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
作者:罗家伦

  自从九一八之后,跟著的就是一·二八上海淞沪之战,我就认为中日战争是一件绝对不可避免的事。等到以后就是长城的战役,造成了《塘沽协定》,到了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对于冀察问题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央军第二、第四两师和宪兵第三团退出北平,宋哲元退出察哈尔,在北平设立“冀察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一连串的事实发生,我更觉得战鼓敲得愈来愈紧。我曾经为了商量冀察事变的问题,经重庆飞成都,我这次飞往成都,关于对日问题向蒋委员长有所陈述,一方面是表示我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亦是代表中央政治会议里面一部分朋友们的意见。我和这许多朋友们,并不是不知道国际情势和国内状况在当时不宜于发动全面的对日战争,但是我们却反对当时亲日派和日本军阀政客胡调式的外交。我们主张要有一个最后的立场和方向,决不能退过这最后防线的一步,可是在没有退到这防线以前,我们亦应当不惜一种有限度的牺牲,免得日本军阀得寸进尺,而无限度的推进。我常常说,对于这般犷悍的军人和狡猾的政客,若是我们以严正的态度来应付他们,多少还使他们不敢过于放肆,这是中国古书上所谓“临之以庄则敬”的道理。当在南京汪精卫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唐有壬任秘书长,对日态度非常软弱,而且唐的行为完全是一种胡调式的格局,在成都委员长行营里杨永泰任秘书长,也是一个以亲日著名的人。当这两个秘书长都在亲日的阵营之中,恐怕有许多其他意见都被他们埋藏起来了,所以中央政治会议里这班反日的朋友们,要我到成都去一趟,陈说我们共同的意见。

  因此,我在二十四年五月下旬由南京起飞,坐了一架专机,改姓为熊,自称为交通部的熊参议,在武汉换了欧亚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沿著三峡江面,飞往重庆,耽搁了一天转机飞成都,和蒋委员长谈了三次,并且每天和陈布雷老是一道吃饭谈天,使彼此的意见沟通了不少。我为了要赶回中央大学来主持毕业典礼,乃由成都坐委员长的专机飞往重庆,在回程的时候,几乎出了一个危险。飞机师在凤凰山的机场加油待发,可是那天气候不好,飞机师不愿起来飞。在这专机上一共有四个人,一个是张发奎(这是他在民国十六年以后第一次和蒋先生见面),还有董显光、端纳和我。张发奎要我怂恿这个飞机师起飞(飞机师是德国人,名叫Lutz),他居然听了我的话。不过飞到重庆上空,云雾迷漫,找不到降落地点,在空中盘旋大约有二小时。张发奎要我劝Lutz 飞回成都,我说我再也不干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听飞机师单独的判断,不能扰乱他的观察和决定。最后找到一个云洞,飞机俯冲下来,找到了一个两江合流的地方,最初以为是重庆,哪知道并非重庆而是合江,于是再沿江低飞到达重庆。下机之后,Lutz同我们拉拉手说:“幸运,幸运,只有十分钟的油了。”我们更不能忘记那时候的飞机没有无线电的设备,虽然这还是委员长的专机。

  因为气候不好,我们在重庆耽搁了两天半,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重庆观察地点,因为我从汉口飞重庆的时候,观察过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势,便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到了重庆,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空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重庆山势起伏,层岩叠嶂,易于防空,觉得这是一个战时设校的理想地点。像沙坪坝、老鹰岩也是我游踪所到地方,可以说我这两天半在重庆的游览,赋给我对于重庆的形势一种亲切的认识。不久我就回到南京,我招呼总务处开始定做九百个大木箱,里面钉最好的洋铁铁皮,存在学校工厂的后边,因为数量太多,不能不搭几间临时的蓬屋贮藏。学校里的人对于我这个举动都觉得莫名其妙,最初还有人谈论,以后过久了,也就把这件事忘了。

