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清华大学 中华文库

　　民国十七年四月我随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经过了中途最大的障碍，日本军队借口攻占济南，切断津浦铁路，阻碍北伐军的进展，终究能够克服北京（后改北平），是一件很不容易得到的经历。当时我担任的职务，是战地政务委员，代表大学院兼管收复地区的教育，同时，我亦参与总司令部的重要决策。北京一下，所有各机关的接收工作，包括学校在内，都是由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办理的。我亲自参与接收的是教育和外交两部，至于对各学校的接收，因为正在暑假，学生已经分别回家，我所持的政策是指定原校的教职员继续负责，暂不更张，以保全各校的元气。

　　在这时期我只到过清华学校一次。那时候的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分中等科与高等科两级，每级四年，一共八年毕业。学生向例由各省分别考试，学校训练不免偏重英文，而忽视国学和科学，其程度大约等于美国二年制的前期大学（Junior College）。其毕业生学文法的，大都能够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而学理工的，就只能进一年级。凡是高等科毕业生，都全部派赴美国留学，每年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校址在西直门外清华园，校舍和环境都很好，学风也好，可是图书仪器等等，至多不过普通美国小型大学一年级的设备。在民国十年左右，因为外面的批评太厉害，于是该校接受胡适之先生的建议，设了一个国学研究所，又在民国十四年招了一班大学本科学生。虽然说是预备改大学，可是留美预备制的中等和高等科，仍然照常办理。当时这个隶属的系统不是归教育部，而是归外交部，在当时外交部积习甚深，而且不懂得教育的官僚控制之下，改革是困难的，发展也是畸形的。

　　北京收复，华北大局粗定以后，国民政府自然想到整理北平的高等教育。当时王正廷任外交部长，他以前在北京政府时代，亦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深知道清华是外交部长的一个财源，也是外交部的禁脔，哪里肯放松，仍旧要清华归外交部主管。政府里面有人不赞成，他不得已，而提出一个由外交部会同大学院共管的办法。他要外交部参加的理由，是因为清华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的，似乎外交部不参加，美国就不答应的样子，这种拿洋人来吓中国人的手段，是当年办洋务的人挟外力以自重的惯技。他突如其来的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他荷包里的清华大学校长人选，他误以为蔡先生是老好先生，不会持任何异议的。哪知道蔡先生对于大学校长问题看得特别郑重，立刻拒绝，并且说人选问题，他已经决定了，要找我去。这是对王正廷一个晴天霹雳，是他想不到的。

　　其实这件事我事前也毫不知道。那时候王正廷还是新投到国民政府方面来，而蔡先生是党国元老，他不敢违抗，也就忍下去了。于是他又出个花样，说是既由大学院和外交部共同管理，就应该设一个董事会，代表两部行使职权，他就从这个董事会里来做翻案文章，所以我到校以后，第一年许多的障碍就从此而生。一直等到我和董事会奋斗的结果，由国民政府会议决定取消董事会，把清华大学直隶于教育部（此时大学院已改教育部），清华大学才纳入国家大学的正轨。此后清华的校长做事，亦可以不受这畸形组织掣肘了。按国家的教育制度，哪里有国立大学还要设董事会的理由？此地我要补一句话，就是在国民政府发表我做清华校长的命令上，只是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而不是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因为当时规章未定，而先发表校长人选的。后来才由我草拟清华大学规程，呈请政府核定颁布。我在“清华大学”四个字上面加上“国立”两字，大学院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外交部用种种借口来反对，一开口就说怕伤美国的感情。我当时严正的驳斥他们道：“美国的赔款是退还中国来办学校的，这个钱本来是国库的钱，现在美国退还国库，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国立’二字？”这样子才把“国立清华大学”这个名字称谓定了。我于动身前一天，请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先生写了一块“国立清华大学”的大字带往北平。

