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治救国的步骤 中华文库

• 联治救国的步骤（一）

中国今日时局非联治不能解救，这是我们一向所坚信不疑的，而一般好讲究字面的人，看了“联治”二字，便以为有破坏国家统一之嫌，在他们心目中以为中国国家本来是统一的，何必更唱什么联治呢？北洋系首领如袁世凯，国民党首领如孙文，都是怀抱这种统一的迷信的，所以到今日其孝子顺孙仍然继承这种意见，竭力贯澈其武力统一的迷梦，而反对联治的主张。殊不知中国的国家自始就没有统一，十六年来纵横割据的局面，更证明中国眼下还没有统一的希望，袁世凯，孙文，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蒋中正等相继的失败，更证明武力统一之绝对无望。我们向来主张，“内求统一”，自然绝不会反对国家的统一而希望维持分裂的局面，但我们以为求国家的统一自有其正当的途径，决不是现今的卤莽灭裂的武力统一政策所能成功。中国的真正权力本来建筑在地方上，近数年来因中央政府威信之丧失，军阀之割据，这种现象更是分明。譬如治水一样，我们只能顺着水势，用“导”的法子，使之各行其相当的水道，决不能用“抑”的法子，去蛮来横做。已往的医国手，都是吃亏了不懂得真正的国情，以为国事可以凭着自己的见解去硬做，殊不知这种大势不但非一二豪杰所能挽回，抑非一党一系之力所能改发，我们鉴于勉强的统一决难成功，所以才主张用各如其分的联治政策求一个真正的统一。现在的国事犹如一个大的家族，兄弟们成天价争产夺业，闹得鸡犬不宁，有些人贪图“九世同居”的美名，明知道家事到如此地步，总不肯公然承认分家的话，但是真正明白的人，看了这种情形，一定感觉到与其博同居的虚名，而大家受尽了无限的闷气，到不如痛痛快快，采取新式家庭办法，实行小家庭制度让每个子女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庭，不必你争我抢，到那时兄弟们的感情反要和好一些，这个道理用在家族制度上大家便都赞成，一应用到国家政治上去，便有许多人要反对，真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的了。

诚然，目今中国国民未有反对统一的趋向，现在国事之不统一，全是由于几个野心的军阀在那里作怪。我们对于军阀早已深恶痛绝，不应当更为他们造成理论上的立足点。不过要请大家明白的，政治上正当的主张是一件事，为人利用与否又是一件事，联省自治固然有被人利用的可能，武力统一又何尝无被人利用的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武力统一被利用后的害处大呢？还是联治主张被利用后的害处大呢？且政策原不怕被人利用，苟使有人能诚意照政策去做，则此种利用我们将欢迎之不暇，如其不然，即真假自能有办之者，又何怕人之利用。讲到军阀割据，诚然是中国目前的大患，但军阀的割据并非因先有联治政策之鼓吹始成功，数年以来，一般思想界常受武力统一政策之支配，结果并不能将军阀割据的形势打破一些。可见军阀割据自有其真正的原因，与我们的联治主张毫无关系，而我们的联治主张却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的一付治疗的良药。夫军阀割据形势之造成，军阀个人之野心固为其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倘使仅有个人的野心，而环境不容许他发展野心，则此种野心亦终无实现之机会。可见军阀之野心是果，而此外还有引起军阀野心和造成他的发展机会的客观原因。这种客观原因，是我们值得研究的。依我们看来，造成今日军阀割据的形势的客观原因约有数种。第一，由于中国人民的地方观念已经坚固，很容易造成割据的势力。我们通常可以将军阀的性质分作两类，一是武力统一的军阀，一是地方割据的军阀，地方割据的军阀又可分为两种，一本地人占据本地方的，一外来人占据本地方的。凡主张武力统一的军阀，当然是势力较强的，但结果无一不失败，其失败的原因或由于征服地方而败衄，或由于征服成功而征服之地旋即为其部下顺应地方民意而占据，结果仍成割据，这两种原因必居其一，结果武力统一的军队遂非失败不可，地方割据的军阀凡是本地人办本地事的，除非他的政绩大坏，或者外敌太强，或者有本地的另一势力与之竞争，则比较上多能永久，如阎锡山治晋十六年，所以不致失败者，虽其他原因尚多，而利用晋人治晋及怕外兵侵入之心理，得有地方势力的援助，为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外省人来割据某地方的，则此军阀如欲在某地势力巩固势不得不竭力联络地方的民意，消灭主客的感情，从前卢永祥之在浙江，孙传芳之在江苏，均懂得这种心理，故能比较的站得稳些。奉直鲁军之所以三下江南二下河南而均终失取，就因为他们始终蔑视这种地方的感情。要知这种地方的感情，虽然表面上似乎无力，其实暗中潜势力极大。不但社会势力息息与地方民意有关，即政治势力及军事势力亦受地方民意之影响极多。军阀欲想在地方立足，自非利用军事势力不可，他所利用的军事势力倘若是本省的，则此种兵士之家族亲戚皆属本地人，倘军阀而过分暴虐，为民意所不能堪，则怨声终必展转而传入兵士之耳中，谁无兄弟谁无家产，兵士们岂有不起而自卫的道理？因此一切暴政必受地方军人之反对而失败，这次何键部下的反共运动，正是这个军人顺应民意而自卫乡里的一个好榜样。由此可证明地方民意影响于军人势力之大。假如军阀所利用的军事势力是外省的，则也有两种分别，如这种外省侵入的军队绝对不能与地方人民融洽，而且帮助军阀作许多罪恶，则地方人民自难对之心服，这时地方上如还有本籍的军队。则必因卫护乡土利益起而为抵抗外兵侵略之运动，酿成军中主客之争。这种例近数年来多得很，不必我们细举；结果总是外兵失败的多，盖外兵如得罪了地方的民意，则其一切行动，必均受牵掣，势必趋于失败。即使本地无一兵可用，然其人民之公意亦恒能感动邻境的援助，或挑拨敌军的分裂。如前张敬尧作恶于湖南，经湖南人公意反对，四出乞师，结果遂有吴佩孚之衡阳回师，而张敬尧终于失败。可见即使无一兵一卒，而地方的民意终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这种军队已经消失原来侵略的性质，与地方人民水乳交融，则军阀更不能作恶于地方了。军事势力之不能不顺应地方民意既然如此，故军阀之较聪明者，决不敢悍然得罪地方民意，否则必终归失败。因此凡谨守范围，不好大喜功的军阀，多能得地方民意的赞助而比较站得住脚。这种民意当然是利于地方割据的小军阀，而不利于武力统一的大军阀，盖小军阀类多守范围，用本省兵（或与本地融洽的兵）守本省地盘，不致为民意所反对，大军阀则多好大喜功，用此省兵，征服彼省，结果引起被征服地方之恶感，而终于失败。试举一个最显明的例，如奉军之本身，势力之雄厚，后援之充足，恐怕全国军阀无一能及，以此实力宜乎统一中国，绰若有余，然而每下江南，动必失败，即在黄河流域，亦几度败于直军，冯军等之手，此无他，主客之形势不同耳。逮郭松龄利用奉军实力，倒戈东上，眼看沈阳指日可下，然而大凌河一战，全军覆没，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此亦无他，不过以奉军攻奉军，蹂躏奉天地方，为奉天人民及军士所不愿耳。可见这种地方民意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了。所以我们说地方观念是造成军阀割据的第一个原因，而且是最主要的原因。除了这个主要原因之外，其他的次要原因，如中国地方之广阔，交通之不便，也都足以造成小规模的军阀割据，而不足造成大规模的武力统一。我们通常看见欧洲各国的革新运动，都是一呼百应，短期间之内可以成功，如同基玛尔将军，一战胜了希腊，便可统一土耳其而复兴旧业，因此以为中国的国事也是如此简单易决，殊不知中国全国大于英法德意土等国不知若干倍，意土等国不过类似中国之一二大省，如果中国国境也只有那么大，则中国国事或者早已可以解决，有一二英杰出世，凭藉武力，也早已把中国统一，然而中国国土如此之大，交通如此之不便，在已往专制时代，力征经营尚须三五十年始能统一全国，况今日地方民气已经发扬，国外的势力又纷纷侵入，这种情形最利于地方的割据，而最不利于集权的统一，故于此时而犹作武力统一之梦，殆真可谓为梦想。我们既然深知这梦想之决难实现，故绝对主张应根据实际国情，能解实际困难的联治政策下手去谋真正的统一。何以联治政策能解决目前实际的困难呢？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联治能销弥无谓的国内战争。这一点理由很浅显，原用不着多解释。有意义的，为争自由争民权而起的国内战争，我们原不反对，但今之国内战争，多半属于无意义的，其损害于国民的精力非常之大。原因都是由于野心的大军阀不安本分妄想武力统一全国而起。倘使联治政策成为国内政治上公认的主潮，则野心军阀轻举妄动之战争必多少可以减少，这种无谓的内战之减少，换言之即是为国民储蓄实力，为国民储蓄真正有意义的内战力量之准备。

（二）联治能使人民注意政治。中国人民大多数对于政治素无修养，故对于广漠无边的国事很难引起兴味。其实这也难怪中国人，即使在已有政治素养的欧洲人，试问有谁西欧的人能对于东欧政治注意，南欧的人对于北欧大事关心呢？中国国家之大，等于全欧，广东人之视奉天，较之意大利之视瑞典挪威又何常有什么比较近的地方，加以近年来中国政治中心分裂，地方割据之势已成，北京政府的一切发号施令，简直与云南人民的实际生活丝毫不发生影响，试问如此情形，怎能望人民之注意政治。假使实行联治政策，大家分疆而治，某省之政治设施，直接与该省人民有关，政治而良，人民身受其益，政治而不良，人民身受其害，如此，虽欲禁止人民之不注意政治，又怎能够呢？

（三）联治能养成真正的革命势力。在地方广大之区域行革命，结果每易变成变相的武力统一。盖革命事业以人民为基础，则其革命为真正的革命；其武力亦为真正之武力，若地方广大之区域，其民意无法团结，亦无法表现，即无监督革命之力量，结果革命变为单纯的军事行动，武力与民众日渐隔离，革命遂成为军阀之包办品。若在小区域之内，民意既易团结，武力亦比较小些，故以武力压制人民之事较难实现。譬如在一村镇之中，虽有武装警察，亦不闻有恃势作恶如军阀者，苟有之村民不难以赤手空拳驱而走之，此即地域愈小，人民愈能监督武力之证。其原因即由于地域愈小，武装势力愈微，即赤手空拳之人民结合，即比较的足以监督武装势力，所以虽有军人容易受民众的驱使，而不容易作民众的敌人。又因小区域的民众容易注意政治之故，故亦容易起为自卫的运动，而野心家之妄想得以少戢。

