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 中华文库

　　这本《〈左传〉考》是欧洲的“支那学”大家珂罗倔伦先生（Bernhard Karlgren）做的。珂先生是瑞典人，在中国颇久，回欧洲后仍继续研究支那学。在西洋的支那学者之中，除了法国的伯希和先生（Paul Pelliot），他要算是第一人了。他的专门研究是中国言语学，包括音韵与文法的方面。他在音韵上的研究最有成绩，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及近年编成的杰作《中文解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中国向来研究古今声韵沿革的学者，自陈第、顾炎武以至章炳麟，都只在故纸堆里寻线索，故劳力多而成功少；所分韵部只能言其有分别，而不能说明其分别是什么样子；至于声母，更少精密的成绩了。珂先生研究中国古音，充分地参考各地的方言，从吴语、闽语、粤语以至于日本、安南所保存的中国古音，故他的《中文解析字典》详列每一字的古今音读，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

　　他在中国文法沿革的研究上也曾有很好的成绩。我见著的只有他在1920年发表的《论原始的中国文》（Proto-chinois—langde flexionnelle）一篇与此书的下半。那篇《论原始的中国文》是说中国古文是有文法上的变化的，如“吾”、“我”之别，“尔”、“汝”之别，“其”、“之”之别，都是可以证实的。他当时并没有看见我早年发表的《尔汝篇》与《吾我篇》，但他用的方法与材料都和我大致相同，故结论也和我相同；不过我作那两篇文字时是在海外留学时代，只用了一些记忆最熟的《论语》、《孟子》、《檀弓》（珂先生所谓“鲁语”的书），下的结论也只是概括的结论。珂先生却用了统计法，并且把各条例外都加上心理学上的说明，大可以补我的不逮。

　　我在《尔汝篇》之末曾表示文法的研究可以用来做考证古书的工具。但十几年来，人事匆匆，我竟不曾有机会试用这种工具来考证古书。今读珂先生这部书，见他的下篇完全是用文法学的研究来考订《左传》，他这种开山的工作使我敬畏，又使我惭愧了。

　　承著者珂先生的好意，把他这本小册子寄给我。我在太平洋舟中读完之后，曾费了半日之功，把书中大意节译出来，做了几十页的提要，寄到厦门大学给顾颉刚先生看，请他看了之后转给钱玄同先生看，并请他们两位都做一篇跋，与我的节译本同时发表。

　　不幸我的提要寄到厦门时，颉刚已不在那边了；后来他从广东来上海，至今还不曾见著我的原信。恰好陆侃如先生从北京来，带著他译此书的全稿来给我看。那时我的一本原书又不在身边，故我只能匆匆看过，不能细细替他校对。现在此书已排好了，颉刚的序还没有做，玄同又远在北方，新月书店同人要我做一篇序。我对于《左传》的问题没有特别的研究，本不配说什么。但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很愿意做一篇提要式的序文。

　　珂先生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专论《左传》的真伪。下篇从文法的分析上研究《左传》的性质。

　　先述上篇。珂先生先问，什么叫做《左传》的真伪问题？中国学者如刘逢禄、康有为等人说《左传》是伪造的，不过是说刘歆把《国语》的一部分与《春秋》有关的，改作《春秋左氏传》；或是说当日原有一部《左氏春秋》，刘歆取出一部分做了《春秋左氏传》，剩下的部分做了《国语》。依此说法，《春秋》本无《左氏传》，故今之《左氏传》是“伪托”的。但《左传》的来源，叫他做《左氏春秋》也罢，《国语》也罢，却是真的古代史料。疑古最力的钱玄同先生虽说：

　　　　刘歆把《国语》底一部分改成《春秋》的传，意在抵制《公羊传》。

但他同时又说他

　　　　对于今之《左传》，认为它里面所记事实远较《公羊传》为可信，因为它是晚周人做的历史。而《公羊传》则是“口说流行”，至汉时始著竹帛者。（《古史辨》页二八〇）

这就是说《左传》是一部“伪”的《春秋传》，而却是一部“真”的晚周人做的历史。

　　珂先生作此书，大致也持这个态度。他说：

　　　　假使能证明此书在焚书（前213）前存在，也不能因此证明从孔门产出。反过来说，假使能说它与鲁国无关系，这也不是说此书是伪造的。

　　　　只有能证明此书是汉人所作来冒充焚书前的文件，然后可说它是伪的。（页三——四）

他又说：

　　　　如果它真是在纪元前213年以前写定的，假使它是纪元前722到468年中的事实的真记载，是作者尚可自由参考各种文件的时候所写定的，——那么，此书便是真的了。（页四——五）

