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主义读本/关于汪精卫主义问题（代序） 中华文库

汪先生诞生于欧美帝国主义东侵已达极高峯时代，诞生于中国满清统治阶级的腐败已达顶点的时代，诞生于日本民治新的改革任务已经胜利的时代，这时代全亚洲除日本外，无一个整的民族，无一个整的国家，而且无一完善的革命政党。汪先生恰于此时代加入了孙总理的革命营垒，追随孙总理之左右为三民主义的政治任务，政治组织政治工作而奋斗了。由此而证明汪精卫主义的时代背景，与三民主义的时代背景是不可分离的，汪先生的政治运动史，与三民主义的政治运动史也是不可分离的。

但是，一班汪先生的中外反对派，或各种汪先生的中外反对派，对这一问题曾作过许多曲解。在某一时期说汪先生是三民主义中的“极左派”；在某一时期又说汪先生是三民主义中的“极右派”。在北伐战争时代，欧美帝国主义及苏联会用“左”的帽子来加害过汪先生，在中日战争时代，欧美帝国主义及苏联又用“右”的帽子来加害汪先生了。他们从“左”边来反抗时，说汪先生的思想只是代表工农商学兵中的小资产阶级内最恶化的一层；他们从“右”边来反抗时，说汪先生的思想只代表地主买办资本家中最保守的一层。他们无论其在何时代何地方总企图将汪先生的政治思想背景与政治思想内容拾到三民主义以外，或摆在三民主义的某一角上，夫然后便利于用自己的政治思想来作为三民主义的正统思想，以自己的政治组织来代替国民党的正统组织。

当北伐战争时代，那苏联企图以共产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正统时代，他们虽然目“西山会议派”是三民主义的右翼是对的，因为那时西山会议派是违反孙总理手定政策而暗中与英美勾结；但他们目汪先生为三民主义的“左”派是错的，是否决三民主义政治正统与组织正统的，其目的是企图以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以共产党来代替国民党的。

当中日战争时代，即英美企图以帝国主义来代三民主义正统时代，他们虽然目共产派为三民主义的反对派是对的，因为这时的共产派是违反孙总理的反马克司主义思想的，（孙总理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在他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发挥特多，他批判、马克思学说是“倒因为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相同之处）而且这两种主义根本就不能混同；但他们目汪先生三民主义的“右”派是错的，是否决三民主义的政治正统与组织正统的，其目的是企图以欧美帝国主义代替三民主义，以欧美帝国力义的在华教会组织来代替中国国民党组织的。

合并起来说，他们有一个共同意见，即全部撤消或局部撤消三民主义及汪精卫主义产生时的时代背景，即欧美帝国主义东侵已达极高峯，满清统治阶级腐败已达最高点，及亚洲日本维新已经胜利的三时代背景；或者取消一个也甘心。

不，假设这三个时代背景取消了一个，既没有了真正三民主的历史根据，也没有了真正汪精卫主义的历史根据。凡伪造政治思想之历史根源，或者对其历史根源作曲解者没有不一着棋错而全盘皆错的。特别是他们企图取消日本维新已经胜利的这一时代背景，以取消中国反欧美反封建可能胜利的保证。惟孙总理特别的防备了这一点，并强调了这一点，孙总理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一开始即注意到这点，即这样的说：

“从前以为世界上有聪明才智的只有白种人，无论什么事都被白种人垄断。我们亚洲人因为一时无法可以得到他们的长处，怎样把国家变成富强，所以要国家富强的心思，不但中国人失望，就是亚洲各民族的人都失望。到了近来忽然兴起了一个日本，变成世界上头等富强的国家。因为日本能够富强，故亚洲各国家便生出无穷的希望。（这希望二字与三民主义的时代背景有何关系？想读者不难了解。。。亚洲今日因为有了强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是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不敢轻视亚洲人，所以日本强盛之后，不但是太和民族可以享头等民族的霓荣，就是其他亚洲人也可以享其国际的地位”。（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民族主义第一讲第十一页）

因为孙总理知道将来的反对派必特别的来否决这一时代根源，必从否决这一时代根源起而至否决三民主义的大亚洲主义的基本根据，故预为警告。

汪先生对孙总理这一原则是特别作了守护井发挥的责任，汪先生曾说过：

“自欧美帝国主义的风潮卷到东亚，日本与中国是陷于同一境遇，而日本因国小民寡之故，较之中国尤为岌岌可危，差不多要和安南缅甸一样的失败了。然而日本何以能至今存在，且具有独立进步的现象呢？。。。。。。却是日本志士看清革命目标，推翻封建制度，努力于维新事业，将欧美新发明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尽量输入，尽量模仿，几十年造成今日强大的地位。不但欧美的帝国主义不能侵入，不平等条约老早消灭，领事裁判在老早消灭，政治外交完全独立，便是实业也有一日千里之势。一样黄面皮入，安南缅甸等因帝国主义之侵入而至于灭亡。日本却因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刺激其发荣滋长，这祗由于知道抵抗欧美侵与否而决定。茫茫世界，只让日本替黄面皮人气，这是怎么说呢”？（见汪精卫集第三卷第十七页）。

总之，日本维新的胜利，对于孙总和汪先生的政治思想，是起了很大的时代作用的。取消了这一点，即取消孙先生汪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的根源。

孙总理与汪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根源是从两方面而来的：一方面是欧美帝国主义与全亚洲的磨擦存在着，那时欧美帝国主义与整个亚洲之侵略而及于中日两国之腹地；另一方面是亚洲有一个即日本对外反欧美侵略对内反藩镇专横已经胜利，而欧美帝国主义即开始鼓动亚洲内部的磨擦及开始制造中日战争，这里是亚洲人内部的磨擦存在着。但前者是欧美帝国主义不需要的磨擦，却无法消灭，反而因日本之独立自由胜利打了个漏洞；后者是欧美帝国主义急需要的磨擦，却可能消灭，但不幸而始终未消灭，对亚洲对中日预示了新的危机。

孙总理曾经这样的说：

“日本人口太多，现在有了六千万，百年之后应该有二万四千万万，因为在本国不能生活，所以便向各国诉冤。说本国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发展，向东走，美国之加利佛尼省便闭门不纳，向南走向澳洲，英国人说澳洲是白色人种的澳洲，别色人种不许侵入。日本人因为到处被人拒绝，所以便到处向人说情，说日本人无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经营满洲与高丽。各国也明白了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纳他们的要求，以为日本殖民到中国于他们本国没有关系。”（见民族主义第一讲二十一页）