（四）联治能建筑真正有力之政府。今日之政府无论南北，皆属软弱无力，人皆知之，但其原因何在，则无人注意。大凡一个政府之能够稳固，必须其背后有实力为之后盾，无论是军力，或者财力，或者外力，总之非有一实力作后盾不可。至于我们所希望的理想的中央政府，自然是要以全国民意作后盾的了。然民意在广大区城中之难以集合表现已如上节所述，故此时求一坚固有力而代表民意之中央政府实决难实现。假如联治政策实现，则一省之民意既优足以监督野心军人，创立民意政府而有余，而政府如有民意为后盾，又可逐渐统一地方之军事财政，树立集权的地方政府。地方之内，军事行动容易，故跋扈军人负隅抗命之举较难实现。则地方政府之威力易养成。逮真正有力之地方政府已成功，然后联数省或全国各省而建联省政府，此种联省政府既有地方为后盾，则必较为有力，如此才能进而求真正的国家统一。

（五）联治能使政治趋于建设之途。中国今日因内战不绝之缘故，一切建设事业俱无从说起，甚至已有之些微成绩亦逐渐破坏无余。此种情形真可忧虑。苟非丧心病狂者，无不希望有和平时期之到来。倘联治政策实行，无谓之内战既可制止，则野心军人不得有对外侵略之机会必移其虚荣心于他途。使地方政府为真能代表民意者，固更可以乘此实行建设，即使不然，仍为军阀割据之伪自治，亦较之今日军阀内战之时代为稍得平和休息之机会。在此平和期内，人民一切事业可逐渐发达，而军阀之爱好者亦不能不迎合民意为之点缀点缀。如此下去，社会事业之发达，即人民实力之增厚，倘政治能从此走上轨道，一劳永逸，固然甚好，否则人民亦得凭藉其建设之实力与军阀相周施。盖真正之革命事业亦非赖社会之基础为后盾不可，在百业俱无基础之时代而谈革命，则势必如某党人之利用军阀土匪及流氓而革命。其所谓革命，非吾人之所谓革命也。

联治政策之能解决目前国内之一切困难，既然已经解释明白，现在留下的惟一的问题，便是怎样去促成联治政策的实现。我们虽然天天高喊联治政策的如何高明，如何有效，但假如目前的一切野心军阀政客，官僚，党人，乃至一般国民，都仍然在那里给你个不瞅不睬，甚至实际去反对联治的进行，压迫联治的主张，我们又将如何呢？不错！这却是个当前的最主要的问题，比解释联治政策的本身利害还重要。已往的联治论者，就吃亏了只懂得提倡联治，却不懂得怎样去促成联治的实现。他们只晓得用沿门托钵的方法去向实力派乞怜，求他们钦赐宪法，御定联治，用这样妥协的态度去促成联治，当然不会成功，而且还要失败。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当然实力派的觉悟我们是不拒绝的，但这是要逼迫实力派去就我们 — — 指人民 — — 的范围，不是强我们去就实力派的范围。要把联治运动放在人民的基础上，要人民自己去鼓吹，组织，运动，实行，有觉悟的军阀，随在我们的后面，无觉悟的军阀倒在我们的前面。这才是我们的联治运动，不是那些苟且妥协乞怜献媚的联治运动。

怎样促成我们的联治运动，让我把一步步的步骤写在下面：（未完）

* 联治救国的步骤（二）

今后的中国非采用联治政策不能促成真正的统一，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得明白。看了最近政局的变化，更可以证明我们的理论不错，最近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大军阀的失败，和小军阀的增多。蒋介石为什么会下野呢？唐生智为什么失败呢？无非因为部下将领的离心作用罢了。这种离心作用以后必然会更多的，因为天下事最怕没有例，只要例一开，不怕没有跟着走的。倒戈之风自马二先生一开之后，这几年纷纷继起者不知有几，以后这种例只有一天比一天多的。倒戈之事从一方面讲起来虽然有似乎不道德，但就我们人民对军阀的地位看起来，则小强盗赶大强盗，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我们到宁可以欢迎这种强盗火并的风气之普及，因为火并之事越多，则强盗的立足越不稳，大强盗越容易失败，剩下了些小强盗他们的实力必然越分越小，小到我们平民可以操梃而逐之的时候，我们的全民革命便成功了。我们的联治救国政策，由这种实际上的政治变化，便越发证明其可能性了。

我们既然坚信联治政策足以救国，并且舍联治政策以外也决难救今日之中国，则我们就当进而研究怎样以联治救国的步骤。

我们可以把步骤划分如下：

第一是预备时期。又可分为以下两段：

甲、鼓吹联治政策使成为政治上中心思想。凡一种政治的主张欲求其实现，不能不先作宣传的工夫。中国的联治主张本来鼓吹已久，清末政论虽不以集权分权为论争之中心，但已有提起此问题者。拳匪之乱东南保境自治，就是一种变相的联省自治，这种自治对于制止慈禧太后的作恶上，也不无多少功效。清末各省开了谘议局，做请愿立宪的运动，这是以地方为基础而做公开的政治运动之第一幕。这种和平的运动既然失败，地方人民的意思遂因愤激而趋向于革命。恰好四川又有铁路国有的风潮出现。这件风潮可看作是中央集权论者与地方分权者之斗争。盛宣怀，赵尔丰等以当时糊涂无力的满清亲贵政府，妄想施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策，所以引起地方有力的反抗，而终归失败。辛亥革命实际的意义就是以地方权力反抗中央而终于成功的表现。辛亥的革命和法俄等国大革命的性质不同之点，就在不是以中央为基础，而是以地方为基础，不是集中的革命，而是联合的革命。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也没有一回是集中的革命，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更没有所集中的革命。武昌起义以后，因有地方的响应，故实力较之中央为大。满清亲贵无法抵抗，乃不得不请出袁世凯来为最后的抵御。袁世凯手练的北洋军，本是清朝用以实行中央集权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后援，至此遂公然拿出来与地方势力对抗。然因当时地方实力业已强大，汉阳虽然失守，江宁旋又克复，孙中山遂以地方代表之推荐而就临时总统职，故中华民国之成立可以说是由地方意思产生出来的，与美国之立国相同，与法英等国则不同，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所应认识的一件事。到袁世凯打倒国民党之后，表面上似乎中央集权已经轰轰烈烈，其实即在袁氏盛时地方权力仍然不可轻视。到这种反动时期一过，袁氏便终于被地方势力所打倒，不但蔡松坡的起义是凭籍地方势力，即冯国璋等亦何尝不是有地方实力作后盾。袁氏之失败是根本证明地方权力之战胜与中央集权政策之终归失败。嗣后段祺瑞，吴佩孚等相继沿用集权政策而相继失败。故到民国十一二年之际，联治思想遂盛极一时而几乎成为国内的中心思想。可惜那时鼓吹联治政策的人，并无积极的计划和大规模的组织，只是苟安乞怜于军阀之门，所以不为国人所完全谅解，也不能真正造成改造中国的势力，然就当时而论，一部分舆论势力，已可以左右军阀的行动，如江浙的和平公约，便是受了这种思想的支配的。这一期的联治运动结果是失败了；我们不必讳言。失败以后接着便发生了第二期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反动，这便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政策。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本是主张主张扩大地方权的，到民六国会恢复，当时为制宪问题起了绝大争论，国民党仍是站在分权论的方面！不幸这种主张并非出于诚意，只是因为国民党当时并未握得中央权力，所以便主张分权，如进步党之主张集权也是因为与中央政府勾结的缘故。再者，国民党中对于这个问题本有两派意见，宋教仁一派主张分权最烈，而孙逸仙一派倾向于集权。民六国会中国民党议员非吴景濂褚辅成等之益友社派，即谷钟秀张耀曾等之政学会派中，这两派都是倾向于分权的，到后来广东政府归到孙逸仙一派手中，对于联治的倾向便渐渐淡了。孙逸仙本人是个富有权力欲的人，他最喜欢集权专制，虽用心与袁世凯不同，然两人之性格颇相近。加以与陈炯明分裂的结果，连带的恶及联治政策，所以国民党自民十二以后便完全倾向于中央集权政策。又因共产党之加入，集权政策更添了一有力的后援，于是不知不觉地国民党遂走入与中国现势与当代潮流反抗的反动路上去。以后因为国民党党势的发展，联治政策遂一时受压迫而停止运动。然近一年来国民党施行一党专制之结果，虽天天口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之口号，而自身之分裂仍日甚一日，政府威信扫地以尽，武力统一已决无成功之希望。于是一般有觉悟的国民党员也有渐渐打破集权之迷信的。如最近李石曾发表其“分治合作”之主张。据报载李氏谈话，谓：“余主张分治合作，原因有三，（一）以地理计，中国地面广阔，交通不便，版图之大，等于二倍之欧罗巴洲，故欲建设一中央集权政府，实不可能。（二）以历史上言，自古至今，中国似归一统，实则不然，即如在前清时代，亦各省分治，历朝以来中央集权之专制政府，仅有秦始皇之一世，共产党之专政，亦即为集权政体，此种政体，因专横过甚，其失败也最速。兹举例言之，周朝分九州而治，历八百年始衰，秦始皇不及二世而亡。再言民国，十六年来，在袁世凯时代，曾有一度虚伪的表面上之统一，其后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及最近之武汉共产政府，均以武力统一政策，而施其专政集权，卒无一不归于失败。（三）以世界潮流言，专政集权政策，已全不适用，平民政治早起而代之，平民政治，即趋向于分治之一途。（四）我国民党素以自由平等为精神，均权为主义，分县自治为方策，可见国民党之政策。实亦趋向分治之一途也。就事实而论，目下之中国四分五裂，无可讳言，除北方军阀及南方共党所遗留之少数军队，应该以武力解除歼灭外，余者皆当出以和平手段处理之。愿吾人今后毋望以武力统一，而求达到专政集权政体之幻想，余之主张分治合作，非欲使中国成为分裂之势，亦非含有反对统一中国之意，试想分治而有合作，其非就一而何？……”李氏此种言论，虽不免多少含有替无政府主义宣传之意味，但大体上甚为正确。国民党人而有此觉悟，殊不可多得。惟具体计画如何，李氏未及谈及，吾人不知李氏心目中所谓分治合作究竟以何种方法实现之。若在承认军阀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分治合作，则亦不过等于张一麐之割据提议而已。和我们之所谓联省自治，当然还有差别。不过无论如何，国民党此后也不得不投降于联省自治主张之下，或者从李氏开其端罢。由此我们总说起来，可以说二十年来中国的革新运动就是一部联治潮流反动的集权潮流对抗的历史。第一期清末亲贵的贵族集权，被武昌起义各省响应而打倒；第二期袁世凯的总统集权，被云南起义，各省响应而打倒；第三期段祺瑞，吴佩孚的军阀集权，被部下将领的分裂而打倒；第四期共产党，国民党的政党集权，又将因自己党派的分裂而自行打倒了。这四种反动的集权潮流 — — 贵族集权，总统集权，军阀集权，政党集权 — — 都一一经过试验之后，终于不得不承认联治原理之正确，可见我们的主张到此已完全战胜了。国民党这次的集权试验，大约可以算是最后一次集权的试验了。 — — 如果共产党一定要来试验阶级的集权，我们也听他试验试验看。国民党重要党员如李石曾氏乃不得不提出“分治合作”之说以为该党政治最后之救济，可见国民党已将被联治论所战胜了，孙逸仙的半明半昧的集权专政思想已经不得不为真理和实际所征服了。经过这一次最后的集权试验之后，联治救国的主张才算成熟，从此虽使无言论的鼓吹，但使任事实自然的演进，也非走上这一条大路不可，若再加以有心人言论之鼓吹，和实际之运动，即联治政策在最近之将来便可变成政治上中心思想。近十余年来中国国事之败坏，皆由于国人对于政治无一致之信仰，此意我们的同志会愚公已经屡次论过，今后欲救中国于危亡，仍非先有举国一致的中心思想不可，而以本身理论之充足，事实要求之迫切，可以当中心思想而无愧者，则舍联治政策外莫属。联治！联治！中国未来惟一的生机，就在你身上了，其勉之，其勉之。

