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制之商榷
作者:李宗吾 1936年

自序一

  从前四川只有一个省立中学校,一个省立师范学校。民国三年春,添设三个省立中学校,三个省立师范。省立第二中学校,设在江油中坝(去年移设绵阳。改立省立绵阳中学),我奉委充任校长,前往开办。民国五年春,调任省视学。我本是发明厚黑学的人,教职员与我饯行,说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我觉得这个职务,于宣传吾道是为适宜,一当就当了十几年。查学之暇,有教职员或有其他的人,问及厚黑学,我就源源本本地大讲而特讲。我查学得罪的人很多,凡是控我的,或出印刷物攻击我的,第一大罪,就是讲厚黑学,省公署及教育厅,都是有案可稽。

  我查学,一面叫人遵守部章,一面又力说部章之不合。我认为全国教育之窳败,病根全在学制之不善,主张施行一种考试制,以救其弊。民国十一年,当局召集全川各县县视学(其时之视学,即后来之教育局长),在重庆开会,我把我的主张,著为一文,曰:《教育刍议》,在审查会,即被打消了。旋同省视学游子九,奉派赴南北各省,考察教育,同教育界名流讨论,大都认为有实施考试制之必要。十二年下学期,成都开“新学制会议”,我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又未通过。会毕,我单独上一呈文,请在我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即于十三年暑假举行。永宁道尹高鹏程,跟即呈请推扩于川南廿五县。十三年年假时,叙州联合县立中校校长樊崇纲,呈请仿照富顺中学办理,省署委我主试员,学生罢考肆闹,斥退八人,馀者一律就试。试毕,我呈准省署,通令试办,各县遂先后举行。

  十四年暑假,叙州联立中校毕业,永宁道公署科长何觉民为主试员,年假该校毕业,我复为主试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我拖出寝室,痛打一顿。其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我也默不一语,惟闻乒乓之声。学生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不打死,又来!”后来伤好了,我特做一篇《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之必要,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后来我又把他刊入《宗吾臆谈》。一切说法,暗中以我的厚黑哲理为根据,不过莫有提明厚黑二字罢了。不经这一打,我这篇文字,是不能作的,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读者至此,必发生疑问道:“厚黑教主,都被人痛打,我们学这门学问何用?”这种疑问,是应该有的,等我空了,把被打之经过,及被打以后之办法,详详细细写出来,诸君读了,一定发生一种勇气,恨不得什么时候,也被学生痛痛的打一顿。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学生去后,我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我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口授电文,请其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原,亦当引为大幸。伏枕陈辞,诸惟亮察等语。(原电及伤单载四川教育公报,第一卷,第一期)”

  现在全国举行会考,许多人问我说道:你的希望,而今可算达到了。”我说道:我所主张的考试,有两种意义:一是因为各校内容窳败,用一种考试以救其弊。二是现在的学制,太把人拘束紧了,因主张彻底解放,而以考试制汇其归。现行的会考制,只有前一种意义,后一种则无之。我因把从前所著的《考试制之商榷》,重印出来,籍供研究。

  我这篇文字,发表后,会引起许多人的指驳,大概说:“(一)考试偏重在智识方面,把德育抛弃了。(二)整顿教育,当从各方面进行,不单是一个考试制,就能整顿好。(三)文意重在提倡自修,提倡私塾,学校中科学繁多,又须种种设备,岂是私塾和自修,所能办到?(四)我们提倡私塾,万一私塾发达,学校中的学生,岂不减少,招生必感困难。(五)东西各国,教育方法很多,为甚舍去不谈,只谈考试?(六)即使要考试,只能考中学以上,小学则不必考,(七)关于考试的法子,应当讨论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谈?(八)施行考试后,必发生如何如何的弊端……。”这些疑点,我原文中都有解释,既是读了后,仍有此种疑虑,我可再说一下:

  我当省视学十馀年,所有查学报告,无一篇不谈整理的方法,此篇文字,注重在考试,故只谈考试,其他整理方法,自然不能谈及。我主张的考试,是于正式学校之外,再添一种自修生,和私塾生,同齐考试,并不是有了考试,就废去学校,再办私塾。如学生认为自修和私塾,不能操学问,尽管到正式学校去肄业就是了。现在的私塾,诚然坏的很多,我主张先把考试制确定了,私塾学校,平等待遇,使私塾学生有了出路,再筹划改良私塾的法子。

