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志/弁言 中华文库

这本“台湾通志”，曾经列为台湾研究丛刊第六四种(“台湾方志汇刊”卷九)印行。兹即以原刊之“弁言”删去几字，作为本书的“弁言”。

　　‘关于方志的界说，迄无定论。因此，关于方志之围范，也就所见不一；有人认为“吴越春秋”也是方志，可见一斑。不过，如就近代官修方志的内容而论，这无异是一定地方的百科全书。它不但包含历史与地理，而且涉及习俗与艺文。这种地方单位的百科全书，在我们学习经济学的人看来，它是以农业生产为其背景的。它是农业生产发展至相当时期的产物。过去中国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所以方志之盛也非世界各国所可企及。有清一代，刊印特多。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清代共修方志四、六五五种、七六、八六０卷，创历朝未有之纪录。这半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半出于当局的蓄意提倡。但无论如何，方志不失为中国文化之一特征，亦为前人遗给后世之一瑰宝。它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上，形成了重要的部分。不说别的，我们今天研究台湾的历史，就少不了当年的方志。所以，方志的价值是不可掩抹的。不过，由于社会的进步，到今天，方志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因为现代的学术贵乎专精，所以方志的地位就得重新检讨。这一变化，在我们学习经济学的人看来，自亦有其深远的社会基础；即与农工生产的基本精神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此不想申论。至少无可否认：今天是“学术分科的时代”，不是“地方单位的时代”。例如方志的编辑，在过去，这可由一、二通儒负责经营；在今天，则一草一木，都得有专家的鉴定。今天祗有专家，已无所谓儒，更无所谓通儒。因此，今天还要像过去一样，各省、各县遍修方志，即使有此志趣，恐亦无此可能。先哲昭示后人迎头赶上，我们岂可固步自封？

　　‘现在，由于“台湾研究”上的需要，我们拿清代官修的台湾方志汇集重刊。章学诚说：“志属信史”；而朱希祖则谓：“官书大都不足征信”。所以如何利用官修方志，这就得凭各人的史观与鉴别了。

　　‘本书是依据省立台北图书馆所藏的所谓“原稿本”标点排印的。“原本稿”既无序跋，又未署明纂修者的姓氏。据该馆编“台湾文献资料目录”：“台湾通志，四十卷，清蒋师辙、薛绍元纂，原稿本”。连横著“台湾通史”卷二四“艺文志”载：“光绪十八年，台北知府陈文𫘧、淡水知县叶意深禀请纂修通志，巡抚邵友濂从之。设总局于台北，以布政使唐景崧、巡道顾肇熙为监修，陈文𫘧为提调，通饬各属设局采访，以绅士任之。二十一年略成，续进总局，猝遭割台之役，戎马倥偬，稿多失散；其存者，亦唯断简而已”。日人伊能嘉矩著“台湾文化志”卷中第八篇“修志始末”则谓：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间，通志已成稿十之六七......云云。林熊祥影印“清光绪台湾通志序”有云：“割台后，此稿不知落于何人之手，携之以内渡。光绪三十三年，日人访知有此，由其驻福州领事以银一百五十元购得，送回台湾，藏诸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按即现今省立台北图书馆)。

　　‘以上是引述“台湾通志”纂辑的大概及所谓“原稿本”的来由与其收藏经过。

　　‘但，蒋师辙实未曾参与纂修工作。按蒋氏(字绍由，江苏上元人)于光绪十八年二月应巡抚邵友濂之聘，于三月二十日抵台，至八月二十一日离去，留台仅六阅月(是年六月加闰)；初则襄校台南、台北试务，旋(四月)虽应通志局总纂约，惟因与当时志局提调陈文𫘧有所龃龉，迟迟未能开局，纂辑无由开展。蒋氏著有“台游日记”(“台湾文献丛刊”第六种)，详记留台始末。蒋国梁在跋文上谓其于“光绪壬辰应邵侍郎之招，修台湾通志，与某太守议不合......遂拂衣归”。所谓“某太守”，即指陈文𫘧而言。至于修志缘起及其进行情形，“凤山县志采访册”(“台湾文献丛刊”第七三种)卷首载有“采访事由”，颇有涉及，可供参阅。此须说明者一。

　　‘又，“台湾通志”之名称有待商榷。所谓“原稿本”四０卷，实祗由于装订方便的区分。前半部疆域、物产、饷税、职官、选举、列传各部门编辑粗备，至其以下则属“素材”性质的一束资料而已。以此犹未完稿之汇抄本，似未可即以正式“通志”名之。此须说明者二。

　　‘再，“原稿本”卷十九及二十系将“台东州采访修志册”收入，尤属不合体例。这一部分，已另抽出编印为“台东州采访册”单行本(“台湾文献丛刊”)第八一种)。此须明者三。

　　‘又再，由于“原稿本”下半部全属资料性质，无法分门编目，惟有以“附录”形式刊列。因为这些资料大体可分两大类，前一类为有关武备之件，后一类为有关奖恤事项，因区分成“资料(一)”及“资料(二)”，并将各件标题详列，以便检索。此须说明者四。

　　‘末了，尚须附带一提的；因为本书是所谓“原稿本”，显然很多地方还有待于整理，所以错字之类特别多(此次重印，颇有改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影印”的优点，也可看到“影印”的缺点。如果我们采取“影印”的方式，管它错不错，“一印到底”，既省费，又省事，别人更找不出你的错处。现在改为标点排印，那结果就适得其反。但是，我们为了责任心的驱使，为了要使青年读者易于阅读，我们仍旧采用标点排印的办法。像这本可说“错字百出”的书，我们明知道不可能拿这些错字一一校正，甚而至于我们明知道本身的标点也可能会有错误的地方；我们“权衡轻重”，还是这样做了。至于负责本书标点的，是新竹中学的赵制阳先生，我们对他的艰苦工作，表示谢意’。(周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