乙、组织以联治政策为中心思想的有力政党 单是言论的鼓吹，不能成就什么事业，非有实际的行动继之不可，这是人人所知的。欲有实际的活动，非先有严密的组织不可，此理人虽亦不能不承认，但真能了解其意义之重大者则仍甚少。其实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已往联治运动之失败，其最重要之原因即在此一点。已往联治运动之方式，不外两种，一种是个人闭门造车的条陈式，一种是许多乌合之众漫无组织的呼喊式，这两种方式都不足以作真正联治政策的后盾。原因是联治政策是以地方民意为依归的，然民意非群众不能代表，群众又非组织不能有力，第一种方式有个人而无群众，第二种方式有群众而无组织，结果都没有力量为主张作后盾，既然没有力量，所以就不能保障主张的必行，和行后的不至中废，同时也不能保障实行者之真有诚意，和实行的步骤内容完全不错，既然是这样，所以他们的主张是建筑在沙基之上的，是经不起雨打风吹的，所以国民的反动压力一来，就自然会连根都倒了。现在我们既经过这一次的失败以后，就应当增长些经验，鉴于以往联治运动之无有力的组织为后援，我们便应当从组织下手。说到组织这一件事，便有一个问题应当首先提起的，便是：联治运动既以地方为单位，则组织是否也应以地方为单位呢，抑或仍需要一个笼罩全国的大政党呢？我们以为运动尽管须从地方入手；但统一全国的大组织仍不可不有。因为第一联治运动既以地方为根基，倘专门鼓吹地方意识而忽略了国家意识，则倘一不慎，必致反煽动各地方彼此的仇视心，有促成国家分裂的危险，至少也恐有专顾本省利益而侵害及他省利益的地方。第二运动倘无普遍的组织为后援，专为孤立的运动，则在地方实力薄弱的省分做运动，恒有为强邻破坏的危险，故非有全国一致为后援不可。第三我们既承认联治是达到救国目的的一种手段，则在实行上自然有种种步骤，倘若专任各地方去自由运动，则结果必致步骤零乱，彼此冲突，难以有成，故非有全国一致的指挥方略不可，不过所谓全国一致的指挥方略者，乃指彼此运动须呼应一致的意思，并非说必须都完全相同的意思。因为以上三种原因，所以我们主张非有一个全国一致的大规模组织为后援不可。这个组织而且必须是政党式的，不能是仅仅是学会式，公团式的。必有干部，有党员，有民众，有实力，不能如已往的联治运动专靠几个名流学者去作作文章便算尽其能事。在现在军治党治的双层专制反动压迫之下，我们的政党还要是秘密的，迅速的，纪律严密的，而不是公开的，迟钝的，纪律松懈的，如今之国民党一样。有了这一种统一的组织之后，还要有各地方的地方党部组织。这里便又发生一个问题，我们所需要的地方组织是否要完全当作大组织的一个分支呢？抑或是要具有特殊行动的能力呢？我以为这两种都须兼顾的。照联治政策的精神看来，地方组织是个实际运动的机关，而中央干部不过仅仅是个居中策划的机关，故论性质的重要地方党部或较中央为超过之。各地的情形不同，联治运动的方式和时机也不同，我们不但不能希望定于某月某日全国一致实现联治，我们也不能希望全国一致都用一种手段去运动联治（这个道理底下讲运动方法时再细讲)，因此地方党部就不能不稍赋以特殊行动的权力。但这决不是讲地方党部可以去自由乱动。我们的行动仍当有一致的规定，受中央干部的严格指挥，但中央干部可以按全国之缓急先后难易为之制定各种不同的运动方略，而这个方略同时又是彼此呼应一致的。因此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联治运动，必须需要一个党，一个严密组织的党，一个全国统一严密组织的党，这个党有他的大小支部分布到各地方去，党的中央干部可以按照各地方种种不同的环境，同时也照顾到全国的大局，为各地方支部制定种种特殊的应付环境的战略，战略是不同的，而目的却同，目的同是要求一个真正的地方自治，要求联省以建国，要求达到“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的，要求实现国家主义的精神。要由联省自治以达到救国的大目的，就非先有这一个党不可，非先有照这种办法去实行的党不可。现在好在我们已竟有了这个理想的党了。我们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几年以前已竟认联省自治为救国的唯一大道而且竭全力以进行之了。现在大势所趋，逐件证明我们的主张之正确，虽在极端迷信集权政策的国民党，也不得不感到“分治合作”的要求，“分治合作”是什么，还不就是我们向所坚信的联省自治政策吗？李石曾不过是碍于“先总理”的面子，不好把“联省自治”四个字轻易喊出口来，然而大势所迫，迫他也不得不避其名而取其实。我们不然，我们硬要高呼“联省自治”，我们绝对信仰联省自治是最高尚，最神圣的名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大道，像那些“一党专政”“党化教育”等才是丑恶不堪的名词。现在我们要起来打倒那些丑恶不堪的反动名词；用“联省自治”四字，将中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

有了以上两种的准备，我们才可以谈到以下的建设自治省，和联省建国的两种步骤。（未完）

• 联治救国的步骤（三）

— — 怎样建设自治省

在预备期的工作已经相当成熟以后，我们便当进而研究怎样谋联治实现的方法。在这里我们提出两层步骤，第一层是先建设自治省，第二层是联省以建国。

我们现在接着第一个预备时期的完了之后，便先论到怎样建自治省的工作。

第二建设自治省时期

联治政策的唯一要点，便是不主张从有名无实的全国统治去下手；而主张先从名副其实的地方统治去下手。因为空说统治全国，而就真正实力没有一派够得上统治全国。结果徒增九分，无补于大局，到不如脚踏实地去从小的地方下手。故我们主张，现今国内无论何派，凡是真正抱有统一中国的大愿的，无论他的目的是好是坏，倘若想成功，非从一个小地方去先建筑坚实的基础不可、至于我们所主张的全民革命，是要希望全体民众加入革命的路线，由人民自动的去实行革命，故尤须注意地方基础。因此我们的革命运动，是主张先从建筑地方的革命基础起，然后再谈全国的运动。

讲到地方的革命基础这个问题，第一要研究的，是地方单位的大小问题。有些做地方运动的，主张以一村一镇为单位，有的主张一县或一道，有的主张一省，有的主张数省。依我们看，以一县一乡作基础的，只是一种下层的文治的地方自治事业，若想当作全国中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就非有更大的区域作单位，方才足供展布。大约此种单位，至小为一道，至大为两三省，而酌中合度最便民情者；莫如省的单位。现今中国的行省制度，有些地方是不合实际；这是不必言的。譬如淮水流域各属，民情风俗都相同，而却分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各省，汉水流域各属之分划于陕西，湖北，河南各省也是如此。反之江苏的江南江北，浙江的浙东浙西，民情风俗，截然不同，而却共于一省。这都是不合实际情形的。但大体上说来；省的区划都甚合于天然形势，即有不甚相合者，因为有五百年历史的陶镕，也渐渐造成一种固定的同省意识。故现行行省区划之不良之处，也许待全国政治统一之后，可以用行政的命令去重新划分，但在目前，我们却只能以省为政治的单位。因为省的区域不算很大，在现今交通不便的中国，省政府的势力是可以支配到全省的。普通的省分，由省会到省中各地，至远不过十天，倘若交通稍稍整理，则至多不过五六天可以全省互通消息，故中央政令，决无不通之虞。地方一有变乱，省政府也可立即出兵平定，不至有旷日持久之虞。而一省的财赋收入，也优足以供给一个稍具政府规模的省治。一省之中，民情相近，意识相通，一面容易使政府领导人民，一面也容易使人民监督政府。有以上的许多利益，故我们认为以省作地方自治的单位，是最方便不过的。因此我们的联治运动便是要先以省为单位，来建设许多自治省。

既然认定建设自治省是中国统一运动的第一步，底下就讨论到建设自治省的问题。在这里有两个前提是要先决定的。第一是我们要建设一个如何样的自治省？第二是我们建设自治省的方法的根本原则是甚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政策大纲已竟逐条写明，现在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所理想的自治省应当备具底下的几个条件。

