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主任兼主席出席三十七年元旦首脑部团拜大会训话
作者:阎锡山
1948年

我们今年元旦,回头想想去年的成绩如何,我们真感惭愧!说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上,少了许多的县份,说到人民的痛苦上,今日更形加深,可以说今年的元旦,不如去年的元旦,这也就是我们的不够。

今年我们应当如何努力?我愿和大家在水平线以下作三件事,也就是要去三害:

第一去干部的贪污

我们的干部,不能以饥饿作贪污的理由,一定要把饥饿与贪污划分清楚,澈底的去了干部的贪污。

第二去军队的扰民

我们的军队,不能以供给缺乏为扰民的理由,把供给缺乏与扰民划分清楚,不能借口供给缺乏而扰民,澈底的去了军队的扰民。

第三去人民的通匪

我们的人民,不能以共匪的恐布为通匪的理由,把恐怖与通匪划分清楚,不能因为共匪的恐怖,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澈底的去了人民的通匪。

因为干部贪污、军队扰民,人民通匪,就把民众力量消失净尽,我们就不必说民众路线怎样走,可以说我们的字典中,就没有民众两个字了,我们动员谁?谁和我们戡乱?我们今年必须努力去了民众路线上的障碍的这三件事,走上民众路线的途径,破毁了共匪以水覆舟的造乱手段。去此三害,作为今年我全体干部在水平线以下努力工作的目标。

在水平线以上我们应该努力什么?应该努力动员戡乱。要动员戡乱,必须了解了乱者是个什么?他是如何造乱?我们应如何戡乱?才能说到动员什么?如何动员?

我们先说共匪如何造乱?共匪造乱,是集历史的超历史的。什么是集历史的?他的二十四刑三十六杀的恐怖,就是集历史的。向来历史上的造乱,最激烈的如李自成,每到一处,把老幼妇女杀了,粮食房屋烧了,裹胁上壮丁替他钝刀枪;今天的共匪,是裹胁上壮丁替他换子弹。历史上的造乱,统不如共匪的作法之广大巧妙,所以说他是集历史的。什么是超历史?他把人民无数量的财物土地,拿上算老账的方法收没了,分给一部分无产的恶霸,给他们一个大便宜,使这些恶霸成了和他血肉不可分离的工具,甘心为他卖命。他又把算了老账的人,扣其家属,打发到我们区域内,作兵运、枪运、瓦解、破坏,散病菌、下毒药、造谣、放火等工作,不能依限完成工作的,杀其全家,使他的仇人,也须坚决的为他卖命,才能换得一家的生命,使他的仇人替他努力的代价更大。因之共匪使人民无论是他的恩人仇人,都须替他卖命,更须坚决的替他卖命。他这是需要穷人,制造穷人,使人人皆穷而靠他;并且是需要造乱,强人造乱,使人人离开了造乱则不能生活,造成他以水覆舟的政略,这是他超历史的作法。

我们应如何戡乱?共匪现在造乱,是以集历史的超历史的作法来造乱;我们戡乱,也须用集历史的超历史的作法来戡乱。什么是集历史的戡乱办法?自来作乱,不能不藉民力,尤其满清中叶,平洪杨时,纯粹用的是民众力量,我们今日戡乱,不能不走民众路线,使人民确实认识了剿匪是人民的需要,使国家的武力成为民众的武力,民众的力量成为国家的力最,人民与国家成为血肉不可分离。但我们今天动员民众,使民众与国家成为血肉不可分离的,必须是非平等、生活平等、劳动平等、牺牲平等;使人民的是非,就是国家的是非、人民的利害,就是国家的利害,人民才能改变了认为剿匪是政府的需要的旧念,和国家成为不可分离的。如此动员民众,就是集历史的戡乱办法。什么是超历史的戡乱办法?共匪是利用饥饿,制造饥饿,需要人造乱,即使人人离即造乱不能生活的以水覆舟的政略。我们必须用自清自卫自治,划清国家与国家的敌人,使民匪不并立。但欲作到此,必须政治上明白的表示出政治的态度来;我们的政治态度,就是“穷人的恩人、富人的救星。”动员上全民,以水定舟,粉碎共匪以水覆舟的狂妄政略,这就是超历史的戡乱办法。

动员什么?就是要动员人民的自觉与奋斗。什么是自觉?为什么要奋斗?就是要人民自己觉悟了,共匪的赤化恐怖算老账逼上人民替他填炮眼换子弹的狂妄政略,是人民生命财产人格廉耻的毁灭,剿匪戡乱是人民的需要,也是人民自救,所以必须人民起来奋斗。

