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生物学家对文字改革的意见 中华文库

　　记者在采访工作中，常常遇到：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文字改革有意见，却闷在肚子里，对中国文字将来要走拼音化的道路有所怀疑，却不敢摊出来。

　　曾经有一位教授对记者说，你们“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是“一家之言”这位教授的下一句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也就可知了。

　　也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有位西南地区的教授，来北京参加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会。在会上，他看会上风势所趋，也发言表示赞成和拥护文字改革走拼音化道路。会散后，回到寓所，碰见几位老朋友，对方块字的深厚感情一时进发，他又泪流满面。

　　有意见没有发表，有怀疑没有摊开，有感情没有发泄，对文字改革工作说来，这方面的意见就听不到。

　　前几天，在中关村的一座科学大楼里，一位数十年来从事英语研究，精通英、德、法等国文字的老生物学家，在谈了他对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体会以后，谈到了他对文字改革的意见。他说：“对中国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我根本怀疑。过去，我认为既然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我有什么话说，我有话也不敢说，蹩在肚子里。今天，要不是毛主席叫我们要放，我这番话是不说的。”

　　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蹩得很难受，几年来，他和一位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里负责任的语言学家隔室而居，他俩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但是，他就不敢把自己的怀疑向这位语言学家说出。

　　“有些主张汉字改革的人，他们的理由是把汉字难学作为走拼音文字道路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究竟汉字是不是难学？从我五十余年来从事英语研究的切身体会中，我认为汉字并不难学。汉字简单、明确、用起来省力、省事，每个汉字都是一个单音节的符号，又代表着一个意义，如和其他的字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词。比如“火车”、“汽车”、“马车”等词。汉字从“车”推衍出来，望文生义，一看明白。在英语中就不是这样，“汽车”、“火车”、“马车”等等的拼写毫无相同之处。我们如果要改用拼音文字，就要另外造很多新词，有些字为了避免同音，还要分化。要学会看书和写作，至少要学习两三万个词，还要随时准备查字典。

　　“再就文法上说，汉语的文法简单、明了，不像英、德语那样，不规则的动词很多。英语还有性、格、时间、语气、单数、复数等的变化。俄语有十种变格，英语有四种变格，英语的字尾也常变化，有时把中间的字母也变了。英语不但变格还要变字。例如“我看她”为I see her，“她看我”，就成为She sees me，完全不同了。这就容易弄错。汉语便不是这样，变格而不变字，譬如“我告诉你”变为“你告诉我”，主客格虽然变了，字并没有变。汉语的词没有格、性、时间、语气、单、复数等的变化，所以字数很少，通用文字不过几千个，学会了一两千个汉字，就能够看报纸、写信和读一般的通俗书刊。学会一两千个拼音文字，也想看书、读报是不可能的。

　　“曾研究过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他除研究汉字外，同时还研究英、法、德、意、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匈牙利等九国文字），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他说，汉字非常简明，有弹性、有规律，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如果说汉字难学，那是太不公平了。

　　“汉字是我们民族统一的工具，我们几千年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汉字的功劳很大。秦朝统一了六国的文字，从三国到六朝、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军阀的混战，中间经过多少次的分裂割据，我们仍然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都是由于汉字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几千年来，由于我国文字的统一，不管那个地方说什么方言，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样。

　　“我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人民习惯了的形式，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情，不可以过于忙迫。据一位专家说，日本曾两次在他们的文字中想废除汉字，都没有成功。一次是在马关条约以后，废除汉字的工作进行了很多年，但许多日本文学家认为研究日本文字要研究得深入，非用汉字不可。第二次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美国企图把日文中用的汉字减少到一千字，结果仍未成功。日本尚且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急于改革汉字和它的体系呢？我认为今后应着重汉字简化的工作，首先汇总一些简体字加以研究，然后将可用的选出推行。

　　“有人总以为搞自然科学的，大多数赞同文字改革，其实不然，据我所知，许多自然科学家就抱有同我一样的看法”。

　　说到最后，这位老生物学家为了证明拼音化这条道路行不通，他还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知名的语言学家，搞了一套拼音文字方案，他每天用这套拼音文字写日记，几个月以后，他却不认识自己写的日记了”。^{[注 1]}

　　这位生物学家虽然倾吐了他的怀疑和意见，但他还是没有答应记者的要求，把他的名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