  到二十六年六月,蒋委员长在庐山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训练班,召集了将近一千简任以上的官吏,一千四百多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大约二千校官以上的将领,在庐山集中训练,这显然是为了准备将来万一发生的非常事变。同时更召开了一个庐山谈话会,约集了将近二百个全国各界的领袖和知名之士,大家交换国事的意见。那个夏天我被聘为庐山训练团的讲师,同时也是参加庐山谈话会的一分子。就在七月八日的一早,我和太太在一个美国学校的饭厅吃早饭(这个学校暑期放假,房屋租作招待所),在座有邵力子夫妇,忽然蒋委员长来电话,要邵力子去商量要事(当时邵任宣传部长)。邵单独去了,我们同他说,等他回来一道吃早饭。他果然很快的回来,一回来便说昨天晚上出了大事,日本军队借故攻击芦沟桥边的宛平县城,事态非常严重。我问他蒋先生的态度如何?他说非常镇定和坚决。早饭后情报虽然加多,可是大致不过报告炮战的情形。

  那天下午一点钟,我在第二总队向全国中学校长和教务主任有两小时的演讲,第二队的总队长是孙连仲(第一队总队长是胡宗南)。我讲到最后忍不住兴奋起来,可是我不能当众宣布昨晚芦沟桥的事变,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以内的事,同时我也不能够完全缄默,我最后对大家说道:“时局已经到最后关头,可能我们今天在此地讲话的时候,正是华北炮火连天的时候,我们要共同为国家作生死存亡的斗争。”我讲完以后,退到休息室,孙连仲、胡宗南和若干高级将领纷纷地问我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有特别的消息?我就把上午我所知道的各项情报告诉他们,他们亦都兴奋得很。到下午五点钟,我去仙霞饭店看胡适之先生,刚好他从蒋委员长那里回来,我们就在树下的板椅上坐下,他告诉我方才和蒋委员长谈话的情形,他说蒋先生态度比他还要激昂。蒋先生对他说:“胡先生,你从前批评《何梅协定》,我现在撕破《何梅协定》给你看,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已经下令派六师军队进河北省前往应援。”胡先生说:“我们恐怕只有准备打仗吧!”我仍然回到美国学校吃饭,饭后,我走过河东路遇著孙连仲,他对我敬个礼,再同我握手道:“我已经奉令下山.带一部分部队进河北,我今天晚上立刻动身,再见!”

  以后两三天内不断的有若干军事和外交的接触,我因为要赶到南京主持中央、浙江、武汉三大学联合招考委员会,特别是为了出题目的问题,不能不下山回南京一趟。于是我由九江飞回南京,把联合招生委员会召集开会,解决了若干有关联合招考的重要问题,仍然飞回九江转上牯岭。在我离开南京的前一天,我召集了中央大学重要的几个行政人员,秘密地招呼他们赶快准备收拾重要的图书、仪器,陆续装箱,先拿这九百个箱子用,同时一面赶快添置。

  我在离开南京以前遇到军政部长何应钦,我问他军事的情形,他说:“津浦、平津二路已经有一千三百辆车皮准备运输六个师进河北,可是第一列开到正定的时候,宋哲元挡驾,他打电话到牯岭请示,委员长回答的电话是,已经运到正定的部队,先在正定下车,再把空车皮接运其馀的部队,继续集中正定一带。”

  我回到庐山出席十七日上午的庐山谈话会,蒋委员长就在那里坚定而激昂的宣布现在最后关头到了。隔了两天,他在海会寺举行训练团毕业典礼,他对于华北的军事和中国最后的立场,有一个明白的宣布,继续有一篇很长的演讲,题目是《建国的道理》。在结束的时候,他又说:“现在我们到了最后关头,明天我们就要分手到各地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民族作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今天在此可能是生离死别,希望大家为国珍重。”这篇演讲在烈日底下(因为海会寺在五老峰的山脚、鄱阳湖的湖边,气候非常的热)接连三个钟头,凡是在场的人,都是感奋万状,奔腾的热血,沉痛的心情,相对无言,可是大家都有千千万万说不尽的话。第二天我们就下山了。

