生死，而后随顺众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迟之请学。非妻子不续，而佛听比丘之出家，盖必有不学稼圃者，而后可以安天下之为稼圃者，亦必有不恋妻子者，而后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之人无志于了性命，而逆忧其乏妻子，皆戏论也。”陈眉公曰：“西方之书，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译受，《书》之法也；偈赞，《诗》之叶也；戒律，《礼》之卫也；果报，《春秋》之赏罚也。甚矣，佛氏之能辅经而行也！其辅经者，以辅世也。西方之书，其容已乎？然则佛藏之必后六经而兴者何？嘻！祖龙生，文字烬，占今之圣言寥寥矣，是故垂汉明而竺干之传遂出。今其至六千馀卷，不列藏者，尤不可胜计，比之儒林之经史子集，殆将倍蓰过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补秦劫之遗灰与？乃命缮写经目，以示子孙，剪俗儒之故闻，裁神圣之种智。倘有毁大乘、訾正法者，姑语之曰：一切诸佛，其若古先辈视也；一切诸经，其若古异书视也，则亦庶乎可以存而论、论而议矣。”余按眉公之言委而风，登之之言切而著，并录之，以动异议者之皈依。

陈同甫与朱子书，略云：“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亦过矣！”数语叙次如画，晦翁顶门一针也。

古人未为训传。子思、孟轲欲发明《论语》，皆别自为书，《中庸》与七篇是也。《道德经》之有《列》、《庄》，亦犹是也。《易》之《彖象》、《系辞》，本不与经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尔雅》之于《诗》，汇聚而校释之，则真传矣。至毛公传《诗》，孔安国传《书》，而传注遂有定体名矣。然是时意见各出，不嫌矛盾，专以明经为主。如注疏家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注《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天亲父子不茍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由是观之，圣贤师弟子亦不茍同也。今之学者吾惑焉，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无惑乎其日趋于陋也！〈[大抵注书之法，妙在隐隐跃跃、若明若昧之间，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辞。龙不挂钩，龟不食墨，悬解幽微，斯之谓也。故古之解经者，训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汉儒尚然。至于后世，解者益明，读者益略，粗心浮气，不务沈思，譬之遇人于涂，见其肥瘠短长，而不知其心术行业也。]〉

焦弱侯曰：朱子解经，不谓无功，但于圣贤大旨及精微语，辄恐其类禅，而以他说解之。是微言妙义独禅家所有，而糟粕糠秕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赵学士孟静复王敬所书云：昔读朱子私抄，未尝不惜晦翁之不啬于言而勇于争论也。往读荀卿讥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未尝不骇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然后知孟子之禽兽杨、墨，其持论过严，不暇深考，未免如荀氏所讥。至谓“不知其统”，则不敢以为然。何者？统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无其宗，如瞽在途，触处成室，岂宜以论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养气是也，义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尧、舜，尧之授舜曰“执中”，而子思训中为喜怒哀乐之未发，翁则以为人自婴儿以至老死，无一息非已发，其未发者，特未尝发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其末年，乃叹师门尝以为教，顾已狃于训诂文义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叹，不知翁之姑为是谦退耶？抑所造实若此耶？使所造实若此，则翁所法孔子之统者何在？夫晋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犹三军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夺符，而鄙休矣。故三军从符而不从将者也。千圣之统，一符也；千古之圣贤，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灵，一三军也。翁之统一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则虽评骘之工，讥弹之尽，椎击之便，剥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盖自孔子没，大义已乖而微言绝，纷纷好饮食而鲜廉耻，以《诗》《书》发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为贱。而庄生欲《齐物论》也，程、邵大儒，尚不之察，乃去其“论”字，直以庄生为“欲齐物”，如孟子称物之不齐之物，乃曰庄生欲齐物，而物终不可齐。嗟乎！文义尚不知解，况肯会其意乎？后之善谈道术若庄生，又莫过太史公也。太史公尝论六家旨要矣，曰：吾于道家取其长焉耳，吾于儒家取其长焉耳，吾于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皆取其长焉已耳，其短者吾将弃之已耳。所贵于折群言之衷者，不当若此乎？且学术之历古今，譬之有国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会之日，通天下之物，济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后，如加关讥焉，稍察阻矣。至宋之儒，殆遏粜曲防，独守溪域，而不令相往来矣。陈公甫尝叹宋儒之太严，唯其严也，是成其陋也。夫物不通方则国穷，学不通方则见陋。且诸子如董、扬以下，苏、陆以上姑不论；翁法程、张矣，而不信程、张；尊杨、谢矣，而力辟杨、谢，凡诸灵觉明悟、通解妙达之论，稍涉易简疏畅，则动色不忍言，恐堕于异端也。昔项氏父子起江东，以尊号与楚心；刘伯升兄弟起南阳，以尊号与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后争，则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论，以为辟禅而不知其实尊禅也。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学禅，可以学儒也，谓灵觉明妙，禅者所有，而儒者所无，可乎？非灵觉明妙，则滞窒昏愚，岂谓儒者必滞窒昏愚而后为正学邪？子思曰：惟天下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大传》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威。是岂尘埃浊物，昏沈钻故纸而已耶？仆往日读朱子书，其论如此。又欲因暇日披览抉摘，取其合者为一编，别为书以表白诸子，凡经朱氏掊击者，明其学之各有宗也。附于庄生道术之后，以继邹鲁缙绅之论。以关涉颇大，力未必能，遽为而止也。〈[余之录此，非敢为朱子忠臣也。见吾儒之堂奥，原自渊源，而传注世界之外，复有世界。我辈须大着眼看可也。若谓余树好异之标，则有赵孟静、焦弱侯两先生在。]〉

