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眼/卷05 中华文库

孝文时，山东之国，齐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吴三十城。三国之中，齐为尤大，悼惠王复子多而材。吕氏之乱，哀王襄欲举兵西向，则关中为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谋，其弟朱虚、东牟且将为内应。幸诸吕已诛，文帝正位，而其谋遂寝。然则帝即位之后，诸侯之势疏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齐为盛。文帝岂不虑及此？故虽尽复吕后所夺齐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阳、济北。逮济北以构逆诛，文王绝世，则尽以齐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即贾谊所谓“各受其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天子无所利焉”者也。及孝景时，吴、楚为逆，悼惠王之子孙所谓六王者皆预其谋，然俱以国小兵弱之故，齐与济北虽豫密谋而终不敢发，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仅能出兵围齐，及汉兵出，则各已溃散。吴楚既无巨援，宜其速败。使齐地不早分，以一壮王全据七十二城之甲兵，与吴、楚合从西向，汉之忧未艾也。孰谓谊言不见用，而文帝为无谋哉！〈[按贾谊傅长沙，绛、灌之属害之也。史谓其以谪去，宜耳。其为梁怀王太傅也，帝自以为不及故也。王，文帝爱子，故以属谊。王堕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不忍负帝委托之重，故哭泣而死。后之览者，徒执谊谪长沙一节为谊叹息，谓帝终不用生，误矣。]〉

贾长沙《过秦论》末所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于《丹书》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可见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

汉文欲任贾谊，公卿、绛侯之属皆害之。其后人告绛侯反，系狱。谊言待大臣无礼以讽之，而帝亦悟。洛阳少年可谓有先民之遗风矣！

《淮南子》云：“桀囚于焦门，悔不杀汤于夏台；纣拘于宣室，悔不诛文王于羑里。”果尔，则宣室乃系所也，汉不宜以名斋殿。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若赵、盖、韩、杨之死，谓之不冤可乎？不知汉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诏狱，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杂议。廷尉所谓平者，非必皆宽纵之谓，刚不吐、柔不茹者，平也。以赵、盖、韩、杨之死归罪张子者，亦浪说耳。

李将军广，闲居霸陵，每日游猎饮酒，必夜乃归。霸亭吏呵之，从者曰：“故李将军。”吏曰：“今李将军亦不得夜行，况故乎！”广竟止宿亭下。其年匈奴入塞，诏起李将军出右北平。广请霸亭吏随，次日杀之。呜呼！广之不侯，微独杀羌降者，而霸亭一事殊无长者之风，此后之所以多不振也。〈[夏君宪曰：快仇报怨，武弁常态也。且霸亭吏亦自可杀，炎凉小人，何足以累长者！]〉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帝盖识广才矣，自以其时海内乂安，不事兵革，广之才无所用之耳。末年匈奴入上郡、云中，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史称其选用材勇，亦为勤至，而不及广。上之自劳军也，亚夫则真将军，而霸上、棘门儿戏尔，是时广不知何在？以广为之，其不贤于刘礼、徐厉辈耶？令免、苏意、张武固亦不闻立功于景、武之世者也。

汉初时虽约法三章，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之矣，其后孝文与平、勃熟计，尽除收帑相坐律令，非甚盛德哉！乃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故班史曰：“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盖指此也。自是族诛之法，景、武每轻用之。袁盎陷晁错，但云“方今计，独有斩晁错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主父偃陷齐王于死，武帝欲勿诛，公孙丞相争之，遂族偃。郭解客杀人，吏奏解无罪，公孙议族解。则皆文帝族新垣平启之也。史谓孝文时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若新垣平一事，其不免为盛德之累乎？

后之儒者，皆以为短丧自孝文遗诏始，以为深讥。考之三年之丧，自春秋、战国以来未有能行者矣。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盖时君未有行三年丧者，故子张疑而问之，夫子答以古礼皆然，盖亦叹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问丧礼于孟子，欲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最为秉礼之国，夫子称其一变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则他国可知。汉初礼文，大率皆承秦旧。秦，无礼义者也，其丧礼固无可考，然杜预言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草，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是以孝文遗诏，敛毕便葬，释其重服，而为大功、小功、纤，释其久临，而为三十六日。诏语忠厚恳恻，与异时振贷劝课等诏，皆仁人之言，岂可訾也？帝之诏固不为嗣君而设，而景帝之短丧亦初不缘遗诏也。盖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虽通丧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后为即吉之渐。滕文公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盖孟子虽诲以三年之丧，而文公仅能于五月未葬之前守谅阴之制耳，然亦当时所无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汉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盖景帝之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来至亡秦之法耳，岂孝文遗诏为之乎？