这是中日磨擦之起因，由此可见日木开始是想向亚洲以外的美洲与澳洲谋发展的，但至受了英美的独占主义打击和逼迫才经营鲜满的，孙总理看得最为明显。

汪先生于巴黎和会时曾这样的批判过日本：

“中日问题，何故提出于巴黎和会乎？中日兄弟之国也，兄弟之事何故不能自了而至于请求巴黎和会之公断乎？”又云：

“日本若吞并中国，固为中国之祸，但亦非日本之福也。是故日本为生存计，不可不于并吞中国之外别求其方法。和本派云“中国而能自强者，日本当与之提携”，殆近之矣。夫人类“存”以利害相反之故；而其“共存”即由利害相同之故。浅识者流，每以谓中国日本大小悬殊，中国而能白强，日本将无容足之地。此其持论，似中日利害相反，无所“共存”，诚所谓大谬不然者。第一，中国四千年之历史，祂有对于他国之侵略而为抵抗，无对于他国而为侵略，实不失为国际之良友。第二，数十年来日本已先中国而进步，以中国之地大物博，苟与之提携，则关于国民之经济，可依两利的方法而得无穷之增益。由此二者，中日之利害相同，灿然甚明，故有“共存”之条件而无“存”之原因也。观历史，凡人类之结合皆由近而及远，由亲而及疏，故始于家族之结合，继之以部族之结合，继之以民族之结合，又继之以入种之结合，然后乃有世界人类之结合。方今黄种之国存者几何？本可纳之于“共存”之域，何必纳之于“存””之域乎？”（见汪精卫集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一班反派孙总理大亚洲主义者，他们一方面要否决三民主义产生时日本维新胜利的这一时代条件即否决战胜英美的可能性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否决孙总理与汪先生过去关于大亚洲主义二十年前时代的以往论据，以为大亚洲主义是今日汪先生独自创造的。方才逐行其将三民主义变成英美侵略主义之附属品，或者变为苏联共产主义之附属品，其居心巨测就在这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力争三民主义与汪精卫主义之以往论据和强调日本维新胜利的这一时代背景时与其他两时代背景相提并论？为的是说明：

一、汪精卫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

二、三民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关系问题

三、汪精卫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的关系问题。

即从史的方面证明汪精卫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继承与发扬，是大亚洲主义的继承与发扬。

凡偷运欧美帝国主义或偷运苏联共产主义而注射到三民主义中者是改头是冒牌。

凡否决三民主义及汪精卫主义产生时的“日本维新已经胜利”这一时代背景者即是企图改头冒牌的开始。

这是三民主义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汪先生守护三民主义与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是由内外两方面而来的：一方面是国民党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与亚洲各民族的关系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即是“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阖’的问题，这就是国民革命的方法问题。这一句话反派会作了无穷的曲解，在“唤起民众”问题上，他们不是故意误解为“唤起土劣买办者阶肝”的解释如西山会议派和今日之重庆；即是故意误解为“唤起地痞流氓者阶腻”的解释如中国的共产主义派。他们均离开了总理对内反封建的立场。在“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J问题上他们不是故意曲解为“联合帝国主义英美一如中国之英美派及今日之渝方行动；即是故意曲解为“联合苏联共产主义”如中国共产党及今日之延安行动。总之，他们均离开了总理大亚洲主义的立场。党内历届的纠纷均由此而起，汪先生一生与党内斗争的问题亦均由此而起。汪先生对党内同志在任何问题都采取过让政策，惟有在这两基本问题上一生没有退步过，没有妥协过。他虽遭遇过无穷的挫折，无理的侮辱；但他总是抱着屡败屡战终必胜利的决心与自信心以至率领一部份同志坚持到今天。

我们先要从原则上来考虑这两问题：

很具体的来说：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国民革命之方法是“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不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目的与方法是绝对不能混淆的，正和战略与战术之不能混淆一样的。

这里要研究的第一问题，是向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的回答是向欧美帝国主义，特别是向英美帝国主义。

这里要研究的第二问题是唤起那些民众及联合那些民族来共同共奋斗了我的回答是除开土劣买办地痞流氓等少数人外皆是我们要唤起的民众，是全民性的。其联合各民族之对象是全亚洲的，而且是包括凡与欧美帝国主义有矛盾之民族。这样的同答，大家一定以为太平凡或太机械了，那么请大家读孙总理的讲词罢。

孙总理说：“从前做满洲人的奴隶，现在做各国人的奴隶，现在所受的痛苦比从前还更甚。长此以往，如果不想个办法来恢复民族主义，中国将来不但要亡国，还要亡种”（见民族主义第五讲八十一页）

孙总理于上次大战时即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这是他再发动革命工作新阶段的时候，英国外交官不识相，居然来邀这新政府参加欧战，其“理由”是中国好收回青岛失地。孙先生斥责道：

“我们如果有了力量收回失地，必首先收回英国手上的一切失地，缅甸比青岛大，西藏比青岛更大，我们要收闾，先从这些大的地方做起。”（见民族主义第四讲四七十六页）

孙总理说。。“我们现在东亚，处于此时的潮流，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说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此刻要亚洲富强起来可以抵抗欧洲，便要联成一大邦可以说得通。”（见民权主义第四讲八十五页）

孙总理反复说明这问题有好几千遍，我用不若多引原文将本文拉得太长，但汪先生又是如何将此意义守护井发挥的？这里不能不引汪先生的演词了。

汪先生说：“所谓国民革命是求国家之自由平等，所谓中国国民革命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所以国民革命惟一目的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之自由平等无血恢复。”（汪集三卷六四页）

又说：“辛亥革命以前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似乎不大注意，及至辛亥革命以后始猛然吃了一惊，英国便在国会提议，从前已让日本在东方出头，如今不可让中国在东方出头了。”（汪集二卷一一五页）

又说“自第二次革命军之役国内外的会党团体和知识阶级逐渐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不断的和满洲政府奋闘卒以造成辛亥革命。那时虽然因顾虑满洲政府又效法借助英国以打倒太平天国之故智，故未公然提出废除雅片烟战争以来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防止各国之援助满，然而孙先生于民国元年就临时大总统之际—————帝退位，民国统一之后即专心致志于抵抗帝国主义”。（同上）

又说：“本党所倡导的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为根据的，因为有三民主义的根据所以国民革命的责任要各阶级的民众共同担负，而国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阶级的民众共同享受，这是第一特色。（方法上的特色——笔者）。但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打倒帝国主义，这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的敌人而且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敌人。。。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同时也是求世界之自由平等，这是第二特色，（目的上的特色——笔者）】（见汪集三卷六五页）

又云：“什么叫做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只有两种：一是和我们一样的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一是从前也和我们一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现在已经将帝国主义打倒了”。（见汪集三卷六十八页）

又云：‘甲午之役，曾经有三国干涉还逖的事实，其结果怎么样？旅顺，大连街，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以次失去，各省势力范围，以次完，整个中国，降到次殖民地的地位，卒之日俄战起，所谓还辽遂成泡影，华盛顿会议，再演一回，其结果怎么样？不过种下了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卒之爆发，而成为芦沟桥以来之四年事变。夫中日事件，应该由中日自己来解决，应该由中日两国各自省，各自觉悟，以便走上共存共荣的大道，如果不由中日自已来解决，而依赖欧美的势力，那只有使冤仇之上，加上冤仇，这一回的事变未了，而后一回更大的事变，早已深深埋伏着，展开三国干涉还辽的事实，以及华盛顿会议的事实，便是绝明了的教训。一个爱国者要将国家建筑在平安的地面上，不要将国家建筑在满埋炸的地面上，和平反共建国的论据，是使中国日本能相安于东亚，这是所谓平安的地面，为中国，为日本，为东亚，应该如此主张，并且应该照著这主张实行。抗战的论据，是引欧美势力深入中国，以对抗日本，其结果，中国不安，日本不安，东亚不安，所谓将国家建筑在满埋炸药的地面上，再没有更切确的比喩。’（见纪念和平反共救国诸烈士演词