李卓吾曰：“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已。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币；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事果可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得之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卓老此论甚快。余考忧民忧君二语，出范希文《岳阳楼记》。在希文言之，犹是情境相迫，程、朱以后，遂据为儒家铺面，出不成其出，处不成其处，正谚所谓“骑两头马”者是也。其误学术、事功不浅，故录其说著于篇。

高帝欲易太子，张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止慎夫人与后并坐，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盖内阃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与者，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岂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鲁之女乐，管仲不去齐之六嬖，古圣贤自有深心。而宋之儒者，遇此等处，辄以道德仁义之说绳其后，不啻三尺。一旦有滔天之巨祸，与积薪之隐忧，不为纳约之牖，而为激水之石，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

韩侂胄日夜谋去赵汝愚，问计于刘{弜攵}，{弜攵}曰：“唯有用台谏耳。”侂胄问：“若何而可？”{弜攵}曰：“御笔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内批拜给事中谢深甫为中丞，又内批以其党刘德秀属深甫为御史，由是刘三杰、李沐等牵连以进，排斥正士。闰月，内批罢朱熹矣。十二月，又内批罢彭龟年矣。一日史弥远入对，请诛侂胄。皇后杨氏素怨侂胄，因史弥远怀中出御笔批云：“韩侂胄久握国柄，轻启兵端，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可罢平章军国事。”遂殛杀于玉津园。王抩以韩侂胄与苏师旦首至金，金主璟御应天门，备黄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称贺，悬二首并画像于通衢，令百姓纵观，然后漆其首藏于军器库。侂胄以内批斥逐人，而终以内批自杀。天道好还，岂不可畏哉！

