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 二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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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二

孟子下

离娄

“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诺己”,德业何患不进,人品何患不及古人?

“事亲”不及曾子,是不孝其亲;“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以孝其亲。

“养志”、“养口体”,缺一非孝。若余则生而单寒,不惟缺于养志,并口体亦缺焉无以为养,无论酒肉非所敢望,即谷食亦不能常得,致吾亲备极人世之艰危,未尝一日温饱,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呜呼!祭之丰不如养之薄也,杀牛而祭,不如鸡豚之逮亲存也,此子路有负粟之痛,而不孝如余,不敢以之自问者也,凡我同人,幸有亲存者,当鉴予覆车,及时尽养,不至如余生为抱憾之人,死为抱憾之鬼,幸之幸也!

闻誉而欣,闻毁而戚,欣戚由于毁誉,乃好名者所为也;不欣不戚,方是真实为己。毁誉乃吾人生平大关,过得此关,才见学力。

“赤子之心”,未杂情识,纯是天真。大人之所以与天地合德,祇是全此天真,不为情识所杂,不失赤子之初而已。吾人自能食能言以来,情识日杂,天真日凿,记诵之勤,见闻之广,不惟未尝以之祛情识,而愈以滋情识;不惟未尝以之全天真,而愈以凿天真。骋私智,长巧伪,耽功利,骛声名,借津仁义。“色取行违”,而赤子固有之良、本然之心,失而又失,愈不可问。耳、目、口、鼻虽与大人同,念、虑、言、动回与大人异,非小人而何?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吾人千讲万讲,亦无非求不失赤子之心。故必屏缘息虑,一切放下,内不牵于情感,外不纷于物诱。泯知见,忘人我,令胸中空空洞洞,了无一尘;良知良能,一如赤子有生之初,返本还原,才算造诣。

学须“自得”,自得则如掘井及泉,时出而无穷。若专靠闻见择识以为得,纵日日得所未得,得尽古今义理,总是从外而入;得之他人,非由内而出,得之自己,雨集沟盈,涸可立待。

自得由于深造,而深造须是以道。道非方法之谓,乃率性之谓也。深造而不从心性上用功,不从心性入微处着力,做尽功夫,终是门外辊,竭尽精力,终是煮空铛,究何有得耶?

斯道非悠忽浅尝者所可几,须是动作食息,念兹在兹,如鸡抱卵,如龙养珠,用志不纷,乃凝于神。静存动察,助忘交屏,不为情迁,不随境移,力到功深,豁然顿契。性灵虚明洞彻,言动悉协天则,比方是“左右逢原”,比方是“深造自得”。

识自方能自得,务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若舍自而义袭于外,昧原而惟流是趋,硁硁成规,循迹摹仿,土木衣冠,血脉安在?

学问能约不能约,祇看为学之初所博若何耳。是故为身心性命而博,则详说可以归约;为增广知识而博,纵详说何关于约?

肯为身心性命而博,则凡有补于身心性命之人,无不咨叩,有补于身心性命之书,无不综核,惟恐堕于一偏,不能洞彻身心性命之全。故四通八达,不执一隅之见,遍订互证,谆恳详说,务期至当归一,斯用功方有着落,身心性命方有归宿。若止欲广见闻以储诗文材料,知人之所不知,以资谈柄,此是杂学非“博学”,其说虽详,徒掉唇舌,北辕南辙,入于陷阱而无归宿,可哀也已!

问“约”。曰:说在无说处,方知道在心,非约而何?

无声无臭,此本体之约也;“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此工夫之约也。知其约而约之,以求诣乎其实,斯博不徒博,说不徒说。

人人有“几希”,庶民何以“去之”,不学故也。君子知学,故“存之”以为庶民表率,在一乡则淑一乡,在一国则淑一国,在天下则淑天下。以己之存,以存庶民之去,自淑淑人,而后世道人心有所赖。

问:“君子存之”不过自存,安能存人之去?曰:在上则劳来匡直,多方鼓舞,以存其去;在下则倡道讲学,多方诱掖,以存其去。若仅自存独善而不能善世,世亦何贵有君子?

倡道讲学,使人人回心易虑,以存一世之“几希”;后先相承,学业不断,以存万古之“几希”。

名节至大,守身当如白玉,一有玷污,举生平而尽弃之,何异“西子之蒙不洁”?慎之,慎之!