珂先生的话，与钱玄同先生的主张正相同。但钱先生先就承认《左传》是“晚周人做的历史”，而珂先生却先要证明此书是否“晚周人做的历史”，是否焚书以前的真记载。

　　珂先生自己似不曾读过刘逢禄、康有为诸人的书，只引据德国弗朗克（Otto Franke）的转述；至于近人的著述如崔适的《<史记>探原》、《<春秋>复始》等书，便连弗朗克先生也不曾见了。弗朗克的结论（页一六引）是：

　　　　向来传为《左传》一书，并非《春秋》的传注，乃是一部完全独立的著作，大约是晚周传下的各种《春秋》之一；一直到了纪元前一世纪的末年刘歆窜乱之后，才同《春秋》连了起来，变成《春秋传》。

此意与上文引的钱玄同先生的话完全相同。但珂先生总嫌“康有为是个政客，并且是个宣传家”，并且疑心“他的考证方法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有点新闻纸的味儿”。所以珂先生有点想替刘歆打抱不平。他提议要研究三项的佐证：

　　（1）研究刘歆在秘府发现《左传》的记载，

　　（2）评判后汉前期关于刘歆以前《左传》存在与否的别种佐证，

　　（3）评判百年前司马迁关于《左氏春秋》及其作者的记载。（页一九——二〇）

　　关于（1）项，珂先生实在未免太信任《汉书·刘歆传》了。他因此相信《左传》在刘歆之前已有“它的门徒，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翟方进”（页二一）。翟方进的自杀在纪元前七年，在刘向死之前一年。他与刘歆、尹咸都是同时的人，也许都是同谋改造《左传》的人。故无论《翟方进传》说他“好《左氏传》”一句是否可信，方进之治《左传》并不足证明《左传》之早出而早有传人。

　　关于（2）点（页二五——二九），珂先生也有同样的错误。他所引的人——班固、王充、许慎——都是后一世纪的人；他们的话只可以表示纪元后第一世纪有某种传说而已，并不足证明刘歆以前《左传》的存在与传授，更不足证明“刘歆以前《左传》已很著名，并且自成一派的研究”。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并不敢说《左传》是壁中书，而后一世纪的王充却敢说“《春秋左氏传》盖出孔子壁中”了。刘歆原书并不敢说西汉早年有人传《左传》，而后一世纪晚年的许慎在《<说文>序》里却敢说“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了。西历100年顷的许慎捏造《左传》的传授，还不过到张苍为止；而七世纪的陆德明、孔颖达却敢捏造刘向《别录》叙述左丘明传曾申以下十馀世的详细传授表了！这都是世愈后则说愈详，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这不可以使我们怀疑反省吗？

　　故对于这（1）（2）两项，我们不能不说珂先生的评判是颇有错误的。

　　但关于（3）项，——司马迁的记载——珂先生的见解却是很可佩服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的一段，今文家多很怀疑，弗朗克也很怀疑，但珂先生却认为确是《史记》的原文（页二九——三四）。我以为珂先生的主张是不错的。这一段文字向来只引关于《左氏春秋》的一小部分，珂先生也不曾全引。我试引其相连的各部分如下：

　　　　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

　　　　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为《吕氏春秋》。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看这一段，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只认《左氏春秋》为许多《春秋》的一种，并不曾说它是一部《春秋左氏传》。至于司马迁说此书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这大概是一种传说，或是一种猜想。这种猜想是错的，说作者是“鲁君子”更是错的，这一层珂先生在本书下篇另有专论。

　　珂先生在上篇（页三四——四四）只要证明《左传》的原本（《左氏春秋》）比《史记》早。他的方法是考察《史记》里所有的《左传》的文句。司马迁用《尚书》，常把古奥难懂的文句翻译成浅近的文句；他引用《左传》，也是这样。珂先生引了几十条例（三四——四一）如《左传》昭二十七年“我尔身”，《史记》作“我身，子之身也”；如哀七年“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史记》改为“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都可见“司马迁改动《左传》；《左传》是原本，《史记>是副本”。