怎样动员?动员工作是个种子性的工作。在数学上说,一等于一,在种子上说,一等于无量数。这也就是说,在数学上看,一颗谷子等于一颗谷子:在种子上看,一颗谷子则等于无量数的谷子。我们不只是说在动员戡乱上,需要种子性的;在匪的造乱上说,也是需要种子性的,所以我们戡乱,尤其需要种子性的动员。

什么是种子性的动员?在种谷子上,拿上锄耨,就可以收获;在动员人上,拿上磨破嘴跑肿腿的多说,就可以壮大,这就是种子性的。所以一个革命者的符号,就是看你能不能多说;这说与不说,就成了一成一败、一功一罪的关键,也等于农夫锄禾苗,锄与不锄,成了丰收与饥饿的关键。

今天我感到我们与共匪比较,我们如一个农学院,讲的农学很好,博士学士很多,但是整讲了一年农学理论,虽然有成本成套的著作,没有种一棵禾苗,一年也收不下一颗粮食。共匪的造乱,如同一个农场,能深耕、能勤锄,所以能收获,过上一年,就是食粮满囤。共匪与我们是如此,世界上的形势,也是如此。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农学院变为农场,农学博士变为农夫,戡乱才能有工具、有力量,人民才能感受到戡乱有真实的代价。我这话是有证明的,我二十二岁时,在一个会场上总理领导我们开会,当时到场的有七八十个人,大家曾以革命能否成功,全看大家有嘴没嘴以为定,因之不过七年,我二十九岁时,总理领导的革命就成功了。

我再与你们说明一个事例:近日间我们发现替共匪散毒药的小孩,审讯他的时候,他供说有个人天天和他说:“你是很聪明的,看你将来一定能做个大官。你如想做大官,就须积德。怎样积德?你为社会除害就是积德。怎样除害呢?太原城里头,都是些该死的人,你拿上毒药,去放在他们的井里、食品里,把他们毒死,就能积下德,毒死的人愈多,积的德愈多,作的官愈大”。又问他毒死了多少人?他说是毒死了七个人,实际上据我们调查,毒死了十七个人。他又供说,后来那人又给了他一包毒药,叫他毒人,他不忍心再毒,走到东城门外时,便把那毒药抛到城壕里了。我们派人拾回来这毒药,经化验的结果,一半是化学性的,一半是植物性的。我们问他那个人怎样和他谈话?他说:一天谈一回,十天谈十回就谈好了。问他谈话的有几个小孩呢?他说:多哩!一天至少也有十来个,但都彼此不能说话,也不认识。由这件事看来,一个共匪一天说十个小孩,十次完成一个,就是十天能说成十个,一年能说成三百六十个小孩,给我们下毒药、散病菌、造谣、放火,假定共匪派上一百个人来太原作这工作,一年就能说三万六千个小孩给我们下毒药、散病菌,乘隙给我们造谣、放火。我们城里的干部有几千,小孩也有几万,如我们也有一百个人,每人一天说十个小孩,十天说成一个,我们在一年之内,就可以有三万六千个小孩替我们反共匪迷哄上小孩替他做工作。假定我们有嘴不说,只见有下毒药、散病菌、造谣、放火的小孩,不见有制服下毒药、散病菌、造谣、放火的小孩。这也可以说,共匪造乱是凭的迷哄下的人,迷哄人是凭的多说。我们戡乱凭的是正义,发挥正义也须要多说。今天人民不知戡乱是人民的需要,我们在戡乱上没有人,而且人民也不感到我们戡乱的好,这统是我们说的不够所致。假定我们说明戡乱是人民的需要,我们是为人民戡乱,人民不只是努力,而且尚须感我们的好。这一说一不说,就成了一功一罪、一成一败的最大关键,也等于农夫锄禾苗,锄与不锄、成了丰收与饥荒的关键。

你们要知道,能多说的,革命的力量,等于是恒河里取沙,要多少,就能有多少。不多说的,革命的力量,等于山顶上用水,费上力的担上去,还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共匪的造乱,凭的是种子性壮大法的多说;我们的戡乱,还能不凭这种子性壮大法的多说吗?不过这个说,可不是普通的说,是烈火化矿石的说,使人得服了、从了,不只是要和我们共死生,而且是要和我们共成功。

望我全体干部,一致努力去三害,建立种子性的多说的革命作风,站在人民中间,动员起人民来,为人民戡乱,这是今年我们全体干部要一致努力的目标,也是必须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