自秦以历汉、唐、宋，其所以灭亡之故，俱出阉宦。尝试论之。秦若无沙丘之诏，安得有望夷之刃？汉若无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进？唐若无甘露之变，安得有白马之祸？宋若无灭辽之举，安得有二帝之行？故刘、项、曹操、朱温、阿骨打，此灭秦代汉、篡唐蹙宋之人；而赵高、曹节、王甫、仇士良、田令孜、童贯实启之。上下数千年，败亡如出一辙。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庙，必推其祖为太祖，礼也。于是后之有天下者，莫不由此。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汉之高帝、唐之神尧、宋之艺祖，庶乎其可拟矣。曹孟德、司马仲达以下诸人，逞其奸雄诈力，取人之天下国家，以遗其子孙，上视文王，奚啻瓦釜之与黄钟？然其为肇造区夏、光启王业，事迹则同。为子孙者，虽以之拟文王可也。独拟后稷之祖，则历代多未有以处。于是或取之遥遥华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农，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其三圣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与二周之租也，是以当时议之，后代哂之，以为不类。至于唐既以神尧拟文王矣，求其所以拟后稷者，则属之景帝。宋既以艺祖拟文王矣，求其所以拟后稷者，则属之僖祖。夫景、僖二帝，虽唐、宋之始祖，然其在当时，则无功业之庸夫也，上视周室，仅可比不窟之流，而以后稷尊之，过矣。是以不特后世议其非，而当时固哗然以为不可，盖无以厌服人心故也。于是献议者始为导谀附会之说以申之，老聃姓适同乎唐，乃推聃以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是盖以玄元为太祖，拟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则俱为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间，天书、封禅之事竞兴，推所谓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为圣神，建立景灵宫，是盖以圣祖殿居中为太祖，拟周之后稷，而祖宗则俱为昭穆矣。不知所谓圣神者，果有功德之可称如后稷、谱系之可寻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则不类更甚矣。所以徒重后人之检点也。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后三百年乙亥吕师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后三百年丙子帝歞为元虏；己卯灭汉，混一天下，后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宋兴于周显德七年，周恭帝方八岁，亡于德祐元年，少帝止四岁，讳显，显、德二字又同，庙号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禅位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归附于元。何其事事相符，岂亦报应之说耶？

德祐元年，元军驻钱塘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灵，波涛大作。”三日潮汐不至。迨至正壬辰、癸巳间，浙江潮不波。其时彭和尚以妖术为乱，陷饶、信、杭、徽等州，未几克复，又为张九四所据，浙西不复再为元有。宋、元之亡，皆以海潮不波，亦奇矣。

宋少帝降元，封瀛国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与内宴，酒酣，立傍殿楹间。世祖恍惚见龙爪拿攫状。时有献谋除灭者，世祖疑而未许。瀛国公密知之，乃乞为僧，往吐蕃学佛法，因挈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长子亦为僧，名完普。顷之，复诞一子。时明宗为周王，亦遁居沙漠，与少帝、公主往来，遂乞少帝子与其妻迈来的为子，长名妥欢帖睦尔，即顺帝也。我太祖北伐，元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独能逃去。今其子孙世长沙漠，亦天道好还之报，而宋室仁厚立国，宜其绵绵未斩也。

张千载，字毅甫，庐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贵显，屡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广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来见，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侧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潜造一椟。文山受刑后，即藏其首。仍寻访文山妻欧阳夫人于俘虏中，俾出，火其尸，千载拾骨置囊，舁椟南归，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梦文山怒云：“绳讵未断！”其子心动，毅然启视之，果有绳束其发。众服公英爽可畏，而千载高谊，亦千载而下所不多见也。

庐陵刘辰翁会孟，号须溪，于唐人诸诗及宋苏、黄而下，俱有批评；三子口义、《世说新语》、《史》《汉》异同，皆然。士林服其赏鉴之精，而不知其节行之高也。元人张孟洁赠须溪诗云：“首阳饿夫并一死，叩马何曾罪辛巳？”“渊明头上漉酒巾，义熙以后为全人。”盖宋亡之后，须溪竟不出也。

雁足传书，世传为苏武事，但武实未尝以书缚雁足，盖汉使者常惠托言耳。元中统间，有宣慰副使郝经，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还。有以雁献经者，经畜之，雁见经辄鼓翼引吭，似有所诉。经感悟，择日率从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书一诗于尺帛，系雁足而纵之。其诗曰：“露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复书于左：“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虞人获之以献，元主恻然曰：“四十骑留江南，曾无一人雁比乎？”遂进师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苏武而为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还，汉家不能为武问罪于胡。经留宋十六年始还，而元主卒以此灭宋。为之一叹！