　　故珂先生的结论是：“司马迁看见一部巨制的史书（他叫它做《左氏春秋》）便从它引用了许多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说至少在前 100年的时候，《左传》已经存在了。”

　　司马谈与司马迁去藏书解禁之时（190）不远；若此书是焚书以后的伪作，司马迁父子不会容易受欺。珂先生因此深信司马迁所见的《左传》是作于焚书以前的。

　　故此书上篇的结论只是：《左传》的原本（大概有别的名称，并且没有割成系年的形式）是焚书以前存在的。

　　现在要说此书的下篇了。下篇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页四五——七七）从文法上证明《左传》不是鲁国人做的。第二部分（页七七——一〇〇）用《书经》、《诗经》、《庄子》、《国语》等书来比较《左传》的文法，证明《左传》有特殊的文法组织，不是作伪者所能虚构的。第三部分（页一〇〇）以下）又用《左传》的文法来比较“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证明《左传》是前四五世纪的作品。

　　先说第一部分，这是珂先生最得意的一部分。这是用文法的研究来考证古书的初次尝试，他的成功与失败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司马迁说《左氏春秋》是鲁君子左丘明做的。珂先生要试证此说是否可信，所以从文法上著手，把《左传》的语言假定作“左语”，又把《论语》、《孟子》的语言假定作“鲁语”，再看左语是否鲁国的语言。

　　他选了七种“助词”作为比较的标准：

　　（1）“若”与“如”。

　　珂先生统计的结果是：

　　（甲）作“假使”解时，《左传》全用“若”，而鲁语全用“如”。

　　（乙）作“像”解时，《左传》全用“如”，而鲁语则“如”与“若”并用。

　　（2）“斯”字作“则”字解。

　　珂先生说，“斯”字这种用法，如“观过斯知仁矣”，在鲁语里很常见，而在左语里是没有的。

　　（3）“斯”字作“此”字解。

　　珂先生说，“斯”字作“此”字解在鲁语中是很常见的，而在《左传》中是没有的。

　　（4）“乎”字作“于”字解。

　　他说鲁语里“乎”字常常用作“于”字，而在《左传》里却是绝无而仅有的。

　　（5）“与”字作疑问语尾。

　　他说鲁语常用“与”（欤）字作疑问话的语尾，而《左传》里竟全没有这个用法。

　　（6）“及”与“与”。

　　他又说，两个并列的名词之间，鲁语内只用“与”字，如“富与贵”，“惟我与尔”；而左语内则兼用“及”与“与”，而“及”字尤其通行，如云“宋及郑平”，“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鲁语里从不用“及”字。

　　（7）“于”与“于”。

　　珂先生的最大发现是《左传》里“于”和“于”的分别。他指出这个介词有三种不同的用处：

　　（甲）用如法文的chez，aupres de，vis-a-vis de，置于人名之前，表示一种动作所向的人。在《左传》里多用“于”字。例如“请于武公”，“公问于众仲”，“言于齐侯”，“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

　　（乙）用如英文的at，to，或法文的à，置于地名之前，表示一种行为所在之地。在左语里，多用“于”字。例如“败宋师于黄”，“至于廪延”，“遂田于贝丘”。

　　（丙）用如英文的in，into，法文的dans，表示地位所在或动作所止，但其下不是地名，故与（乙）项不同。

此一类在《左传》里颇不分明，“于”与“于”乱用。例如“见孔父之妻于路”，“杀孟阳于床”，但又有“淹久于敝邑”，“赵旃夜至于楚军”。

珂先生作一个统计表如下：

于于

　　（甲）用如aupres de58185

　　（乙）用如à97501

　　（丙）用如dans197182

珂先生又从校勘学上得著有力的旁证。例如雷格（Legge）用的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本，其中的“于”、“于”多不严格地分开。而阮元《〈左传〉校勘记》与《经典释文》所载古本异同，与《四部丛刊》所据宋本，其中作“于”字之处，《汇纂》本皆作“于”。又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古写本《左传》四残卷，其中“于”、“于”的分别也都和珂先生的（甲）（乙）两类的区分相符合。