又云：“没有三民主义不能唤起中国民众之自觉及团结中国民众的力量；没有大亚洲主义不能唤起东民众的自觉及团结东亚民众力量。所以孙先生于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把三民主义讲完之后，便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户讲大亚洲主义”。（二十年总理诞辰日作）

有了上面的这些引句，几乎每一问题都清楚了，打倒欧美帝国主义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是目的，即系挽救中国之战略。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翔是方法，即系挽救中国之战术。但年来争论的问题就在这里：

从目的上或者从战略上说：对反对英美帝国主义是中心目的；但有人将之与联俄联日或反俄反日混在一块。连中国说向谁求自由平等的问题也闹昏了。

从方法上说或者从战术上说：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中心方法；但有人将之与保护土劣买办地痞流氓及联英联美的革命目的问题也混在一块了。连闹得革命阵容中谁是敌人谁是友人也不清楚了。

特别是对外问题。

汪先生说得异常清楚，第一种是被压迫民族，第二种是利害相同或者与英美能对立的独立民族。如日本与中国利害相同，而又与英美对立或其他民族与中国利害相同而又与英美对立时，不管已往只问现实，我们必与之联合。

但反对派的人对这一间题有了异议了：当苏联与欧美对立很尖锐时，说以前不应该联俄；当苏联与欧美安调时，又说联俄就该永远联俄，这是以前可时常听到的。这样的联俄政策与中国反欧美帝国主义的任务能有作用吗？

联日问题系中国革命战略与战术之对外中心问题，正因其为中心更时遭彻头彻尾的反对，反对到全无理由的时候，而提“什么日本人生活太单朴，个性太狭小！什么日本的民族风格与中国的民族风格太不相同所以任何时代都不能兴日本联合，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可联合，惟有日本民族不可与之联合”这种非政治的反抗及这种反抗之来由都是出发于中国国民常识之太低弱及与欧美教会教育确收到相当社会成果之所致。 但孙总理与汪先生是始终保持有联日问题的原理的。

第一出发于大亚洲主义，和利害与共，

第二出发于日本反欧美已经胜利，

第三出发于日本能针对欧美的远东政策而处世。

孙总理在第一时期，曾招收了许多日本先进份子做党员，做具有日本反欧美反封建胜利经验之中国顾问，日本在这时期为中国的兄弟革命牺牲者不在少数，而且孙总理将最高党部迁移至日本。在战略上是始终保全其共同奋斗原则的。

当日本与欧美对立程度低落时，孙先生与汪先生同样的劝告日本并严格的批评日本；当日本与欧美对立程度发展时即日英同盟破裂时孙先生正式向日本提出大亚洲主义而且提出联合作战的原则。汪先生从北平扩大会起至今天止始终为这一原则而决定一切；当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对立至战争要爆发时即还都时代汪先生毅然不顾一切的反对而与日本签订了一新条约，在战术上说汪先生亦始终是以日本对欧美关系来决定其态度，这一过程丝毫没有混乱。

反对派的“新理由”是中国之对日政策应该以日本对中国的关系来决定，而不应该以日本对欧美的关系来决定。若离开战略从战术上说似有“理由”，但在战略上这种说法是帮助欧美，是欧美帝国主义的应虫，根本就不懂得战略错是原则问题，战术错是工作问题，这与大亚洲主义三民主义的对日政策丝毫不相同了。也无怪乎他们今天不走上为欧美帝国出肉持刀而杀亚洲人同种人的道路了。

有人说，“孙总理在武汉起义时代并不反对英美，是后来才反对英美”。这一方面是侮辱总理，同时也是误解总理的当时政策。三民主义的第一目的是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他的民族主义的主要精华就在这里，他反满清是联结清朝无力反抗且屈服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意义上而决定的，“予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他一生在英美势力范围内之活动是指挥华侨的革命活动，并不是与英美有什么政治上的往来活动，他在伦敦被难是历史的铁证。他在武汉起义对日的政策是联合，其对英美是使之不支持满讲的统治。他具有伟大的天才，知道那时的民众只知道恨满清、恨外人，还不知道外人中谁是友人谁是敌。所以他没有在武汉起义提出更进一步的或过早的口号。既怕与“排”的口混淆，而使英美支持满倩；也怕与盲目的“排外”口号混淆而与他的联日战术相混乱，这是总理在政治战略战术上的天才。自一次大战至五卅时代的前夜，中国社会状变了，中国民众对英美的认识清楚了，于是孙总理将他的素志国民革命的全部原理在广州的大演讲中发表了，绕道日本在日本的演讲中将他的大亚洲主义也全部公布。这是铁一样的事实，谁能否认？

其次是对内问题。

有人说“孙先生以前并没有提出要反对土劣买办军阀地痞流氓的，他并没有确认为这些社会成份是英美的在华内应机构。只有汪先生在十四年后才单独提出来的”。

不，在反抗满清统治的时代，那时中国社会成份的分化是相当混淆，而满汉两族的界限分化是相当明了的，即后者显明于前者。同时那时的主要敌人是满清是旗人，所以那时的口号是“排满与汉”，至推翻满族政治为止。对土劣买办与地痞流氓问题在战略上虽是列在被打倒的对象之内，（二次革命的对象）但在战术上是采取使之中立。否则就不能很快的推翻满清政治。因为那时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工作已有成绩，中国已到处有他们这社会结构，党内的力量与成份又太混杂及社会的分化尚未显明，孙总理乃采取了一个胜利了的撤退政策，而作为二次革命的准备，即一方面暴露袁世凯及土劣买办军阀和地痞流氓的恶迹，一方面重新调整党内工作的一切准备。

对的吗？对的，土劣买办与地痞流氓的恶迹在尚未昭明时，在排满的馀愤尚能遮盖土劣贺办与地痞流氓的恶迹时，民众是不会立即跟着党来实践新的政治任务的。党不采取一个暂时与民众休养及暴露新对象与新计划政策，必定失败的。

可是，孙先生在南京让位后即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在工具的工作，对党内反对叛徒，对党外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以迄到广州组织护法政府。这一段历史汪先生日为国民革命第二的期开始，否则什么叫做护法政府呢？

总之党内十馀年的纠纷，从原则上是党内外反革命与党的正统思想正统组织的纠纷，汪先生之所以守护三民主义并发挥三民主义同时又必然成为今天之汪精卫主义者其根源在这里，只有将战略与战术或目的与方法混为一谈者才不知之。

对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组织问题，随瘠国民党的战略与战术问题会闹过数十年之纠纷，孙总理自己会将党改组过数次，汪先生亦将党改组过二次，这是什么原因，其中理由安在？