  我回到南京,一方面很镇定的举行三大学联合招生考试,考完之后,催促教授们赶快看卷子,一方面限定大家在两星期之内把重要的图书、仪器一齐装箱。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战争爆发了,“八一四”南京遭受日本大队重轰炸机的空袭。这队飞机是日本著名的木根井航空大队,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的,那天倒很好,一口气打下他六架。以后南京天天有空袭,但敌人的目标还是在光华门外的机场和若干军事据点。以中央大学为主体并且参加了若干浙大、武大教授的阅卷委员会,在十五日已经把全部卷子阅完(那年投考的有一万一千人左右,评阅的卷子有六万多本)。到八月十九日下午所有的分数一律算好了,由三所大学合组的考试委员会在大石桥中央大学校本部图书馆阅览室开会,大致到了六点钟吃饭的时候,大体的决定已经有了,不过还有若干附带问题尚待继续商讨。六点钟,我们在图书馆楼上开始用晚餐,刚刚大家放下筷子的时候,天空的敌机不断的盘旋,我们起初以为它所找的仍是军事目标,不至于会炸到大学,所以不曾十分注意。

  那时中大的警卫队长李治华君跑上楼来对我说:“敌机在上面盘旋,不怀好意,请赶快到图书馆最下一层半截在地下的书库里坐一下。”于是我约集其他两校的代表和本校的教职员,一共一百多人到地下书库,我为了要结束这个会起见,约集其他两校的代表坐成一个圈子,我自己拿了一把扶手椅,手放在扶手上正要坐下去的时候,忽而听见一声剧烈的爆炸,像天崩地坍一样,屋顶上的水泥纷纷像暴雨般的掉下来。这种强烈的爆炸声音,继续不断有十馀分钟。飞机声音稍小,李治华君又赶下来向我报告道:“后面化学室起火,女生宿舍全部被炸。”于是乎我立刻出来,站在图书馆前的一个大日晷前面,督促本校员工救火。正在救火的时候,又听见一连串不断的爆炸声,天空红色的碎片横飞,响了十分钟之久,我们还是不问,把化学馆的火救熄。女生宿舍被炸变为平地,围墙以外成贤街农场的男生宿舍二、三层楼的门窗,几乎全部被震碎,可是男女宿舍两处均未伤人,只有正住建筑牙医专科学校大楼的工人炸死了五人,校工炸死二人,是最不幸的牺牲者。

  说到女生和男生宿舍受到这种损毁而不曾伤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是其中有一段经过,是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的,我不妨补说一下。南京从八月十四被空袭起,来找我的客人大大的减少了。我的办公室在大礼堂的二层楼上,这个礼堂是为当年开国民会议建筑的,相当坚固,我的办公室就正对大门,女生宿舍靠近大礼堂的左边,是中国式的平房。因为客人稀少,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忽而注意到邻近的女生宿舍,感觉到不妥当,于是坐下来下了一个条子,请女生指导员陈美瑜女士(她原是金女大教授,当时在中大卫生教育科任教),要她把住在宿舍里的女生限定在十九日上午一律搬出去,家在南京的回家,家不在南京的搬到三牌楼中大农学院女生宿舍里暂住。这个条子写好以后,我又在办公室走了若干个圈子,又想到男生宿舍二、三层楼不妥,因为男生当时没有空袭的经验,常常喜欢跑到屋顶上去看敌机,所以我又写了一个条子给男生宿舍管理员吴茂聪和汪瑞年二位,要他们把二、三层楼的男生,一起搬到一层楼居住。这两个条子送出以后,他们三位负管理责任的人,前后都来对我说,这个命令很难执行。女生指导员说,女生因为暑假之后,宿舍人少,洗澡又便利,觉到凉爽舒服。男生管理员说,因为这是热天,二、三楼房屋比较风大,男生也不肯搬,我很严厉地坚持非要他们做到不可。到了下午二点钟,吴、汪两君来报告我说,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把二、三层楼男生搬到一楼。在四点钟的时候,陈美瑜女士到图书馆会场里同我说,费了很大的唇舌,把女生搬出校本部的宿舍,方才搬完,她要请假两星期回浙江省亲,我自然答应了的。

