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德(节录)
作者:梁启超
1903年10月4日
1903年11月2日

      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论德而别举其公焉者,非谓私德之可以已。谓夫私德者,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抑且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哓哓词费也。乃近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无言乎!作《论私德》。


    一 私德与公德之关系

      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见候官严氏所译《群学肆言》。其云拓都者,东译所称团体也:云么匿者,东译所称个人也。)谅哉言乎,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群聚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视于众而忽明,聋者不能以听于众而忽聪,怯者不能以战于众而忽勇,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学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国民之私德,有大缺点云尔。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

      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使如《鲁敏逊漂流记》所称,以孑身独立于荒岛,则无所谓德,亦无所谓不德。)而对于少数之交涉,与对于多数之交涉,对于私人之交涉,与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其主体则同。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


    二 私德堕落之原因

      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复杂不得悉数,当推论其大者得五端:

      (一)由于专制政体之陶铸也。孟德斯鸠曰:“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率毕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专制政体之下,固无所用其德义,昭昭明甚也。”夫既竞天择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不宁惟是,彼跼蹐于专制之下,而全躯希宠以自满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达识热诚之士,苟欲攘臂为生民请命,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诚也,犹可以不因此而磷缁也,然习用之,则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几何不随流而沈汨也。夫所谓达识热诚欲为生民请命者,岂非一国中不可多得之彦哉!使其在自由国,则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纯全之德性,温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于此途,而因是堕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尽以为斯人咎也!

      (二)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锄也。夫其所受于数千年之遗传者既如此矣,而此数千年间,亦时有小小之污隆升降,则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专制之国,君主万能。”非虚言也。顾亭林之论世风,谓东汉最美,炎宋次之,而归功于光武、明、章,艺祖、真、仁。(《日知录》卷十三云: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天下。

      光武有鉴于此,乃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士,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鸡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称范种淹、欧阳修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且从而论之曰:“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此其言虽于民德污隆之总因,或有所未尽乎,然不得不谓为重要关系之一端矣。尝次考三千年来风俗之差异,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时犹有先王遗民,自战国涉秦以逮西汉,而懿俗顿改者,集权专制之趋势,时主所以刍狗其民者,别有术也。战国虽混浊,而犹有任侠尚气之风。及汉初而摧抑豪强,朱家、郭解之流,渐为时俗所姗笑,故新莽之世,献符阉媚者遍天下,则高、惠、文、景之播其种也。至东汉而一进,则亭林所论,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于是权诈迭进,奸伪萌生,(建安甘二年八月下令: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光武、明、章之泽,扫地殆尽,每下愈况,至五季而极,千年间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乱有以扬其波也。及宋乃一进。艺祖以检点作天子,颇用专制力,挫名节以自固。(君臣坐而论道之制,至宋始废。盖范质辈与艺祖并仕周,位在艺祖上:及人宋为宰相而远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颇知大体,提倡士气。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与有力焉。胡元之篡,衣冠涂炭,纯以游牧水草之性驰骤吾民,故九十年间,暗无天日。

      及明而一进。明之进也,则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鸷之性,摧锄民气,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为君用之条,令士民毋得以名节自保,以此等专制力所挫抑,宜其恶果更烈于西汉,而东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义相属者,则其原因别有在也(详下节)。下逮本朝,顺、康间首开博学鸿词以絷遗逸,乃为《贰臣传》以辱之。晚明士气,斫丧渐尽,及夫雍、干,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侍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等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犹直师商、韩六虱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阴托儒术刍狗之言,而一代从而迷其信。呜呼!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百余年前所播之恶果,今正荣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秽德之□千古而绝五洲,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三)由于屡次战败之挫沮也。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而因其战乱之性质异,则其结果亦异。今先示其类别如下:[1]

    战乱 战乱时 本国内乱
    外国战争 主动者
    被动者
    战乱后 本国内乱
    外国战争 征服者
    被征服者

      内乱者,最不祥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当内乱时,其民必生六种恶性: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惟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位。