　　但左语里的这些分别，在《论语》、《孟子》里却都不存在。鲁语里只用“于”字。如地名之前，左语常用“于”，而鲁语一律用“于”。故珂先生作一比较表如下：

左语鲁语　　

　　（甲） 于于

　　（乙） 于于

　　（丙） 于于于

　　珂先生依据上列七项标准得的结论是：《左传》的文法与《论语》、《孟子》的文法是很不同的。故《左传》不是孔子作的，也不是孔门弟子作的，也不是司马迁所谓“鲁君子”作的，因为此书的语言不是鲁语。这部书的文法一致，可见它是一个人或同一学派中的几个同乡人作的。

　　这是下篇第一部分的提要。

　　我们趁此机会讨论这一部分的重要结论是否完全可以成立。

　　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卫聚贤先生给此书做了一篇跋（页一○九——一二〇），他批评珂先生所论“于”、“于”的分别是只“有时间性的，而无空间性的”。他说：

　　　　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春秋》，都是用“于”字作介词的；《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都是用“于”和“于”作介词的。

　　他又说，“于”和“于”的比例，

　　《左传》为　　19：17

　　《国语》为　　9:2

　　《论语》为　　21:1

　　《孟子》为　　96:1

　　《庄子》为　　849:1　　

卫先生说，这可见“于”和“于”的“升降之际”了。

　　卫先生之说，也有相当的价值，因为文法的变迁确有时间的关系。如《论语》与《孟子》同为鲁语，而《孟子》用“于”字比《论语》少的多。又如《论语》只有“斯”字，而无“此”字，而《孟子》里便多用“此”字，很少“斯”字了。（参看我的《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页六五——六六。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已指出“《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此外如我在《尔汝篇》（《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二，页十二），指出《论语》与《孟子》时代用“尔”、“汝”的风尚的不同，也是时间性的一例。又如珂先生所举第一项的“若”、“如”两字的例，均含有时代先后的影响。如“何如”则全用“如”，“若何”则用“若”多于“如”。为什么呢？为的是“何”在“如”之先为古文法，而“何”移在“如”或“若”之下则是后起的新文法了。故卫先生指出文法变迁之有时间性是很不错的。

　　但卫先生说“于”、“于”之别只有时间性而无空间性，那便是太武断的结论，是大错的。即如卫先生举出各书用“于”与“于”的比例，从《论语》的“21：1”到《孟子》的“96：1”还可说是时代升降的关系；但何以解释《左传》的“19：17”呢？难道卫先生可以说《左传》之作远在《论语》之前吗？（依卫先生自己的结论，《左传》作于西元前425与403之间；《论语》之作不会在其后。）

　　况且卫先生说珂先生用“于”、“于”的分别来证明《左传》非鲁国的作品，这未免太冤枉珂先生了。珂先生明明用了七项标准作证，“于”、“于”之别不过是七项中之一项。七项参校的结果，珂先生认《左传》的文法与《论语》、《孟子》的文法是两种不同的方言的文法。我以为这种研究方法是不错的；珂先生的结论也是很可以成立的。

　　珂先生的特别贡献正在他指出文法差异与地域的关系。近年赵元任先生指出北京话里有“我们”与“咱们”的区别，国语区域里只有此一处了，吴语区域里也只有无锡一处。这便是文法差异的地域关系的一例。又如唐、宋人诗词里常有“底”字用作“什么”的意思；如“干卿底事”之类。现在只有常州几县之中，还有用“底”字的地方，有读如di的，有读如dya的。这也是一个例。我们要知道，文法因时代变迁而有沿革，其起点都是从某地方言里来的。一个代名词的被采用，一个介词的区别，一个助词的废止，大抵都起于一地的方言而渐渐推行到各地去。故文法上的变迁，有时是某地方言的胜利，有时是某地方言的失败；有时由方言变为普通话，有时或由普通话降作方言。故“于”、“于”由有别而变成无别，可说是左语的失败，也可说是鲁语的胜利；而“斯”终被“此”字打倒，又是鲁语的失败了。人称代名词的多数，各地方言皆有，或称“我人”，或称“我家”，或称“唔俚”，或称“阿拉”，或称“我们”，而“们”字竟成为普通话。这是由方言而升作普通话。如“底”在一个时代似很普通，现在仅限于常州几处，那又是降为方言了。　　