人贵自新。恶人肯自新,恶人可为善人;小人肯自新,小人可为君子。蚤迷而晚悟,昨非而今是,孰能御之?

人性本来无事,知人性本来无事,方是知性;能行乎其“所无事”。方是率性。静而无事,不起炉作灶,“廓然大公”;动而无事,不拟议安排,“物来顺应”。如是则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恒若太虚,毫无沾滞,即此是性,即此是圣。

学道原为了心。一事系心,心便不了;心苟无事,一了百了。

道德渊笃志性学,一日与同门徐良甫早饭,忽恍然惊曰:“异哉!”良甫问状,知其有觉。既而杨敬仲见德渊,德渊曰:“某今于日用应酬,都无一事。”吾人亦能如德渊之“都无一事”,则几矣。

人有涵养没涵养,居恒无所见,唯意外遭逢横逆之来,果能动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与校,方算有涵养。

人生遭际不同,意外之侮,莫非锻链身心之助,于此错过,便是“困而不学”。

君子惟其有终身之忧,是以砥德砺行,德成品立,终身有结果。吾人非无所忧,然所忧不过目前家计,及一时遭际,初何尝念及终身,以故不砥德、不砺行,悠悠度日,终身无结果。若肯念及终身,虽欲不忧得乎?忧之如何,上之纵不能如舜,次亦不失为正人君子,必不肯悠悠虚度、碌碌无成以终其身。

万章

伊尹躬耕,惟道是乐。“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乐道。吾人居恒非不谈道,非不自谓“乐道”,不知胸中果超然无欲,爵然无滓,于凡非道之物,略无少动乎?取严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处不慎,而曰“乐道”,道可知矣。旨哉!少虚先生之诗有云:“人生取与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问:先觉所觉者何道?曰:觉其所固有,乃降衷之实、秉彝之良也。觉则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号呼世梦,共登觉路,共觉其固有,全其固有,不失降衷之实,不愧为人之名,而后先觉之责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觉觉后觉”,故先觉之觉后觉,实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觉而置斯世斯民于度外,不以之觉人,便是旷天工。

问“天工固不可旷,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后得以斯道觉斯民,否则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曰:祇患不觉,果能自觉觉人,遇不遇非所论也。王心斋,一盐丁耳,偶有悟于圣贤之学,即以先觉自任,挺身号召,随机开导,万众咸集,人人意满,虽皂隶臧获,莫不欢若大梦之得醒,初曷尝藉名位?罗近溪生平刻意觉人,孜孜若不及,晚年犹携及门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游金陵,所在提撕,竭唇吻而不倦,老将至而不知,亦曷尝有伊尹之遇耶?

古者一夫百亩,外有公田以急公,不按亩输税,故上农夫可食九人。后世一夫纵有百亩,供税杂徭,及门户冗耗之馀,能食几何?

农,一也,而有上中下之分,勤惰之分也。然勤惰虽在民,而所以鼓勤警惰,则在牧民之人。牧民者诚举牧民职业,加意小民生计,劳来劝相,则下者未始不可中,而中者未始不可上,何常之有?盖古者乡设酂长,趋人赴功,教之稼穑,岁时诫令,重本务也。自农官不设,农政不讲,地利人工,始不能尽。须是仿会典老人劝督之意,每乡择老成勤力、精于农事者,立于农长,俾专督农。牧民者仍按时躬亲省耕,以验勤惰,以申鼓舞。种植之道,虽各有所宜,大约不出“粪多苗稀,熟耕勤耨,壅本有法,去冗无差”四语,此人所尽知,若夫因时制宜,曲尽其法,则未必人人尽知也。其详莫备于《农政全书》,撮其简易易行,同《水利书》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乡社,揭之通衢,令人人共见共闻,庶知所从事,地无遗利。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然诵其诗,读其书,徒知其人可乎?知古人所处之不同,即思以身设处其地,能如古人随意以尽其道乎?否则徒知人论世,论之而一一允当,亦不过史家评断之常,窍与自己日用何补?