      二曰残忍性。草薙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阅,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研丧澌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当内乱后,其民亦生两种恶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梦魂犹噩,胆汁已破,勇气全销也。二曰浮动性。久失其业,无所依归,秩序全破,难复故常也。故夫内乱者,最不祥物也。

      以法国大革命,为有史以来惊天动地之一大事业,而其结果乃至使全国之民,互相剚刃于其腹,其影响乃使数十年以后之国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谓法国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实由革命之役,斫丧元气太过,殆非虚言也。

      内乱之影响,则不论胜败。何也?胜败皆在本族也,故恢复平和之后,无论为新政府、旧政府,其乱后民德之差异,惟视其所以劳来还定、补救陶治者何如。而暂乱偶乱者,影响希而补救易;久乱频乱者,影响大而补救难。此其大较也。

      若夫对外之战争则异是。其为主动以伐人者,则运有全在军队,而境内安堵焉,惟发扬其尚武之魂,彭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战争者,国民教育之一条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为被动而伐于人者,其影响虽与内乱绝相类,而可以变侥幸性为功名心,变残忍性为敌忾心,变倾轧性而为自觉心,乃至变狡伪性而为谋敌心,变凉薄性而为敢死心,变苟且性而为自保心。何也?内乱则已无所逃于国中,而惟冀乱后之还定;外争则决生死于一发,而怵于后时之无可回复也。

      故有利用敌国外患以为国家之福者,虽可悲而非其至也。外争而自为征服者,则多战一次,民德可高一级。德人经奥大利之役,而爱国心有加焉,经法兰西之役,而爱国心益有加焉。日本人于朝鲜之役、中国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战败而为被征服者,则其国民固有之性,可以骤变忽落而无复痕迹。夫以斯巴达强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为他族藩属,而所谓军国民之纪念,竟可不复睹也。波兰当十八世纪前,泱泱几霸全欧,何以一经瓜分后,而无复种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则过于其市,顺民旗飘飐焉。问昔时屠狗者,阒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直、蒙古、满洲以来,经数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没尽矣。夫在专制政体之下,既已以卑屈诈伪两者为全身进取之不二法门矣,而况乎专制者之复非我族类也。故夫内乱与被征服二者,有一于此,其国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趋卑下,而中国乃积数千年内乱之惯局,以脓血充塞历史,日伐于人而未尝一伐人,屡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变累下种种遗传之恶性,既已弥漫于社会,而今日者又适承洪杨十余年惊天动地大内乱之后,而自欧势东渐以来,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瞬耽于我前,国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于生计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孟子曰:“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呜呼,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并世之中,其人格最完善之国民,首推英美,交则日耳曼,之三国者,皆在全球生计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深有强武活泼、沈毅严整之气度,今则一一相反,皆由生计之日蹙为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东之朝鲜人、安南人,则生计最穷迫不堪之民也。俄罗斯政府,以鹰瞵虎视之势,震慑五陆,而其人民称罪恶之府,黑暗无复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亚亡国论》,穷形尽相。)亦生计沈窘之影响也。彼虚无党以积年游说煽动之力,而不能得多数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于孤往凶险之手段,亦为此问题所困也。日本政术,几匹欧美,而社会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进步,与政治之进步不相应也。夫世无论何代,地无论何国,固莫不有其少数畸异绝俗之士,既非专制魔力所能束缚,亦非恒产困乏所能销磨。虽然,不可以律众人也。多数之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誉,泛爱而好慈善,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学问,以养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外,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毕,而忧夕飧,秋风未来,而泣无褐,虽有仁质,岂能自冻馁以念众生;虽有远虑,岂能舍现在以谋将来?西人群学家言,谓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在公共思想之有无,与未来观念之丰缺。而此两者所以差异之由,则生计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诌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强半皆由生计憔悴造之。生计之关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疠,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乐其业者,既已间代不一觏;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诌阿、暴弃、偷苟之恶德,既已经数十世纪,受之于祖若宗社会之教育;降及现世,国之母财,岁不增殖,而宫廷土木之费,官吏苞苴之费,恒数倍于政府之岁入,国民富力之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有奇,(据日本横山雅男氏之统计调查,日币七十钱有奇。)而外债所负,已将十万万两(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变为不可复之母财,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况乎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轫也。民国之腐败堕落,每下愈况,呜呼,吾未知其所终极矣!