许衡家于新郑，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逮显于元，伐宋之举，一时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略，而公独言：“惟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以决万一之胜负。”盖有江汉之思与？丘文庄著论，谓公不当仕元。观公之卒，嘱其子曰：“吾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我死，尔慎勿请谥，勿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则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而或者罪公不力劝世祖，以尼南伐之师。呜呼，此何如举动，而责行止于一夫之缓颊耶？亦甚冤矣！

元世祖之立国也．贬孔子为中贤，第儒流于娼后；国有大事，华人仕于其朝者，虽大臣不得与闻；台省正官，非其族类则不任，其贱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门，其名为帝师者，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专席于帝隅，与其君同受于群臣朝贺，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礼之者无所不至，其奉佛甚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得则屠之，其残忍过曹操。命西僧杨琏真珈伐故宋诸陵，其贪暴倍项羽。征日本，则十万之师弃于海岛，愤其败衄，复欲征之，其穷兵不仁胜隋炀帝。用奸臣阿合马、卢荣、桑哥辈，头会箕敛，以取于民；遣使括云南金，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责安南陈氏以金人代身，其黩货等汉桓、灵。然则史谓其信用儒术，爱养黎元，皆溢语也。士生斯世，何不幸哉！总之，夷夏倒置，已是古来未有之变，何论其他！

胜国初，欲尽歼华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又欲除张、王、赵、刘、李五大姓，楚材又谏止之。然每每尊其种类而抑华人，故修洁士多耻之，流落无聊，类以其才泄之歌曲，妙绝古今，如所传《天机馀锦》、《阳春白雪》等集，及《琵琶》、《西厢》等记．小传如《范张鸡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赵礼让肥》、《马丹阳度任风子》、《三气张飞》等曲，俱称绝唱。有决意不仕者，断其右指，杂屠沽中，人不能识。又有高飞远举、托之缁流者，国初稍稍显见，金碧峰、复见心诸人，俱以瑰奇深自藏匿。姚广孝幼亦避乱，隐齐河一招提为行童。古称胡虏无百年之运，天厌之矣！

古历《大衍》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针，世徒传其鸳鸯谱耳。于是守敬独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如所谓横弧矢，立弧矢，赤道变为黄道，黄道变为白道者，最为园机活法。自此黄、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齐，而气朔之差可定。此法不唯儒生不晓，而三百年来历官亦尽不晓矣。今监中有一书颇秘，名曰《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谓“弧矢圜术”颇在焉。试问之历官，亦乐家一哑钟耳。六艺之学，昔人以为数可陈而义难知，在今日历家，却是义可知而数难陈。盖得其数而不通其义者有之矣。若谓得其理而不得其数，则施之实用，既无下手处，而并其所谓义者，亦脱空影响，非真际也。虽然，今历家自谓得其数矣，而历家相传之数，如历经立成通轨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数也；弧矢圜术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数也。死数，言语文字也；活数，则非言语文字也。得其活数，虽掀翻一部历经，不留一字，尽创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数，则挨墙傍壁，转身一步倒矣。近见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数之学，然不得其传，则往往以儒者范围天地之虚谈，而欲盖过畴人布算积分之实用，亦过矣。

史始于《尚书》、《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笔。《尚书》虽杂出，然而纪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则孔子特笔，而门人一辞不能赞者矣。《春秋》三传各以其意释经，而其事传焉。若《国语》，若《世本》，若《战国策》，皆一家言。自《史记》下，十七代史书，亦皆一人成之。《唐书》虽文忠与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两美相合。至元修宋、辽、金三史，此法坏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学，不欲中国之人擅其所长，故不唯其人唯其官，不唯其实唯其名，形迹之拘忌，义例之蒙昧，于是乎不复有史矣。呜呼！元所坏者，宋一代史，犹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袭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为骇，则以为狂矣。其贻害于中国祸于斯文者，可重为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