一介不苟之操,万物皆备之量,此伊尹之所以为圣也。周子所谓“志伊尹之志”者,此志而已。

孔子进以礼,退以义,此穷理、尽性、至命之极则,区区循迹仿象者,不足以几此。

古人友德,今人友富贵利达而已,可叹!可叹!

告子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无不同者,理义同也。若舍理义而言心,则心为无矩之心,不是狂率恣肆,便是昏冥虚无。故圣狂之分,吾儒异端之分,全在于此。必也循理蹈义,而不为欲所蔽,斯俯仰无怍,而中心之悦无涯。

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为圣,我不循圣心之所同然而为愚,同然而乃不然,此之谓“自弃”。

吾人居恒穷理义、讲理义,当其穷之而透、讲之而明,亦岂无悦心之时?然不过随悦随已,曷尝实体于心而以之养心,犹刍豢实入于口而以之养口耶?义理自义理,吾心自吾心,你东我西,仍旧祇是个常人。

“理义”,吾心所自有,非从语言文字而得,日用平常,心上安处便是。“格物”格比也,“博文”博此也,“惟精”惟此也,“惟一”此也,一而不失,便是“允执厥中”。

“理义”固所自有,要在中心自尽,戒欺求慊,内省无恶,方得快活,方是真悦。若祇要体面上好看,共见共闻处不差,此是有为而然,非当然而然,的然而然,非暗然而然;终不是自心安然,算不得千古同然。须是自信自乐,可对上帝。

“牛山之木”因近郊而被伐,以故“若彼濯濯”。学人苟欲修身养心,宜先离俗远嚣;若果养得十分凝定,然后说得纤尘不染。

居恒读《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觉太息,慨吾人从幼知诱物化,其为斧斤何限?弱冠以后,知识日增,则思虑日纷,不计利便筹名,“旦旦而伐之”,重以“旦昼所为”,固有之良,愈不可问。哀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梏之反复”,心已死矣,纵所营皆遂,亦不过是鬼窟里作活计,自绝于天,何足道也!倘能清夜扪心,忽尔猛省,所谓“再回头是百年人”,岂不快哉!

问:“操则存”,然则操之之法何如?曰:其敬乎?敬则中恒惺惺,即比便是心存。

学者苟真实用力“操存”,久则自觉身心爽泰。当其未与物接,必有湛然虚明时,即从此收摄保任,勿致汨昧,驯至常虚常明,浩然无涯。所谓“夜深人复静,此境共谁言”,乐莫乐于比。孔子曰“乐在其中”,颜曰“不改其乐”,皆是此等景况也。

知所欲有甚于生者,而不苟生,千古如生;知所恶有甚于死者,而不怕死,死犹不死。

“乞人不屑”,此是乞人一时浩气,一时之不失本心虚;吾人辞受取予,能如乞人比际心,期何下气丧心之有?

“学问”二字,人多误认,往往以闻见记诵为学问,以闻见博、记诵广为有学问,故有闻见甚博、记诵甚广,而仁义弗由、德业未成者,求诸耳目,而不求诸心故也。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学问断案,千古学问指南也。故学问而不如此,学问之谓何?

“放心”不一。放于名、放于利、放于声色、放于诗酒、放于博弈、放于闲谈、放于骄矜,固是放;即数者无一焉,而内多游思、外多惰气,虚明寂定之体,一有昏昧渗漏,亦是放:虽清浊不同,其为放则一。

问:“求之”之要?曰:要在识得真心,能识真心,自然不放,即放亦易觉。曰:如何方是真心?曰:惺惺不昧,天然一念是也。一切放下,方是不放;杂念不起,则正念自存;存则居仁由义,动无不减。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操纵如意,“允执厥中”。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吾侪试扪心自想,居恒果何所从?从大体耶?从小体耶?若中心不能自主,动辄惟小体是从,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口之所言、鼻之所嗅,心即随之,而不思自检,从欲惟危,自堕于小人之归而不自知。然则必何如而后可免于小人之归?曰:在乎审所从而已。诚时省时慎,惟大体是从,耳不妄听、目不妄视、口不妄言、鼻不妄嗅,自奋自振,自作主宰,以神君形,以大统小,役耳目口鼻,而不为耳目口鼻所役,何引何夺之有?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此孟子吃紧为人示以敦大原、立大本处。象山先生平日自励励人,得力全在于此,此学问真血脉也。当时有讥先生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无本领。”先生笑应曰:“诚然。”

时时唤醒此心,务要虚明寂定,湛然莹然,内不著一物,外不随物转,方是敦大原、立大本。“先立乎其大者”,能先立乎其大学问,方有血脉,方是大本领。若舍本趋末,靠耳目外索,支离葛藤,惟训诂是耽,学无所本,便是无本领。即自谓学尚实践,非托空言,然实践而不“先立乎其大者”,则其践为践迹,为义袭,譬诸土木被文绣,血脉安在?