　　我到清华就职的那天，自己拟了一个誓词，提出学术独立为复兴中华民族的基础的主张（当时是军事初定，政府没有规定统一的誓词，所以我这个誓词是自己拟定，电请大学院核准的）。我就职的时候，是由张继（溥泉）先生监誓，我郑重地声明，清华要成为真正的大学，首先应该学术化；一个民族要独立，一定要学术能够先独立。我宣布此后清华废除旧制遣派全部毕业生赴美留学的办法，而著重发展大学本科，不但发展大学本科，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研究院。我认为与其派许多很年轻的学生到外国去留学，不如用这个钱请多少外国的名教授到中国来讲学，不但教我们的学生，而且帮助我们有坚强学术基础，与有技术研究兴趣的青年教授们一道研究，才能把近代的学术，尤其是科学，在中国的泥土上，尤其是在清华的校园里生根。我要澄清清华任何的积弊，减除任何的浪费，搜括任何的金钱，来做清华学术的建设。我这一篇演讲，在当时北方的空气中，仿佛像一个炸弹的爆发，可是我毫不在乎，以后我对清华的一切措施，都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的。以下我举几件有事实成果的措施，来给大家参考。

　　第一，院系。

　　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自然院系的设置问题首先应当确定。我认为大学的重心，应当以文、理两院为主体，因为这是一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清华的环境远在郊外，对于发展文、理两院格外适当。因为大学的组织法规定要有三院，因此先设立一个法学院，将原有的土木工程系暂归理学院，以后再把工学院建立起来。我对工学院除已有的土木工程系之外，首先预备发展的是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人才，在华北的地区里最为切要。所以我最后的计画，是发展成为四院，并且先从文、理两院打下大学的基础。当时文学院分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哲学、历史学四系，理学院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地理学六系，并将土木工程系附设在内，成为七系。

　　我对添设地理系，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中国讲了许多年的地理，所说的都是文、史、地混合的地理，而不是纯粹科学的地理。我的主张是若不赶快提倡科学的地理，把地形学、地图学各种专门的学科发达起来，则我们无法对我们广大的国土能够有实际科学整理的方法。我并且主张把气象学和地震学一道包括在地理系之内，局部地发展起来(我不办地质学系的原因，是北京大学已经有很好的地质学系，而且城里还有地质调查所，不必重复，不幸我离开清华以后，地理系改为地学系，于是地质一科，竟喧宾夺主，把地理反而挤得几无容身之地)。所以理学院较为庞大，共有七系。

　　法学院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人类学三系，我有意缓办法律系的原因，乃是因为北平各大学里的法律系的数量已经太多，而社会人类部门，却是许多有关社会科学的基础。我以文、理学院为大学教育的核心，这种观念，多少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我自己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更使我相信这种观念是正确的。不过我的政策比较广泛一点，把工学院放在大学里，能够得到理学院从基本科学方面给它协助和影响，自然有很大的好处。后来我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由工科大学而发展理学院的基本学系，以完成它重要的学术贡献，足以证明我这个看法是对的。在研究院方面，我自然极力扶植国学研究所的继续发展，把它纳入收容大学毕业生的研究系统。此外，我继续预备创办的是数学、物理和生物三个研究所，可是来不及在我任内完成。

　　第二，教授的选择和提高学术的标准。

　　我认为一个大学要办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教授得人。我不愿意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好恶来定去取。我对于以前若干不学无术而借外力来干涉校政的洋教员，更觉有彻底甄别的必要。我到校的时候，西籍教员留下的还有十几个人，其中称职的如詹姆生(Jameson)、温德(Winter)等。成绩优良的，我不特续聘，而且加薪；其不称职的，我一口气去了六个。我的理由是清华学校，既然改为清华大学，是一个彻底的改组，自然不必受以前的拘束，何况这六个人的聘约已满，我现在只是不续聘而已。他们去运动美国使馆来说情，我提醒美国公使马慕瑞注意一点、就是若是留这些人在清华，决不是美国的光荣，因为他们绝对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准。马慕瑞究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以后他担任美国约翰哈普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我这个话是能打动他的，所以他也就并不坚持，只说他是转达他们的意见而已。