      (五)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也。彼四端者,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若缺于彼而有以补于此,则虽敝而犹未至其极也。东汉节义之盛,光武、明、章之功,虽十之三,而儒学之效,实十之七也。唐之与宋,其专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贤否亦不甚相远,而士俗判若天渊者,唐儒以词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学廉节为坊也。魏晋六朝之腐败原因,虽甚杂复,而老庄清谈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于极点,而晚明士气,冠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则近今二百年来民德污下之大原,从可睹矣。康熙博学鸿词诸贤,率以耆宿为海内宗仰,而皆自污贬。兹役以后,百年来支配人心之王学,扫荡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绝学,老岩穴,统遂斩矣。而李光地、汤斌,乃以朱学闻。以李之忘亲背交,职为奸谀,(李给郑成功以覆明祀,前人无讥,全谢山始河之。)汤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汤斌虽贵,而食不御炙鸡,帷帐不过枲䌹,尝奏对出,语人曰:生平未尝作如此欺人语。

      后为圣祖所觉,盖公孙弘之流也。)而以为一代开国之大儒,配食素王,未流所鼓铸,岂待问矣。后此则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干学辈,以媕婀夸毗之学术,文致期奸,其人格殆犹在元许衡、吴澄之下,所谓《国朝宋学渊源记》者,殆尽于是矣。而乾嘉以降,阎、王、段、戴之流,乃标所谓汉学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遗余力。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无愆尤。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而其用心亦正与彼相等。盖王学之激扬蹈厉,时主所最恶也,乃改而就朱学,朱学之严正忠实,犹非时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汉学。若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虽著述累百卷,而决无一伤时之语;虽辩论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谈。藏身之固,莫此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为阿世盗名之一秘钥,于是名节闲检,荡然无所复顾。故宋学之敝,犹有伪善者流;汉学之敝,则并其伪者而亦无之。何也?彼见夫盛名鼎鼎之先辈,明目张胆以为乡党自好者所不为之事,而其受社会之崇拜、享学界之尸祝自若也,则更何必自苦以强为禹行舜趋之容也。昔王鸣盛(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等书,汉学家之巨子也)尝语人曰:“吾贪脏之恶名,不过五十年;吾著书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语者,直代表全部汉学家之用心矣。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谬种,与八股同毒,盘踞于二百余年学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报,耗矣哀哉。!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斯宾塞有言:“衰世虽有更张,弊泯于此者,必发于彼;害消于甲者,将长于乙。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质不结,祸害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呜呼!吾观近年来新学说之影响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实际经验之言,而益为我国民增无穷之沉痛也。夫岂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偿其弊殆仅矣。《记》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与学礼。”又曰:“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汩没而去也。要而论之,魏晋间清谈乾嘉间之考据,与夫现今学子口头之自由、平等、权利、破坏,其挟持绝异,其性质则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则以最新最有力之学理,缘附其所近受远受之恶性恶习,拥护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间民德之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者,犹知行恶之为可耻也;在汉学时代,并伪焉者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欧学时代,必将有以行恶为荣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恶为荣,则洪水猛兽,足喻斯惨耶?君子念此,肤粟股栗矣。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略)