  可是在三小时之内,女生宿舍被炸,他们报告我说炸的时候,陈女士正在宿舍里,于是我下令叫他们赶快去挖。不想正预备了器具去发掘宿舍废墟的时候,这位女教授从倒坍了的宿舍旁边爬了出来,狂奔到图书馆门口来找我,只见她一身都是灰,后头跟著一个女工,原来陈女士从图书馆出来,正准备收拾行李明天回家的时候,忽而炸弹落下来了。女工王妈正帮她在理东西,立刻上前把陈女士抱住往地下一滚,她说:“陈小姐,我们死在一道吧!”哪知这一滚,正滚在水门汀的洗脸台之下,这幢房屋倒坍下来的时候,虽然是石瓦横飞,可是他们在洗脸架之下却得到了庇护。等到轰炸停止,这一排架子底下成了一条小的弄堂,他们就从这弄堂内爬了出来,这是女生宿舍的情形。

  至于男生宿舍,为什么二、三楼炸得门窗无馀,而一层楼学生所居之地没有一人受伤呢?这些炸男生宿舍的炸片却与日本飞机所投的炸弹无关,因为北极阁上有若干门高射炮,有一辆装满高射炮弹的卡车,正准备开上北极阁去时,正值敌机当头,于是就在成贤街中央大学宿舍的墙外停下来。想不到这车炮弹受到了敌机炸弹的破片起火爆炸起来了,因为高射炮弹是挥发性向上的,穿透的力量不大,又在墙外,所以它爆炸的弹片向上飞,把围墙里的树木炸了许多,碎片再飞上去,破坏了男生宿舍二、三层楼的门窗,底下一层反而无恙。

  那一天单是在围墙里敌机投下的炸弹,二百五十公斤的一共有七枚,计四分之三公吨,来炸毁一个不成为军事目标的大学。其中离我最近的一个,就在图书馆书库的外面,炸弹坑距外墙只有三公尺,若不是一个钢骨水泥的墙隔著,那不只是我,在里面的一百多人,恐怕大部分毁灭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大门里马路旁的法国梧桐树下,拿了一支铅笔、一本拍纸簿,正在发号施令督促大家工作的时候,有四个女生跑来谢我,我说:“你们真是小孩子!昨天你们还不搬,以为是我的虐政,今天倒谢起我来了。”也有许多男生来对我作同样的表示。这是一件很巧的事,许多迷信的人,或者以为我有什么神灵帮助,说不好听一点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巫术,其实我以为灵感都说不上,只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在危险的时期,把他责任以内的事,多用了一点心思罢了。那一天还有一件可庆幸的事,就是在被炸毁的牙科临时房屋之内,有几十箱贵重的仪器,就在那天早上搬到下关,上了轮船向上游起运。

  我虽然把一部分图书仪器开始搬运,可是这种措施,并未奉到命令,对于校址设在何处,虽然我自己胸有成竹,可是并没有呈奉政府决定。说到把中央大学迁移这个问题,当时正是议论纷纭,主张不一:卫戍司令部为了怕动摇人心,是绝对不希望中央大学搬的;教育部当时仍然希望中央大学在郊外选择比较安全的地点开学;胡适之先生主张我搬到安徽的九华山去;张岳军先生主张我搬到牯岭新造的图书馆和训练团里去。学校里许多教职员受了“蜀道难”的影响,都不主张远迁,有的主张至多迁到武汉,暂借武汉大学上课,说得顶远的,也只是到宜昌为止,到重庆几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我研究一切军事、地理和经济上的条件,有迁到重庆的决心。可是在中央大学没有轰炸以前,这个问题是在任何方面都难于得到赞同的,现在受了这种严重的轰炸以后,自然我说话容易一点。可是要迁得这么远,仍然是一件不易得到同情的事,我于是亲到陵园向蒋委员长说明理由,请他主持。我们讨论的结果,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援,使我可以放手的进行。