　　其中最难应付的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史密斯（Smith），以前清华的校长送了他一张终身的合同，而他是全校出名的“老饭桶”（全校的学生都是这样称呼他）。他教的是英文和拉丁文，在教室里丝毫不讲，一进来就叫甲生读一段，乙生读另一段，如此接连读下去，等到打下课铃了，他夹著书本就走。他对英文的教法尚且如此，拉丁文的高明可想而知！当时外文系主任王文显对我说：“这个人在美国教初中都没有人要的，怎么样可以教大学？”这是确切不移的评语。他在清华有十几年了，我对于这张终身聘约，怎么办呢？我最后决定送他一张一年的聘约，并且注明，如果续聘或不续聘在六个月以后通知，更明白告诉他这是我对他最大限度的礼貌，因为清华学校已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了，教育的水准也不同了，所以我无法请你一世。他没有办法，也只有把这一年的聘约接受下来，到第六个月，我正式通知他不能续聘。以后他还给我许多小的麻烦和不近情理的要求，例如他写一封信给我，说是他在清华添了几个小孩子，所以每个小孩回国的旅费都要学校负担，这不但我给他的契约没有这条件，就是以前的终身契约里也没有这条件的，所以我断然拒绝。他再来信说他在中国买了不少器具，要学校替他搬运，这无理取闹的要求，我也拒绝。如此不近情理的要求有六七个之多，我没有答应他一个。最后他并不曾回国，在燕京大学找了一个事，薪水自然比清华要少。我赶走这“老饭桶”的事，不但在校的学生，就是许多毕业生也感到痛快的。

　　对于中国教授，自然在改组的时候也有去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诸位硕学之士，我不但亲自去留他们，而且我认为待遇不公的，立即设法改进。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就是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为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的时候，他攻击新文学运动甚力，并且同我打过小小的笔墨官司，现在我来做校长了，他怕我对他有所不利，托赵元任先生来向我打听消息。我大笑道：“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若是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亦可请他教，我决不是这样偏狭的人。”以后，我不但继续请他，并且对于他的待遇大事增加，并且倒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位吴宓先生的趣事甚多，给我麻烦亦复不少，但不在这范围之列。

　　至于聘请教授，我倒有一个坚定的原则，就是我决不请有虚名，而停止了上进的时下所称的名教授；我所著眼的，是比较年轻的一辈学者，在学术上打得有很好的基础，有真正从事学术的兴趣，而愿意继续做研究工作的人。我认为只有在这个类型里求人才，才可以得到将来最有希望、最有成就的学者。当时我做校长时不过三十岁，自己年纪很轻，所以请的教授们，也都不过和我上下的年龄。在这批人里面，以后产生了很多对学术很有贡献的学者，也产生了许多颇有事功的人物，把他们请来以后，供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生活，良好的设备，让他们专心致志的去研究、去教育，所以早则三五年，迟则十年都能够各自表现他们的专长。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出的人才最多，如萨本栋、萨本铁、周培源、杨武之、李继侗等，都是很有贡献的人。在中国文学方面，我很注意培养新文学建设的人才，而扬弃腐朽的传统，如杨树达、朱自清、俞平伯等诸位，都是我那时候请进去的。