　　故珂先生指出的地域关系，我们不但应该赞成，并且应该推行到别种古书研究上去。如《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又如《诗经》中各国风诗的分析的研究，都可采用这种方法。

　　最可注意的是珂先生用文法上的区别来证明《左传》不是鲁国人做的，而同时不相识的卫聚贤先生也从别的方面证明《左传》的著者不是山东人。卫先生的文章共有三篇：一是《〈左传〉之研究》（《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商务印书馆发行），一是《〈春秋〉的研究》（《国学月刊》第二卷，第六号以下，北京朴社发行），一是本书的跋。他在《〈左传〉之研究》里举出两项证据：

　　（1）从《春秋》、《左传》、《国语》分国纪事详简的统计上知《左传》的著者所在之地为晋国。（页二一八）

　　这一项证据颇薄弱。晋是大国，故占《左传》篇幅最多，约百分之二十六；鲁以小国而占百分之十三有另，不算少了。《国语》纪晋事也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而卫先生却不因此断定《国语》作者也在晋国。《国语》纪鲁事远不如《左传》之详，而他却信《国语》的作者是鲁人。故这一项的证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2）他从方音上证明《左传》的著者“非齐鲁人”。

　　这一项，他后来在本书跋里说的更详细，故当依此跋为准（本书页百十二——百十三）。他用了三个例证：（a）“邾”，《公羊》与《礼记》作“邾娄”，《郑语》、《孟子》、《庄子》作“邹”，而《左传》作“邾”，与《纪年》合。因此可见《左传》非山东人的作品。（b）《左传》的《春秋》庄十二年书“宋万弑其君捷”，而《公羊》的《春秋》作“弑其君接”。卫先生以今日山东、山西的方言证之，定《左传》为非山东人的作品。（c）《左传》桓五年的“仍叔”，《穀梁》作“任叔”，卫先生以今日的方言证之，定《左传》为非山东人的作品。

　　卫先生举出的三个方音的例，都有点漏洞。我们从何处得知公羊、穀梁为山东人呢？不过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小注而已。我们试举“邾”、“仍”、“捷”三字的三传异同表（依卫先生自己的《〈春秋〉的研究》，页二七八——二八〇）来批评卫先生的方法：

　　（左传）　　（公羊）　　（穀梁）　　（异文次数）

　　邾　　　　　　邾娄　　　　邾　　　　　　25

　　仍　　　　　　仍　　　　　任　　　　　　1

　　捷　　　　　　接　　　　　捷　　　　　　3

“邾”字与“捷”字，《公羊》异于《左传》，而《穀梁》同于《左传》；“仍”字则《公羊》同于《左传》，而《穀梁》异于《左传》。同于《左传》则不取，异于《左传》则被取，故于“邾”字与“捷”字皆仅取《公羊》之异，而不顾《穀梁》之同；而于“仍”字则不顾《公羊》之同，而仅取《縠梁》之异！故在“邾”、“捷”两条下，《左传》与《公羊》不同，那便是山西话的证据，而与《穀梁》相同却不是山东话的证据。到了“仍”字条下，《左传》与《公羊》相同，却又不是山东话的证据，而与《穀梁》不同却便可证明其为山西话了！这种任意的去取，岂不是很危险的方法吗？

　　故我以为卫先生说《左传》不是山东人的作品，那不过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他的证据却不能算是充分的。倒是珂先生的文法比较上的证据可以替卫先生添不少强有力的证据。卫先生得著这个有力的助手，应该拥护他，不应该冤枉他。　　

　　下篇的第二部分（页七七——一〇〇）是用《左传》来比较《书经》，《诗经》，《礼记》和《大戴礼》，《庄子》，《国语》等书，看他们文法上的同异。他的结果都在他的比较统计表（页九六——九八）里，我们不必逐一申述了。他的总结论是：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页九九）

珂先生原定了七项文法标准，在这一部分里他又加上了两项：一项是“吾”、“我”、“予”，一项是“邪”、“耶”，共计九项。珂先生的比较表上显出只有《国语》与《左传》有八项相符合，只有第一项（“如”、“若”）有点不同。所以他说《国语》最接近《左传》。