  我回校以后,立刻请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经济系教授吴干先生向重庆出发,医学院院长戚寿南先生向成都出发(因为成都华西大学有医科,所以我想到把医学院搬到成都,对于功课上容易进行),而教育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先生向湖南出发,请他在两湖一带亦做一个大致的观察,看是否可以发现适当的位址。他们都有极好的精神,我早上同他们讲,他们连自己家庭的安置—概不顾,下午便出发了,这种精神是极可佩,而极能使人感动的。在重庆和成都两路接洽的结果,来电报告都很圆满,正如我所预期。到两湖这路,王书林先生虽然很辛苦的跑了若干地方,却找不到真正适宜的所在。他在路上还遇著一件不愉快的插曲,他道经醴陵,是当时省政府主席何键的故乡,何键当政引用他乡亲最多,所以湖南人说他是“非醴不仕,非醴不听”。这位醴陵县长把王教授当奸细拘禁起来了,王告以是中央大学教授,并且把公函给他看,这位县长不知道南京有中央大学。他问校长是谁,王先生说是罗家伦,这位县长说:“这个名字,我倒仿佛听见过。”这倒是对我意外的恭维,使我受宠若惊!可是我和这位县长大人距离究竟隔得太远,使我无从为力。幸而王先生情急智生,想起了他的老同学朱经农正在湖南省政府做教育厅长,于是乎由王出钱,请县长代打电报给朱先生,得到回电之后,才蒙释放,已经受了两天的牢狱之灾。王先生在两湖之行既然没有效果,而重庆、成都之局面大体已定,所以我就请他驻扎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一方面转运赴渝的图书仪器,一方面招待和转运西上的教职员和学生。

  这两路的部署已定,我在南京就是加紧督促大家整理和包装,凡是可以带走的东西一齐带走。我自已常常拿了笔和纸亲自发号施令,凡是教职员到学校来探询的,我就立刻派他一件工作,大义所在,也从没有谁推诿。那时候我简直是学校里的“狄克推多”,我做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从来没有像那时候这样的权力之大,和大家毫无异议更无怨言的服从,这真是我们知识份子民族意识最高的表现。我于是决定通知所有教职员,于十月十日以前在武汉办事处报到,十一月在重庆、成都分别开学。在成都方面,因为医学院同牙科学校的人数较少,华西大学规模很大,所以如期上课,还没有很大的问题。至于重庆,为校本部所在,学生人数众多,院系更是繁复,各科的实验室,亦须要特别布置,乃不得不兴建校舍。经马院长与重庆大学接洽,在他校址后边拨了一个山头,我们自行布置一个局面。这时候幸而我们还有一笔预备在南京中山门外建筑新校舍、不曾领用亦不曾用完的款项,大约还有五十几万元,于是我不顾一切,先拨二十六万为重庆沙坪坝建临时校舍之用,十万为运输和教职员旅费之用,这种权宜的措置,免除了许多请款领款的手续。  

  我请工学院教授原素欣和一位徐工程师飞重庆办理新建校舍事宜,他们居然发动一千八百多工人,在二十八天之内盖成可容纳一千多学生上课和食宿的校舍,这也真是一件了不得的成就。在这一切进行迁移和建筑的进行之中,我每天晚上一点到三点的时间,总在等候重庆的消息。在战争开始以后,从南京通重庆的电报非常的慢,有时迟到一个星期,慢的原因,由于南京到汉口这段无线电台,都为军用所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和重庆互通消息,接洽应办事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幸而重庆到汉口一段电报畅通,当天可到,而汉口接到南京的电话,到晚上一点钟以后可以接通,所以马院长用电报给汉口的王教授,王教授在一点钟以后用电话和我商量。这是一种传递的方式,有时候为了半夜的空袭,亦受到不少的干扰,可是对于大体上的进行,始终都能如期达成计画。

  自从南京第一次大轰炸以后,中央大学有受到过三次轰炸。第一次被炸以后,大礼堂已相当残破,于是我搬到图书馆办公,总务处在附近的文学院办公,如斯者有一个多礼拜。忽然我发现文学院办公的单位,搬到农学院去了,我很不高兴,对总务长说:“我尚在此,为什么同人们要搬到那边去呢?”我要他们搬回来,经总务长婉劝以后,我放弃了我的主张,可是我自己还不搬,不想第二天文学院果然被炸,若是当时我固执一点的话,可能有若干位同仁会受到灾害。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总务方面的人员也好,各系的教授、助教也好,都是一有工夫就到学校来为图书仪器装箱。