汉景初年，七国后强，晁错之议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则曰：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濞以壮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宽之数年，濞之木拱，则首难无人。七国虽强，皆可以势恐之也。错不忍数年乏缓暇，欲急其攻，而踯躅为之，身殒国危，取笑天下。俚语曰：“贪走者蹶，贪食者噎。”其错之谓耶？

汉杀错饵七国以求罢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仇，不顾国体，小人情态，迄今有馀恨也。后说不售当诛，获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谓天道无知哉？

史称汉景帝欲侯后兄王信，周亚夫争之，帝默然而阻。匈奴降者五人，帝亦欲侯也，亚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之，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悉封降者五人为侯。卒以此致祸。不知帝杀亚夫，竟不在是。帝春秋高，太子幼，而亚夫负震主之感，挟不赏之功，亚夫不死，帝不瞑目也。故曰“鞅鞅非少主臣。”帝本心于兹露矣。汉兴以来，独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勃几死而不死，亚夫竟死之，“走狗良弓”之喻，所从来矣。

汉母后豫政临朝，不必少主，虽长君亦然。窦太后好黄老，恶儒士，儒士多不得进。赵绾、王臧欲助上兴制度，则发其奸利寝之。窦婴，兄子也，恶之则除门籍，喜之则为相。又灌夫骂坐则不食，论弃市。爱梁孝王，则诵言请立为嗣，不顾太宗之重。韩嫣，帝所贵也，太后欲杀之，则帝不能救。可谓司晨预事矣！

自武帝立年号以纪元，改秦政而用夏，吾知千万世而下，汤、武复兴不能易也。何者？汉非用夏也，盖用古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为年号，以明历数之归己，以示天下之从违。虽易代之法，不过如此，又必复建子建丑以为赘乎？此新莽、曹魏、唐肃宗所以随改而随废也。吁！孰谓武帝之智，犹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汉之封建，其予之甚艰，而夺之每亟。至孝武之时，侯者虽众，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夺地。方其外事四夷，则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于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诸侯，则采贾谊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说，于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泽侯者九人，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泽之失侯也，诿曰予夺自找；王子之失侯，则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罚以夺之。吁，亦太刻矣！

汉自武帝以后，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酂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大略自酂侯至牧丘十四侯，皆以小故夺国，此亦锄击之术也。

自古边防莫强于汉。乃和亲一事，至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烝母报子，从其污俗，而汉之君臣皆莫之耻，此其辱与赵宋之岁币宁有差别乎！顾汉武能雪平城之耻，其后虽以哀、平柔懦，犹能令呼韩起颡。宋真不能报澶渊之讨，遂至微、钦北狩，其后竟折而入于夷，则其得失大可睹矣！腐儒小生，犹以穷黩为汉武罪，此李卓老所谓灭却一只眼睛也，其可其可！

窦婴、田鼢俱好儒雅，推毂赵绾、王臧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欲以兴太平。会太后不悦，绾、臧下吏。婴、鼢所为，其名亦善矣，然婴既沾沾自喜，鼢又专为利，太平岂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惩矣，晚乃为婴、鼢起，又可一笑。“凤凰翔于千仞，乌鸢弹射不去”，诚非虚语也。

司马安四至九卿，当时以为善宦。以今观之，则谓之拙宦可也。彼汩丧廉耻、广为道径者，不数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汉方事匈奴，而卜式愿输助边。方事南越，而式愿父子俱死。天下方争匿财，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费。凡式之所乐为者，皆众人之所难为。而武帝之所欲为者，式辄揣其意而逆为之，故天下因式获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宠眷遇，自以为有用于天下。乃武帝当封禅，而式独以不习文章见弃，式乎，何不先众人而为之乎！

汉武帝征和二年，大鸿胪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请皆罢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后对群臣云：“天下岂有神仙，尽妖妄耳。”实千秋启之也。呜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罢方士之妄，亦贤矣，世犹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虽然，戾太子冤状发之者，壶关三老也，武帝酬赏不及，而千秋乃继踵取卿相，亦所遇之幸耳。

自古文章于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独司马相如于汉武帝奏《子虚赋》，不谓其令人主叹曰：“朕独不得此人同时哉！”奏《大人赋》则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间”。既死，索其遗篇，得《封禅书》，览而异之。此千古君臣相遇，令傅粉大家读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则隋炀恨“空梁”于道衡，梁武绌征事于孝标，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诗不见，曰“见便当爱之”。僧虔拙笔，明达累辞，於乎忌矣！后世觅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居常读司马相如《美人赋》，至“弱骨丰肌，时来亲臣。臣之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则奋袂呼：长卿长卿！据尔所言，鲁男子不啻也，其在卓氏前邪？后邪？可发一笑。〈[夏君宪日；想当时美人不逮卓氏远矣，卓非独以色幸也。李卓老论之详矣。]〉