　　这种结果大可帮助今文家的主张。今文家说刘歆割裂《国语》，造为《春秋左氏传》；今本的《国语》只是刘歆割裂的残馀了。如今珂先生从文法比较上证明这“两部书的文法组织很是相同”，这岂不是给今文家寻得了有力的新证据吗？我很希望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能继续珂先生的工作，把《左传》与《国语》再作一番更精密的比较，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最后的结论。（钱先生的主张见顾颉刚的《古史辨》，页二七八——二八〇）

　　珂先生在这一部分的工作，虽然给了我们不少的有用的暗示，却不算是很精密的工作。《尚书》，《诗经》，《大小戴记》，《庄子》都是复合的作品，没有一部书可以拢统地算作一种单纯的作品。珂先生把这几部书都认作自成文法系统的作品，这是根本的大错。珂先生研究《礼记》，也承认这一点，故他不曾把《大小戴记》列入比较总表内。其实《尚书》、《诗经》也都应该这样办。

　　况且这几部书都是大书，每一部的文法研究已够一位外国学者的长期工作了。珂先生却要把这些书合起来作综合的研究，他的工作自然太难了，他的不精密之处是很可以原谅的。

　　试举一条作例。珂先生说：

　　　　《诗经》里照例用“于”，有几处还用“于”（没有特别的作用，和“于”完全同义），多数见于那不曾严格整理的《国风》。一共有十八个“于”，十二个见于《国风》（在六国的六篇内），两个见于《小雅》的一篇，三个见于《大雅》的两篇，一个在颂内。（页八八；译文略有修改）　　

《诗经》用作介词的“于”字只有十四个，十一个见于《国风》，两个见于《小雅》，一个见于《颂》。《大雅》里的“于”字都是感叹词。这十二个之中，只有《周颂·清庙》里的一句

　　　　无射于人斯

颇不容易解释。其馀十一条似乎都是“有特别的作用”的。试把他们排列如下：

　　（1）与“我”连用，凡九次。

　　　　俟我于城隅（《静女》）

　　　　俟我于著乎而（《著》）

　　　　俟我于庭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

　　　　于我乎夏屋渠渠（《权舆》）

　　　　于我乎每食四簋

　　　　于我归处（《蜉蝣》）

　　　　于我归息

　　　　于我归说

　　（2）与“女”连用，二次。

　　　　于女信宿（《九戢》）

　　　　于女信处

　　（3）与“焉”连用，二次。

　　　　于焉逍遥（《白驹》）

　　　　于焉嘉客

这岂是随便乱用的吗？再看《诗经》里，凡用“于”作介词，决不同“我”、“女”、“焉”连用。最可注意的是“我”字。珂先生曾指出《国风》里有二十二个“乎”字用作介词的（页八七），他不曾留意那二十二个之中，十六个也是同“我”字连用的：

　　　　期我乎桑中　　三见（《桑中》）

　　　　要我乎上宫　　三见

　　　　送我乎淇之上矣　　三见

　　　　俟我乎巷兮（《丰》）

　　　　俟我乎堂兮

　　　　遭我乎嫚之间兮（《还》）

　　　　遭我乎嫚之道兮

　　　　于我乎夏屋渠渠（《权舆》）

　　　　于我乎每食四簋（这两个“乎”似不是介词？）

我们似乎可以假设“于”字与“我”字因为声音上的原因，不能不互相回避，故“我”字的上下不用“于”而改用“于”或用“乎”、“女”字与“我”同纽，“焉”字古音近“于”，故也不用“于”。此外用“乎”之字，如“胡为乎”，如“殊异乎”，如“心乎爱矣”，似乎也都是因为声音上的原因。我是不懂古音的人，手头又没有珂先生的《解析字典》，只好提出这个假设来请教于珂先生和别位古音学者。

我举这一条来表示《诗经》等书的文法研究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满意的结果似乎要等待将来的工作。但珂先生有开路的大功，那是我们都该感谢的。 　　

　　下篇的最后一部分（页一〇〇——一〇七）是用《左传》来比较一些前三四世纪的书，如《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之类，看他们文法上的关系。珂先生归纳的结果定出一种“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大致有下列几种现象：