一个政党的组织是依据他的目的与方法即依据他的战略与战术来决定其组织范围的。组织和目的与方法三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例如党以推翻满请为目的时，他的方法是使一切帝国主义不有一国去支持满，使一切汉人不有一个去支持满清；但对满清长期豢养下来的士大夫集团，如讨伐洪杨之役的那些会左彭胡集团及张勋以至新一点的保皇党集团加以打击。他的民众组织范围是一切能反满请的全体汉人，他的党的组织对象是一切有反满请觉悟的各阶历的先进份子。目的，方法，组织三者是统一的，这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民党的总概况，这一概况在今天的任何文献中都可以证实的。如果有人要问“那时革命成功为什么这样快？”我们的回答就是：“那时党的目的，方法，组织三者统一，这是胜利的根据；那时满清已无一支巨力能支持他，每一支巨力都被革命党使之中立或使之同情并参加革命，这是条件。所以胜利就很快了”。或者又有人问：“以后的革命为什么又这样难了”？我们的回答是：“以后的目的是反欧美帝国主义了；以后的方法是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郎凡能反欧美帝国主义的民众要唤起及同受欧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或与欧美帝国主义能对立的民族要联合）；但对欧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买办阶层及土豪劣绅，要加以打击。以后的组织原则，在民众方面是指一切能反欧美帝国主义的全中国同胞包括五族。在党的方面是全中国各阶层反欧美的觉悟份子也抱括五族。设若是将这三者混乱了，革命就难于成功，难于胜利了”。最新鲜的例子是今天之魂方，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反抗欧美帝国主义？他们的方法是不是唤起反欧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民众及联合世界上被欧美帝国主义压迫或与欧美帝国主义对立的民族？他们的组织原则在民众方面是不是以一切能反欧美帝国主义的民众包括五族为对象？在党的方面是不是以各阶反美帝国的觉悟份子为对象呢？恐怕一个也不是，这就是革命不能迅速成功而且愈弄愈糟的近因。

从这些史实上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心的组织原则是：革命组织要与革命日的革命方法一致，革命组织若混乱，革命目的必混乱，革命方法也混乱；革命目的若混乱，革命组织必混乱，革命方法也混乱。革命目的若变动时，革命组织革命方法亦有变动；革命目的不变动时，革命方法虽有时可变；但革命组织决不能变动。

满清推倒后，革命目的已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了，即由反满清统治转到反欧美侵略了，所以那时总理乃几次改组党及党的外卫组织，至十三年而瓶召反英对英之北伐；北伐至武汉后，党被欧美罝办与共产党分裂，组织混乱了，其影响的革命目的与方法也必然混乱，所以汪先生急起而提出夹攻中的奋改组党及党的外卫组织；中日战争爆发后，党的革命目的与方法固然乱了，党的革命组织也同时乱了，所以汪先生山河内来到上海而重组党的中央，重申党的目的与方法以至于今日，而洗刷了党的政治日的与方法及党的组织原则。

我们先读一读汪先生复林柏生先生的一段信，他说明了木党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民族的，本党的组织自然是民族的，是由各阶层先进份子而联合的；换一句话说，革命目的是民族的（反帝），革命组织自然也是民族的（各阶级先进份子的联合）。

他信上说：

最紧要的工作，莫过于清釐本党理论。这种工作，如不能做到，则其他一切宣传运动，种种工作，几乎无从做起，如今来信所说的“本党之目的（组织目的——者），在于集中被压迫民族中各阶级之最觉悟的革命份子，组织之，训练之，使成为一超阶级的革命党；”“故本党既非代表任何单一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谓本党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固谬，谓本党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尤谬；”真可说得反共以后清本党理论的一篇重要文字。有了这种理论，则此后本党同志得了方针，不致误入歧途，这是我所最欢喜佩服的。来信所说我从前在论文及演说里，也曾说过一二。例如“党与民众运动”里头有一段说：“我们相信中国之国民革命是以帝国主义为对象的。所以必须唤起一切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众，以从事国民革命，因此国民革命的党，天然是多阶级的，凡是多阶级的党，必不能以一阶级的专欲而底于成功，故非各阶级集合一个共同目的之下，为共同目的而奋斗，同时调节各个阶级之特别目的，则此各阶级终必不能得真正之联合，党的领导之必要即在于此。”这段议论，与来信所说大致相同。。。。。。。

总理说：（汪先生引总理的话）

“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到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抗抵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又说：“要把我们国家的自由恢复起来，就要集合自由成一个很坚固的团体，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国家成一个坚固团体，非有革命主义不成功。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

所以“本党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实在是三民主义里一贯的理论。。。。来信又说到‘超阶级性的结合，其形成当较任何单级或复阶级性的结合为尤难”。这一段议论，将历年本党复杂纠纷之原因和盘托出，我读了之后，只有悲从中来。如今本党有些号为同志的，其步骤已经和民国元年以后的样子差不多了。他们（指当时投降英美的一批同志——笔）已经一交跌倒在帝国主义的怀里。要和北洋军阀及其豢养之官僚政客争食馀了。他们已经把三民主义里头所谆谆指示的话忘得一句不賸，而且向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先生，他们已经连主义都丢掉了，你还说些“组织”“纪律”做什么？你不看见他们已赐了我一个党纪先生的头衔么？老实说一句，他们党且不要，何咒于纪？我于悲从中来之后，我依然擦干我的眼泪去和他们争斗，我定要将他们的劣根拔去，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可恶。（四卷五十四页）

这是汪先生一生为党的组织原则奋之理论根据，他对那些投降英美帝国主义的同志万分的愤恨，他发觉了革命目的与党的组织发生混乱对中国前途非常危险，他把握着总理的遗言（如上面引句）作了科学上的说明，他预言了今日渝方所走的道路与乎结果。

我们再读一段汪先生对群众的组织理该根据及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解释。

汪先生说：

如今要问如何缘能得群众呢？国内的军阀和国际的帝国主义，如此勾结，如此压迫，真真是存亡危急间不容发，若待到群众慢慢的了解过来，然后革命成功，那真真是远水救不得近火了。所以我们今日，不能不想出一种催促群众了解的方法，也就是缩短革命时间的方法。这方法第一要问的，我们是不是要为群众利益而奋斗？如果不是，那就与群众毫无关系，或者竟是群众的敌人，什么也不用说了；如其是的，我们终可以得到群众的了解。于是第二要问的，我们如何能使众快快了解？须知群众的意思，是散漫的，是暗昧的，这是进步迟愉的总因；我们如果要催促他进步，须要将他的意思，整理起来，显著出来，我们能够集中群众的意思，继能够集中群众的力量；于是第三要问的，我们如何能集中群众的意思和力量？我们可以答道，除了结合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没有第二个方法（二卷八十四页）。

汪先生在民众组织问题上对于欧美帝国主义有直接关系之人，主张给以无情的打击。

第一种人是买办集团，他将办集团产生的原因及买办集团与中国民族的关系作了基本的说明。而且指出能致中华民族的死亡者买办集团是民众中第一种敌人，他将这些人的人格道德爱国心作了尖锐的斥责排斥于民族民众之外，同时他在反抗

欧美帝国主义的情绪上，对以前那些抵抗方法不良的民众表示崇敬之意。他这样说：

“庚子以后，中国因为抵抗的方法，没有效验，便索性不去抵抗了。大家抱着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来欢迎帝国主义。欢迎他们到中国来掠夺原料，消售商品，欢迎他们来制中国实业的死命，欢迎他们来制中国社会经济国家财政的死命，一般人民渐渐的以洋货为时髦，以国家为背时的东西，这种见解，渐渐的成为风气。更少的败类，依附帝国主义的势力，为虎作伥。于是一种“买办式J，始而流行于实业界，终至流行于政治界。及至买办式有了左右中国政治的势力，中国之离去亡国灭种，便不远了。他们提起了从前“摆马桶阵”，练拳头，舞大刀的人反抗帝国主义，都大笑的说是野蛮。其实他们的爱国心和人格，比起从前那些人，真真有云泥之隔，如果照着他们这样的做去，殷盐不远，美洲的红入，非洲的黑人，澳洲及南洋群岛的棕色种人，以及印度缅甸安南，便是榜样。”（三卷十二页）

