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役之制，三代详矣。汉法：郡国上计，岁登其民于宰相，副在太史，所以施政教而行征令也。连横曰：国者，民之国也，与民治之。是故管仲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商君用秦，立保甲以厉耕战：故能有胜于天下。然必先明其民数之多寡，力役生产乃可得而平也。台湾为荒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人之至者已数千人；及荷兰来，赋课丁税，每丁四盾。领台之初，岁收三千一百盾，其后增至三万三千七百盾。盖移殖者众，而入款亦巨也。郑氏因之，每丁改为六钱，熟番如之。其时航海而至者十数万人，是皆赴忠蹈义之徒，而不忍为满洲臣妾也。故其奔走疏附者为主户，而商旅为客户。肇启土宇，式廓版图，以保持残局。汉族之不奴者仅此尔。永历三十四年，嗣王经弃金、厦，来者尤众。华人之在吕宋者，久遭西人之暴，前后戾止，皆抚拊之，给其田畴，乐其生业，故有久居之志。使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后，可以光复故国，抑且奄有海邦。而南风不竞，以至于亡。痛哉！
清人得台之时，志称旧额户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七，口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人，岁征银八千零六两零三钱二分。是必有所谬误；不然，何其鲜耶！考施琅疏陈海上情形，谓：‘查自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人，俱系耕渔为生。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挈去水陆官兵眷口三万有奇。康熙三年，郑经复挈去六、七千人。’以此计之，则台湾之人殆十万。何以仅为一万六千馀人？且琅之疏亦有未确者。郑氏陆师七十有二镇，使镇为千人，则有七万二千。加之以四民，应倍其数。是台湾之民，此时已近二十万。不然，以一万六千馀人，仅不过一乡，而奏设三县，何其夸耶？盖志之所载，仅举丁税而言尔。清例：凡有家眷者为一户，男子年至十六者为成丁，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釐；而妇孺为口。是时移殖之人多无家眷，丁男或流落四方，躬耕岩穴，编查不及；故若是其少。丁税之制，即古之庸，所以任国之役也。是故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而役以用力，国之经也，民之义也；故社番男女亦课之。旧例：壮番每丁征米一石七斗，少番一石三斗，番妇一石。而教册公廨番丁与番妇同。归化八社，有人三千五百九十二，岁共征米四千六百四十五石三斗。克台之岁，旨下福建督抚，凡渡台者禁带家眷，而琅亦请申海禁，不许惠、潮之人入台，故多漳、泉人。然利之所在，人所必趋。况以新启之地，原田膴膴，何从而禁之哉？康熙五十二年，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雍正四年，定豁番妇丁税。少壮番丁改为一律，每粟一石折银三钱六分，共征银二千十六两九钱三分六釐。乾隆元年，诏曰：‘朕爱养元元，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闻福建台湾丁银一项，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再加火耗，则至五钱有零矣。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至二钱、三钱不等，而台湾加倍有馀，民间未免竭蹶。著将台湾四县丁银，悉照内地之例，酌中减则，每丁征银二钱，以舒民力。’于是岁征三千七百六十五两馀，约减旧额之半。二年，又诏曰：‘台湾番黎大小共九十六社，每年输纳之项，名曰“番饷”。按丁征收，有多至二两有馀及五、六钱不等。朕思民番皆吾赤子，原无岐视，所输番饷即百姓之丁银也。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征银二钱，其馀悉行裁撤。该督抚可转饬地方官，出示晓谕，实力奉行，务令番民均沾实惠。又闻澎防、淡防两厅均有额编人丁，每丁征银四钱有零，从前未曾裁减，亦著照台湾四县之例以行。’于是岁征番饷三百四十九两，较旧更减六倍有奇。先是淡水设厅，仅由彰化拨归丁口十一，岁征银五两二钱三分六釐。而数年间，开垦竹堑各地，至者骤增，多至数万人，编审未备，故若是之少也。十二年，诏各府县丁银匀配田园，按亩征输。于是上田匀配四釐一毫八丝六忽，中田四釐三毫八丝一忽，下田四釐六毫三丝九忽，上园四釐九毫二丝九忽，中园五釐五毫五丝七忽，下园五釐六毫三丝三忽，而丁银废矣。各县所征，其详如表。盖以台湾地多人少，与他府异，故不论地丁，而论田土；则贫民免追逋之忧，而有司无赔累之苦。自是以来，移民日多，垦务日进，全台约及百万，而来者仍不许挈眷，番地亦禁开拓，此则退守之政也。
