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助中国革命函
作者:孙中山
1914年5月11日
本作品收录于《孙文选集


    大隈伯爵首相阁下:

    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见于实行,则日本固可一跃而跻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从此辅车相依,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益人道之进化。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功,毕世至大之伟业也。机会已熟,时哉勿失。今特举其理由,为阁下陈之。望加意详察,两国幸甚。

    支那曩者苦满清虐政,国民共起革专制为共和。而民党笃信人道主义,欲减少战争流血之惨,故南北议和,使清帝退位,后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亦誓守约法,矢忠民国。乃自彼就任以来,背弃誓约,违反道义,虽用共和民国之名,而行专制帝王之事。国民怨怒,元所发舒。乃其暴虐甚于满清,而统驭之力又远不及,故两年之间全国变乱频起,民党之必兴,革命军之必再见,无可疑者。[1]

    顾革命军以自力而无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或非可预期。以言破坏之际,得世界一强国为助,则战祸不致延长,内免巨大之牺牲,对外亦五种种之困难。日本与支那地势接近,利害密切,革命之求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以言建设之际,则内政之修善,军队之训练,教育之振兴,实业之启发,均<非>有资于先进国人材之辅助不可。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国,而又有革命时期之关系,则专恃以为助,又势也。日本既助支那,改良其政教,开发天然之富源,则两国上而政府,下而人民,相互亲善之关系必非他国之所能同。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是时支那欲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修正不对等之条约,更须藉日本为外交之援。如法律、裁判、盗狱,既藉日本指导而改良,即领事裁判权之撤去,日本可先承认之,因而内地杂居为日本人,于支那之利便而更进。使支那有关税自主固定之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之制造品销人支那者免税,支那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支那之物产日益开发,即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例如英国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人莫不知,其以得印度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而世界列强始莫与争。日本地力之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馀地,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之政策,则决不足以语此。何也?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使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其权利于日本而翻援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之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即袁或自倒,而日本仍无以示大信用于支那国民,日本不立于真辅助支那之地位,则两国关系仍未完满,无以共同其利益也。就他一方言,则支那革命党无一强国以为事前之助,其成功固有迟速之不同,即成功后而内政之改良,外交之进步,苟无强国之助,其希望亦难达到。故现时革命党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谓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或谓外交上日本未取得英国之同意,不能独力解决支那问题。然此不足虑也。支那问题近始露其真相,当袁世凯就职之初,大放金钱以收买欧洲一部分新闻记者、通信员,故其报告与评论皆极推重袁,而英国政府亦信之。近则英之舆论已变,《泰晤士报》已评袁为无定乱兴治之能力矣。英与佛邦交最善,而近日佛政府与国民皆已不信袁氏,故取消佛支银行借款之保证。夫英于支那以求真正之治安为目的,前误信袁氏有保持支那之能力,今既知其不然,将与佛国渐同其趋向。若日本导以真正解决支那问题之策,俾使支那得永久之治安者,则英必同意于日本之行动无疑。关于支那同题,日本当欲得英国之同情,而英国亦实视日本意向为转移也。夫惟民党揽支那之政柄,而后支那可言治安。

    以支那人大别之为三种:一旧官僚派,二民党,三则普通人民也。政治上之争,普通人不与焉。旧官僚得势,为保持其禄位计,未尝不出力与他人角逐,及其权势已失,即无抗争反动之馀地。如袁世凯见逐于前清摄政王时,惟以免死为幸,不闻有何等举动也。民党则不然,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覆继。故虽以前清朝之残杀,亦卒无以制胜。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此深察支那之情形,当能知之。而欲维持东亚之真和平,则其道固在此,而不在彼矣。

    要之,助一国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文为支那民党之代表,故敢以先有望于日本者,为阁下言其概。且观于历史,佛曾助米利坚矣,英曾助西班牙矣,米曾助巴拿马矣。佛之助米独立,为人道正义也;英助西班牙以倒拿破仑,为避害也;米助巴拿马,为收运河之利也。今有助支那革命倒暴虐之政府者,则一举而三善俱备,亦何惮而不为乎?若夫几事之密,更有以避外交之猜疑而神其作用,此又不待论。区区所见,实为东亚大局前途计,惟阁下详察而有以教之。

    孙文(盖“孙文之印”)大正三年、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

    密呈大隈伯爵首相阁下

    脚注

    1. 孙中山自一九一三年八月到日本后寓居东京,继续策划武装反袁。大隈重信系孙中山旧相识,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组阁。此件为密函,未对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