汪先生在组织民众问题上对那些间接与欧美帝国主义的人，亦给以无情的打击。

第二种人是投降欧美帝国主义的军阀及土豪劣帅，他将他们亦排斥于民族民众之外，他反对一切旧军阀新军阀及其蟊贼（土豪劣绅——者），他指出这些人不仅压迫民众组织而且愚弄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组织，不仅是民众组织的敌人，而且是党的组织的敌人。

他说：

“对于军阀呢，孙先生在十三年十一月里明白说过，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而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如今呢，拥兵自卫食民自肥的形态，较之从前所谓军阀，不顾同样机起，还要加甚。在这种形态之下，人民的痛苦情形，要看那一处军队增加的数目，便可得其比例。在这种形态之下，那些依附军阀的人民蟊贼，还不断的凑趣，说甚么“索性把党也交给武装同志”。这种说法，比较起从前捧北洋军阀的进步党，捧西南军阀的政治会，还要肉麻。因此现在的军阀，对于政治的手腕，比较从前的军阀，也就高明得多。从前的军阀，对于国会憎厌愤懑，所用的手段，是压迫摧残，拙劣极了，如今的军阀，对于党，有时也川压迫摧残的手段，有时却偷摸撮弄，转形变性，种种把戏，无所不有。（四卷一百二十一页）

以上的敌人大概是汪先目为从右边来反对革命的民族敌人，即买办军阀及依军阀的蟊贼（笔者认为是指土豪劣神）；同时汪先生亦反对从“左”边来反对革命的敌人，即共产党，虽然汪先生认为右边联段，左边联共，有打毒针医病的作用；但病愈此毒针即要停止。

他说：

中国国民党所信奉的，是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是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是不会走到一条路上去的。虽然在国民革命的奋斗过程中，有暂时携手之可能，但也不过暂时携手罢了。国民党里头，都是这样想，共产党里头，更是这样。莫斯科孙文大学的出版物，告诫共产党道：“我们（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不是主义。可谓说得最露骨了。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一个横在胸中的问题，是携手到几时才分开呢？这问题的解答，人人不同。在莫斯科，托洛斯基拉狄客的见解，便和斯达林布哈林不同，托拉诸人主张早些分开，斯布诸人则主张共产党要一直做到国民党共产化为止。中国共产党里头，也是不一其说，要以遵从斯布的为多数。那就不是携手政策而是袭取政策了。国民党里头，对于几时才分开的见解，也是言人人殊，如要明白几时分开才是恰好，祇须拿毒针做除，一个人有病，打对症的药针，那怕是毒药，只要对症，便是良药。如果病好了，乐钋就该停打。不然，便会弄出别的病来。如今同志里头，有主张自始就不应该联俄容共的，这不但抹杀了十三年以来的事实，而且也不冤蔑视总理当日的苦心了。至于有些直至今日还主张维持容共政策的，那就利于开善后会议之后还主张联段。因这两种主张，病根所在，由于不明了国民党之主义政策，及不明了共产党是什么。恰如不知医理的人，不明了打青乐针的用处。于是或以顽然反共为己尽忠实的国民党员之能事，或以为要不是共产党就得了，共产主义是革命的，持共产主义才是左派。因革命理论不楚，以致革命运动荒谬，实是一件可忧的事。（四卷一百五十一页）

关于汪先生的组织理论的结论，我们用不来另外作了，他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他在党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上，他在党领导民众从右反对那些国内敌人及从左边反对那些国内敌人或者向右边或左边采暂时联合时作战时应该在如何时候要分开，如汪先生所指的“联段”“联共”两问题等等都已引证很多了，总之汪先生的组织理论是与革命目标，革命方法完全一致的，现在再借汪先生自己一段论文作汪精卫主义的组织原理问题的结论。他说：

“一般革命同志在十三年改组以后，开始对腐化势力作战，摧陷廓清的结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统一，北伐得以进行。在十六年以后，除了对腐化势力作战之外，还要对共产党恶化势力作战，一般革命同志，便陷于夹攻的形势中了，革命进行，因以跌，一般革命同志，也因以受重大损失。当时我们主张在此夹攻的形势中，应从事整顿革命同志的队伍，其整顿的方法，为甄别人才，清理论。我个人于十六年冬间，被迫去国，不能从事工作，至为痛心，但是十七年间，一般革命同志，却于整顿上得了不少的成绩，这是从国内外革命同志所发表的理论和行动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十七年间，一方面虽然是反革命势力复兴，而另一面却是革命势力之团结，我们今日最大的工作，不外乎此，革命势力之团结，由巩固而发展，则定能为一般民众，从腐恶势力的夹攻中，杀出重围，以博最后胜利。（四卷一百二十五页）

这一段论文在今天仍是极新鲜极合乎现在环境的。而且是博得最后胜利的预言，每一个国民党党员要起而争取这最后胜*的实现。汪先生在组织问题上已将孙总理的革命组织理论守护着，不仅守护着而且发挥了并战斗化了，这是汪精卫主义的第三个成因。

革命运动，本质上就是国民运动，革命运动，除由国民运动这条路上去寻找革命的主力以外，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到达这国民革命的目的了。虽然，革命的国民运动有时向民众的右翼政治势力采取联合，或者有时向民众的“左”翼政治势力采取联合，例如以前的“联张联聚”及“联俄联共”其主要目的是在征取民众的主力站到自己方面来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力。没有这一目的，则一个政党的联合运动是多馀的了。所以汪先生说：‘国民革命的责任，是要由民众自己来负担，国民革命的利益，是要由民众自己来享受’。这是守护丼发挥了孙总理的“民治民享”的基本原则。国民运动的基本出发点也就在这里，这与蒋介石先生为实现其亲善欧美帝国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其政治意义有天壤之别。离开革命的目的（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离开革命的方法（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离开三民主义的党的计划（各阶段之战略战术计划）而谈“国民运动”意义与内容者，这与孙总理及汪精卫主义只相反而不能相成。

