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国秘史 中华文库

崇祯皇帝，御讳由检，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初封信王。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遗命以上继大统，遂继位。上英断天挺，承神庙、熹庙之后，反前弊，黜邪党，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内卢，加以饥馑荐至，寇攘横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而神器遽没，遂死社稷。呜呼！神谟睿虑，曾不一舒其怀，其留憾何有极耶！？余癸未仲秋入都，迄甲申之变，所见闻者具述其略。其他政纪，职在太史，非余野陋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故曰：“睿谟留憾”，以俟作史者取裁焉。

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上将行秋郊礼，以贡士大夫典，礼臣俱董闻事。初十日，命成国公朱纯臣代之。先是，北兵以壬午秋入，南至河阳，征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北兵且出。上命督臣范志完遏其归路，以只轮不返为功。辅臣周延儒请视师，誓不负诏，上从之，二臣以大捷告，而北兵尽出。初闻捷时，上大喜，赐太平宴，及二臣奸觉，上怒甚，罢延儒放归，收志完及赵光汴下狱。以北兵入敌故，公车道梗，贡士更以八月二十七日放榜，会元陈名夏一榜凡四百人。九月十四日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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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内附；六月，浙江内附；闰月，明故。刑部员外郎钱公肃乐起兵于鄞。大兵之下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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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鑨之狱

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笔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窠名已作刻之，被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语。岁癸卯，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借此作起复地，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䐑督学胡尚衡。廷鑨并纳重贿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遗刑部侍郎出谳狱。

时廷鑨已死，戮其尸，诛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晰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晰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灭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臣朱氏者，指文恪也，之荣素怨南浔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八议，仅削官，维、藩戮于燕市。昌𥙉、尚衡贿谳狱者，委过于初申覆之学官，归安、乌程两学官并坐斩，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慝罪，至绞。浒墅关榷贷主事李尚白，闻阊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卖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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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之狱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逆伪翰林承旨。吴逆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着《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正玉为之损赀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崴、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则寄藏于方苞家。都谏赵申乔奏其事，九卿会鞫终，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崴、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济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锉孝标尸。尚书韩菼、侍郎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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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嗣庭之狱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为礼部侍郎查嗣庭，试题目曰：“维民所止”，有讦者指“维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狱遂起，今将当时上谕全录，于此事始末可见矣：

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谕内阁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今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言语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须得大员以典试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悱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常厄，以钦赐进士为滥攀，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封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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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柟之狱

以谕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柟之狱始。自兹以往，非惟时事不敢论议，即便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读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前闻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陆生柟细书《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参奏前来。陆生柟由广本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履历，奏折前惟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诗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谨。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柟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恨之色。彼时将伊扣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后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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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吕留良之狱（采《大义觉迷录》）

曾、吕之狱，本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巨案也，世宗至将其始末自著一书，名曰《大义觉迷录》颁之学官，使秀才人人同读，与《卧碑》、《圣谕广训》等同视，后至乾隆间，而《大义觉迷录》始为禁书。雍正间之颁之学官，世宗之深心也；乾隆间之列为禁书，又高宗之深心也。各从其时要之，皆专制国之雄主矣。今采《大义觉迷录》中上谕汇列之，共省览焉。事之缘起，皆仍原文，不加褒贬，读者当能得之于言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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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济世之狱

观谢济世之狱而叹监谤之道，至矣！尽矣！录上谕一节，俾见当时雄主所以操纵臣民之作用焉。

雍正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奏，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在地方，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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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之狱

康雍间屡次文字狱，虽文网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对付者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霸者为自卫计，尚非得已也。至如乾隆间胡中藻一案，观其成谳之词，真可以“莫须有”三字尽之矣。且在彼时，何必更作如是手段？而竟作如是手段者，则高宗与圣祖、世宗才略之高下亦可见尔。今掇舍诸上谕，记其始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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