古人称视草者，谓视天子所草也。古者诏令多天子自为之，特令词臣立于其侧，以视所草何如耳。故汉武帝诏淮南王，令司马相如视草，非令相如代笔也。今典制诰者，皆代天子笔，非视草之义而称视草，不亦谬乎！

汉儒谓三代所尚之政不同，盖自仲舒倡之也。然求之《诗》、《书》、《易》、《春秋》之经，验之孔、孟之言，则无是说也。春秋之时，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何汉儒厌周文之弊，而夫子反从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汉儒乃孜孜言之？呜呼陋哉，汉儒之见也！斯人禽兽草木如也，圣人有忧之，乃为之纲纪法度、典章礼乐以维持之，故谓之文。文也者，所以使万物各有条理而不相渎乱也。是以《书》称尧为“文思”，舜为“文明”，禹为“文命”。夫子于尧，亦曰“焕乎其有文章”，谓至此而后变朴而为文，物大中之，道始见也。由尧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于文，盖民之巧伪日滋，先王防闲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尧舜为有间，周之文，比夏商为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并耕之俗，至尧舜而始革。尧、禹茅茨土阶、卑宫土墙之制，至周人而始变。是以孔子以周视二代，独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于文，而不若周之大备。由后世观之，谓之忠、谓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则非矣。夫文果离于忠与敬乎？忠与敬又可离于文乎？《记》曰：“虞夏之文，不胜其质；商周之质，不胜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质，故有以相胜耳，非有所偏尚也。观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辑睦，顾指如意，则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离叛，则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诗》者以君臣上下动无礼文为幽王之乱，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为厉王之乱。使周衰斯文不废，则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争之俗不作矣；朝觐聘问之礼存，而倔强之国不闻矣；国家、宫室、车旅、衣服之有等，则僭拟之风不起矣；号令、赏罚、政令、纪律之既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岂至于乱乎？所以圣人必欲从周者，以为救纠纷者，莫若用文之为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而周衰为文之弊耶？

《史记刺客传》序聂政事极其形容，殆自抒其愤激云耳。于《年表》则书“盗杀韩相侠累”，盖太史公之权衡审矣。《田单传》叙王蠋事，至以齐存亡系一布衣，孰谓史公之“退节义”乎？又如列孔子于世家，列老子于列传，而且与申、韩相埒，亦曷尝“先黄老而后六经”哉！然则后人之讥迁者，悉眯语也。

陈仁子曰：“汉初不知尊孟子，迁也以孟、荀同传已为不伦，更以驺子、淳于髡等杂之，何卑孟耶？”不知史法有牵连得书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叹孟子所如不合，而驺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礼于世，正以见碔砆轻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驽马竞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见谓为卑盂，是不知文章之宾主故也。

赵汸曰：“史迁《平准书》，讥横敛之臣也；《货殖传》，讥好货之君也。”按：汉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戕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着始终相因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呜呼旨哉！汸可谓太史公知己矣。

太史公殁于武帝末年，而《贾谊传》言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相如传》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又《公孙弘传》在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徐广注谓后人写此以续卷后，然则《史记》一书为后人所淆乱多矣。〈[余又考《后汉·杨终传》云：“肃宗时，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馀万言。”则今之《史记》非迁本书可知已，何怪其淆乱杂出也！]〉

史迁载《子虚》、《上林》，以其文辞宏丽、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赏咏之也。观其推重贾生诸赋可知。贾畅达用世之才耳，所为赋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赋》，绝不成文理。千秋轶才，竟绌于雕虫小技，人各有所能，不可强耶！

自古帝王遗命多矣，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托国于素无名誉之人，期功效于数十年之后，若持左券，此岂寻常尺度所得窥耶？武帝更有一奇，不冠不见黯，虽以丞相、大将军之贵不敢望也。故使长孺不死，负斧之图不在子孟也。

汉武帝册封诸子，其策书皆帝亲笔。于燕王曰：“悉尔心，毋作怨，毋作棐德。”燕王果以怨望，欲与上官桀、桑弘羊等谋杀霍光，废帝而自立。事发，上官、桑氏俱族。燕王自杀，国除。于广陵王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尔。毋迩宵人。”广陵亦以近小人亡国。如此神智，真不愧祖武矣。

苏子卿娶胡妇，卒蒙后世訾议。私窃疑之。《新安文献志》载，宋建炎中有朱𪟝者，以校尉随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数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于所虏内人中自择。𪟝择一最陋者，人皆莫晓。不半月，𪟝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无顾恋也。子卿之妻于胡，得无朱𪟝之见耶？

观昌邑王与张敞语，真清狂不慧者耳，乌能为恶？既废则已矣，何至诛其从官二百馀人？意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光知之，故立废贺，非专以淫乱故也。二百人者方诛，号呼于市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其有谋明矣。特其事秘，史无缘得之，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武王数纣之罪，孔子犹且疑之；光等数贺之恶，可尽信哉！