  私塾未受公家金钱,学校是受了公家的金钱的,如果一经考试,而私塾遂发达,学校之学生遂减少,则学校办理之不善可知,在此种情况之下,尚欲抑制私塾,学校岂不愈趋窳败吗?学校不是专商,为甚怕人与之竞争?我们站在国家立场上观之,私塾与学校,同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校方面,具何理由,取得专商资格?各县每有一种规定:附近学校,如有私塾,即予查封,我真百思不解。

  至于考试的法子,应详加讨论,这是不待说的,施行考试,有种种流弊,也是当然的事。我的意思,先把考试制确定了,才能讨论考试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我做这篇文字的时候,考试制尚未确定,故只说明原则,未说到具体办法。

  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顿方法,尽管办去,东西各国的教育法,尽管采用,考制试并不能妨害它。像现今的学制,有了部令的限制,眼见许多良好办法,也行使不出来。且各人之观察不同,甲之所谓良好者,乙未必以为良好,我可断定。任何教育家上台,制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满一般人之意。既是这样,我们就该把现行学制打破了,使全国教育家,把各人心中所谓良好办法,拿出来实行,分头并进,教育才能尽量发展。我们设一个:考试制,统辖之,考试标准,由众人共同拟宁,如此则散漫之中,仍寓划一之制。

  施行考试,把德育一层抛弃了,这是最受人訾议的,但我还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教育法令,对于德育一层,可说是很注重了。我尝听见许多教职员说道:“成都这个地方真坏,许多外县学生,初来时很诚朴,眼看他一天一天的坏。”我说道: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地方,论理坏学生应该使他变成好学生,才是学校的天职。你只看见好学生入校,变成坏学生,曾看见坏学生入校,变成好学生否?闻者无词以答。我每遇教职员,就向:“据你的实地经验,坏学生入校,变成好学生的,屈指能数几个?”竟无人能答。由此知:关于德育,另是一回事,考试制固然抛弃了德育,现行教育法令,谆谆顾及德育,实际上,也无何种效果,故文中于此点,特别说明。

  我是苦现在的学制太拘束紧了,主张以考试为开放。下手从小学开放起走,就从小学考试起走,从小学考试起走,小学收了效,再开放中学,由是以至于大学。民国十三年暑假,我在富顺试办,中学修业年满者,方能与试,小学则不分私塾学校,只要程度及格,即给与毕业文凭。十四年二月,省署据我的呈请,制定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通令办理。此项条例,是省署教育科科长万克明拟的,万君主张中小学俱会考,我则主张:小学会考时,不分学校与私塾,一律与考,中学则修业年满,委员到校考试。因为小学考试易办,中学较难,各校办法参差,教科书不一致,且集多数学生于一处,一校学生,借故闹事,势必波及全体,考试制难免不发生动摇。不如每校分考,由委员斟酌情形办理,即使一校闹事,与他校无关,俟考试制基础稳固了,各中校渐归划一了,再举中学会考,仿照小学办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参与中学考试。万君依我的主张,制为条例,后来我在叙校被殴,疗养稍愈,即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场规较前更加严厉。考试终了之后,才把殴我的学生,送交宜宾知事讯办。这是由于一校闹事,范围小,易于办理,故主试员虽被殴辱,考试制仍未发生动摇。

  十四年,川省颁布毕业考试条例后,各县逐渐推行。廿三年,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取消小学会考制,成都华阳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川省小学会考,颇收成效,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教育厅转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再办一年。廿四年四川省政府咨教育部,罗举理由,请予保留,复电姑准再办一年。至今年(廿五年)各县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之考试,我在川省教育界遗留之痕迹,就算完全肃清了。

  我退出教育界后,专研究厚黑学哲理,对于教育情形,是很隔膜的。近日打算把平日作品,分印单行本,故将《考试制之商榷》也印出。而今事隔十年,环境变迁,文中许多说法,都不合现情了。但这篇文字,曾经教育厅编审处印作单行本,发交各县,并载入十六年十月教育公报内,我也未便修改,只得依原本刻出,以存其真。将来拟写一种随笔,再将应当修改及补充之点说明。