党的“革命运动”过程史，本质上就是党的“国民运动”的过程史；换一句话说，“革命运动”诸阶段，实际上就是“国民运动”诸阶段。但党史的过程与阶段，与国民运动史的过程与阶段，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因为党是各阶层的先进份子的自身运动，国民运动是指党领导的全面性的民众运动，他是以党的号召作用工作作用，而策动的高潮低潮来分过程与阶段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国民运动”划分为三时期；同时，中国反革命势力与欧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亦可以分为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满清统治屈服于接受欧美帝国主义之束缚时代，贵族及保皇派各集团附之。即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的时期，自片烟之战至满清被推翻为止，这一时期的“国民运动”难不全部的是孙总理所发动；但最后的总发动，总领导是孙总理的革命党，这一阶段的史实我们用不着多说了。第二个时期是北洋军阀为欧美帝国主义保障井加强不平等条约之继续有效时代，买办土劣附之。自袁世凯时代起迄至北伐胜利时为止，这一时期的“国民运动”几全是以孙总理的领导为中心，这一阶段的史实我们也用不着多说了。第三个时期，是欧美买办阶级及土豪劣绅跃进了政治舞台并统一经济政治军事诸力量，一方面藉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和缓反欧美的“国民运动”，另一方面藉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而加强其对日磨擦以分化东亚而开展其高度的反动的亲欧美的“新生活运动”以代替革命的“国民运动”了，自汪先生在南京党的大会上蒙难受伤日起，至汪先生回国主和与德大使调停及汪先生离渝而至还都之日再行号召反欧美帝国主义的，亚洲诸民族团结一致的，孙总理大亚洲主义的“国民运动”日为止，这一时期的“国民运动”全是以汪先生为领导的，即今日已定为“新国民运动”的时代，其纲领是一九四一年末颁发的。

这三大时期的“国民运动”，中间都经过长期的过渡期，在这过渡期中，汪先生与孙总理总是在一块作艰苦的奋斗。第一个过渡期是满清末叶，一方面有神化式的义和团运动被贵族出卖，另一方面有康梁君主宪运动来和总反欧美帝国主义反满清统治的革命的“国民运动”，那时汪先生是站在最前线代表孙总理与康梁作斗争的。汪先生交集的第一卷诸巨文都是这时期的战斗作品，对号召当时的民众脱离康梁影响而参加推翻满倩的辛亥革命的“国民运动”起了决定的作用。第二个过渡期是推倒洪宪至北伐前后，党在这过渡之末期有更大的“联段联张”与乎“联俄联共”等政策上应用不同之纠纷，汪先生又是站在最前线代表总理的意见既与腐化势力又与恶化势力作斗的。汪先生文集的第二三两卷几全是这一时期的斗争文献，对号召当时的民众已于北伐出动前反西山会议派，北伐至郑州后反共产主义派，而争取北伐发展至北平迄至东北改换青天白日旗为止的革命的“国民运动”又起了决定的作用。第三个过渡期是英欧扶植中国之欧美派，打击中国党之中日亲善主张，（我们认为中日合作是总理的大亚洲主义，是党的主张，不是什么“亲日派”——作者）致造成了党的大会上对汪先生的行刺，及中日战争等巨案与乎汗先生离澡而来上海改造党的机关，政府中央机关，进而至于在日本与英美战争爆发后即根据总理的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而发动今天之“新国民运动”，但这一过渡期尚未终结，因为对内尚未在广大的，高潮的国民运动中求得统一，对日本的合作，对亚洲的各民族的联合亦未发展至总理大亚洲主义所决定是的阶段。三个“国民运动”的过渡期，是“国民运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但汪先生在每一个过渡期都起了决定的作用。

汪先生在“国民运动”的第一期是怎样为三民主义的党去争取民众力量的？那时候一方面有神化了的义和团式的“国民运动”，这运动虽被满清贵族出卖；但他们是一种未上革命轨道的反帝“国民运动”，“扶”是反动的，“灭洋”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有保皇党立宪式的“国民运动”，这运动虽被贵族镇压；但他们是一种改良式的要求钦赐民权的“国民运动”，“保皇”是反动的，“立宪”不是反动的。二者在民众中均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二者均有裁留了民众跑人孙总理所号召的三民主义的“国民运动”中的阻塞作用，在这时期的社会情况中，孙总理与汪先生所决定的政策就不能不一方面透过秘密会党去争取那些被义和团影响所裁留的反帝民众；另一方面就亲身跑入到会党中学生中知识分子中去争取那些被康梁所影响的青年知识份子了。

总理说：“民族主义能长期存留在下流社会中是好的；但下流社会中知识太幼稚，自己不能利用这民族主义，反被他人利用了自己”（民族生义第三讲四九页）。

又说：“保皇党一个也不是满洲人，完全是汉人，他们经过洪门会，三合会打进了海外华侨中的致公堂，向他们宣传保护满清，消灭他们中的民族主义，因为他们原来的宗旨是反复明的，不是我们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民族主义在那里亡了”。（见民族主义第三讲四六页）。

汪先生当时更深入的发挥了总理的这种意旨，他认为神化的反帝抵抗，其方式虽愚笨，其意义极光明，比向欧美帝国屈服的知识份子其人格有云泥之别。（见组织原理斥责买办式的社会人士一段引文）。

汪先生对保皇党更斥资无遗，他责“康有为之满汉不分为人妖”，斥梁启超更不足道矣”。他力申“排满是达民族主义之目的，立国是达国民主义（即民权民生主义—————笔者）之目的，此两目标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以彼为手段”。

（见汪集一卷二八页）

汪先生在“国民运动”第二期，是怎样为党去争取民众的？这一时期一方面是与欧美有关系的西山会议派，想取消民生主义而讲“二民主义”，师从右边裁留民众不使参加党领导的“国民运动”；另一方面是与苏联有关系的共产主义派，想赤化民生主义而讲“阶级斗争”，即从“左”边来裁留民众不使参加党领导的“国民运动”。二者在民众中均亦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二者均有裁留民众跑入本党所领导的三民主义的“国民运动”的阻塞作用。在这时的情况中，总理是逝世了，汪先生怎样办？第一步尖锐的反对西山会议派，争取西山派影响下的民众到党方面来。这是在总理逝世一周年内的时代，即巩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时代。第二步深刻的反对共产主义派，争取共产派影响下的民众到党的方面来。这是在北伐到了郑州的时代，即巩固革命根据地长江流域的时代。

第一步汪先生容忍共产派，反对西山派的“二民主义”，他严格谨守总理的遗训所指示的革命的目的与方法而保卫了总理的民生主义。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就在这里。后来他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会上，更具体的指出这一中心以号召当时的民众，他说：

“我们看，现在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帝国主义，一条路是反帝国主义，再不会有第三条路，我们走上英美帝国主义的路上，可以不？比如日本先五十年改革了还可以，但是我们迟了五十年，现在中国差不多做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已经一天一天扩大了，不是我们叫他们走，他们就会走，所以要走上英美帝国主义的路，中国只一买办阶级的资格，因为英美帝国主义，就是想拿中国当作殖民地，决不肯放松，使我们走到他们的路上去，最多不过使我们做成一个买办阶级而已，买办阶级就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别名，我们想做买办阶级，就反对民生主义，我想将来帝国主义走狗这个名词，一定比勋一位还要高。我今天不是说笑话，是确有事实的。从前满清对于有功的人，就加上巴图鲁的头衔，满洲话说巴图鲁就是狗的称呼，满清的官僚，做了提督不高兴，一加上了巴图鲁狗的称号，就很高兴了，我们如果想取消民生主义就只有这一条路。第二条路是怎样的呢？就是反帝国主义，是要解放一切殖民地使成为自由平等的国家，同时还要大多数穷苦的工人农民一齐唤起和所有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通通起来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路上，大家想方法来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是总理所说的衣食住行四大端解决的方法。我们对于特殊阶级，要压迫他们的支配，节制他们的资本，平均他们的地权，使多数穷苦人都能享受衣食住行的满足，得到自由平等的幸福。我们既然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跟英美帝国主义的尾巴，一条路是跟世界上大多数的平民共同奋斗，共谋幸福，我相信人类有四分之三是平民，除了那想保守特殊阶级的少数人之外，决不会想走上帝国主义的路上去，本党的主义完全是为大多数穷苦工人农民，绝对不许我们去作特殊阶级，十四年的北京西山会议就是想保存他们的特殊地位，所以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这些乱子撤消，不留馀地。（三卷一百二十页）我们记得广大的民众那时不去拥护西山派，而参加党的反英讨吴的“国民运动”，这起因于汪先生反对西山派取消民生主义是主要的原因。共产派那时大揩油，认为汪先生反对西山派取消民生主义即是同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西山派那时亦客观上附和共派这种意见，说汪先生是屈服于共产派了。他们均未在问题的钥匙上去了解。（即一个是阶级协调的民生主义，一个是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在“国民运动”的方法上是绝对相反的）。