第一是为全体省民谋利益的，不是为某部分人民谋利益的。现今的各省政治，或为军阀，或为官僚；或为党人所把持，所谋者皆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非全体民众之利益。又如一省之中更有地方主义，省政全为某地方人所把持，也不是谋全民的利益的。再如共产党得政后专杀非农工之人，也不是为全民谋利益的。或谓人民职业不同，利害彼此冲突，所谓全民的利益毕竟是空话。不知若谓为绝对平均的全民利益，诚无论如何，绝难办到，即如共产党人所唱的阶级的利益，严格讲起来，全阶级绝对一致的共同利益，也毕竟是一句空话。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同行是冤家”，正可证明阶级的共同利益不能存在。但如将说法放宽一点，只求大体上的利害一致，则不但一阶级有共同的利害，全体民众又何尝无共同的利害？在我们所主张的职业代表制之下，使各种职业的人民，俱得有平均的参政权，则政治不至为特权阶级所把持，而全民福利的精神可以依法律的保障逐渐得到，又何必一定不要呢？

第二是能使全体人民得到法律上的自由保障的。我们绝对相信争人民的思想，言论，信仰，行动的自由权，是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人类最光荣的事业，最正当的途径。我们所以要坚决反对共产党者，就因为这种恶魔是要提倡以专制的反动思想求代替自由思想的。现今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军阀，官僚，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和自由作对的，我们倘若建设理想的自治省，必须十分注意这一点，只要在不妨及全体民众的实际利益时，只要在不与保障全民福利的法律相冲突时，只要没有危害全体民众的行动时，我们应当尽量地给予各级各派各党各种人民以法律内的自由。一党专政之思想绝对要排斥，这样才可以逐渐发展国民参政的能力，不至因受压迫而萎缩或横决。

第三是真正可以表现民意的。我们所要求的政治不仅是良好的政治，而且要是人民自动建设的良好政治。我们并不希望仅得到“开明专制”，“贤人政治”，“一党专政”等结果，即使这政治的结果是绝对良善的。因为凡是政治的发动力自上而下，结果人民的自治力难以发挥，即良好政治的基础决难稳固。这种政治的基础是筑在沙基之上，一旦“人亡政息”，政治必然仍归于黑暗，况人类本有恶根性，倘无有力的民众监督，则圣人君子，一旦执政以后，也难免做出营私利己的事来。故我们理想的自治政府，是要完全筑在全民政治基础之上，绝对反对违反民治的一切专制政体。诚然过度的全民政治也许流入众愚政治之途，但这其中自有调剂的方法，而根本基础，仍非置于全民之上不可。

第四是真正能有建设的。中国年来实力派之此起彼仆，表面看起来是因为受环境的压迫，其实根本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坚固的实力的缘故。因为大家只知道武力财力是实力，而不知政治上的建设才是真正的实力。国民党从前在广东之时，外间宣传谓军事如何统一，财政如何整理，政治如何安定，故一出师北伐，各地便纷纷响应，都是受这种宣传之故，到了江浙定后，政治的建设毫无，失了人民之望。可见建设是唯一的实力了。现在人民水深火热，无法安生，所需要的唯一是建设，我们的自治省如果成功，第一也应当从建设入手，才能慰人民之望，完革命之功，而造成真正的实力。尤其是在这种共产党百端破坏的潮流之中，对于经济的建设，更应当首先注意的。

以上这四条标准既然定好，我们便可以进而讨论怎样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在讲到手段之前，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手段和一般联省运动者所取的手段的根本不同点，预先讲出来。

这个根本异点，也有几条。

第一我们所采取的手段是革命的。同一省自治运动，有革命的与不革命的两种运动的方法。已往的省自治运动，大半是不革命的。只想用和平的手段，制定出些法律条文，便以为大功告成。我们并不说和平的方法绝对不可采用，但和平的运动也须有实力作后盾，才能生效，才能对所制定的法律条文加以保障。这种实力当然不是军阀的实力，而必须是民众的实力。民众凭藉了这种实力随时有爆发革命的可能，才能向军阀要求真正的省自治。故即使在采用完全和平的方法来运动省自治时，也必先抱有革命的决心，有相当的革命实力凭藉之以与军阀相周旋。况在中国今日的环境之下，各省地方的当局，几乎全体都是军阀，军阀之下又养着许多官僚，政客，党人。这些人都是假公济私的，都是不利于省自治的实现的，对于省民自治的运动，必多方用软硬的手段来压迫人民或欺骗人民，欲求真正省自治的实现，欲求人民真正握到政权，非用实力将这些省自治的障碍物解决不可。故革命乃是必要的手段，亦是不得己的手段，我们即使不欢迎革命的手段，我们还是不能不采取革命的手段。

第二我们所采取的手段是自下而上的。本来和平改良运动多是自上而下，而武力革命运动则多是自下而上。故本条意思与上条大致相同，不过另换一种说法。我们觉得省自治的坚实基础，在乎人民对于要求自治的热心，倘一般人民对于自治问题并不感若何需要，则虽由在上者热心提倡，结果亦绝无良好成绩可言。盖自治之能切实推行与否，全在人民之能随时随地予以监督与否。倘人民对此尚无觉悟，专赖在上者之推行，结果易为官僚所把持，将良好的名义，变成罪恶的护符。我们之所以不赞成贤人政治而一定主张全民政治者，即因为少数在上位之贤人，即使真正是贤者，也断不能禁绝在下之官僚朦蔽也。所以我们的省自治运动主张先从一般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入手。待多数民众对于省自治问题已竟了解其需要，而且有了相当的组织之后，才能起而真正创造自己所需要的自治。

第三我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的。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两种政策根本的不同之点，就在武力统一是不问环境，不看情势，只有一种简单直捷的方法，而联省自治运动则须要根据各省的实际环境，采取各别不同的战略的。譬如在省自治的运动中，各省的实力派当局，对于这种运动态度当然各各不同，有的极端压迫，有的置之不理，有的设法笼络，有的绝对赞同，人民对于这种不同的情形，自然也应有不同的对付手段。绝不是一套老法子所能四面八方应付得来的。所以我们的省自治运动应该参酌环境制定各种不同的应付战略。不过战略虽可不同，而根本精神则仍须采前二条所主张的革命的决心，和自下而上的运动。

第四我们所探取的手段是逆取顺守的 省自治运动非用武力革命手段不能得到，但既经得到之后，却须赶快将武力抛弃，制定全省遵循的大法，以法律来治省。倘若得到政权之后仍不肯放弃武力，即将来以暴易暴，革命者必有转而被人革命的危险。这样的革命只能造就党派或军阀的专制，治者与被治者，终必两败俱伤而后已。

以上四条方法的原则也既然提清，则我们底下可进而谈到省自治的实际运动的方法。（未完）

* 联治救国的步骤（四） — — 怎样建设自治省

我们建设自治省的标准和原则既然确定，底下就可谈到怎样建设自治省的方法。但讲到这里临时有一个问题又不能不谈到的，这就是共产党的问题，我觉得讲到建设自治省一件问题，是和抵御共产党的扰乱有莫大关系的。中国的问题所以复杂，便因为是这个缘故。假如中国此时没有共产党在扰乱。则中国的问题便只是一个单纯的民主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单纯扫除军阀官僚的腐化政治的问题，这样中国问题便容易解决得多。不幸在中国的民治的势力尚未长养成熟之际，在中国尚未有能完全支持社会中心的中流阶级长成养熟之时，共产党便起来作过时的扰乱，妄想以全无政治经验和能力的无产阶级作革命的主体，而他们的革命对象不集中在军阀官僚及外国的侵略势力，却转来集中到尚未养育成熟的中流阶级身上，于是方在苦心经营中的民主革命，突然受了这种背后的重大打击，一面要和军阀官僚等旧势力苦苦作战，一面又要防止共产党率领无产流氓的捣乱，民主革命在这种双方夹攻的情形之下，所以进行要迟缓一些，于是共产党的扰乱恰足以增长军阀官僚等旧势力的气焰，而使革命的民众灰心丧气不已。

共产党的意思我们是很容易了解的，他们妄想用苏俄作中心来统治世界，来引起世界的所谓无产阶级者的革命。但这种妄想在民智高尚，产业发达的国家如英美等国是决难成功的。这不但因为在英美等国工人有相当的智识不容易盲从，而且也因为英美等国产业较为发达，工人生活较为安定，用不着去受苏俄的统治。苏俄治下的工人，名义上算是已经得到政权，但实际生活上连英美工人的生活的百分之一也不如，不但物质的享受相差甚远，即就精神上的自由而论，英美工人所享的自由苏俄工人一辈子梦他也不会梦见。（苏俄工人连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选举的权都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为工人谋利益，英美等工人不是瞎子，不是像中国工人乃至青年一样的无丝毫常识，怎会上他的当？怎会跟了他们去送命？共产党因为在欧美不能瞎吹他们的主张，于是不得已乃忍心味理抛弃了他们祖师马克司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生产事业已经发达成熟了以后的理论，来转移目光到生产落后，民智愚昧的国家如中国及其他亚洲的各半开化国。这一下，共产主义的理论虽然破裂，共产党的实际策略却是战胜了。像中国这样无抵抗的国家，这样混乱时期的国家，正足以资助共产党势力的滋长。假使共产党的目的在稳定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在建设新中国 — — 即使是共产主义的 — — 则中国的大局或者在一年以前已经解决。不幸共产党并不想将中国当作实行主义的试验地，却只是想拿中国作苏维埃政府以及第三国际的“猫脚爪”。他们的希望是将中国愈扰乱愈破坏愈好，因为中国的情形愈安定即是人民愈加有产阶级化，即是离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妄想愈远。社会主义的理想本是希望全体无产人民都变成有产者，共产党的策略却是希望将全体有产人民都变作无产者。因为中国的生产组织越破坏，人民之失业者才越多，共产党才越有煽惑成功的希望。到全部中国都陷人饿死冻死的绝地的时候，人民为死里求生起见不得不都变作流寇来作屠杀扰乱的事业，这样中国的混乱现象越开展，各种帝国主义的乘机干涉也越多也越进步，也就是共产党的策略的越成功，因为如此则中国将成为世界外交争夺之中心，结果因权利的冲突而引起世界的大战，世界战争一起，各国生产界受之影响而衰落，结果共产党便可利用各国失业人民之不安而进行所世界革命的大计划了。共产党这种野心毒手既然如此，所以万事他们都一想情愿，而开始必须从中国这块肥肉下手，中国不幸做了第三国际选定的“猫脚爪”，自然非吃苦到底不可了。