自序二

  民国五年我即充当省视学,至今已十年了,见各校弊端百出,细考其原因,由于学制太坏,学生肄业受种种缚束,读书不自由,达于极点,因主张一切解放:(一)在校学生,私塾学生,自修学生,同等待遇。(二)学校内部如学年学科班次等项,由各校自由斟酌办理,不必用表册来限制他,惟实行考试制,把考试标准,明白规定出来,使各级学校,依著标准肄习,并一面为种种的设备,使力不能人校的学生,有自修的机会,有问难的地方。考试时不问曾否入校,不问肄业年限,只要程度及格,就一律给予毕业证书。我的主张如此,民国十三年,我请在富顺试办,十四年呈请全省试办,因为呈文太简略了,怀疑的人很多,推行起来,很感困难,因特著《考试制之商榷》一篇,于本年八月内,登载成都《国民公报》上,登了二十馀日,方才完毕,因为是零零碎碎的,不便阅览,特刊为单行本,送请阅者赐教。

  数日前川省奉到教育部通令,举行考试,这是很可忻幸的事。我刊行这本册子的意思,一则替教育部说明考试的理由,使大家了然,免得施行时发生障碍,二则我还有进一步的希望,想多约些同志,一致主张,把这现行的学制,彻底改革了,使一般学子享受读书自由的幸福。我把这篇文作成的时候,请教于教育厅秘书刘云阶先生,彼此意见,不谋而合,他劝我刊为单行本,以便传播。我因为要出外查学,他就代我校勘发布,私心甚为感谢。他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些文字发表,诸君如有意见,请即致函刘君磋商,我们把办法决定了,就着手做去,实行把这表册制的学校解放了。

  我这篇文字是仓卒作成的,中间的罅隙很多,诸君如有见到的地方,请即严加批评,并请在报纸上发表,以供众人研究。从前改设学堂的时候,是由少数人把外国章程抄袭来,勒令全国实行,未经过众人讨论批评,所以实行起来,会发生流弊。我们想改革学制,是应该引为前车之鉴。我请诸君指摘,是出于诚意的话,不是客气话。

  民国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四川第一区省视学李世楷序于成都。

考试制之商榷

  世楷平日主张,以为凡事重在实行,无取乎空谈。民国十三年三月,我上一篇呈文,主张施行考试制,呈文上只略略说明理由,就自请先从富顺县试办,经四川省长公署核准,十四年二月,我呈报川南各县经过情形,并请通令举行,复经省署核准,并颁发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在案。拟调查所及,遵令办理的同多,因怀疑而生反对的,却也不少。十四年十二月,我奉令赴叙州联合县立中学校主试,起了一番大风潮,我从此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其所以起风潮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对于考试制怀疑,才生出反对的事来。

  王安石的新法,本然是对的,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他当了宰相,便把他的法子,推行天下,竟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莫得毅力,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法子不对,他死了过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而今,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

  何以他当初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俱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王安石与诸贤,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亡国之因,真是不幸之至。

  假如王安石不汲汲实行,先从宣传人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折衷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我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把我主张考试的意见,发表出来,请阅者诸君,痛加指驳,先使理由成立了,然后再讨论施行的方法。

  我主张施行考试制,很有些人怀疑,说是治标之法,怪我未能洞见病源,他说:学生成绩不好,是由于校长不得其人,是由于经费支绌,而其最大原因,则在近年战争,兵匪纵横,不从根本上补救,仅仅一个考试制,就想要挽起沈痾,这是徒劳无益的。诸君的议论,我是异常佩服,认为确切不移的。但是川省的情形,诸君是知道的,所有款项,业已搜罗罄尽,加以防区制未破除,川省各县很有些校长及教育局长,是有强有力者保护的。关于筹款用人的权,教育厅几乎不能自主,这是无可讳饰的事。惟有核准毕业,教育厅尚操有全权,所以我主张,先从这个地方下手。