第二步汪先生停止了反西山派（该派此时已瓦解或转化》，反对共产派的赤化民生主义，他又严格的谨守总理遗训所指示革命目的与方法而保卫了总理的民生主义，武汉分家的中心问题就在这里。在政治上汪先生的“挟攻中的奋斗”及“我们有没有错误”两历史文献可以千百遍的去读。我们下面的引文是比较理论的文献，我们知道那时的民众被共产党思想影响比较深刻，不从理论上作斗争，则不能将共产党的国民运动击破而开展党的后期北伐及更大规模的党的“国民运动”，所以汪先生那时对党内外号召了理论上的斗争。

他说：

“我们容共是一种政策，他们加入国民党，也是一种政策，这是很明白的事实。但到何时才分手呢？这一个问题怎么解答呢？这应该以时代环境如何去解答。时代环境变了，政策不能不变，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当然也是如此，不过总不外跟时代环境如何而定的。因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总不能永远合作在一起的（三卷二二三资）。

汪先生为防止因反共而终止了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起见，他特为“反共与反帝”作了一段基本的说明。这一段说明，已成了“西安事变”与“泼方政策”之预言。汪先生说：

“本党之反对帝国主义，与共产党之反对帝国主义，其精神面目，完全不同。本党之反对帝国主义，其理由在总理所著的民族主义里，说得最为详尽，民族主义之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第二步在求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之解放。帝国主义是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对头，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之对头，所以要反对他。而共产党之反对帝国主义，是为第三国际着想，不是为中国着想。他的心目中视第三国际为作战的大本营，视中国为作战的一支队，如果于全盘战局有利，虽牺牲一支队而不惜，所以于第三国际有利时，则牺牲中国以为第二次国际战争之导火线，（预言——笔者）亦所不惜。此与本党民族主义之目的步骤，大是相反的。至于反对帝国主义之方法，来党主张用文化，军事，政治，经济种种力量，以对于帝国主义，为积极之抵抗，而最低限度，则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断绝束缚中国自由平等之锁链。与共产党之滥用排外手段，更大是相反。从前本党容共时代，宣传里头不免往往夹杂些共产党的调头，这应该注意矫正的。至于痴想到本党共以后，便不妨抛弃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这是说梦。（三卷二百页）

汪先生知道当时倘有广大厨的中下民众一部份固在汪先生领导之下，一部份是受了共产派的影响，他对这一方面亦作了基本的解释，说明了那时“国民运动”之本质。

他说：

“本党唤起民众之目的与方法，也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本党为民众而革命，并非为革命而求民众。其所以唤起民众乃要使民众知道革命与民众本身有切肤之关系，使民众起来，参加革命，使革命的利益归于民众。同时还虑到民众的能力，须以渐渐养成，故定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计划步骤，使民众的幸福，与民众的能力，同时增进。至于各民众之问（各阶层之间——笔者）则务引导之，使向于共同的利益而进行，而务引避其相互间之利益冲突。此于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其他重要宣言训令决议案里，已不惮反复说明。至于共产党呢，口里说为民众而革命，其实是为革命而求民乐，口口声声无非说怎样“抓住民众”，抓住二字，何等凶狠，恰如鹰抓住兔一样，而其所谓民众，在无产阶级已发达的地方，顾是无产阶级民众，在无产阶级未发达的地方，则无业游民，也算在内。抓住了这些无产阶级与无业游民之后，对于其他不过各阶级民众一味打倒，有的说些“联合农民”，有的说些“联合小地主小商人中地主中商人”，有的说些“联合小资产阶级”，其实所谓“联合”不过一时抓住了作工具，以后仍然要打倒的。这样东打倒西打倒，各阶级民众固然被打得七零八落，而所谓无产阶级，也因经济衰落的连带关系，成了失业工人，于是无业游民的集团势力，愈见浩大，而共产党即利用之操纵之，以为夺取政权之凭借了。一般民众所惧怕的是经济衰落，而共产党所求的，正是经济衰落。一般民众所忧虑的是社会恐怖，面共产党所断求的正是社会恐怖，他要将一般民众因阶级斗争而死亡的尸骸，做他们跳上政治舞台的脚垫。此是共产党与本党极端矛盾的所在，也是本党共的最大理由。如今骗共以后，共产党说本党不要民众了。本所不要的，是矫揉造作出来的假民众。花四角钱，一个人手持一面小红旗，口里大喊，这样的老把戏，实在看惯了，也看厌了。本党绝不要体检假民众。本党所要的，是一般为民众而革命的人，有目的有方法有步骤的，来领导民众，参加革命。固然要使民众知道革命的成功，缘是民众利益的总汇，同时也要于革命势力所及的地方，于可能的范围内，将民众的利益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使民众知道革命势力所到，便是民众利益所在，即使有时不得已而使民众牺牲利益，也必要使民众知道少许之牺牲在目前，而巨大之收获在将来。于是民众对于革命，缎能渐渐发生与会，发生信仰，能渐渐起来参加革命。革命与民众之利益关系，日益密切，则民众与革命之关系，也日益密切，这样继是真民众，才是真的革命民众。我们不但不能如军阀官僚之不要民众，而且不能如共产党之矫揉造作假民众，我们所要的是真民众，是真的革命民众。（三卷二百页）

这是那时候一段“国民运动”的基本理论；但那时党内有人开过汪先生，“要分共即应该早下手”，汪先生对这一问题又作了很具体的问答，他说：

【这全在对于时代环境之看法不同，总理为什么要容共，我们试看看十二三年间的情势如何。那时军阀吴佩孚从江西向北江进攻，东江叛军进到石龙，西江连棨变也给敌人占去，南路在邓本殷手里，我们祗有一个广州，但广州有时时可以造反的刘扬，故前后左右都为军阀围住。更有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商团的作乱，帝国主义明白宣言说，你如打商团我便打你，处在这样危险的情势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内部分裂是不许的，所以分共是不许的。虽有许多同志主张即时分共，但都受了总理的结责，默然而止。至于十四年间总理逝世之后，情势还是一样，东江才于三月克复，而刘杨已在广州阴谋叛乱了。六月十二日才把杨刘打倒，而六月二十三号帝国主国者已在沙基杀我许多学生工人商民农民，死的满街是血，想来各位当中，必有些是身历其境的，也不忍多说了。沙基惨案之后，不久东江方面，又被敌人占去，把当日克复东江时莫大的牺牲，弄得干干净净，同时反动派又在广州干起来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张胆的杀死廖仲恺先生。那并非暗杀是明杀的！廖先生被杀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说道，听见他们要用手机关枪来杀我们里。说时觉得很是可笑。明日早晨廖先生坐汽车到了中央党部，他们六七个人真是用大号曲尺装的手机关枪子弹来杀廖先生。那时广州大势，岌岌动摇，东江敌人，已向我们进攻，而南路也同时呼应。在那时候，也有些同志以为容共政策应该变了。但是我们并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为自私，因为自己的利害，这便是极大罪恶，应该受大家严重的惩处。然而，我们当时实因正在把全力去对付帝国主义，对付军阀。（三卷二百二十四页）

