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问题应有之新途径 中华文库

第五 边疆问题应有之新途径

中华民族为几个民族所组成，汉族生存于中部腹地及沿海各省，为中华民族之中坚。自西南云贵、经康、藏、陜、甘、宁、青、新疆以至内外蒙古，则为其他民族独立生活，或与汉族混合生存之区域。故中国除海岸线之外，所谓边疆问题，其主要内容当为民族问题。

年来政府对于边疆问题，相当注意。过去如黄绍雄之出巡内蒙，黄慕松之出使新疆、西藏，中央政治学校除在南京附设蒙藏学校，收容各边地民族青年集中训练外，并在康定、西宁、酒泉、包头，设立政治分校，就近训练各民族儿童。主管边务之蒙藏委员会，于归绥、宁夏、酒泉、西宁、康定，曾派出五个调查组。对于边地教育，特别对于回民教育，中央曾指拨专款，积极提倡。在边地工作青年，亦多优良之杰士。最近蒋委员长更辞去国民政府委员，转推章嘉活佛，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近更应召晋京觐见，日来在京，欢迎甚盛。凡此皆可以表示政府对于边事之关切。

然而时代演变，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国内和平统一大体完成，今后对外关系，势必渐及于具体化，则实际与外国接壤之边疆问题，不能不有澈底革新办法，其理甚明。

中国历代所谓治边政策，皆为狭义的民族主义下的消极政策。其实质乃以统治者自己所属民族为中心，以“威”——武力，或以“德”——羁靡，压服其他各民族。所谓“威”，乃首先以强力击碎异民族战斗集团，施以猛烈之屠杀，然后随时将杰出斗争人才之存复兴观念者铲除之，并限制异民族之武装。所谓“德”，乃施惠于其他民族中之少数领袖，培养一部亲外势力，“以夷制夷”，并用宗教文化等美名，行愚民腐化之实际，消灭各族原有优良之民族性，使之走入被片面同化或退化的道路。汉唐至宋，汉族统治时代，固然如此，蒙古族之元室，与满族之清室，亦遵循此公式，其使用之程度，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政治思想上对边境民族问题，有重大之进步者，厥为中山先生民族主义之主张。一方面中华民族要摆脱帝国主义之压迫，争取国际间之平等；一方面要扶持国内各弱小民族，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机会之平等。如此消极可免除彼此之怀疑，积极达成澈底之团结。并力前进，集中各民族之特性与力量，构成坚实而伟大之国家。

惜中山先生首造民国，而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却始终未出口头与文字宣传范围。自北京政府以至现在，治理边务工作，虽有紧弛之不同，而治边政策之实质，要为一本传统狭义的消极的民族政策，其目的只要求国内其他各民族之不叛乱，保持自己边境之安甯。清以前之历史，固无论矣。即北京时代之蒙藏院以至现在之蒙藏委员会，其主要工作，要不过羁靡王公喇嘛。其所谓进步之办法，亦不过羁靡之中带控制，并以教育方法，加速其同化耳。因此边务机关人员，往往为国家不甚爱惜之官，蒙藏会假成为宦场人事调剂之场所。边疆民族问题，实质上愈弄愈糟者，理所必然也。

茍中国尚在孤处东亚之时代，汉族为惟一强大与进步之民族，无更进步更强大之民族在边疆民族之外，边疆民族无被人教育挑拨鼓动之机会，则传统的边疆政策，或尚可茍存一时。今则边疆四面，强邻逼处，思想传播，速于置邮，矧更有因缘利用、巧肆构煽者，不谋改弦更张，其何能应付时代？

吾人曩在百灵庙战争时，曾痛责德王之背弃国家，而盛赞我军攻击百灵庙的英勇。然而吾人不能不自责者，国家过去的边疆政策，果曾实质上予蒙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之出路否？内蒙照现状推移，数十百年后，人口将近于消灭。吾人果曾为蒙人谋宗教之革除，腐败王公制度之改造，衰微经济之再建否？吾知稍加反省，必有悚然不自安者矣。

百灵庙胜利之后，边疆危机暂缓，陜北问题大体妥帖，和平统一有望，此时殆为整理边疆最好之时机，亦为最需要之时机。吾人主张：今后宜变消极的防范政策，为积极的团结政策，变削弱与同化政策，为扶持发展政策。除边疆各民族之武力、外交与有关国家之经济，须绝对统一于中央外，当以全力扶助边民作飞跃的进步。亟须帮助其经济之发展，培植新兴人才，以代替腐败之王公制度，灌输科学教育，以减轻宗教的毒害，使边地民族迎头赶上近代民族之水准，而为光华灿烂之中华民族作成优秀的成员，如此则各民族与汉族感情融和，外人欲挑拨亦无可能。至于具体方法，则宜从刷新政治制度人手。中央管理边政之机关，须由边地民族之代表主持，使与边人利害关系加紧密接。在已设省而民族复杂之省份，如热、察、绥、宁、新、甘、陕、青、康、滇等省，则在省县乡村等政府之中，令各民族推选代表设立委员会，负责办理与各该民族有特殊关系之事务。在各级政府作一般政治决定之前，必须此种委员会充分发表各族之意见，以为政治设施之参考，而免扞格难行。

上述方案，固仅为纲要，其优点：第一，不根本变动现行政治区分，而达到中山对国内民族问题之理想。第二，军事外交及国家经济绝对统一中央，可以根本免除分裂之虞，比羁靡军政领袖，可靠得多。第三，各族在中央扶助领导之下，自理其自身之地方事务，自不同于过去越俎代庖，而能对中华民族发生普遍的强烈的向心力，省去许多镇慑边疆之兵力与财力。第四，安置各族优秀人才于中央及各级政府之民族委员会，政治上开出一条大道，许多有为人士自不致徬徨无所，而为外人利用。第五，各边地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开发，边地人才渐多，经济渐裕，可以作国防上人与物之就地准备，且可以补助中央。第六，一般边地民众有了光明的生路，边地前进青年亦有致力之所，则边地凭借宗教与民族为号召之封建性的军事割据，自易整理。

吾人自信对此问题之研究至慎，而对于边地危机之了解甚深，盼各方人士对此速加注意，并望政府之考虑励行。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