      中国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国势 君主 战争 学术 生计 民德
    春秋 列国并立,贵族专制。 权不甚重,影响颇少。 虽多而不甚烈。 各宗派虽萌牙而未甚发达,多承先王遗风。 交通初开,竞争不甚剧。 醇朴忠实。
    战国 列国并立,集权专制渐巩固。 大率以尚武精神、外交手段两者,奖厉臣下。 甚烈。 自由思想大发达,儒、墨、道、法、纵横诸派互角,纵横家最握实权。 商业渐兴,兼并大起,因苛税及兵乱,民困殊甚。 其长在任侠尚气,其短在眷佼诈伪、破坏秩序。
    中央集权,专制力甚强。 以塞民智、挫民气为主。 继续。 屏弃群学,稍任法家。 大窘。 卑屈浮动。
    西汉 同。 高祖承用秦法,专挫任侠,刻薄寡恩。 少。 儒老并行。 文、景间家给人足武、昭以后稍困。 卑屈甚于秦时。
    东汉 同。 光武、明、章,奖厉名节。 少。 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之良果。 复苏。 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三国 本族分裂。 魏武提倡恶风,吴、蜀亦奖厉权术。 烈。 缺乏。 颇艰。 污下。
    本族恢复中央集权,旋复分裂。 骄汰。 上半期平和,下半期大乱。 儒者于词章外无所事,佛学稍发达。 上半期颇苏,下半期大困。 上半期柔靡卑屈,下半期混浊。
    五季 不成国。 无主。 战败于外族。 无。 民不聊生。 最下。
    主权微弱,外族频侵。 真、仁爱民崇礼。 战败于外族。 道学发达最盛,朱、陆为其中心点。 稍苏。 尚节义而稍文弱。
    外族主权,专制力甚强。 以游牧性蹴踏本族。 本族全败,战争与国民无与。 摭朱学末流,而精神不存。 困。 卑屈,寡廉耻。
    本族恢复,专制力甚强。 太祖残忍刻薄,挫抑民气。 战胜后,平和时代稍长。 王学太兴,思想高尚。 稍苏。 发扬尚名节,几比东汉。
    外族同化主权,专制力甚强。 雍正、乾隆谿以刻阴险威群下。 战败后,平和时代稍长。 士以考据、词章自遁,不是知学,其黠者,以腐败矫伪之朱学文其奸。 颇苏。 庸懦,卑怯,狡诈。
    现今 文明〔明〕之外族侵入,主权无存。 四十年来,主权者以压制敷衍为事,近而益甚。 内乱未已,外患又作,数败之后,四海骚然。 旧学澌灭,新学未成,青黄不接,谬想重迭。 漏卮既甚,而世界生计竞争风潮侵来,全国憔悴。 混浊达于极点,诸恶俱备。


    三 私德之必要

      私德者,人人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虽然,吾之论著,以语诸大多数不读书不识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语诸少数读旧书识旧字之人,亦莫予闻也。于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于少数国民中之最少数者。顾吾信夫此最少数者,其将来势力所磅礡,足以左右彼大多数者而有余也。吾为此喜,吾为此惧,吾不能已于言。