但共产党这种妄想依我们看来毕竟还是妄想，结果仍然还是 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的情形不容许他们这样胡干到底的。

第一，中国中流阶级虽然不比欧美的中产阶级有力，但也决不是如共产党人所想象的那样漫无组织，共产党的逼迫不紧，中流阶级的反抗不力，共产党的火倘若不断的逼迫到他们的头上，他们还是要起来的。历史上的成例中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能力是不可轻视的，王莽之所以失败，便是受了这中流阶级的反抗而失败。

第二，因为共产党蓄意破坏社会组织之故，结果至少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逼而变为无产阶级，钻入农工的队里去，小资产阶级的人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是有自由思想的，是有反抗思想的，他们的加入农工队里结果即是助长农工的自动组织，即是共产党统治破坏之预兆。王莽的共产革命结果还是破坏于智识阶级所带领的土匪之手。共产党除非将无产阶级以外的人全体杀尽，但即使有此决心，也无办到的可能。

第三，中国的地方过广大，流寇式的共产党扰乱虽足以破坏一部分地方的生产组织，但终久不能将全国蹂躏净尽。而中国人民的恢复力忍耐力都是很大的，虽经破坏也还容易恢复，容易忍受，因此共产革命决难成为绝对不可扑灭的势力。

第四，因为中国生产事业经共产党破坏的结果，结果共产党自身也无法维持其本身势力。苏俄的接济不是可以长久仰赖的，共产党想维持自己，就非先恢复地方生产事业不可，生产事业一恢复中国人便复回于有产状态，便无引起世界革命的可能，倘若不如此做，则共产党自身必同人民一齐陷于绝地。这种循环的迷误，列宁已经试之于前，中国共产党也必脱不了这种失败。

以上这四种推论，证明共产党所预想的中国全部大扰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而且落实说起来，即使中国全部入于扰乱状态，也只足以促帝国主义的分割，是否苏俄之福尚未可料。然而共产党结果仍不得不采取这一条死里求生的路，这因为共产党已经再没有别的生路可走了，共产党的命运已经注定非失败不可了，以屠户的心肠，行流寇的策略，死也死一个痛快，失败也失败一个澈底，这是共产党所以最近改变策略专用暴动式的心理。我们要注意，在政治社会改革的过度时期，人类往往是容易表现这样的变态心理的。

“布尔什维克”第六期 — —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刊 — — 上，共产党发表他们此后的策略，这个策略我们只可以为半真半假，因为他们虽口口声声不要机会主义者，其实乃是因为没有机会，倘若机会找到他们，他们还是要恢复机会主义者的价值观的 — — 如现在对于汪精卫，张发奎等工具仍未放松可知。但就他们所发表的策略而论，也不无可一注意之价值。

他们所宣布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到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进，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量到较大范围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动争（不去战略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此外还有指导城市中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互相响应的方法。

共产党的这种策略有两点是可注意的，第一，他们放弃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运动而转注目于农民身上。第二，他们要采取“游击式”的农民暴动。关于第一我们老早就断定共产党专利用工人的暴动是决无成功的希望，因为不但中国工人太少，现时决无成为巨大势力之可能，二则也因为工人的动作都在城市内，城市内是不容易维持暴动的形式到底的 — — 如这次广州赤乱之容易扑灭共产党的由注意工人转移到注意农民，就他们思想上说不可谓非一大进步，不过这样一来和他们祖师马克司的理论就未免冲突了。本来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是有田可耕有饭可吃的良民，并无起来暴动的需要，共产党的想利用农民，无异就是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之动摇，因为农民已经非纯粹无产阶级，而带有资产性的了。共产党鉴于这种理论和事实的自相冲突，不得已才苦心积虑想出一个“游击式的战略”来，游击式的战略是什么？即中国老话之所谓“流寇”是也，共产党因为利用工人革命之不可能，不得已才想到利用在中国占最大多数的农民去充无产阶级革命，但农民大多数却是有产的，共产党不得已才又想出“流寇”的战略，用流寇的方式将中国全部农业组织破坏，使农人无田可耕，无饭可吃，一齐变为纯粹无产阶级，才好随着他们去干无产阶级的革命。

共产党这种“流寇”战略是有一部分实现的可能性的，因为一中国的农业社会经最近数十年国内国外双层事变的剥削扰乱，已有民不聊生的倾向，再加以共产党的有意破坏，即农民失业者必逐渐增多而变为流寇。二中国历史上向来常有流寇的成例暗示，一遇机会容易爆发。所以共产党之断然采取流寇战略，不可谓不聪明，不可谓不狠毒。

我们绝对看破这种流寇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要陷中国全部社会于扰乱状态，是要置中国全部人民于饿死，冻死自相残杀殆尽的绝地，是要拿中国变作苏俄与白色帝国主义战斗的牺牲品 — — 这比拿中国加入苏维埃联邦还狠毒，还应该澈底反对。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为保障四万万人的生活安全起见，为表示四万万人还有人格，还不完全是动物，不完全是可以供人牺牲的蠢东西起见，我们应该站起来绝对反对这种灭弃人道，发挥兽性，带有时代的精神病的共产党式的流寇战略。

要防止这种流寇的蔓延，要扫平这种流寇的巨祸，我们只有一种战略可采，这种战线便是“坚壁清野”的战略，便是建设自治省，自治县，实行联省自治，联县自卫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战略。

共产党的策略是要使全国人民破产，都变成无产阶级，我们想要抵抗他，便必须先从安定人民生活，使人民都变成相当的有产阶级，则釜底抽薪，赤祸自然会停止。要想使人民生活安定，就不能不有相当的地方自治组织，用人民自己的武力，保卫人民自己的安全，使无论如何流寇的势力扛不进这块地方去，全国各地都有这类的组织，都有自卫自治的能力，则流寇穷无所归势必鸟兽散，而普通人民因生活得以安定，不至铤而走险尽变流寇。

这种策略本是抵抗共产党最好的方法，我们应该立刻实用，不幸现今中国还有军阀官僚的统治阶级，他们也是不利于人民的自卫自治的，固为人民有了自卫自治的能力后他们便不能再来肆意剥削，肆意敲朴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贯彻自卫自治的主张之先，还须先打破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最困难的境遇，也是我们现在最有兴会的问题。

• 联治救国的步骤（五）

— — 怎样建设自治省

底下我们才真正谈到了建设自治省的问题。

讲到建设自治省这个问题就须先了解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我们今日之建设自治省运动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建设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四个原则上，把革命当作第一个原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既然承认革命是省自治运动唯一应采的手段，就须进而先弄清了我们革命的主体，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都是些什么？关于革命的目的自然是要建设一个合乎上列四个标准的自治省，这在前面已竟细说过此地不必再讲。关于革命的主体我们可以肯定说是全省的民众。近来中国的许多人然还有怀疑民众势力，反对民众作革命主体的 — — 如吴稚晖最近的言论，就可以代表这一部分人的意见， — — 但我们始终应承认全民政治当然建筑于全民之上，欲求建筑于全民基础上的政治成功，就非全体民众自己起来努力不可，靠执政者的赏赐是绝对靠不住的。所以我们的革命当然要以全体民众为主体的。再看革命的对象就未免复杂，因为现时祸国的国贼种类太多，一切军阀，官僚，政客，洋奴，共党都是中国的国贼，都应当在铲除之列，我们的对象怎样定呢？有一个方法最简单的，我可以举出来，就是那一个在现前压迫我们民最利害，我们就以那个为当前的对象。大凡压迫民最利害的，总是实际握得政权的人，所以我们的省自治运动革命的第一对象当然是现下握有实际省政治权的人， — — 这些人非军阀即党阀。不过在最初着手运动之时，民众的势力微小，禁不住当权者的压迫，在这时期我们就不能不斟酌各别的环境，制定许多不同的应付战略，这是我们所以讲我们的手段应当是多方面的道理了。

现在假定我们把地方当权者的性格和对于民众的态度分为几类，我们可以因其对民众态度之不同而也制定不同的众度去对付他。

第一种是极端忠于民众，赞成我们的省自治主张，而且愿身先提倡的。这类的人当然我们不必去反对他，并且可以欢迎他，赞助他。我们应当告诉他，真正的自治应当由省民自己起来干，你们做长官的只有跟在省民的后面，服从民众的命令。倘若没有真正民众的觉悟作后援，则你的政治建设纵然如何好也是空虚的，吃不住破坏的。所以你现今所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政治的力量去提高民智，开发民生，此外一切应全交与人民的团体自己去活动，你用政治的力量从旁赞助和保护即可了。倘若他肯听我们的劝告，则我们可用全力在地方上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之参加政治运动，自己建设自己公认的法律，使省自治确能实现。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不用革命手段也可得到幸福。不过现时的地方长官能如此忠实的恐怕很少，因此这第一种方法只是一种妄想罢了。

第二种是并无真心去赞助省自治运助，但却对于我们虚意联络表示好感的。这一类的人既无真心赞助省自治运动，则到省民势力膨胀和他个人的权利地位冲突时，他必定还要取压迫的手段，而人民为贯澈自治运动起见，最终也非对他下攻击令不可，所以这种人终久是在被革命者之列，终久非好相识，我们应该老早就认清他。不过在最初民众势力尚未养成之际，他既然对我们表示好感，我们自然也乐得去敷衍他。在这种双方敷衍之下；我们可以公开的或半公开的从事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我们对于当地政治当暂取旁观的态度，我们不必在民众组织未成熟之际就急急去作轻疏的，无效果的攻击，但同时我们却也须切记不可参加他们的政治设施，以免将来和他们共负责任。我们仍旧应当将我们 — — 民众 — — 和他们 — — 当权者 — — 的界限划清，我们干我们的，他们干他们的，到民众组织和训练到相当时机有了作战的能力之后，则我们才可以起来对于不良的政治作纠正的运动，要求我们正当的权利，这时候我们对于这种曾向我们表示善意的军阀，可以给他一个最后的忠告，倘若他有了觉悟，愿意服从民众的要求，促省自治的实现，则我们要劝他立刻将政权交还民众的手里，自己用最确实的担保加入民众的团体，随在民众的后面，作革命运动的一个普通分子。听候革命军的指挥位置。倘其仍不肯觉悟，突持反抗的态度，则我们立即以民众武装，与之决战，毫无客气。