  我辈能力有限,做一部分算一部分。假如我上一呈文,说要整顿全省学校,当先筹大宗款项,政府马上就派我为筹措全省学款专员,我是要敬谢不敏的。又假如我上一呈文说,要整顿全省学校,非先行解决兵匪不可,政府马上就派我去解决兵匪,我更要敬谢不敏。不但我办不到,恐怕川省里面,莫得哪个能够自信办得到。惟有考试一事,我有了这种主张,如果政府就派我去办,我自问尚能勉强做到。责备我的人,所说种种病源,我并不是不知道,我从民国五年,充当省视学以来,公报各县学务呈文,篇篇都是说这类话,这是有案可稽的。我呈请考试文中,目的在考试,所以对于那些事,未能深说,所有慎选校长、添筹学款等事,施行了考试制,还是可以办理,并不是有了考试制,就会妨害他的进行。

  怀疑的人,都拿医病作比方,我也拿医病作个比方,与诸君商榷。施行考试制,犹如种牛痘一般,先年患天行痘很多,自从有了种牛痘的法子,就把这病消灭了。身有痘毒的,种了过后,不过数日之内,受点小小痛苦,终就无危险了。身无痘毒的,种了过后,毫不起作用,并无何种危险。我们实行考试,有不及格的学生,可以再行补习,不过略略费点时间,自己多操点学问,是很有益的。至于平日肯用功的学生,受了考试,当然是及格的,并无何种妨害。又有人说:考试只凭一日之长,不能考取真才。我说:这是无妨害的事,我们怕痘毒不能去尽,可以多种几次,怕试场之中有侥幸及格的,我们多复试几次就是了。

  四川的教育病状甚多,诸君既已深知,就请分途治疗,或治内病,或治外伤,或治一切杂症,我于各症中担任了小小的一种,诸君各人择任一种,大家悬壶问世,我们四川教育界的病,或有医好的希望。

  从前的科举,自然是为人所诟病的,但他的坏处,是由于考的东西不对,不该考八比试帖,其实那个法子,是很好的。那个时代,有一种顶好的精神,为现在学制远不能及:那个时代,只要有志读书,就有书可读。国家衡文取士,只问学业,不问贫富。试场之中,贫如乞丐的,富埒王侯的,是一体待遇,无丝毫区别。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饶裕的占便利,学校的等级越高,肄业其中的,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乎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家资饶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的子弟,是终身不能求得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

  就人民全数而论,贫穷的人多,殷实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的子弟,才有造成高深学问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我们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极贫之家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去,国家要少出许多人才,暗暗之中受了极大的损失,我们还不觉得。

  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施行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朝朝日日在书院内肄业的人,同样待遇,莫得歧视的心。现在学校的组织,定要朝朝日日,身在学校之内,住了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把他当作弃材。我们把科举时代名人的履历来看,未遇之时,有教学糊口的,有充当书佣的,有务农下力的,这些人使其生在今日,我可以断定他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充当初小教师,与夫写生录事一流人物,要想得个学士博士,是终身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学制上的缺点。

  我先年上的呈文,主张举行毕业考试之时,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一律准其与考,就是想弥补上面所说的缺点,使家务贫寒资质可造的学生,不至成为弃材。并且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岂不为人非笑,自己也就不能不用功了。所以考试时加入校外的学生,不惟不能妨害校内的学生,并且可以催促他们用功,同时可以成就校外的寒士,一举两得,我们又何苦而不为呢?

  有人说从前的科举,注重在文字,可以自修,现在的科学,有许多非有人教授,是不能了解的,还有许多注重在实验,并不是课本上知识,是不能自修的。这种议论,我是承认的。我从前也虑及此,所以我那呈文中,说得有多设补习学校,并可于适中场所,设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专聘教师,常住其中,许人自由请问等语,也就是救济这种缺陷。依我看来,中学校的科学,自修能了解的很多,就使不了解,只要有人指示门径,也可以循序自修。我的主张,先把考试制确定了,并且把校外自修生,准其与考一层,也确定了。我们基于考试制上,再想种种方法,去扶助他。例如设立补习学校,及公共理化室、图书标本室之类,则自修学生,只患自己立志,不患莫得操学问的机会。

  现在的学校,各置仪器标本一部,封锁的时候多,用他的时候少,这是很不经济的。依我的主张,可以各学校公同购置,把他放在适中的地方,各校先在校中,把理论讲解明白了,到了规定的时间,由各校把学生引到那个地方去试验,每试验一次,酌缴消耗费若干。如此办去,一部标本仪器,可供多数学校之用,并且还可以把他开放,使校外之人,也能享受利益。