      今日踸踔俊发有骨鲠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坏主义耶?破坏之必能地于今之中国与否,为别问题,姑勿具论。而今之走于极端者,一若惟建设为需道德,而破坏则无需道德,鄙人窃以为误矣。古今建设之伟业,固莫不含有破坏之性质;古今破坏之伟人,亦靡不饶有建设之精神。实则破坏与建设,相倚而不可离,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则靡特建设不可得期,即破坏亦不可得望也。今之言破坏者,动引生计学上分劳之例,谓吾以眇眇之躬,终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宁应于时势而专任破坏焉,既破坏以后,则建设之责,以俟君子,无待吾过虑也。此其心岂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顾吾以为不惟于破坏后当有建设,即破坏前亦当有建设。苟不尔者,则虽日言破坏,而破坏之目的终不得达。何也?群学公例,必内固者乃能外竞,一社会之与他社会竞也,一国民之与他国民竞也,苟其本社会本国之机体未立、之营卫未完,则一与敌遇而必败,或未与敌遇而先自败。而破坏主义之性质,则以本社会本国新造力薄之少数者,而悍然与彼久据力厚之多数者为难也。故不患敌之强,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敌者何在?在能团结一坚固有力之机体而已。然在一社会、一国家,承累年积世之遗传习惯,其机体由天然发达,故成之尚易。在一党派则反是,前者无所凭借,并世无所利用,其机体全由人为发达,故成之最难。所谓破坏前之建设者,建设此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坏者,动曰一切破坏。此讆言也。吾辈曷为言破坏?曰:去其病吾社会者云尔。如曰一切破坏也,是将并社会而亦破坏之也。譬诸身然,沈痾在躬,固不得不施药石,若无论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针炙之、攻泄之,刚直自杀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其目的非在破坏社会,而不知“一切破坏”之言,既习于口而印于脑,则道德之制裁,已无可复施,而社会必至于灭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坏者,实鉴于今日之全社会,几无一部分而无病态也,愤慨之极,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疗病者无论下若何猛剂,必须恃有所谓“元神真火”者,以为驱病之原,苟不尔者,则一病未去,他病复来,而后病必更难治于前病。故一切破坏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坏者有不破坏者,则其应破坏之部分,尚可食破坏之利,苟一切破坏,则不惟将来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坏者亦卒不得破坏,此吾所敢断言也。吾畴昔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补助之(参观第五节《论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决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即尽读梭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智儿之书,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也则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则其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无古无今无中无外,无不同一,是无有新旧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则因于社会性质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窃尝举泰西道德之原质而析分之,则见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会名誉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国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犹云欲以新道德易国民,是所谓磨砖为镜、炊沙求饭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虽然,此必俟诸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获,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则虽日日闻人说食,而已终不能饱也。况今者无所挟持以为过渡,则国民教育一语,亦不过托诸空言,而实行之日,终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输入,因此遂绝望也。然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道德与伦理异,道德可以包伦理,伦理不可以尽道德。伦理者或因于时势而稍变其解释,道德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为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伦理之不宜于今者也:若夫忠之德,爱之德,则通古今中西而为一者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故谓中国言伦理有缺点则可,谓中国言道德有缺点则不可。)而“一切破坏”之论兴,势必将并取旧道德而亦摧弃之。呜呼,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而为戎。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时”云尔。汝之言而无力耶,则多言奚为;

      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将以毒天下。吾愿有言责者一深长思也。

      读者其毋曰:今日救国之不暇,而哓哓然谈性说理何为也。诸君而非自认救国之责任也,则四万万人之腐败,固已久矣,而岂争区区少数之诸君。惟中国前途,悬于诸君,故诸君之重视道德与蔑视道德,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今即以破坏事业论,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

      彼克林威尔实最纯洁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国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华盛顿所率者皆最质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杰为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辈,皆朱学、王学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坏;非有高尚纯洁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坏。虽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实难矣。吾知其难而日孜孜焉,兢业以自持,困勉以自勖,以忠信相见,而责善于友朋,庶几有济。若乃并其所挟持以为破坏之具者而亦破坏之,吾不能为破坏之前途贺也。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时甚痛快,茹其果时有不胜其苦辛者矣。夫张献忠更不足道矣,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王莽何尝不称伊、周,曹丕何尝不法禹、舜,亦视其人何如耳?大抵论人者必于其心术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同也,而谓之君子。如韩侂胄之主伐金论,我辈所最赞者,然赞其论不能赞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与吾宗旨偶牾也,而竟斥为小人。王猛之辅苻秦,我辈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尚论者如略心术而以为无关重轻也,夫亦谁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见重于社会也,吾不知于社会全体之心术,所影响何如耳。不宁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国耶?人之欲救国,谁不如我,而国终非以此“瞎闹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静气而深察也。论者之意,必又将曰:非有瞎闹派开其先,则实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论之是否,属于别问题,兹不深辩。今但问论者之意,欲自为瞎闹派,且使听受吾言者悉为瞎闹派乎?恐君虽欲自眨损,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源,而举国中能瞎闹之人正多,现在未来瞎闹之举动亦自不少,而岂待君之入其间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从旁劝驾也。况君之言,皆与彼无瞎闹之资格者语,而其有瞎闹之资格者,又非君之笔墨势力范围所能及也。然则吾侪今日,亦务为真救国之事业,且养成可以真救国之人才而已。