总之汪先对容共与反共在上面的引文中已作了一个有体系的说明，与汪先生所体仰总理的目的与方法战略与战术是一致的。

汪先生在“国民运动”的第三期又是怎样为党来争取民众呢？这一时期一方面欧美帝国主义与苏俄打成一片，另一方面涂方政府与中共延安亦打成一片。民众中一方有反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反和平的巨大影响。远东的情况，虽有东亚与欧美战争的爆发；但泼日两方的战争仍然存在。这一期是中国“国民运动”划时代的一期，同时又是最艰苦的一时期。

但汪先生领略孙总理最主要的“大无畏”风格，他于东亚与欧美战争爆发之数日后即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的纲领，根据总理的大亚洲主义的遗言，而预示了这一伟大的“新国民运动”一定要胜利的。

他把握着第一个根据是中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历史根源，中国民众决不会放弃的。因为民众要民族。

他把握着第二个根据是中国对欧美买办式的统治将比反对满清，反对军阀更彻底的。因为民众要民权。

他把握着第三个根据是中国因数年抗战而闹得民穷财尽，人民之衣食住行职业等全都破产，中国民众一定要起来反对中日战争，停战建国。因为民众要民生。

他把握着第四个根据，是欧美对亚洲的侵略与矛盾既是泛的，则亚洲各民族的反欧美运动一定是可能联合一致的。

他把握第五个根据是日本反欧美不能离开中国，中国反欧美也不能离开日本的总理遗训及总理大亚洲主义的主要骨髓。我们今天用不着再多引汪先生在这时期的理论上的文献，因为这一时期的“国民运动”在开始发展中。我们只将这纲领的全文引在下面即够作本问题的结论。

下面系新国民运动纲领：

“战争是国民的总检阅，详细些说，是一国人民精神力的总检阅。在四年有馀的痛苦环境里，我们同胞的优点，以及缺点，都尽情暴露出来，不留一些遮盖，优点应该发挥光大，缺点应当补救。现在四年有馀的中日事变，已一转而为保卫东亚的大战争。在这新关头，没有新精神，怎样能担负这新责任，完成这新使命？所谓新精神，不完全指创造，只要能去其旧染之污，也是自新之一着。换句话说，要有勇气来承认缺点，矫正缺点，尤其是劣点，更要有勇气来扫荡廓，新国民运动，就是着重于此的。

新国民运动，不另标主义，因为我们原有三民主义，以为建设中华民国之根本。我们现在所要问的，是三民主义，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不是由于我们推行力不够，就是由于我们研究力不够。总而言之，是我们精神力不够，“新国民运动”务须对于此等缺点，有对症下药的决心与办法，兹举其网要如左：。

第一，我们为什么不能实现民族主义呢？因为我们忘记了大亚洲主义，“中国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则不能分批建设东亚的责任，而中国自由平等之完全得到，必有待于东亚之解放”。这几句话，直到和平运动开始，方粮觉醒过来。其实大亚洲主义里，早已谆谆启示了，为什么我们忘记了，至于中国踌躇到这般田地？从今以后，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东亚诸国，互相亲爱团结起来，保卫东亚，这是民族主义的着重点。

第二，我们为什么不能实行民权主义呢？因为我们忽略了民主集权的制度，所以表面上崇拜民治，实际上造成个人独裁。从今以后，我们的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一件大事，未决以前，充分的研究，既决以后，一致实行，时时想若知难行易，勇猛的实行，即是忠实的求知要着，这是民权主义的着重点。

第三，我们为件么不能实行民生主义呢？因为我们忽略了发达国家资本，我们如能着重于此点，则国家资本发达人资本自然归于节制，共匪则无所借口以鼓吹阶级斗争，英美之经济侵略，亦无所施其技，何致演成共匪与英美侵略互相呼应，左右夹攻的现象？从今以后，我们要以铢积寸的精神，来发达国家资本，这是民生主义的着重点。

第四，我们如要从以上三个重点着手，则不可不增加我们的精神力，以推行一切，研研一切。因此我们首先要倡导公而忘私的精神，个人对于国家，贡献要多，享受要少，那日啬一已以裕国家，临难则牺牲一已以救国家。

第五，人与人相处，是国家民族力量团结的枢纽，我们对于人与人相处，要牢记以下数项：说话要老实，心事要光明，善点要能用，恶点要能去，并要有闻人善则喜，闻人过则悲的精神，使人乐于为善，耻于为恶。至于同事间之相处，尤其要同甘苦，均劳逸，让美，勿掠美，飨任过，勿诿过；不这样，不配说精诚团结。

第六，浮嚣浅薄，是断送国家民族的根由，我们知道，我们缺点固多，而行动不能纪律化，知识不能科学化是缺点之最大者，从今以后，纪律要由个人及于全体，科学不但要普及，尤其要深造。

第七，中国大多数人，都是赤贫，说不上节约，所以增加生产，最为当务之急。然即就节约来说，用之得当，于民生国计，两有裨益，如多种杂粮，替代稻米，便是一个极显的例。至于极少数人厉行节约，不只是经济上的原因，而且是道德上的原因；就经济来说，消极的把无益的消耗节约起来，积极的可用之于更有效力面；就道德来说，日击大多数人如此铃因，不节约，在良心上说不过去。

第八，从政治社会做起，在最短期间，必须做到弊绝风清，每一个公务员，每一个军人，因应该得到生活上的保障，但绝不能借口于生活上不满足，而有贪污渎职的行为。我们要本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精神，对每一个贪污渎职的人，要像对于蝗虫一样，毫不留情的予以灭绝。

以上所举，包括精神方面的总动员及物质方面的经济建设，虽然卑无高论，然而我们要救中国，要保东亚，舍此无可由之道。所以发起新国民运动，以之自勉，亦以之共勉，至于各项条目，根据纲要，随时议订，随时颁布施行。

大家读了这一纲领以后，可回想到蒋介石先生颁布“新生活运动”纲领，那内容是什么？这内容又是什么？是不是有天壤之别？那一个是亲英复古的，这一个是反英建国的。那一个是与总理的国民运动目的及方法相反的，这一个与总理的国民运动目的与方法是相成的。

本文本固以此纲要作结论，本文全文亦以此纲要作总结论，今后是工作的问题，争取实现与胜利的问题。关于汪精卫主义的几个主要问题，本文已谈完了，最后是：“汪精卫主义完全胜利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