　　在社会科学方面，如蒋廷黻、叶公超、浦薛凤、陈之迈诸位，都是特出的人才。并且我为了请蒋廷黻担任历史学系主任，得罪了我的老师朱希祖先生。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历史学系朱先生资格最老，若是要请系里原有教授担任系主任，这不但朱先生感觉不安，而且其他的教授也不肯；若是我让朱先生担任系主任的话，那朱先生因为是中国史学的专家，对于世界史学的潮流没有接触，自然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的路上，这是我要请蒋廷黻的理由。不巧那时廷黻在南开大学任教，要歇一年才来，所以这一年之内，我只有以校长的地位来兼史学系的主任，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学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讲到外国教授方面，我既然去掉了若干位不学无术的外国人，我当然应该按照我开学时所宣告的主张，请几位第一流的外国学者，到清华来任教，所以我陆续请到的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正教授I. A. Richards、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私法教授Quincy Wright、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系教授James T. Shotwell诸位。他们不但是外国正式的教授，而且是国际间著名的第一流学者，其馀短期来演讲的人还有许多，这不但使清华增加了学术空气，而且可以给外国朋友们看看我们请教授的方针，是注重他本人的学术造诣，决不是排斥客卿。

　　第三，学生。

　　清华既然改为大学，其重心自然落到大学本科。我认为大学招收学生，应该重质不重量，做大学校长对于教授的职位和学生的学籍两项，是绝对不做人情的，入学考试一定要严格而公平。我对清华大学只希望它能够成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般的大学，学生人数不过二三千人，可是这种精而不多的队伍，却产生了许多学术的贡献。至于美国许多二三万学生的大学，虽然规模宏大，却非我所希望的。

　　清华从来没招收过女生，我到校以后，就把清华的大门为女生而开放。这件事我在招生时并没有事先呈请大学院批准，因为男女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利，是政府应当赋予的。至于留学政策，既然废止全班资送留美的办法，却亦有采取补充措施之必要，因为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有许多种学科需要派学生到国外去深造的，但是这种出国深造的机会，不必成为清华毕业生的专利品，应当给各个大学优秀的毕业生，用考试的方法来公开争取这种权利。所以我宣布，每年设置留美学额十名，每名期限三年，经费比以前所给的要多一些，以便他们在外国研究院里能充分地利用时间继续研究。这个办法在第一年实行的时候，虽然以清华大学毕业生录取的为数较多，可是学术界都承认这是一种公开合理的制度。原有最后一班的清华旧制高等科的毕业班，以前招进来的时候，是答应他们全班及格的学生，一律可以派赴美留学的，既然是最后一班，当然继续派遣，从此结束。我想不到我把清华改制以后，立刻收了两个外国留学生，一个是德国公使Von Bosch的儿子，一个是瑞典女生叫Schmid，这是清华有外国留学生的开始。

　　第四，建筑。

　　大学整个校舍的分布和设计，是与大学学术的理想和发展的计画有密切关系的。我到校的时候，清华只有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四个建筑，除大礼堂比较堂皇而外，其馀的规模都很狭小，其他的零星建筑，都东添一所，西造一幢，毫无整个的安排。清华园的地点是很宽大的，我到校以前，大约有十年的时间不曾添过一个像样的建筑，也可以说是停顿了将近十年。现在既然改了大学，就不能不有新的建置，于是我把整个的校址重新设计，另画蓝图。这个计画不限于清华园内，而且打算把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亦圈到大学范围以内来（这个归并圆明园的计画，在我任内未曾实现，但在我离校三年以后，终究在中央政治会议里帮助清华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完成我的预定计划，这片广大的圆明园面积不下一万馀亩）。

　　清华校址的重新设计，应当考虑到以下几点：第一，是整个将来发展的计画；第二，是学术上使用的便利；第三，是教职员研究和生活的便利；第四，是学生德、智、体、群四项发展上的便利。我把这各点考虑清楚重订蓝图以后，就开始做必要的兴建。那时候经济困难极了，在一般人想来，清华是有钱的学校，可是那时候清华的基金在风雨飘摇之中，日益减缩。按月的经费，因为由外交部经手发给，财政权由他们的员司操纵，学校当局毫无通盘筹画的自由。我不愿意看他们的脸色，而且知道向他们谈教育建设大计是毫无用处的，在另谋基本解决的办法以前，我实在不能长久等待，于是先向中南、金城两个银行借款四十万，动工四个建筑。这四个建筑就花费了一百万以上，自然四十万是不够的，可是我做了再说。

