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红色”之手伸向中国/苏维埃政府东望 中华文库

对英国的敌意，是苏维埃体制的一部分。它基于《联邦宣言》（苏维埃宪法的一部分）中的假设，即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而后者必须摧毁其余世界，因为两者无法共存。所谓的“资本主义阵营”，也就是除苏联以外的世界，据称由英国领导。因此，苏维埃的仇恨主要集中于英国。

早在大战前，列宁便开始着手如今的苏维埃东方政策，洞察并分析所有可能性。他似乎执念于亚洲战胜欧洲。对此从未有所遮掩。1919年底，外交委员向第七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提交报告（俄文官方报告，另有英文译本《苏维埃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显示，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首先努力与东方一切革命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他说：

“几乎所有东方革命组织的代表团都曾应邀到莫斯科来，尽管协约国设有防疫线，但我们仍与东方的革命组织甚至是纯粹的东方进步派保持密切联系。”

外交委员没有公开声明：在没有革命组织的地区，苏维埃立即出手帮助建立革命团体，或将“纯进步派”改造为苏维埃式革命者，但他确信，由于这种直接密切的联系：

“无论我们将目光投向哪个东方国家——波斯、中国、朝鲜、土耳其或埃及——都看到深刻醖酿，正逐步演变为反对欧美资本主义的运动。该运动终极目的在于实现我们的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没有宣称这种联系是由“共产党”或“共产国际”建立的，而是坦言，“东方革命组织”是与苏维埃政府保持联系。报告还进一步指出：正是苏维埃政府，从其成立伊始便采取远见卓识的政策，因此在东方收获了其成效。

据《消息报》（1927年1月21日）指出，这一政策经列宁详细规划后“经实践已完全得到证明”。大量资料可证： (1) 苏俄与东方革命组织关系乃列宁策划，并在苏维埃成立时即开始施行； (2) 该政策意在“在东方制造对资本主义的深度醖酿与苏维埃理想的实现”； (3) 苏维埃政府在其初期以及至1927年仍在收获成果。

在考察列宁政策前，有必要指出：除培养所谓革命“理想”，东方政策还被苏联高层视为政治王牌。苏联外交专家卡尔·拉德克在《英国与东方》中这样总结：

“合乎逻辑的是苏维埃俄罗斯将在敌人最脆弱之处发动攻击……英帝国主义迫使我们寻找其薄弱点，那就是亚洲……苏维埃俄罗斯在东方对英帝国主义的打击，将远胜于英帝国主义在西方对我们的打击。”

正是该论点帮助我们理解苏维埃近八年的政策动向。

政策纲要

在列宁于第二届共产国际大会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总论》中，他明确指出，苏维埃的工作旨在使东方民族认识到：“除非苏维埃政府战胜世界，否则他们无出路。”同时他强调，对他的追随者而言，支持殖民地及后进国家的哪怕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即“纯进步派”）是义务，前提是这些运动不妨碍群众在布尔什维主义精神中的成长。这一指示至关重要：它让苏维埃得以煽动和支持东方起义，同时掩盖其实际共产主义意图；允许其资助并组织所有怀有怨愤的人群，最终借群众实现革命目的。

这意味着苏维埃将向东方民族伪装成“帮助他们实现愿望”，但事实上是要把他们“绑在共产与苏维埃体制战车上”，一旦时机成熟便发动革命。

十个月前列宁另有明言（《消息报》1927年1月21日及《文集》1923年3月2日）：

“东方斗争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构成了人类的巨大多数，我们正迅速将这一多数拉入斗争，因此，在此方面最终结果并毋庸置疑。”

这是一个新观念：俄、中、印联邦抗衡欧洲，推进亚洲对欧洲胜利的初步构想。苏俄东方政策的目标即诱发武装动乱，以组建俄、中、印联邦，挑战世界。该政策已通过苏俄与所谓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合作、资助公民战争与起义、并在群众中进行煽动而实施。

政策成果

苏联声称已成功使中国接受其立场：即驱逐英国将解放中国、解决问题。据《真理报》（1926年11月24日），这是通过协调整合国民党与由莫斯科操控的共产党关系而实现的。国民运动由国民党领导，其在中国大众中极具影响力，据执行委员会官方报告，其党员逾30万人。

据称，“共产党成员混入国民党”，从内部推动该党实现苏维埃纲领。今日，苏联公开承认：“我们的朋友与同志已形成并在领导国民党。”

在此背景下，解释为何托洛茨基称上海事件“带有莫斯科气息”，为何布哈林在评论中国事件时指出（《真理报》1926年11月25日）：

“在先前大会及执行会议上我们探讨了中国与东方问题，但现在我要强调，我们在中国的紧迫任务是打败帝国主义敌人*……这是当前主要任务，为进一步行动奠定基础。”

*《真理报》原文加下划线。

苏联领袖斯大林也同样明确。他在1926年11月30日对“中国委员会”（负责指导中国革命）表示：列宁指出：“苏维埃革命胜利后，民族解放运动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事务必是苏联事务，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先锋”。

这些公开声明说明：中国运动由莫斯科领导；“打败帝国主义敌人”是莫斯科当前紧急任务；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赋予莫斯科将每一股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但至1926年初，一位苏联经济学家针对当年形势评论（见《共产国际》第20期）表明：

“去年上海革命事件、广东战事不仅严重削弱了英国影响，也冲击了英国商人利益。如今英国已无力遏制东方革命运动……英国无力阻挡苏联同东方民族——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联盟增强。”

综合上述，可见英国在中国面临苏联对抗。无论是骚乱、广东政府军的进军、谈判困局还是贸易抵制，“莫斯科的气息”始终潜伏其中，由苏联特工策划指挥。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领导人从未强调斗争的中国方面的意义。他们关注的是“世界革命”或“苏联联盟”，而非“中国解放”。

对莫斯科而言，中国不过是与英国对抗中的棋子。这从苏联领导人的好战言论可见一斑。布哈林（《真理报》1927年1月13日）主张要大举备战，称一旦战争打响：“协约国将不得不在广阔战线对抗我们……因为今天中国是我们的后方……中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后方——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由此可见，苏俄更关心的是中国能否成为其后方基地，为红军提供炮灰，以及破坏英国利益，并作为推动印度革命的“磁石”，而非名义上的“中国解放”或其“民族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