  在九月底以前,凡是可以装运的,都已经运出。其中有件很笨重的仪器,就是航空工程系的一个风筒,这个风简是试验飞机模型所必需的设备,大约要值二十几万美金,其中最大的一件机器无法分拆的有七吨多重,要运上轮船,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没载这么重的汽车。我和航空工程系主任罗荣安先生说,请你负责把这个风筒运到重庆。他下了决心,风筒不运走,他决不走,居然以愚公移山的办法,把这庞然大物搬上了轮船,载往重庆,像这种精神,实在是值得赞扬。在这段期间,中央大学每次轰炸,我都在场,我自己家里的物件器具全部放弃,什么事先尽公家,亦只有这种做法,才可以对得住中央大学这些同事。若是我做校长的先顾自己的东西,我能责备谁应当先为公家著想?到九月底,学校的图书仪器搬完以后,我于十月初离开南京,到安徽屯溪为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主持开学典礼。我是坐小汽车去的,我动身以前,安徽中学校长姚文采先生想搭我的车,要我到夫子庙莲花池去接他。我临出家门的时候,只带了两个小手提箱,不过装些换洗的衣服,就是书桌上的陈设,也一点没有带走。临走的时候,把各个房间巡视一番,心里觉得:第一,要带也带不了这许多;第二,在这伟大的抗战揭幕以后,生死都置之度外,还管什么东西?所以看过以后,只拿了一瓶香槟酒,是我在清华大学做校长的时候请客没有用完,带到南京的,我拿了这瓶酒上汽车的时候,指著这瓶酒发誓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不料正上车的时候,空袭警报又响了,我仍然在紧急警报下到达莲花池,接了姚先生一同出小南门,转向芜湖的国道。在路上遇著一队日本飞机,共二十一架去炸芜湖的机场,我们汽车在中途照常开行,因为我想它决不会因为我一部汽车,来变更它原定的目标。等到我到芜湖的时候,这一队日本飞机,又在我上面回航了。

  说到实验学校这件事,实验学校名义上属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供全体学生实验的,可是我总认为,若是能办一个好的中学,为大学储备好的学生,也是件值得的事。所以我对于实验学校发生了直接的兴趣,请许本震(恪士)做主任,从幼稚园办起,办到高中,成为一个最完备的学校。教员标准选择得很严,多半都是中央大学优秀的毕业生,所以实验学校的声誉,在抗战以前江南一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次日本飞机轰炸实验学校校舍,是在半夜的时候,我一知道学校被炸的消息,就立刻亲自去看,我正站在一个炸弹坑旁的时候,一个很忠于学校的老校工跑到我前面来,跪在地下痛哭,我很感动。我指著炸弹坑,对在场的教职员和工友说:“敌人要炸毁这个学校,我一定要复兴这个学校,敌人能炸毁的是物质,敌人不能炸毁的是我们的意志。”所以在迁校时,中大有许多位院长和系主任都不赞成把实验学校西迁,自然因为中央在那时候经费窘迫,怕顾全不到实校。还有一点理由是很充足的,就是中学生年纪太轻,多半跟家庭走,现在他们的家迁移未定,我们带这许多小孩走,很难负责,但是我还是决定把实校西迁。第一步我把它放在屯溪,以后因为军事的情形局部吃紧,经长沙搬到贵阳,在贵阳城外马鞍山建筑校舍,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学,因为实验学校的图书仪器均全部搬出来了,同时实验学校里几十个多年磨炼出来的优良教师,仍是集合一起没有散掉。这一件是至今许多贵州人说起来还是感激的,因为这个学校给了贵州几千个青年比较好的中学教育。  

