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总理癸卯游美补述 中华文库

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报刊有《敬告保皇会同志书》此书出于该报主笔陈仪侃之手，而托他人之名，欲间接而驳仆日前之书也。书中所载语无伦次，义相矛盾，可知作者于论理学（Logic）一无所知，于政治学更懵然罔觉。所言事实多有不符，所引西事牵强附会，本不欲推求详辩。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条驳之，以塞毒焰，而辟谬论。彼开口便曰爱国，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彼又曰“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各国指认之地，照会政府不得让与别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人民能奋发，则微小如巴拿马，激烈如苏威亚，列强向之承认也。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也。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寝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底于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既识引管子之作内政以寄军令，何以偏阻汉人行革命复祖邦？今日之作内政，从何下手，必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彼满清政府不特签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拼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乃彼书生之见，畏葸存心，不识时势，不达事体，动辄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我能发奋，则彼反敬畏，岂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请陈仪侃日日向外人叩头，日日向外人乞怜，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廷以索地否？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会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国为最亲姬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不逢人之怒莫过于今日之清帝后，以仪侃之见解，则必能免于瓜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华亡国二百六十年矣，不图恢复，犹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复，言革命，是诚何心哉？彼固立心以殉清朝之节，清亡与亡，清奴与奴，洵大清之忠臣义士矣，其如汉族何！而犹嚣嚣然执毋宁二字以骂人为白奴，是真强词夺理矣。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其乃何以又曰“中国今为民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词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历二十余期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其所引法国三大革命曰：“经卢骚、达尔文、福禄特尔诸大哲提倡建设”，而不知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其第一次出版之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时英国博物家尚多非其说之不经，十余年后始见重于英之学者，又十余年后始见称于世人。今该主笔特大书曰：“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达尔文，是达尔文之前身乎？想该主笔必精通三世书矣，否则何以知之耶？又云：“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该主笔常讥吾人革命不起于京师，想亦熟闻法国之三大革命皆发于巴黎矣。而巴黎之外无死于革命者，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平？且巴黎虽经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毋乃该主笔以一人轮转数十次计之乎！若此，则非吾所敢知也。彼既曰：“革命之结果为民主政体也”，胡又曰：“有建设者谓之有意识之破坏，无建设者谓之无意识之破坏，彼等是否有建设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者，破坏也。民主政体者，建设也。既明于革命之后，定为民主政体矣，非意识而何？曰“政”，曰“体”，非建设而何？该主笔以一手之笔，一时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之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乡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乎彼言。彼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此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于外谓之事体，禀赋于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西国之有条不紊，界限秩然，然何得概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惟中国今日富于此野蛮之自由，则他日容易变为文明之自由倘无此性质何由而蛮，是犹琢玉必其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若无其琢，虽琢无成也。彼又曰：“中国人富于服从权势之性质，而非富于服从法律之性质。”试问无权势何以行法律乎？今如檀岛，若政府无权势以拘禁处罚犯法之人，其法律尚成为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体也，权势者，治之用也。体用相因，不相悖也，今该主笔强别服从法律与服从权势而为二事，是可知彼于政治之学毫无所知也。彼又曰：“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后之结果也。”此又可见彼不知立宪为何物，而牵强附会也。夫宪法者，西语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经，非革命不能改也。过渡者，西语曰Transition，乃变更之谓也，此二名谓皆从西文译出，中国无此成语也。该主笔强不知以为知，而妄曰Constitution，乃Transition时代，一何可笑也！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焉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夫破坏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掉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使该主笔若不知民主为最终之结果，其倡君主立宪犹可说也，乃彼既知为美政，而又认为最终之结果，胡为如此矫强支离多端辩难也。得勿以此事虽善，诚为救中国之良剂。但其始不倡于吾师，其终亦不成于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让他人为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后已，是重私心而忘公义也。彼又曰“会外人意，革命党非洪门会中人何以图羊城，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不知革命党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又仆前书所指以满洲之野番，尚能享皇帝之权，而彼则曰：“岂不见各国宪法之”云云。仆所指乃当今清国专制之皇权，而彼引各国宪法以答，真强为比例，拟于不伦矣。彼又曰：“所谓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权在我，非彼保我也，不得为满奴”云云，此真梦梦也。今光绪皇帝俨然在北京，日日诏见臣工，日日宴会公使，有时游颐和园，有时看西洋戏，何尝受彼之保，其言之离事实，何相远之甚也。彼又曰：“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旧物，不得谓之革命”，此拾人之唾余，知其一不得其二者也。其书中最得力者，为托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固为彼会中人，今已改入保皇会矣”云云，其是否属实，姑毋庸辩。但据其所述誓词，则知彼门外汉，亦升堂而入于室者也。不然，岂有下乔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观其他之入保皇会者乎？多以保皇为借名而误入者也。该主笔又从而引申其说曰：“蒙古与满洲且不辨”云云。仆等虽目不识丁，而地舆之学，敢信尚不至此。惟见彼有“蒙满东三省诸地在俄人势力范围”云云，蒙者蒙古也，满者满洲也，岂于蒙满之外更有一东三省乎？该主笔自称深通于五洲大势，何以于彼清国之形势，尚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谬妄，强不知以为知，夜郎自大，目中无人，真不值识者一哂。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斥之。倘彼具有天良，当知惭愧，早自悔悟，毋再现其丑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观其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念，与保皇会友刻前打电求救之意，亦大相背反。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门户之见，胸度之狭，于此可见一斑。今特揭而出之，以质诸世之公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