　　这四个建筑：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生物馆，一个是男生宿舍，一个是气象台；还有三个：一个是化学馆，一个是水利工程实验室，一个是体育馆的扩充部分，也都设计完毕，预备继续兴建。这些建筑之中，我最得意的是图书馆。本来清华有一个图书馆，相当华丽，可是规模狭小，藏不了十万册书，坐不下二百个人，这是不够一个相当规模大学里图书馆的条件的。而许多人士建议，以为把原来一个“丁”字形的图书馆接成一个“工”字形的便好了。我认为不对，我觉得一个近代大学的图书馆，应当留最宽大的馀地，做书库的扩充（书库的扩充，是一件最该注意的事。我知道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造一个新图书馆，其中书库可容三百万本书，以为在很长的时期内尽可够用了，哪料到不及十年，该校藏书已经超过三百万本，无地可容），所以我自己画一个图样，把原来的图书馆仅作为侧面的一翼，另外建一中心，在另一翼造一很大的阅览室，其中可容一千人读书的座位。这一个大阅览室，不但可以引起大家读书的兴趣，而且可以使一个学生进去之后，可以发生一种庄严伟大的印象，不禁油然而生好学之心。在阅览室底下一层，增辟几十间各系教授所用的小房间，让他们一人或二人利用一间房间，准备一切看书研究的便利，养成以图书馆为家的习惯。至于为书库所留的面积，至少有六七十亩的地方可以延长。这个扩大的图书馆，我原计划是用四十二万馀元，等到完成，用到七十万以上，可说是当时我国国立大学中最伟大适用而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图书馆。说到我任内已建的生物馆和待兴工的化学馆，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学生上课的实验室之外，还有教授研究的实验室，内部的设置也相当讲究。气象台建筑在一个小山上，其实不是在小山上，而是把小山挖空建筑在平地上，有点像个雷峰塔，上层为气象之用，下层我原定装置地震仪。体育馆本来的建筑很好，我又定下扩大计画，但是不及实行，是由后任完成的。学生宿舍的区域，我所选择的是在校园的北面，左边靠近体育馆，右边靠近图书馆，前后左右都是操场和球场。我的想法是大学里对图书馆、实验室不厌其讲究舒服，体育馆不厌其大，球场不厌其多，而宿舍则断乎不可讲究，这样才能使学生乐意到图书馆、实验室去工作，到体育馆或操场、球场去运动，免得老是留恋在卧室里高卧隆中!

　　第五，整理学校内部行政。

　　清华因为以前经济情形较为宽裕，所以浪费的情形在所不免。而且因为在老的外交部统治之下，许多积弊是由外交部传染来的，甚至于有外交部不能报的账，发给清华来报，其中有些骇人听闻的项目，是被我在就职以后发现的。至于行政松懈，更是无可讳言。我认为办学校，只有尽量节省行政费用，来从事学术建设，才是办学校的正轨，因此我决定从整顿学校的积弊著手，可是有时候我感觉到除弊比兴利还要困难。我就职以后，外交部对于在学校支配范围以内的经费，已经有所顾忌，不加干涉。又因为我约去的几位事务人员，都是清华的毕业生，愿意任劳任怨的，所以节省下来的经费不在少数。