孟子以“修天爵,要人爵”为“惑之甚”,今则并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亦不可多得,愈趋愈下,言之愈令人太息。

“修天爵,以要人爵”,有为而为,固君子之所深耻;然中人以下,果肯有为而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则立身犹略有本末。既得人爵,必瞻前虑后,略顾名义,不至十分决裂,犹胜于起初便不修天爵多矣。昔人所谓:“好名而勉于为善,岂不胜于不好名而肆于为恶乎?然则孟子谓“亦终必亡”者何?曰:谓夫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利令智昏,变其故态,人怒鬼嗔,不亡何待?即侥幸克终,不亡于其身,亦必倾覆于其子孙。

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众人若识,则亦众人而已,又何以为君子乎?故吾人平日立身行己,惟求信心,循理蹈义,为其所当为斯已耳,众人识与不识,非所计也。

劳、苦、饥、寒、空乏、拂乱,一切困心衡虑、征色发声之遇,莫非砥砺增益之助,历观古来学道修德之士,未有不如此而能有成者也。今夫美珠探于海底,良玉凿自深山,凡至贵之物,俱从艰险而得,况道德为贵中之尤贵者乎?故艰难成德,殷忧启圣,所从来矣,有志者决不于此错过。

尽心

“不著”、“不察”,只欠一觉。觉则即行即著、即习即察,日用寻常,率性而行,莫非天良,莫非道妙;不觉则行为冥行,习为冒习,终身虽由,无异鱼游江湖,不知腹中水即是江湖水,此之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善乎!吴幼清之言曰:“夫所谓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耳。”天之所以与我者,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知之根株,是为形质气血之主宰。舍此而他求,虽行如司马文正,才如诸葛武侯,亦不免行不著、习不察,况止于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如北溪之陈,双峰之饶,于记诵词章之学,相去何能以寸哉!圣学大明于宋,而踵其后者乃如此,可叹已!

吾人果以道义为重,自然惟道义是乐,嚣嚣自得,人知与不知,穷达自不介意。穷则善身,自不失义;达则善世,自不离道。然说时易,允蹈难,反而自思,平生果道义是重,嚣嚣自得否?果穷不失己,达不失望否?

穷不失己、介洁有守者,犹能;达不失望,非才足有为者,不能。殷浩未达时,人拟之管、葛,咸曰:“深源不出,其如苍生何!”厥后深源既出,其如苍生何?甚矣,民不失望之难也!故学贵实际。

有待而兴,已是凡民;待而不兴,“民斯为下”。豪杰岂是天生,不过一念自奋,能奋则凡民即为豪杰。世有文王,则当奋然思齐;世无文王,不妨自我作古。

圣贤虽往,而圣贤遗书,未尝不流布天壤,乃束书不观,观亦不奋,是凡民不若矣。想是性与人殊,天原未尝赋以知觉,以故漠同木石。

识得“所性”,“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自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所性”岂惟“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即生死亦然。

“不学不虑”之“良”,乃人生本面,学焉而悟此,犹水有源、树有根、人有脉;学焉而昧此,犹水无源、树无根、人无脉。孟子论学,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为单传直指,作圣真脉。先“知”“能”并言,后“知爱”、“知敬”。单言“知”而不言“能”者,盖“知”为本体“能”乃本体作用,犹知府、知州、知县,苟真“知”之,则“能”在其中矣。后阳明先生以此明宗,当士习支离蔽锢之馀,得比提唱,圣学真脉,复大明于世,人始知鞭辟著里,反之一念之隐,自识性灵,自见本面,日用之间,炯然焕然,无不快然自以为得。向也求之千万里之隔,至是反诸己而裕如矣。凤麓姚公遇友以阳明为诟病,公曰:“何病?”曰:“恶其‘良知’之说也。”公曰:“世以圣人为天授,不可学久矣。自‘良知’之说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即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万世功也,子何病?”其友豁然有省。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为之点破,阳明先生不过从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为偏为非,是以孟子为偏为非、自己性灵为偏为非矣。自己不认自己,惑也甚矣!