第三种是对于省自治运动，糊里糊涂，持不理态度的。这一种人对我们运动虽无赞助，也无妨害，我们本也可置之不理，专从事下层的工作。不过我们在决定态度之先，还须看在他的糊涂屏障之下，有无其他把持作恶，和我们作对的势力。假使没有，则我们可自由去干我们的事体，假使有，则我们势非先将这些恶势力打倒不可。假如这种恶势力也和我们一样，并无政治上的保护，则我们单在社会上与之决斗就便可以，假如他们得到政治上的后援，则我们就非连这替恶势力作保镖的当权者连根拔去不可，其作战的方略参看下第四五两种。总之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自由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机会。假使这种机会得到，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 — — 去做这两桩事情，等民众组织训练成熟以后，再起而独立作战。

第四种是对于省自治运动取相当的压迫手段的。这种人对我们的运动是厌恶的，他不肯让我们自由去接近民众。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应当采取极端秘密的手段，去做工夫。要知政治的压迫无论如何严我们总是有间隙去活动的。而且政治的压迫愈甚，民众的反感也愈烈，我们的主张就越有推行的机会。待机会成熟，一举颠覆恶势力，建设良好的政治，也是不难的。

第五种是极端压迫我们的运动，和我们做死对头的。这种人我们对之自然只有作积极的革命运动，决无妥协的余地。我们应当用绝对秘密的方策去钻进民众的腹心里去，作刻苦，忍耐，牺牲的宣传，组织，和训练。同时遇有环境可以假藉的势力，我们也应当设法运用，以打破这种恶势力为度，以期创造比较自由可以活动的环境。

以上这五种态度虽然各各不同，但其根本原则却是一样的，总之我们无论对政治上当权者采取何种态度，最终目的我们还只是想要得一个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机会。所以组织训练民众才是我们正当的事业，对付当权者只是我们达到正当事业的一种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略谈到怎样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是应当在讨论全民革命问题时详细论到的。

接近民众的第一步，当然要借重宣传的力量，在比较自由的环境里我们可以尽量用文字上的宣传，以唤起民众的同情，因为文字可以行远，效力较大。不过在目前中国的环境，大多数民众既多目不识丁，而实力派又动辄对于言论自由以钳制，故文字宣传的功效是有折扣的。在目前中国的环境里，最大最有效力的宣传还是口舌方面。要采用这种方法，就非先有大批宣传家肯到内地，找求与民众接近的机会。这种方法一时不能尽述，是要待正式的训练的。这是我们国家主义同志人人当做的责任。再有比口舌的宣传更有力更伟大的是事业和人格的宣传。没有一样宣传品可以抵得住一个人的人格和一件成功事业的宣传力的伟大的。

关于宣传的问题不是我这里所要讲的，所以我就轻轻地将他略过。在我们进行普遍的宣传的时候，同时我们就要进行普遍的组织，这一件事情比宣传还重要，在这里值得作比较详细的讨论的。我们要讲到组织，除了首先应当有一个中心的政党组织以为策源地外，还须注意到许多大大小小的民众组织。讲到民众组织，本来无一处，无一地不是我们应该全力参加，全力指导的，不过就事而论，略有缓急轻重之分，我们这里只讨论几种应当以全力特别注重的组织。

第一种是民众武力的组织，革命非武力不可，我们鉴于纯事运动正式军队的容易发生流弊，故主张实行全民武装的运动。对于民众已有的武力组织，如民团，商团等应当极端取援助和参加的态度，未有武力组织的民众，我们应当鼓吹并实行帮助他们去组织。这种组织大约可分为以下数类，一以地方农民为主体的民团，二以商人为主体的商团，三以工人为主体的工人义勇队，四以青年为主体的青年义勇队，五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军人义勇队，六以体育事业为中心的体育协会，七以宗教信仰为号召的秘密会党，八以失业人民为主体的土匪，关于第七八两是项是要善于训导使之化莠为良才能依赖的。我们对于这些民众武力应该努力将他化为整齐的组织，一致的步调，对于他们主持人物应当极端收容。到这此民众已完全了解我们的主张，完全肯将武力供我们省自治运动之用之时，则我们的全民革命便可实现。至于怎样可以引导民众武力使上了正轨，则非此处所能详说。

第二种是正式军队的组织，军人也是民众之一，也可以为民众所用的。我们的武力运动除组织民众武力之外，应当同时兼注意于现役军人之运动。我们并不希望同高级军官携手，但对于下级军人却不可不深深联络。我们应当钻入军人的队里，自身变为军人，则军人运动自然容易。在平时对于军事有相当的组织，一到民众武力发动之时，则军队即可起而响应。非有正式军队的响应，民众革命是难以成功，但非有民众的武力作监督，纯恃军队武力往往易流入军阀的坏路上去。

第三是民众经济事业的组织，经济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无钱则万事不行；从来革命之挫折，多因受经济的打击。故在平时对于生产事业的布置非有十分的准备不可。大至银行矿山，下至杂货店，水果店，都当尽力准备，多多益善。一旦需用起来，才觉灵敏。有许多事业不必一定要自己主办，但一定要自己参加。对于社会上各种已有的生产事业也应尽力扶助，使之发达。对于商人应当促其组织起来以抵抗执政者的苛征暴敛，先从小的运动入手，一次两次运动成功，则商人胆量可逐渐壮起来，到相当时期，可以为民众所用。

第四是农工的组织，农人占中国人民的最大多数，新式机器工业下的工人虽不多，然较之智识阶级也多得很。欲求中国政治之安定，全民政治精神之确能实现，我们不可忘记了农工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共产党四出扇诱农工的时候。不过我们的农工政策和共产党根本不同，共产党是想从破坏生产组织入手，使全部有产者都变为无产者，则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速成，我们则主张从发展生产事业入手，使全部无产者都变为有产者，则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必实现。我们可以用工人分红制等类似制度（譬如工人在工厂有劳续者可以加入股俸之类，此问题他处另谈），使工人参加成为生产事业的主体，则工人生活可以较为稳定。我们的主张是切实为农工打算的，是农工所愿意听受的，因为与其牺牲多数农工的生命博得一个有名无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替少数专制魔王彭湃，向忠发等造机会，到不如得一些实际上的利益。我们的主张既然真正有利于农工，则农工必可逐渐接近我们。我们在平时给农工以一种强有力的组织，一旦有事则工人罢工，农人出防，政治上的当权势力自然会颠覆了。

第五是民众教育事业的组织，教育事业在革命过程中有两种效用，一是宣传的效用，一是训练的效用。我们的教育应当使这两种目的都具备了才算尽了能事。不但学校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即其他社会教育机关亦应注意。而于发动教育的总机关如师范学校之类尤应首先提到。

以上这五种组织之外，应该注意和应该作的事本来很多，不过以此五种为最要罢了。至于怎样使这五种组织实现，本来是因地因时制宜，不可一概而论，不过大略讲起来，也可有以下数种方式：

一是创造式的，即自己平空独力从头创办起。这一种方式最难采用，因为革命党人多半是民间分子，无雄厚的凭藉，又处在被压迫时代，一举一动，都难自由，所以欲以自力单独举办任何事业，殆不可能。不过这一种组织确是最能充分表现自己的理想和精神的，所以在可能情形之下，未始不可走这一条路，不过不可以全力来做这种事情，以免减少其他方面的力量罢了。

二是侵入式的，即以有组织受过训练的革命分子，侵入原有的各种事业，而领袖指导之是。这一种方式收效最大，用力也较少，因为政治，社会各种事业本已早就安排好在那里，我们不过因而用之，故用力少而成功多。共产党之侵入国民党，侵入工会，学生会，皆系采此种手段。但采用此种手段时，所应注意者，一凡加入机关之分子必须系受过严格训练的分子，能够始终受党的支配的；二凡加入机关之分子必须先有一种组织，使其行动得以一致，即共产党之所谓“党团”是；三是凡加入机关之分子必须受过种种策略应付的权变训练，且有绝对守秘密的习惯。再者侵入各种固有组织而领导之，这并不是不道德的事，但须看其目的如何，目的如非为私而系为公，则其益处甚大。政党政治之真谛，即在能以政党的组织力，将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中国因为没有真正的政党；所以民众始终是散沙一般，既无组织，当然无法监督政治，而德谟克拉西的基础也就无法确立。

三是联络式的，即就原有各种事业组织而加以辅助协导是。在不能采侵入式的各种事业，就当以此种策略，去联络各事业的中坚分子，或使之加入某种组织，或与之发生友谊关系，总之积极的以能协助自治运助的进行，消极的也不至妨害自治运动的工作为宗旨。倘若运用适宜，虽异党的人也可以此法与之在某种情形下携手进行。

四是影响式的，即在无法接近的各种组织，只得以虚声宣传使之发生多少影响是。影响有两种，积极的使之倾向自治运动，到相当时期，即可收为我用，消极的虽不能为我用，亦可为各种反自治运动的恶势力的障碍。

在以上各种方式的同时采用的结果，只要主张鲜明正大，只要领袖人物肯牺牲一切为民众的福利作战，诚信有以服人，只要全体同志都受过严密的训练，有作战的能力，则在中国今日漫无组织的社会，在糊涂颟顸的军阀和官僚政治之下，是极容易发展的。到全省各种军事；经济教育组织都入了我们自治运助者的手里的时候，我们便有了充分的武器，有了向当权者作战的能力了。（未完）

* 联治救国的步骤（六） — — 怎样建设自治省？

等到全省的势力都入在我们手里再起来要求省自治运动，这是一句过分理想的话，实际上我们并不要耐心等那么久的时候。这种在被压迫环境之下去做事业的活动，究竟是缓慢的，难以速成的，革命的爆发就是要救济这种缓慢的下层运动，而想用武力来缩短改良的进线。所以我们的为要求省自治而起的革命运动，不必定要在全省布置已经成熟以后，只要有相当的地方根据，只要布置的相当成熟，只要环境没有妨碍，只要时机可以利用，革命还是应当赶速的爆发。