　　改革教职员原有割据的习惯，倡立新的风气，并非易事。举一个有趣的例来说吧！清华改为正式大学以后，教授人数增加，尤其是单身教授宿舍不够分配，于是定一个办法，请单身的教授每人只占用一间房间（清华教授的房间相当爽朗宽大的）。吴宓教授一人住了三个房间，并且请梁任公先生题了一块匾名谓“藤影荷香之馆”，现在要他让出二间，自然他不高兴极了。但是我想不到他会写封正式的信给我，说是若是我要他让出这两间房间来，他要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我自然站在行政立场上，为解决其他没有宿舍住的教授的困难，一定要使这项行政的规定行得通，可是我也不愿意一个教授因此而自杀。好在办理事务的人是一位老清华毕业生、吴宓的旧同学，经他再三设法，居然办通了，我因此也免除了迫死人命的罪嫌。清华远在城外，教职员、学生的生活在一个区域以内，这区域宛然是一个小的都市，因此，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第六，基金。

　　清华的经费，我上面已说过，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拨充的。这宗款项可分为二部分使用：一部分为清华学校和清华毕业生派送美国留学生的经费；另一部分就是用不完的部分，存作清华基金，设有三人委员会管理，一个是外交总长，一个是外交次长，一个是美国公使。三人之中外交部占了二个，自然有多数决定之权，底下设二个执行秘书，都是外交部的职员，所以这项基金完全在外交部操纵处理之下，其如何存放与运用，除美国公使外，外界全不得而知。美国公使为对于外交部的客气起见，亦不认真地过问。

　　很巧的是，在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收复北京，我因为担任战地政务委员，在接收外交部的时候，发现到一个文件，就是一个英国会计事务所Thomson and Co.审查清华基金账目的报告。原件是英文的，我翻阅之后，甚为惊异。这报告上所列的清华基金总额已达五百多万国币，但是实数只有二百三四十万，一半以上都损失了。损失的原因何在呢？有以下几点：１.清华基金所购的公债，都以票面价当实价，而且从来不曾中过签，因为凡是中签的，管理人就买不中的换下去了；２.清华基金里有许多开私人抬头的股票证券，其中有龙烟铁矿的股票二十万元，上面是陈箓的抬头，陈箓是前外交次长，他从前投资在龙烟铁矿，后来该矿失败，股票跌价，陈篆就把这份股票在清华基金里提走了二十万现款。这份股票据汤姆公司的估价只值一元，他为什么要估一元呢？据该公司的理由是这样的，假定不给它一元的价格，这股票的款子，就没有著落了，其馀还有平绥铁路的股票几十万元也是如此。还有一笔大有银行的存款，头天送进去，第二天这银行就倒了，诸如此类，看了令人发指。我那时候带了一个副本到南京来向大学院报告，当时虽然没有结果，可是这个基金内容的秘密被我发现了。

　　王正廷以前是做过北京军政府的外交总长的，现在摇身一变做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了，他是在上海办交易所投机的专家，哪里肯放过这一笔利之所在的大宗款项？所以他要和大学院共管清华，并且想出共管的董事会制度，不是为了清华的教育，乃是为了清华的基金。他知道我是要清理这笔款子的，所以他一定要指挥董事会里面他的奴才来攻击我，使我不安于位。哪知道我虽然不一定要做清华校长，可是却下决心，要做到清查清华的基金和争取清华脱离外交部的掌握，纳诸大学系统。这两件事，我知道要达到这二项目的是不容易的，是要经过一场苦斗，所以我决定以去留来力争。同时，王正廷派管理清华基金的蒋履福和关菁麟二个秘书来向我讲好话，这二个人是为管清华基金而发财的，我难道会理他们吗？