二十五年，福建巡抚吴士功奏言：‘台湾归隶版图，将及百年，久成乐土。居其地者，俱系闽、粤滨海州县之民，俱于春时往耕，西成回籍。迨后海禁渐严，一归不能复往。其生业在台湾者，既不能弃其田园，又不能搬移眷属，别娶番女，恐滋扰害。经升任广东抚臣鄂弥达具奏，凡有妻子在内地者，许呈明给照，搬眷入台，编甲为良。旋经议行在案，嗣于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即有事故迟延，亦属无几，请停止给照。续于乾隆九年，巡视台湾御史具奏，以内地民人，或闻台地亲年衰老，欲来侍奉，或因内地孤独无依，欲来就养。无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头奸艄，将船驶至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人烟断绝，坐而饥毙。俄而洲上潮至，群命尽归鱼腹。因碍请照之难，致有亡身之事。请仍准携眷。经部议准。十二年，督臣喀尔吉善复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请定限一年之后，不准给照。自此停止以来，迄今十有馀年。现在汉民已逾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内地者，正复不少。向之孑身过台者，今以开垦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无知者，今已少壮成立，置有田产矣。若弃之而归，则失谋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更非人情所安。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鲁鼎梅纂修县志云：内地穷民在台营生者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资，急欲赴台就养，格于例禁，群贿船户，顶冒水手姓名，用小渔船夜载出口，私上大船。抵台复有渔船乘夜接载，名曰灌水。经汛口觉察奸艄，照律问遣，固刑当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庐抛弃，器物一空矣。更有客船串通习水积匪，用湿漏之船收载数百人，挤入舱中，将舱盖封钉，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风涛，尽入鱼腹。比到岸恐人知觉，遇有沙汕，辄绐令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断头，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种芋”。或潮流适涨，随流漂溺，名曰“饵鱼”。言之痛心。臣一载以来，留心察访，实属确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发者；缘事在汪洋巨浸，人迹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没于波臣，侥免者亦干禁令，莫敢控诉。伏念内外民人均属朝廷赤子。向之在台为匪者，悉出只身之无赖。若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之系恋，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此从前督抚诸臣所以叠有给照搬眷之请也。及奉准行过台之后，亦未有眷口滋衅生事者。盖民鲜土著，则有离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谋久安之计。乃因良民之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台者因羁逆旅，常怀内顾之忧，在籍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内地老幼男妇茕独无依之人，迫欲就养，竟至铤而走险，毕命波涛。非所以仰体皇上如天之覆，一视之仁也。’疏入，从之。于是至者愈多，拓地愈广。及嘉庆十六年，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十七户，男女大小凡有二百万三千八百六十一口，而土番不计也。比之清初，几增百倍。至今又百数十年，而人口且过三百万，此则竞进之力也。
夫有土必须有人，有人而后有财。生财之道，地著为本。划田畴以养之，设庠序以教之，治舟车以通之，劝工商以兴之，故国无敖民而地无旷土。台湾之人，漳、泉为多，约占十之六七；粤籍次之，多为惠、嘉之民，其来较后，故曰“客人”；亦有福建汀州。而闽、粤之分，每起械斗；漳、泉亦然。今则息矣。光绪十三年，巡抚刘铭传奏请清赋，先饬各厅县编查户口，颁行保甲。其时造报者计有男女三百二十馀万人。虽编查未详，亦足以知其概矣。十四年改定租率，以一条鞭办法，而丁税并于正供，至今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