  现在让我们回到大学本部迁移的问题上来。这次的迁移,可以说是“尽室而行”,凡是可以搬得动的东西都搬走了,尤其是图书仪器,毫无损失,所以到四川以后,各院各系不但可以照常开课,而且一切的实验,都仍旧照著平时的标准进行。从这方面来说,恐怕可以说中央大学是抗战期间保全实力最多、维持教育水准最高的一个大学。当全校离开南京的时候,我并且把南京的校舍——搬不动的房子,也有一个处置,就是把它移交给红十字会的伤兵医院。关于搬家彻底的程度,我还可以补充两件小事来说明,一件是中央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学的死尸二十几个用药品制过的,戚寿南院长认为这是一到四川开学就要用的,舍不得丢掉,把它全数带到成都;第二是农学院农场的牲畜,当开始迁移的时候,我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商量,要他改造一条轮船的一层,为装牲畜入船之用。卢作孚本来在成都办了一个家畜保育所,对于改良畜种很为热心,却受到了四川所谓五老七贤这般人的攻击。要想改良畜种,当然要饲养牲畜与不同的饲料,于是乎这些读孔孟之书的老者、贤者,就引了“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这类的话大肆攻击,所以卢作孚受了一肚子的委屈。现在听说我要把中央大学一大群的畜种运往四川,他大为高兴,除了与他愿望相符,还可以给他洗刷“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污蔑的责备,所以他接受了我的要求,改装了川江轮的一层。我叫农学院把每一种畜种选一对上船起运,这条船拿基督教的《圣经》故事来作比喻,就是等于“罗哀宝筏”(Noah's Ark),拿中国的诗句来说就是“鸡犬图书共一船”。所以我同四川朋友讲笑话说:“我们这次中央大学迁到四川以后,留下来文化的种子多少,现在还不敢断定,可是牲畜的种子,可以保证为你们确实的留下来了。”

  关于牲畜的迁移,还有一个极动人的故事在后面,因为除了选了的每样一对畜种之外,还有许多留下的牛羊等等,怎么办呢?我在将离开南京以前,把管农场的一位职员王酋亭先生找来,亲自对他说:“这留下的东西,交给你,在敌人未到南京以前,你设法保管。万一敌人攻陷南京,那时你若是认为无法维持的话,不得已而放弃,我也决不怪你。”哪知道到南京攻陷前三天,他看见情形危急,居然把全部牲畜移到大胜关农场,再由大胜关用木船运过长江,迂回的循著陆路游牧起来了,由安徽到河南,由河南转湖北,到宜昌之后才上木船到达重庆,这样的游牧,近乎有一年的时间。当然沿途的费用,我都随时接济他,或是请当地县政府先行垫付,可是这漫长的路程是不容易走的,有时候背后就是敌人,而这些高贵的“慢牛”(很多是荷兰和美国种),毫不知道发急,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走了两三天,必得休息一个星期,装了笼子的各种鸡鸭,在路上要请牛先生帮忙背负。可是奇妙得很,从南京出发到重庆,这些大的牲畜没有死亡一个,还添了一条小牛。在第二年的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很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酋亭先生和三个校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拥抱。王酋亭在中大的职位,不过是事务员,月薪不过八十元,到这个时候有这种了不得的精神表现出来,真可以说是“时穷节乃见”。因为大家有这种精神,所以中央大学能做到完整的撤退。

  开学以后,在松林坡的四周,陆续添了好些必需的房屋,同时我在嘉陵江边的岩石里凿了一排极坚固的防空洞,可以容到五千人以上。这批防空洞以后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在抗战的第二年,敌机时常空袭重庆,当空袭警报一发,我立刻就叫他们把重要的文件和贵重的校产挑选进防空洞。等紧急警报一发,我就绕著松林坡巡视一周,帮同防护团的团员(包括教授与学生组织的)驱逐在四周逗留的学生进洞,习以为常。有好几次,我把学生倒赶进去了,可是自己不及进洞,敌机却已临头。中大虽然在沙坪坝被炸多次,赖有这样的防空洞,在校本部的毫无死伤。我把中大迁到沙坪坝的时候,亦料到校址虽在郊外,但是和重庆大学、南渝中学聚集在一个角落,敌人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七年春,又在嘉陵江的上游,离重庆有三十华里一个四山环抱的地方叫北溪(后来改为柏溪,因为此处柏树成林),另辟一校舍,专为一年级之用,其实许多图书仪器的复本亦藏在此处,每天用木船来往运送,使教育与保存双重目的同样达到。因此,敌机纵然炸了几次沙坪坝中大的校舍,我们还是没有受到很多的损失(有两次正是暑假的时候,大部分的图书仪器早已运到柏溪,学生亦一部分疏散在该处)。