  我们可聘请专员,住居其中,专任指导之责。关于文科方面的来请问,自然无须取费,关于理科方面的,如标本器械之类,指导员可指与他看,讲与他听,也无须取费。因为指导员业经受了公家的薪资,自然不能再向他人索费。惟有请实地试验的,则应酌量取费,因为药品有消耗,器械有损毁,不能不酌量取费,以为添补之用。来请试验的人,可多约些人同来听讲,大家的担负就轻了。如果我们兴下了这种制度,那些贫苦子弟,可以一面谋他的生活,一面抽闲自修,遇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向人请问,倘若无人可问,就可赴公共场所请指导员指示,又有仪器标本可供实验,所得的知识,与在校无异。自己把学问操好了,与在校学生受同样的考试,所得的结果,与朝朝日日在校读书的,无有区别。如此办去,那些贫家子弟,有出身之路,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于文化上是很有增进的。

  我尝想川省办学,已经廿多年,所耗的金钱,不知有若干万,假如兴学之初,每年拨一笔常款,照上面所说的办法办去,所有经费,以大部份购置图书仪器标本,小部份聘请指导员,历年越久,购置越多,此处设置完备了,又设第二处,越推越广,经过二三十年,图书仪器标本。到处都充满了,贫寒子弟,随在都有求学的机会,何至会像在这么困难?

  有人说:依你这种办法,那个指导员就难觅人了,是必学问极高深,又必须各种科学,无所不通,各种书籍,无所不觉的,方能胜任。我说:这也不必虑及,我们着手之初,可先就中学的课程,分科聘请专员,负指导之责,并可以先把教科书标示出来,指导员对于这几部教科书,负充分指导之责,若来问的,出了范围以外,指导员对于他的问题,如能了解不妨说与他听,如不了解,不妨谢绝他。因为指导员对于范围外的问题,原未负有解释的责任,如此办去,只消能够充当中校教师的,就可充当指导员了,此项人才,又何难觅之有。我们先把中学这一步办到了,中学以上的各科,我们再慢慢的想法子。

  现在学校的学生,遇有父母死亡,身有家累的,或是家庭经济起了变更,不能缴费的,只好半途辍学,甚至有隔毕业只有一二学期,也不能不辍学。这种学生,已经在校有年,于各种学科,本已略窥门径,回到家中,即使发愤用功,把校中应授的学科,完全了解,甚或他的学问,比校中学生还要好点,学校还是把他当作弃材,不能与在校学生,同样待遇,不能给与毕业证书。所以许多聪敏的学生,遇有迫不得已的事故,中途辍学出校,只好自暴自弃了。学校的组织如此,无形之中,不晓得摧残了好多青年,如果考试时允许校外学生亦来与考,这个缺点,也就可以补救了。

  现在学校的组织法,缺点很多,不能满一般人的愿望。据我调查所及,很有些校长教员的子弟,都未送人学校,自己聘请教师,在家训读,又有送在学校去读,每日归家的时候,家中聘有先生,与他补授,现像如此。所以我想把现在的学校,稍稍开放一下,使校外的学生也有毕业的机会。

  民国十四年,省长公署公布毕业考试条例,已经明定举行小学毕业考试时,私塾学生,亦准考试,关于小学方面,算是业已定了案,我们不必再加讨论,只须催促各地实行就是了。我现在所汲汲要讨论的,就是中学一层,希望取得多数人的同情,请求政府仿小学之例,举行中学毕业考试时,校外学生,亦准与考。那吗,关于中学方面许多困难,都可减除了。至于专门以上的办法,等把中学这一段办到了,再行讨诊。我主张学校开放,由小学,而中学,而专门大学,慢慢的逐渐进行。

  我主张的考试制,原有两个目的:一是杜绝学校积弊,使程度低下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一是把学校开放了,使校外学生,亦能毕业,方可多造就些人材。消极积极两方面都有的。我的意思,尤重在后一层,以求学自由四字为主旨。现在学校的组织,非设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试制成立了不可。

  人的生性,本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我以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代名词。古时有个强盗,捉得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载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现在的学校,注重在学年,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来,资质劣的,把他拖起走,学生感不感痛苦,他是不管的,美其名日整齐划一,其实与某盗的铁床主义,是一样的,青年个性,被他戕贼的,不知若干。