　　（1）没有代“则”字的“斯”。

　　（2）没有代“此”字的“斯”。

　　（3）有“若”，有“如”，都作“像”解。

　　（4）有“乎”的介词。

　　（5）有句尾的“与”。（欤）

　　（6）没有介词“及”。

　　（7）没有“于”“于”的特殊区别。

　　（8）有句尾的“邪”。（耶）

　　珂先生说《左传》和这种“前三世纪的文言”大不同，“这便天然使我们猜想《左传》代表一个更早的时期”，所以他断定此书多份是前468年到300年中间作的。他又说，“无论如何，总在前213年（焚书之年）以前”。

　　珂先生敬爱《左传》，总想把此书抬到前四五世纪去。这是个感情问题，而感情往往影响到人的理智。珂先生自己也曾说过，孟子在三世纪可以用鲁语著书，何以见得《左传》的作者就不能在三世纪仍用他自己的方言著书呢？但珂先生感情上不认这个假定，故他说这话绕湾子太远了，不如说《左传》是更早的作品罢。这岂非感情的战胜吗？

　　故我以为珂先生用《左传》的特别文法组织来和“鲁语”相比较，证明《左传》的语言自成一个文法组织，决非“鲁君子”所作，——这是他的最大成功。其次，他因此又证明《左传》和《国语》在文法上最接近，这是他的第二功。这两个结论和刘逢禄、康有为、崔适、钱玄同诸人的主张的大旨都可以互相印证。但今文家所主张的枝节问题，如说“《左传》是《国语》里抽出来的”，“《左氏春秋》变成《春秋》的《左氏传》是刘歆干的”，……这些问题还是悬案。珂先生不能证明《左传》原是《春秋传》，今文家也不能根据珂先生的成绩而就断定刘歆的作伪。

　　珂先生又想进一步证明《左传》著作的年代，在这一方面，他的成绩便不很好了。我们怀疑的原因有几点：（1）如上文所说，孟子可以用鲁语著书，何以《左传》用“左语”便应属于更早的时代呢？（2）珂先生讨论《尚书》的时候（页八五——八六），也曾指出《尚书》的伪造部分的文法反比真的部分更精密一致。这岂不要几乎根本推翻这种文法学上的工具吗？（3）珂先生又在讨论《淮南子》的时候（页九一——九二，注十）曾指出《淮南子》的前五卷用“于”与“于”同《左传》、《国语》的规则一样。这岂不要使我们更怀疑《左传》著作的年代吗？

　　所以我以为研究《左传》著作的年代应该参用《左传》本身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卫聚贤先生的《〈左传〉之研究》颇有参考的价值。

　　卫先生说“左氏”是地名，不是人姓名。他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吴起，卫左氏中人也。

又引《国策·卫策》：

　　　　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卫赎之百金，不与。乃请以左氏。群臣谏，君曰：“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用之？”

但卫先生是山西人，他的感情作用使他抬出子夏为《左氏春秋》的作者，说此书是子夏在魏之西河时作的；因传于左氏人吴起，故有左氏之名。其实左氏若真是因地得名，那么，何不直截假定吴起为《左传》的作者呢？

　　这一点感情作用，也影响到《左传》著作的年代问题。《左传》称赵襄子的谥法，故卫先生说《左传》之作最早在襄子死后，在前425年之后。这是可信的。但昭公二十九年说“晋其亡乎”，昭公二十八年说魏氏“其长有后于晋国乎”，闵公元年说毕万“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庄公二十二年说田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这都可见作者亲见三家分晋，与田和代齐，故此书著作的年代又当移后：至早当在前403年三晋为诸侯之后，或竟在386年田和为诸侯之后。但卫先生定要委曲说明此书之作最晚当在前403年以前，这未免是他的偏见了。

　　总之，《左传》的年代问题，此时还在讨论的时期，还没有定论。现在我们稍稍有把握的一点只是《左传》不是“鲁君子左丘明”做的。卫先生提出的“《左传》不是山东人做的”一个假定，得著珂先生的文法比较的结果，可算是有了强硬的佐证；而卫先生在《〈左传〉之研究》里举出《左传》袒魏，又详于述晋国霸业，而略于齐桓霸业，等等佐证也可以帮助珂先生的结论。这可见我们只要能破除主观的成见，多求客观的证据，肯跟著证据走，终有东海、西海互相印证的一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