  讲起敌人轰炸我们文化机关的毒辣手段,真是令人觉得可恨可鄙。在我手上,中大在南京被炸过四次,在重庆又是四次,他决不饶过这个大学。在二十九年阴历中秋期间,日本空军对重庆实施九天九夜的疲劳轰炸,九天九夜之中,没有一个时间解除过警报,吃饭只是在防空洞里吃点干粮,睡觉亦在里面打个瞌盹。可是大学行政的人员与防护人员,还要不断的为公共福利而奔走,大家毫无怨言,行若无事。那年中秋节的晚上,我在防空洞里和教职员谈天,改了一首唐诗念给大家听,这本来是唐人一首中秋望月的诗,我只改动了几个字,诗曰:“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躲,不知炸弹落谁家。”朋友们听了大笑,问我为什么在这种紧张的时候,还有这般闲情逸致,我的回答是:“在紧张的时候,难道痛哭流涕吗?我们不妨有点幽默感吧!”

  在抗战期间,中大的功课颇有调整。我不反对有志的青年投笔从戎,但是我不赞成所有的学生,都牺牲学业走上战场。我这话并不是要他们偷安苟活,乃是要他们对于这生死存亡关键的民族战争中,能够各就所学发挥,有更大实施的力量。在抗战发动前三年,我对于中央大学的课程中,已经注意到如何调整,以适应战时需要的问题,如理学院开设弹道学、军用化学,等等,在战前即已开始。我提倡得最早的就是航空工程,在民国二十三年我就开始把特别机械研究班招考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和电机、土木三系的毕业生,给他二年航空工程的训练。所谓特别机械,不过是航空机械的化名,以掩蔽敌人的耳目而已。等到二十六年战事一爆发,我立刻开办航空工程训练班,将工学院前三系的学生加一年航空训练,由航空委员会调派服务,以后就正式成立航空工程系。在这个部门,中大提倡得最早,毕业的学生在抗战时期,及以后在空军及航空界服务的最多。我办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的目的,除了为提倡科学的医学和增进民族健康而外,更有一种积极的任务藏在里面,就是预备抗战时期扣任救死扶伤的工作,这都是求其高者而言。后来中央大学医学院迁到成都的时候,因为教授的学术水准为其他的大学所推崇,所以彼此之间合作得很好,由中大、华西和齐鲁三校的医学院合组成一个三大学联合医院。以后因为学生人数加多,实习的便利不够,于是我同四川省政府主席张岳军先生商量,合办了一个公立医院,这是四川第一个不是教会办的医院,也是对于四川军民一件实际的贡献。

还有一种确实基本的工作,在战时由我提倡,后来颇著成效的,就是技工训练班的设置。中国工程教育,或者可以说科学也是如此,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只有高级工程师,而没有工头——就是熟练的技工。所谓职业教育的技工部门,老实说大都是有名无实,我看见战时兵工厂里面,和迁川的工厂里面,这种基本干部的恐慌,实在是急需医治的病症。那时候我和兵工署长俞大维先生商量,后来又和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商量,广泛设置技工训练班,利用中大的助教教课,实习工厂给学生实验,招收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给他们一年实际的训练,使其成为工厂的干部。若是中大的工厂设备不够的话,可以分派在各兵工厂实习,毕业后由兵工厂录用,并且各工厂只要他们的工程师肯负担这种教育工作,他们自己也可以同样的开办。这种的训练班办法实行以后,在短短两三年中,也居然训练了二千人以上(包括各方面)熟练的技工,到现在台湾的兵工厂,和一般工厂里还有不少受过那时候训练的人,将来中国要工业化,这办法也是值得酌量采用的。

  总之,中央大学在抗战时期,始终没有降低过学术水准。物质上大家觉得苦一点,但是精神上倒反而比以前还要愉快,“同甘苦,共患难”六个字,当时是确实做到的。以后学生人数膨胀到三千多人,实验的功课,自然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因为种种的原因,尤其是经费上遭遇了不能由我来克服的困难,所以我离开中大。我对于有关抗战的任务,是从不曾推却过的,在珍珠港事变的时候,曾奉令有事于云南、贵州,以后转向到大西北,尤其是新疆。我在离开中大那一年的春天,在松林坡上种了一棵松树,就在种树的时候,做了一首诗:“龙孙手植感凄然,待尔参云我白颠。终不羡人种桃李,花开花落是明年。”我愿意我主持过的大学的学生,不要做三春桃李,而要做岁寒松柏,这是我教育的理想,也是我对于教育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