问:学须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中正无弊,单致“良知”,恐有渗漏?曰:识得“良知”,则主敬穷理、存养省察方有着落,调理脉息,保养元气,其与治病于标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否则主敬是谁主敬?穷理是谁穷理?存甚,养甚?谁省,谁察?

自性本体原无为,原无欲,“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复其原来本体,才算工夫。

居恒祇“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便是真圣学,道德在此,人品在此,何用他求?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诚哉是言也!疢疾固不止于病疾,而病疾之撄,亦莫非进德之机、入道之缘。蒋道林先生【讳信】尝抱羸疾,及病甚,哕血危矣,乃谢却医药,默坐澄心,常逢昼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满颊,一片虚白,炯炯见前,冷然有省之间,而沉屙已溘然去体矣。尝曰:“信初读《鲁论》及关、洛诸书,颇见得‘万物一体’是圣学立根处,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岁,因病去寺中静坐,将怕死与恋老母的念头一齐断却,如此者半年馀,一旦忽觉此心洞然,宇宙浑属一身,呼吸痛痒,全无间隔,乃信得明道所谓‘廓然大公无内外’是如此,‘自身与万物平等看’是如此,参之《六经》,无处不合。向来静坐,虽亦有湛然时节,祇是个光景,这圣学立根处,岂能容易信得及,须是自得。”又尝自谓:“生平学问,多自贫病中得之。”

率性而行,便是“践形”;行不率性,便被形践。“践形”,则目视耳听、手持足行莫非天性用事,动不违则;形践,则目视耳听、手持足行莫非形色用事,动辄违则。

问:必何如而后可以“践形”?曰:在识性。识性方能率性,“大立则小不能夺”。根心生色,面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动容周旋,即性即天。

学以“养心”为本。“养心”以“寡欲”为要,以无欲为至,欲不止于声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顺、世路险夷,以及穷通得丧、毁誉寿夭,一有所动,皆欲也,皆足以累心。累寡则心存,累尽则心清,心清则虚明公溥,耳目口鼻虽与人同,而视听言动浑是天理。安身立命、超凡入圣之实,其在斯乎?

战国时邪说胜而正道微,孟子救之之策,不过曰“君子反经而已矣”。在今日虚文胜而实事衰,其救之之策,亦祇在“反经而已矣”。先反之一念之隐以澄其源,次反之“四端”以浚其流,视听言动务反而复礼,纲常伦理务反而尽道,出处进退务反而当可,辞受取予务反而合宜,使万古不易之常经不亏,则大经立矣。出而在上,以之经纶天下,一以实行率人,鼓舞奖劝,多方振德,人自感化兴起,咸知实行为荣,不实行为辱,如是则道德可一,而风俗可同;处而在下,一以实行倡人,转相开导,染擂熏陶,人渐知所向往,渐思敦本尚实,耻事虚文,如是则学术可正,而风气可淳:此今日救弊之第一著也。

《四书》乃万古不易之常经,日用常行,而不可违焉者也。吾人口诵而身违,书自书,我自我,是谓叛经;讲了又讲,解了又解,徒夸精斗奥,藉以标名,是谓侮经。士为庶民之首,经先不正,庶民何由而兴乎?先自作慝,何望他人之无邪慝耶,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从今淬砺,维新是图,反之于身,日用常行,以为庶民榜样,民实有心,难道不是钦是慕,观感兴起,“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七篇之书反复开导,无非欲人求心。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截,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忽虚寂杂于禅。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约之为“主敬穷理”,以轨一学者,使人知行并进,深得孔门“博约”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于文义,葛藤于论说,辨门户同异而已。吾人生乎其后,当鉴偏救弊,舍短取长,以孔手为宗,以孟氏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离,又不堕于空寂,内外兼诣,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

学术之有程朱,有陆王,犹车之有左轮,有右轮,缺一不可,尊一辟一皆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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