　　这时候大学院已经改了教育部，由蒋梦麟先生担任部长。梦麟先生看穿了王正廷要管清华为了要染指基金，若是把基金脱离外交部，王正廷对于清华的兴趣亦就减低了。可是这两件事要做起来，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于是同时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由我要求教育部长请求外交部长和美国公使召开清华基金董事会，商量基金处置事项。为了这件事，我亲自到北京去找美国公使马慕瑞，明白告诉他里面的积弊，劝他报告美国政府，既然退还了中国赔款，应该完全交由中国自己管理，以专责任，他犯不著也不必要参与管理。马慕瑞究竟是与学术有关系的人，居然答应我了。这个董事会是在南京召开的，他在北平不能来参加，于是派了驻南京的总领事Price做代表。恰巧，当民国十七年北伐军在济南受著日军攻击的时候，蒋总司令派我和曾养甫两人代表他去访问英、美总领事，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Price就是那时候的济南总领事，因此，他不但认识我，并且对我还有相当的好感。我同他坦白的谈了二点钟，他完全同意我的主张，并且他对他的公使去电报告，也作这个主张，马慕瑞的态度也因此更加坚定。我还怕王正廷临时玩别的花样，而蒋梦麟先生同王正廷是行政院的同僚，恐怕不愿意发生正面的冲突，所以我再在基金董事会开会之前，请戴季陶、陈果夫两先生在国民政府会议提出一个议案，将清华直隶教育部，自然董事会也就跟著取消了。我在开会之前分别拜访谭延闿、孙科两位先生，请求他们为教育保存元气。这个国民政府会议，是国民政府的最高会议，由国民政府委员组织的，所以行政院部长都不在内，里面自然可避免教育、外交两部间的正面接触。第二天，这个议案通过了。

　　我在基金会开会的前夕，在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这四个大报里，发表一篇几千字长的谈话，把清华基金的内幕完全揭布。这一下，王正廷受不住了，所以基金董事会也就跟著取消，该项基金交由清华大学保管。这时候我辞职呈文跟著发表，我实在不愿意在这场恶斗之后，再回清华，于是到杭州去省亲，在西湖边上盘桓了二个星期，因为政府的敦促，和清华南下代表的挽留，我不久也就回校。可是我对基金第一个措施，就是主张该款不应由清华校长保管，而委托中华文化教育基金（China Foundation）代为保管，如何投资生息，委托该会办理。至于该款本息如何运用，则清华秉承教育部自有支配之权。到现在美庚款虽早已结束，但是清华基金在今年据梅贻琦校长的报告，已经积到六百万元美金左右。这也可以说是我当时一场苦斗的结果，我心里感觉到很大的安慰。

　　在此地附带说一件事，当我辞职到杭州省亲的时候，无意中遇到一位同学叫周仲舟，他告诉我他的岳父是杨文滢，那是一位老翰林，也是一位藏书家，他丰华堂的藏书，在江浙一带是很有名的，现在想要出让。我当时存了一个心，心里想，我这次离开清华，愿意替清华图书馆留个纪念，清华图书馆的中国书太少了，我愿意在交卸以前，买下这一大批书，以补清华图书馆这个缺陷。于是我打电报给清华图书馆主任洪有丰（范吾），请他来杭议价，结果以三万四千元最廉的代价，购得将近四万册精选的藏书。其中元明的刻本有二千八百多册，经抄本和批校本有二千五百多册，更有浙江的志书两百八十几部，从元朝起每府县修刻一次之志书，丰华堂都搜集到一部，这是最重要的浙江文献。最伤心的是，当抗战的时候，许多丰华堂善本的书和浙江志书全套，清华大学当事人把它们寄放在重庆附近的北碚工业实验所内，被日本一次大轰炸完全毁了，这是我觉得最可惋惜的事。

　　我是民国十九年离开清华的。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叛变，勾结汪精卫在北京设立扩大会议，另组政府，当时物理系教授萨本栋先生开始在物理系装置了一架收音机，被阎锡山知道了，以为我们与南京通消息，派人前来搜查，前后在清华搜查过两次，并且预备一个山西人，是以前清华的毕业生，来做校长。这个时候，人心自然浮动起来，我在这种环境之下，更不能留在北京了，所以由天津坐海轮南下。等到冯、阎叛变平定以后，政府一再命令我回清华，这时候，我坚决不去了。我在清华校长辞职未准以前，为了表示决心，而且要回到学术界做一点教育的工作，遂至武汉大学担任了短期的教授，这是我的本心，也是我的初愿。我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二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