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东坡文钞
◀上一卷 卷二十二·策 下一卷▶

倡勇敢

臣闻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权,英雄豪杰之士,所以阴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识也。

臣请得以备言之。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莛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复之间,而差于豪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自败也。故曰致勇有术。

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相搏,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茍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

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以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昔汉武帝欲观兵于四夷,以逞其无厌之求,不爱通侯之赏,以招勇士,风告天下,以求奋击之人,然卒无有应者。于是严刑峻法,致之死地,而听其以深入赎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驰骤于万死之地,是故其将降,其兵破败,而天下几至于不测。何者?先无所异之人,而望其为倡,不已难乎!

私者,天下之所恶也。然而为已而私之,则私不可用。为其贤于人而私之,则非私无以济。盖有无功而可赏,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责其为倡也。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诛之,而将帅之臣,谨守封略,收视内顾,莫有一人先奋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尽力,不得已而出,争先而归,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无以应,则其势不得不重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无同忧患之臣,而将军无心腹之士。西师之休,十有余年矣,用法益密,而进人益艰,贤者不见异,勇者不见私,天下务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缓急将谁为之倡哉?

定军制

自三代之衰,井田废,兵农异处,兵不得休而为民,民不得息肩而无事于兵者,千有馀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复追矣。至于汉、唐,犹有可得而言者。

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闲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其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馀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有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

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蜀,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

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于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

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馈运之卒,安得不疲?

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无以异于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与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

臣愚以为郡县之土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尝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于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于贱隶役夫之间,而将吏亦莫之训也。茍禁兵可以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已欢欣踊跃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教战守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作坐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太平之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酣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劳苦,而未尝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以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

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茍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之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悚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策断上

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天下谋臣猛将,豪杰之士,欲有所逞于西北者,久矣。闻之兵法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向者,臣愚以为西北难有可胜之形,而中国未有不可胜之备,故尝窃以为可特设一官,使独任其责,而执政之臣,得以专治内事。茍天下之弊,莫不尽去,纪纲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乐业,知爱其君,卓然有不可胜之备。如此,则臣固将备论而极言之。

夫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天下将亡,其发必有门。圣人者,唯知其门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无道不与焉。盖有以诸侯强逼而至于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横行而至于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执权而至于亡者,汉、魏是也。有以蛮夷内侵而至于亡者,二晋是也。(司马氏、石氏。)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门而塞之,则至于今可以不废。惟其讳亡而不为之备,或备之而不得其门,故祸发而不救。夫天子之势,蟠于天下而结于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溃之。其窥之甚难,其取之甚密,旷日持久,然后可得而间,盖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圣人必于其全安甚盛之时,而塞其所由亡之门。

盖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其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先之以戎狄,而继之以吾民,臣之所谓可畏者,在此而已。

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敢问今之所以战者何也?其无乃出于仓卒而备于一时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于一时,当其危疑扰攘之间,而吾不能自必,则权在敌国。权在敌国,则吾欲战不能,欲休不可。进不能战,而退不能休,则其计将出于求和。求和而自我,则其所以为媾者必重。军旅之后,而继之以重媾,则国用不足。国用不足,则加赋于民。加赋而不已,则凡暴取豪夺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动,变生无方,国之大忧,将必在此。

盖尝闻之,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是故国无小大,兵无强弱,有小国弱兵而见畏于天下者,权在焉耳。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权在人也。我欲则战,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昔者秦尝用此矣。开关出兵以攻诸侯,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后应。故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战。如此,则权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秦惟能自必,而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诸侯之利,固在从也。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秦则不然。横人之欲为横,从人之欲为从,皆使其自择而审处之。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则权之在秦,不亦宜乎?

向者宝元、庆历之间,河西之役,可以见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后战。其终也,逆探其意而与之和,又从而厚馈之,惟恐其一日复战也。如此,则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志,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则莫若使权在中国。欲权之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而后天下之权,有所归矣。

今夫庸人之论,则曰勿为祸始。古之英雄之君,岂其乐祸而好杀。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当时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为敌国无衅而我则发之。夫为国者,使人备已,则权在我,而使已备人,则权在人。当太宗之时,四夷狼顾以备中国,故中国之权重。茍不先之,则彼或以执其权矣,而我又鳃鳃焉恶战而乐罢,使敌国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则虽有天下,吾安得而为之?唐之衰也,惟其厌兵而畏战,一有败衄,则兢兢焉缩首而去之,是故奸臣执其权以要天子。及至宪宗,奋而不顾,虽小挫而不为之沮。当此之时,天下之权,在于朝廷。伐之则足以为威,舍之则足以为恩。臣故曰:先发而后罢,则权在我矣。

策断中

臣闻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为必至于战,则其攻守之方,战斗之术,固未可以豫论而臆断也。然至于用兵之大计,所以固执而不变者,臣请得以豫言之。

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故二者,皆所以为忧。而臣以为兵之所加,宜先于西。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

今夫邹与鲁战,则天下莫不以为鲁胜,大小之势异也。然而势有所激,则大者失其所以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为小,故有以邹胜鲁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则致死而不顾。是以小国常勇,而大国常怯。恃大而不戒,则轻战而屡败。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使大国而不用其所长,常出于其所短,虽百战而百屈,岂足怪战!

且夫大国,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余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凡大国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数出,而彼不能应。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折而入于千金之家。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

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吴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陈欤?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此者也。

策断下

其次请论北狄之势。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盖非独古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被以羁绁也。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氵重酪之便美也。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

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堠,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后。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

今夫佩玉服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茍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冕垂旒而欲以骑射也。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其后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又逞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入于越。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

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

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邑,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梁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

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窭薮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

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余。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茍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上一卷 下一卷▶
东坡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