      诚如是也,则吾以为此等利口快心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彼其意,岂不亦曰吾以救一时云尔。而不知疾风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耻道丧,五胡迭侵,元魏凭陵,黄帝子孙势力之坠地,即自兹始。

      此中消息,殆如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感召之机,铢黍靡忒。

      呜呼,可不深惧耶!可不深惧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将杀人,高C城C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国最少数之先觉,号称为得风气之先者,后进英豪,具尔瞻焉,苟所以为提倡者一误其途,吾恐功之万不足以偿其罪也。古哲不云乎:“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今日稍有知识稍有血性之士,对于政府而有一重大敌,对于列强而复有一重大敌,其所以兢兢业业蓄养势力者宜何如?实力安在?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师。无道德观念以相处,则两人且不能为群,而更何事之可图也。自起楼而自摧烧之,自莳种而自践踏之,以云能破坏则诚有矣,独惜其所破坏者,终在我而不在敌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

      吾谓破坏家所破坏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敌,闻者或不慊焉。盖倡破坏者,自其始断未有立意欲自破坏焉者也,然其势之所趋多若是。此不徒在异党派有然也,即同党派亦然。此其何故欤?窃尝论之。共学之与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群者所不可不兢兢也。当其共学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论同,耦俱无猜,谓相将携手以易天下。及一旦出而共事,则各人有各人之性质,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实际交涉,则意见必不能尽同,手段必不能尽同。始而相规,继而相争,继而相怨,终而相仇者,往往然矣。此实中西历史上所常见,而豪杰所不免也。谚亦有之:“相见好,同住难。”

      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尚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于斯时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责善而无分离,观曾文正与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历史,可以知其故矣。读者犹疑吾言乎,请悬之以待足下实际任事之日,必有不胜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个个分离孤立,而能救此濒危之国,明也。其必协同运动,组成一分业精密、团结巩固之机体,庶几有济。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机体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将奚以哉!将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易漓汨C汩C人之德性,而破坏之事,又其尤甚者也。当今日人心腐败达于极点之时,机变之巧,迭出相尝,太行孟门,岂云巉绝。曾文正与其弟书云:“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倒把自家学坏了。”以文正之贤,犹且不免,而他更何论也。故在学堂里讲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讲道德最难。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更时时有大敌临于其前,一举手,一投足,动须以军略出之,而所谓军略者,又非如两国之交绥云也。在敌则挟其无穷之威力以相临,在我则偷期密约,此迁彼就,非极机巧,势不能不归于劣败之数,故破坏家之地位之性质,尝与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亲其役者,在初时或本为一极朴实极光明之人,而因其所处之地位、所习之性质,不知不觉,而渐与之俱化,不一二年,而变为一刻薄寡恩、机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实最可畏之试验场也。然语其究竟,则凡走入刻薄机诈一路者,固又断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摭拾《宋元学案》上理窟之空谈,实则于事故上证以所见者所历者,而信其结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养道德之难既若彼,而任事必须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则当兹冲者,可不栗栗耶,可不孳孳耶!《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息息自克,犹惧未能挽救于万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问者曰:今日国中种种老朽社会,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议,今子之所论,反乃偏责备于新学之青年,新学青年,虽或间有不德,不犹愈于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无可望无可责者也,且又非吾笔墨之势力范围所能及也。中国已亡于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学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与彼等同科焉,则中国遂不可救也。此则吾哓音瘏口之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