  现在的学校,按钟授课,学生对于本日应授的课,即使业已了解,钟点到了,还是要叫他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上去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整齐划一了。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未免太不合算了。现在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非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上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我对于现在的学校,主张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与闭户自修的,一体待遇。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职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泥守那种死板办法,随各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有此两种解放,自然呈一种纷歧状态,我们设一个考试制立于其上,悬一定的标准去考试,操学问的方法,虽是各个不同,其结果仍统归于一,参差之中,仍含着划一之制。我们希望学生学至某种程度,就悬某种标准去考试,将考试标准明白规定出来,一般学生,自然望标准而趋了。

  近来办学的人,个个都说学生的程度,越降越低,这也是当然的事。现在学校的办法,学年一满,就可毕业,学生的眼光,全在学年上,对于毕业方面,自然不甚注意,程度降低,势所必至。若施行考试制,学年虽满了,学业不及格,还是不能毕业,学生平日在校,不能不充分准备,程度自然就越提越高。现在办学的人,大家都是关着门在办,学生成绩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莫得竞争,就莫得进步,所以各校内容渐渐不堪问,学生的程度,就渐渐低下来。施行考试制时,汇合多数学校,同齐考试,并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也来与考,大家争先恐后,互相竞争,学生的程度,就可逐年提高了。

  有人说:照你这宗办法,私塾学生,也可毕业,现在的学生,岂不尽向私塾去了吗?学校内还招得到学生吗?我说:学校内的学生,为什么怕他向私塾去呢?施行考试时,所考的是学校内应授的学科,并不在杂志经书上出问题,私塾如不改良,他的学生,断不会侥幸毕业,自然学生不会到他那里去,即使去了,仍还会回来。如果他的学生,考试能及格,可见他的私塾,业已改良,与学校无异,岂不是很好的事吗?我们兴设学校的目的,原在造就人才,现在有私塾帮我们造就,又不支用公家款项,造出的学生,又能合格,我们当欢迎之不暇,又何必阻止他?如果私塾尽都改良了,学校的学生,全体都要向私塾去,那就更好了,我们不妨把造就人才的事,让与私塾去办,我们只消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私塾的学生就是了。所有办学校的款项,移来办平民学校,教授力不能人私塾的学生,抑或办高级点的学校,教授私塾所不能教的科学,岂不很好吗?所以私塾发达,是很好的事,并不是悲观的事。

  我所说的私塾,是包括私立学校,未向政府立案者在内,不仅仅是乡村的私塾。有人怀疑道:乡间的老学究,思想顽固,科学知识缺乏,有了考试,他也未必能够改良。我说:这问题,很容易解决,施行考试制,是百年的计划,不仅为目前计,再过三二十年,那些人自然死尽了,那时候教私塾的老先生,就是现在最新的青年了。我主张的考试制,是用各种学科去考试学生,对于私塾,充其量不生影响,不能改良罢了,断不会有了考试制,私塾内容越见腐败。诸君如有改良私塾计划,尽管实行起来,与考试是不相冲突的。

  现在学界上争端很多,我们穷源竟委,细细推寻,可断言有一大半的由于位置上的关系。这也无怪其然,全省教育局长,与夫校长教员,位置是有限的,具有局长校长教员资格者,是很多的,并且是逐年增加的,实在是消纳不完。兼之实业不发达,各项人才,无所用之,只有汇集于教育之一途,怎么不起争端?现在公家所办的学校,颇为人诟病,富厚之家,每出重金延师训读,所苦的就是得不到毕业证书。如果施行考试制,私塾学生与在校学生,一样的可以毕业,那些家资富有的人,可以把他们礼聘去充当教师,也就可以消纳许多人才了。或者自家约几个朋友,组织私立学校,征收学费自行办理,无形之中增加许多学校,对于社会,岂不很有利吗?这类私立学校,互相竞争,大家都想办好,都想学生发达,自然教育事业,就进步了。公家所办的学校,见有私塾与他竞争,恐怕相形见绌,自然不能不整顿内容,兼之有了那些具有校长教员资格的人,去充当私家教师,那些腐败塾师,就被天然淘汰了。

