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学社信 关于翻译
作者:鲁迅
1933年8月2日
《一个人的受难》序
本作品收录于《南腔北调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著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下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著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拼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著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