今之论交者，皆曰王、贡、萧、朱，若以此为第一义。夫弹冠结绶，时势相依，正今士之弊。而乃以为至交，伤哉！益以见世之无交也。

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己见，于是古学益远。又文章好用事，自邹阳始，而太史公云“比物连类，有足多者”，岂意其遂为方便法门耶？至于今日，则末流之滥觞矣。

汉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无所表现。至其卓绝俊伟、震耀四海者，类出于吏胥中。如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尹翁归，河东之狱吏也；张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书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可为将，入可为相。然则何吏胥之多贤耶？夫吏胥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伏，吏之情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末，毕见于外，无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遇之以礼。而其志复自知，得自奋于公卿，故终不肯自弃于恶，以贾罪戾，而败其终身之利。故当此时，士君子皆优为之，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大约亦不过几人。而其尤贤者，乃至成功。而后世顾以为杂流，此士大夫所以为耻而不肯为也。

赵充国屯田事，乃兵家计策。不唯宣帝与汉庭诸公、先零、罕、开为所惑，班固亦不识其几。汉用兵皆调发诸部国，千里行师，遇虏辄北。今罕、开等羌亦乌合，充国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计挫之。但云“兵难逾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又曰“明主可为忠言，兵当以全取胜。及到彼，但欲为留屯计”。凡与汉廷往复论难者，不过粮草多寡耳，机初不露也。羌人见其设施出于所料之外，实不可久留，故输款而退，赵亦奏凯而还。在边不过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谷，想亦不曾下种。不然，五月谷将穗，那肯留以遗羌耶？学者不以时刻考之，每语屯田，必为称首，可笑。

陈汤之功，千古无两，而议者以矫制罪之。不知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阴山之北，凡几单于？自汉击匈奴以来，得单于者几人？终汉之世，独一陈汤得单于耳，其不可常侥幸而立功者如此。诚使裂地而封汤，且著之令曰：“有能矫制斩单于如陈汤者，无罪而封侯。”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更数十年未有继也。如此则上足以尊明陈汤之有功，显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来生事要功之论，计之善者也。唯其为说不明，故阻功之徒，乘间而窃议，其后英雄志士所以息机于世变之会也。

萧望之为元帝傅，与石显为仇，卒为石显所陷。疏广亦为元帝傅，与许伯为恶，而许伯莫能肆其毒。萧、疏事体一同而安危异者，去就之势异也。且元帝仁柔不断，疏傅盖熟察其为人，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盖以此耳。

孔子于《春秋》著灾异不著事应者何？盖旁引物情，曲指事类，不能一一皆合。偶有不然，人君将忽焉而不之惧。圣人于此自有深意也。自刘向释《洪范》，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况周得水德而有赤乌之祥，汉得火德而有黄龙之瑞，此理又何如耶？岂其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公一言之徐，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如是则五行之绳人甚于三尺矣。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二者不可偏废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如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如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故学者为学，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考理于书，则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周行执事之间，则茫然不知所向。秦人虽弃儒学，未尝弃图书，诚以为图之具不可一日无也。萧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难，故入咸阳先取秦图书。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张，由是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夫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一时武夫役徒知《诗》、《书》为何物？而此数公又非老师宿儒、博通古今者，非图书有在，指掌可明见，则一代之典未易举也。况是时挟书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启，所谓书者有几，无非按图之效也。后世书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议一典礼，有如聚讼，玩岁愒日，纷纷纭纭，纵有所获，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偿劳矣。此其失，实自歆、向启之。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袭，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后之人将慕刘、班之不暇，故图消而书日盛。唯任宏后兵书一类分为四种，有书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载在《七略》，独异于他。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之纪；六志收书，一志专收图谱，谓之《图谱志》。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且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其书亦不失。任宏之《略》，刘歆不能广之；王俭之《志》，阮孝绪不能续之。孝绪作《七录》，录散图而归部，录杂谱而归记注。盖积书犹调兵也，聚则易固，散则易亡。积书犹赋粟也，聚则易赢，散则易乏。按任宏之图与书几相等，王俭之志，自当七之一。孝绪之录，虽不专收，犹有总记，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图百卷，未知谱之如何耳。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至唐、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图既无传，书复日多，兹学者之难成也。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

世无图谱，人亦不识图谱之学。张华，晋人也，问以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汉宫室图焉。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功也，见《春秋》世族谱焉。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当时作者，后世史臣，皆不知其学之所自。逮郑夹漈见杨佺期《洛京图》，方省张华之由，见杜预《公子谱》，方觉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图谱之学，其裨益宏矣。今之学者，此类都成废阁，何怪其博洽不逮古人也。歆、向之罪可胜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