  从前书院的山长,官厅对他用聘,以师礼待他,他当然自己十分尊重,因此可以养成善良的风俗。而今把学校变成官厅的形式,官厅对他用令,他对官厅用呈,不惟尊师重道四字扫地净尽,并且养成夤缘奔竞、排挤倾陷种种恶习,长此以往,将来人心风俗,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步。中国历史上,那些胜朝遗老,与夫隐居不仕的高人,大半是授徒终身,使其生在今日,要想教书,只好改变节操,受政府的委令去当校长,或是托人向校长关说,图谋教员位置,若要讲清高,只有饿死之一法。我所以主张于学校之外,另开私塾一途,安插这类人。

  有人向我说道,川省将来实行裁兵的时候,兵士可以叫他去开垦,去修铁路马路,惟有军中的文人,把他消归何处?我说:提倡私塾,使他们去当私塾教师就是了。军中文人,由顾参以至录事,大半是学堂出身,叫他去当教师,是很能胜任的,将来裁兵过后,这类人如有赋闲的,即由富豪之家隆礼厚历,聘他去当教师,也就消纳于无形了。但是要提倡私塾,首先要筹画私塾学生的出路,所以我主张举行毕业考试的时候,私塾也准与考,使私塾和学校,受同等的待遇,私塾自然就发达了。

  我主张改善学校的内容,主张提倡私塾,希望虽大,我的办法却很简单,只是毕业时举行综合考试,校外的学生,也准与考就是了,所有一切推论,无非说明这个办法的必要罢了。

  有人说:依你的主张,那教育上的办法,未免太不一致了。我说:办法何必求其一致,惟其不一致,才会发明些良好办法出来。譬如周秦之际,学说顶不一致,个个都想独树一帜,因此就发明了许多精深的道理,为中国学术极盛时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尊孔子为圣人,罢黜百家,凡违反了孔子的学说,就是大逆不道,从此学说归于一致了,可是思想界就从此销沉了。孔子的学说,不是不好,但是要说除了孔子的道理而外,再没得良好的学说,那就不对了。现在的新学制,也未尝不好,但是要强令全国的人,就照那个办法办去,不许丝毫出乎范围,那就不好了。

  有人说:许多良法美意,在外国行之无不益,独至我国,任何方法取来行去,无不弊病丛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说:外国所设各种法度,他是害了那种病,才用那种药,中国未把自己的病源看清楚,就把方子照抄下来,检药来吃,成了个药不对症,当然莫得病的人,都会生出病来。

  从前有个人,向我说:中国人变法,往往把好肉割坏了来医。我下细一想,真是不错。即以改书院为学校言之,从前书院中,所学的是八股试帖,是极无用的东西,学校中改为学各种科学,这算对症下药,不会生出流弊。独是那个时候的制度,不问贫富,只要学业及格,就一样的取录,那些贫穷子弟,国家把他取出来,他并莫有扰害国家,并且还替国家立了许多功业。

  为什么兴设学校的时候,定出这种制度,使贫穷人的子弟,永远得不到博士学士的学问?请问这是不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那个时候在书院内肄业的,固然取录,就是在书院以外的人,只要有了学问,一样的可以取录,这些人取录出来,一样的可以替国家做事,中国贫弱的原因,并不是这宗人的罪过,为什么要限制这宗人,使他永无出身之路?请问这是不是把好肉割坏了来医?国家立法如此,焉得不流弊丛生?

  现在甲处设小学,乙处设中学,丙处丁处设专门大学,凡未正式立案的学校,仕你学问如何好,是一概不取的。这就像讲种植的,规定此山种松,彼山种柏,此园种李,彼园种桃,把那山坡土𡎚、屋前屋后的果木,一律取消,以归划一。那买果木的人到了,只须告诉他,这个村子是某山所种的,这个果子是某园所出的,他就给价购买,若告诉他这是山坡土𡎚、屋前屋后所种的,他就掉头不顾。请问这个办法,究竟对不对?