在革命爆发之前，有几种预备工夫是不可不做的：

第一谋各种实力的充分联络。各种实力虽然握到手中，倘若没有充分的联络，结果任各分子的自由活勤，是非常危险容易偾事的。故这种预备工夫绝对须作得完熟。第一步先谋各事业的自身统一。譬如军事组织则当使各种民团与正式军队秘密的编入一种党的军事组织，受一个总司令的指挥。经济组织则当使各种产业也秘密的编入一种党的经济组织，受一个经济总监的支配。第二步则将各种组织再联合起来，由党的干部来统一指挥。如此则步调完全一致，作战才有能力。

第二先从事小规模的建设事业。在破坏事业未发动以前，我们应当先有一种小规模的建设事业要做。凡在一块地方的各种实力已大半入了我们之手以后，我们就当开始为小规模的建设，如道路的修筑，金融的整理，土匪的平定，自治规律之制定，在可能的情形下，还可以有一种类似地方政府组织的统一机关出现。这种事业当然都应该是不用任何名义，藏在统治者旗帜之下，为统治下所不注意的。如此作法有几种用意：第一，我们可以就小地方略略试我们的理想，第二，我们将地方整理即是充实我们的基础，以除后顾之忧，第三，我们如此做去可以造出一种虚声，增加宣传和将来军事动作的力量。

此处如敌人方面间谍之布置，如环境势力之掩护方略，如全省实际状况之调查，如革命战略之制定，如舆论之造成，如全国的呼应联络等，都是通常革命运动应有的预备，此处不必详说。

假如全省势力是统一在一个当权者之下，我们非等有了推倒这个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不可轻易动作，如果全省是在混乱的状态中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了几县的根据，就可赶快动作起来。中国现今省分混乱的多，整个的少，所以革命时期可以提早。

不过我们还应当记紧了一件事。我们虽然主张用全民革命的手段去解决国事，但我们并不迷信革命，并不作革命万能的思想。我们认定革命手段乃是万不得已的手段，是使人民受苦最多的手段，以革命的手段来救国，猎如以破肚滁肠的手段来治病一样，乃是至不得已的手段，乃是至危险的手段。我们所期望的是以革命止革命，不期望革命之后继续的还有革命。我们绝对不可如现今一般糊涂虫的盲目地赞美革命，祷祝革命，甚至高呼革命万岁的。革命是值得哀痛的事业，而不是值得赞美的事业。革命若继续到了万岁，则人类恐怕结果已全体灭亡了。因此我们虽看定现今时势，非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忍痛一割，不足以谋澈底之解决，但我们于采取这个手段之先，究应以恻怛哀隐之心怀顾，为适可而止之举措。所以在革命爆发之先，我们应当先周回审顾，是否环境有不用武力解决可以和平达到目的的可能。如和平解决有三五分可能性，即我们仍宜先用和平手段以实现目的。因为一经战事开始之后，不但地方元气要受摧残，即革命军的实力也必受损伤。转不如保全这个实力，作和平要求的后盾，一个拳头不打出去，转见得有力量。

因此假使在可能的情形之下，我们就不妨先作一番和平的运动，我们可以联合十几县乃至几十县的民众，来向当局者提出实行省自治的要求 — — 注意，这必须是要求，而不是请愿 — — 以民众及军队各种武力作要求的后盾，假如当权者接收了我们的要求，为证明他的诚意起见，须立即将全部武力交给民代表的手里，一面立即宣布省约法，召集省民大会，以全省民众的公意，解决一切善后问题。

不遇和平手段也不是容易采用的，恐怕比革命手段更难运用，因为凡是民众可以向当局提出要求的时候 — — 无论是和平的或革命的一一总之是时机已经到了有利于民众而不利于当权者的时候，这种时机有时只是虚声而并不真合于实际，所以时机一过，各方面的空气不同，而当权者与民众的强弱形势就许完全翻过。因此民众若不利用有利的时机，向当权者猛攻，澈底扫除旧势力，而误用妥协中和的手段去希求敷衍了事，结果使敌人有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和余裕，一到敌人势力恢复之后，民众就不免要重受打击，甚至根本瓦解。因此民众的领袖对于这种形势必须认清，心中虽应抱不得已而革命之观念，但尤须认清和平手段比革命手段更难采用，更有危险，万一用之不得其当，“养痈遗患”，则民众所受苦痛，比一时革命之苦更多。所以采用和平手段，不能无极慎重的相当条件。只有在敌人势力已经很微弱的时候才可采用这种手段。这个意见恰好与一般人所想的相反。一般的见解以为只有在敌人势力过强，民众势力甚弱的时候，才可采用和平的手段去要求一切。不知这种和平运动诚也有之，但在这种形势之下，当权者除非是圣贤，或者是至昏极愚，才肯容纳民众的要求，否则岂肯将权利轻易让出，结果不是敷衍门面，即是遭强力打击，决难达到完全的自治要求。所以在敌人势力甚强的时候，未尝不可用和平手段去作政治运动，但须认明这种运动的目的只是希望他间接帮助宣传的工作，一面唤起民众的明了认识，一面表扬敌人的罪恶，决不是希望藉他以达到要求的目的。在政治未上轨道如今日之中国，民众对于当权者决非仅靠和平运动所能达到要求的目的的。因此只有澈底培养民众的实力，一面藉和平手腕的以掩护实力的培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是指在敌人甚强，民众甚弱的时候。至于民众势力与他的敌人若正在势均力敌之时，则尤不可用和平政策，使敌人得到机会。因为两方既是势均力敌，所争只在得机的先后，先发则制人，后发则坐受其弊。当权者的形势比民众有利，故时间愈长，当权者愈有准备的机会，故时机一到，民众决不可放弃革命，为和平之说所误，因为错过了机会是要吃大亏的。所以和平的手段只有在敌人甚弱，民众势已稳固之时，方可采用，因为在这个时候采用和平运动可以减少敌人部下的反感，而使地方免受苦痛。不过在采用和平途径解决政治之时，有两个条件非得到手不可，一是民众方面人物至少须有一部参加政权，一是敌人的武力必须有确实保障不反噬的方法。一面民众领袖也应以大公至正之心，将敌我人物一视同仁，则祸乱庶可少弭。

对今日中国新旧军阀作战，和平手段，成效甚少，非用武力不可，非澈底革命不可。所以我们还是转回头来来我们的培养民众实力，以全民革命解决政治的问题。

关于养成实力的方法，前面既已述过。弄到实力培养已至相当成熟的时候，民众方面所需要的便是有精锐的眼光去观察时局，而又有敏快的手腕去掴得住这个机会。这种事情是不可以言传的，我们此地不必讨论。

时机一到，一个星火飞在空中，我们的武力已经发动，在预定的各地都发出同样的炮声，这时候革命军的前队锋在锦绣也似的战场上排开，马前有一杆大旗，旗上写着是“要求还给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权利”。

假如败了，自不必说，大家应该死的死，不应该死的躲出去，卷土重来，预备作第二次第三次的同样牺牲。

假如如天之幸，革命军得到所预期的胜利，则底下所应该做的事还更多。

在革命军占据了一个地方之后，须立即为下列的处置：

第一解除人民一切在旧政治之下所受的疾苦；

第二宣布简单的革命军约法，与民更始；

第三惩办害民的巨蠹；

第四帮助人民组织一种地方守卫队，专担任后方治安的防守。

在革命军已占据数县或数十县之后，如果形势可以统一全省，当然进而谋全省之统一，如果形势应当休息，即也不妨先就已肃清的数十县实行联县的自治。但实行联县自治有几点须要注意的，第一此已肃清之各县在地理上，民情上是否有自守自治的可能？第二，已失败的恶势力是否有再起为害的可能？第三，其他的环境势力是否容许我们闭门自治？假使以上三条件均已适合，而事实上一时又无法统一全省之时，不妨先就小范围实行联县的自治，否则仍须积极为军事行动，先统一全省再说。

无论联县自治，或省自治，总之不过只是地域大小的关系，其实行的步总是差不多的，故我们可合并讨论。

底下我们所要讨论的，差不多都是理智的，建设的，条理式的事项，但在未讨这种事项之先，我们还有一种事项，也应该同时或者更先注意的，这便是于感情的，破坏的，冲动式的一类事情。

革命与其是建筑于理智，无宁说是建筑于感情之上。民众没有热烈的感情驱使则革命决难成功，纵使成功也是假的。革命成功之后而不使其感情有正当之发泄，则必激而至于横决。故革命领袖在此时最难措手。一面要节制民众的感情使不至为过分的扩张盲动，演成恐怖态，一面又要使民众的感情得有正当的发泄；使不至溢而横决，转集中目标于革命政府，而为野心家所利用。

同时革命政府对于自身的威信纲纪问题也须煞费苦心的调节，一面既不可照压迫民众运动，或强奸民众意思，使革命的本身变质，一面又不可过分放任民众的自由暴动，造成轻观革命政府的心理，而为野心暴徒造机会。

最好的办法是要革命政府自身站在感情的线上，领导着群众为种种不过分的感情运动，一到适当时机，感情的作用已过，群众已呈厌倦之态，而思复返于理智的时候，革命政府立即为适宜的处置，收束感情，复归于理智。领着民众往平和秩序的路上走。

因此，在革命初成功之时；革命政府须立即为下列几宗痛快的处置。

一、对于罪绩昭著的国贼，必须毫不客气处以极刑。

二、对于一般国贼的财产须立即没收。

三、对于乘机播乱的官僚政客以及趁火打劫的流氓土匪立刻为决断的处置。

四、应该准民众以控诉罪人之权，但不准民众自由报复。

五、言论自由应绝对解放，使人民得有自由批评的机会，即使有危害革命的言论也不要紧。因为不平之气从言论中发泄出去，则事实上才可以减少阴谋。

六、同时革命政府的行为言论须件件坦白公布，与民众共见共闻，则一切谣言自然打破。

七、革命领袖在革命初成功的时期，须日日与民众会面，一面可以了解民众的意向，一面可以激发和调节民众的感情。

八、革命政府须时时与民众合在一处，举行种种盛大的庆祝会，游艺会，使民众的感情向另一途上发展，而政府基础才可稳固。

假如民众的感情已得到正当的调节，革命势力才算比较稳固，才可谈到底下一切理智的，建设的，条理式的事情。

在革命工作已竟到达相当程度，可以停止武力，从事地方建设的时候，革命政府须有以下的觉悟：

第一，从最初起即须承认自己是临时的事实的政府，而并非永久的。

第二，这个政府因为事实的便利，他的权力应当是无限大，但自己必须时时有滥用权力的恐惧心，而自行节制其权力。第三，自己既然只是事实的政府，所以应赶快促成真正政府的出现，革命才算成功。

本于上列三种的觉悟，革命军于起事之初，当然要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指挥统一的革命政府，但同时这个革命政府即须对民众明白宣言自己是临时的事实政府，不希望恋栈到好久，一面即将军事行动停止后建设的程序公布国人。

一到军事行动停止以后，即为以下的处置。

一、由各县民众职业团体委派代表一二人聚集制定临时省（或联县）约法。 — — 此约法非前述之革命军约法。

二、根据临时约法改组革命政府。

三、根据临时约法召集临时省议院。

四、由临时省议院制定召集省民制宪代表大会程序，刻期召集。

五、省民代表大会开后，将省宪制定，立即根据省宪法，选举正式立法机开，及正式行政机关。

正式政府成后，一切事件始上轨道，自革命至正式政府成立，至快亦须一年，此一年时期，最为难过，革命军临时政府的责任非常重大。除了促成省宪和正式省政府的出现以外，还应做下列几件事情。

一、清除境内自革命军起后一切窃发的土匪流寇，和残余的军阀势力；

二、请求维持各地秩序和便利交通之法；

三、派遣大批宪政宣讲员到各县乡间宣讲革命意旨和建设程序；

四、整理紊乱的财政；

五、整理各种民众团体的组织；

六、在可能范围内从事各种建设事业。（未完）

* 联治救国的步骤（七） — — 怎样建设自治省？

省宪制定之后，正式政府成立，一切事件俱上轨道，这时候破坏的预备工夫都已作完，便应当进而谈到建设自治省的本题。说到建设问题在今日中国，似乎很难，却又很容易。真正的建设非先将实际的社会情形完全澈底了解才能谈到计划，中国今日情形如此之复杂，社会调查如此之不完备，无论何人无法将社会情形全盘了解，既无法了解，则完美的建设计划无从定出，更谈不到实行问题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中国人民今日正在水深火热之秋，他们并不苛求什么完美的计划，黄金的建设，只要稍稍得一个休养苏息的机会，便可比较满意，在今日中国，作一个比较满意的建设是很容易的，懂得了这个情形，才可不至自馁。

我以为一切自治省的建设，至少应当经过以下的三个时期：

第一是消极的休养时期；

第二是小规模的培植时期；

第三是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的意思，是要使人民从革命的破坏以后的暂时得到放任苏息的机会。中国人民自有史以来即习惯于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对于政治只求其安定，而不求其纷扰。这种精神恰好与欧美近代的政治相反。我们固然最终的目的是要要求实现西洋式的政治，我们并不和章行严先生的主张一样，以为中国是农国，便应永久维持农业国家政治的状态，我们以为农业国家的政治组织在今日决难与工业国家的政治组织相抗衡，倘若永久不变此种组织，则决难久立于国际竞争场中，故我们最终的主张是要促成中国实现近代西洋式的政治。不过在未造成西洋式的政治之先，对于固有的人民心理也不可不注意了解。因为近代西洋式的政治是要扰民的，是干涉人民的一切的，政治越进步，则干涉人民的程度也越深，政府的效能越大，人民的不自由，不方便也越甚。

固然在良好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训练之下，这种政治利多弊少，但在全无政治训练的国家冒然实行此制，结果只有引起纷扰，难收良果。尤其在官僚政治积弊甚深的中国，政府举办一事，人民未受其利，而先为官僚造成机会。结果求安而反扰，求进而反退。所谓“民不聊生”，所谓“官逼民反”，都是从这种政治上的纷扰来的。在人民初经过破坏之后，元气已经大伤，已经不堪再扰，倘若因举办新政的结果，负担不得不加重，事务不得不加多，时间不得不耗费，则必至影响及于根本的培植，况再加以官吏之乘机剥削，上下其手，结果人民将不得有休息恢复之机会。人民不得休养，生产组织无从安定，则时有挺而走险之可能，政治亦无从入于轨道。故于革命破坏之后，就中国情形而论，必须有一个相当的休养时期。在这个时期政府所要做的，只限于下列的几件事体：

第一，剔除一切旧政府底下的积弊，凡稍稍不便于民的设施概予停止；

第二，整理吏治，严定官吏登用的制度，励行考试，优加官吏俸给而严惩贪墨；

第三，清理财政，严格照规定之预算实施；

第四，严格调查选举，澄清选举的弊病，尊重议会的一切决议，养成民治的正当精神；

第五，保障司法的独立，使法律的尊严得以逐渐树立；

第六，奖励民间的生产事业，以政府的力量补助之；

第七，奖励民间的教育事业，以政府的力量补助之；

第八，豁免一切苛税，务求以极少的税收取民；

第九，按照一定的计划减少常备兵，以能维持地方治安，抵抗邻境的侵略为度。

第十，以全力修道路，谋全省交通事业之大发展。

以上十件事体，除末一项发展交通略带有积极性外，其余各项几乎都是消极的事业，用意在减除不便，与民休息，而不在多所兴创。欲求人民元气的恢复，这种消极政治的时期不可不有。在这个时期一切政治只本于以下的几个原则。

一 急于除弊而不必急于兴利；

二 以全力促成政治的安定，使过渡时代疯狂的头脑逐渐得以冷静，恢复常态；

三 一切建设的事业，暂放任民间自己去做，政府但立于赞助的地位。

以上三个原则，便是这第一个休养时期所应遵守的。

休养时期的经过少一二年，多则三四年，要看各地方的破坏的程度，人民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而定，不能完全一律。经过相当的休养时期以后，政治业已上了轨道，人民生计亦逐渐苏息，万事都有静极思动之意，然后为政者才可领导人民入于第二个时期，即小规模的培植时期。

欲求利用地方势力以统一全国，则仅消极的休养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势非更有积极的建设计划，发展计划不可。但积极政策非可一骤而几的，其间仍须经过相当的步骤，最简单的步骤就是在大规模的开发之先，不能不先经过一个小规模的培植时期。

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是平空可以造成的，不是一想情愿就可以到手的，其间不能不先经过一番预备工夫。欲求政治经济，文化之尽量发展，有几种必须的条件是不能不顾到的。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计划，第三是训练。没有人才，做不出事业；没有计划，不晓得该怎样去做，没有训练，做也做不好。要求事业的圆满发展，势必对于此三者有充分的准备不可。小规模的培植时期，所要培植的就是这三件事情。

一个良好的政府，在经过革命破坏之后，有了短时间的休养生息，人民已经相当的可动用了，便应当赶快处理以下的几件事情。

第一，以省政府收入之大部用之于教育事业，尽量扩张各种教育机构，整理教育的内容，普及与高深两原则同时并重；

第二，以官费派遣或补助大批学生出国求学，以造成专门人才；

第三，提高大学位置，使成为真正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

第四，设置文化奖励金，对于一切专门学术家补助费用，使得尽量研究；

第五，设置学术院，使著名学者，得有安心研究之机关；

第六，对于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一切便利研学之机关，尽量补助使其发达；

第七，举行大规模之全省测量，使全省地理形势得有详细之认识；

第八，举行大规模之人口调查，社会调查，使全省社会状况得以明了；

第九，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专司调查及编制各种建设事业之计划之责任；

第十，全省各种交通事业，经过第一时期的建设以后，到此时期应该使其尽量发展至于圆满之地位，则一切事业始有中心枢纽；

第十一，除民间生产事业仍继续补助促其发展外，由政府逐渐创办各项官营事业，以为大发展之基础；

第十二；各项已有成就之专门人才，由政府设法充分运用，或委以办理官营事业之责任，或代为介绍私人生产事业；

第十三，设法吸收全国乃至异国各项专门人才，使之集中本地；施展所长；

第十四，依社会政策之原则，制定各项劳工保护法及防止资本过涨之法律以杜劳资冲突之祸于未然；

第十五，制定生产法，工商业管理法，以为日后将生产事业之主体由私人资本移渡于国家资本之准备；

第十六，励行学校军事教育，奖励各项体育事业，以为实行征兵制之准备；

第十七，加紧政治组织，务求做到全省上下一致，指挥灵活之地步。

我们相信在预备时期，所预备的不但是积极的培植工夫，抑且还需要消极的清理工夫，所以以上所举十七项之中，有几项是含有消极的防患未然的意思的。因为在预备时期将祸根完全防止，则到发展时期才不至有后顾之忧。

这样，经过了小规模的培植时期之后，人民对于各项事业已有充分的准备和经验，社会经济的状况也渐渐入于充实状态，然后省自治始入于大规模的开发时期，也就是统一全国的起点了。

这时候，省政府的责任就更重大，更有发挥能力的余地。这时候所要做的有几件事情：

第一，改良宪法，扩大省政府的权限，议会方面则增设经济议会，网罗各项专门人才，使从事于经济计划之建设；行政方面则增设不管部，使全省各党派的代表俱得加入，组织联合内阁；

第二，以省政府之力，建设各项大规模的工业，如炼钢，炼油，机器，等工厂；

第三，以省政府之力建设各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如煤矿公司，轮船公司之类；

第四，各项私有大工业，大商业依法律手续收归省有省营，或私营而由政府监督之；

第五，撤销厘金制度，增设洋货销场税，如在沿海省分，运用手段，设法实行变相的保护关税制;

第六，在可能范围内，用个别外交，逐渐取销各种不平等条约；

第七，实行全省皆兵，或全省皆警制；

第八，建设大规模之兵工厂及飞机等军用品制造厂；

第九，充分建设社会文化事业，使文化有长足之发展；

第十，充分注意关于社会安宁幸福（Social welfare）之设备，使平民得享受充分的平等幸福；

第十一，制定节俭律取缔奢华事业，严格禁止资本家及一切销费阶级之过度奢华浪费；

第十二，以全省收入之一大部分用之于补助贫民生活费用；

第十三，制定劳工分红制及加股制，使私人资本逐渐成为群众化；

第十四，各项省营事业，在可能范围内应尽量的取廉费制度，使一般平民得享受其利益；

第十五，贯澈职业代表制，使一切生产者有权监督政府之设施；

第十六，奖励各项合作事业，使成为系统的圆满。

以上十六项如能做到，则一省的建设已算相当成功，省自治的目的已差不多达到，我们的“怎样建设自治省？”的问题，可算已有了解答了。再往下我们就进而讨论“怎样联省以救国”的问题。（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