  现在的学校,由教育部规定,每年何时入学,何时放假,毕业期间若干年,每年分若干周,每周授课若干钟,中分历史几钟,地理几钟,……何时加授博物,何时加授地理,均以明令发表,命全国学校一律实行,据表面看起来,是很完备的,很整齐的,其实太限制人的自由了。更可怪者,只消入学之时,报个人校表,载明年龄籍贯等项,修业年满,报个住校日期表,教授起讫表,如果填造合法,即可核准毕业,实际上学生学业,究竟是否完毕,是从不考查的。这个办法的缺点,我可设个比方来说明:今年四川教育厅,召集中等学校校长会议,限期八月十号以前到省,假如也仿学制的办法,规定距省城五百里者,五号起身,距省六百里者,四号起身,距省七百里者,三号起身,……每日行一百里。每一日歇某处,第二日歇某处,……并规定某日在某处早膳,某处午膳,某处晚膳,还嫌其疏略了,并规定某处打尖,某处休息,某处坐车,某处乘船乘轿。……明令发下,叫他们遵照,各校长奉命后,只消报一个公文:说我于某日起身了,到省之后,再报一个表,载明途中食宿行止情形,教育厅查核填造不错,认为此人业已到省,即行开议。究竟此人曾否到省,也不清查。依我想:何必那么麻烦,只消于八月十号,清查人数;如有无故不到,又不呈明的,酌予处分就是了,不惟省去麻烦,且可杜绝流弊。我主张的毕业考试,就是在八月十号清查各校长曾否到省,至于各校长的行程,可以不管他,如或怕他未上过省,不知途中情形,我只说明某处距某处若干里,某处栈房如何,饮食如何,轿马舟车如何,听其自由基本斟酌,就算体贴入微了,何必那么麻烦,费力不讨好。现在学制的弊病,就是政府替人民耽心太过,反把人民害了。

  假如我国设立农业部,也仿教育部的办法,规定某种地土种稻,某种地土种麦,某种地土种某种粮食,又规定每年某日播谷,播后若干日即栽秧,栽后若干日即收获,其馀各种粮食,俱同样规定,通令全国,一律实行,并令各农民填具表册,呈由农业主管官厅丁查核,如有特别情形,必预先呈明核准,始能更改,每县设一个农业局,委几个专员,监督实行,由局将农人栽种情形,随时呈报省垣农业厅查核,还怕他们奉行不力,再由农业厅派几个农业视察员,仿省视学的办法,亲到各乡,实地考查,如有应种这样粮食的,种成别样粮食去了,即命他改种,如有抗命不遵的,抑或所填表册与实地情形不符,又或下种收获的时期,不合农业部规定,即呈请农业厅,分别处罚。若问农业部为什么要定出这种规程?他说:饮食为民命所关,教育为民智所关,教养二事,原是一样,教育部的办法,农业部为什么不可仿办?假如世间果有这种农业部出现,人民岂不闹饥荒吗?其实中国施行这种学制,人民的知识,早经饥荒了,不过饮食为有形之物,饥荒了我们看得见,知识为无形之物,饥荒了我们看不见罢了。现在教育上受病的原因,无须细说,只要把庄子的《马蹄篇》,柳宗元的《郭橐驼传》读一下,就恍然大悟了。

  大凡兴设一种制度,总要适合社会的现情,若是不适合现情,无论何种法良意美的制度,施行起来,都会生出弊病。比方四川内部人民,有吃白米饭的,有吃红苕的,有吃杂粮的,假如政府变法,下一个令,勒令全省人民,仿照西人吃牛乳面包,明定期限,满了期,查出有吃米苕杂粮的要受罚。这个法令,如果实行了,不知要饿死若干人。就理论上说,牛乳面包,含的滋养料最多,西人吃了身体强健,成效卓著,这些东西,人人都吃得来的,我们把种米苕杂粮的地方改种麦子,这又何难之有。我们多喂些牛,不但可以取乳,他还可以替人作工,兼之牧畜是一种获利的事,许多人还要集资来办,今由农家附带养点牛,当然是毫不费力的事。从各方面想来,处处合理,似乎可以推行无阻了,无奈不适合现情,非闹到饿死人不可。依我看来,中国一切新政,都是吃牛乳面包的办法,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无怪会生出流弊。我请问:为什么要吃牛乳面包?自然是要想身体强健,既是如此,我们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了,难道吃米苕杂粮的人,达不到这个目的吗?为什么禁止米苕杂粮呢?

  兴设法度,犹如缝衣服一般,身体长短大小不同,总要量体裁衣。王莽变法,是拿祖人的衣服来穿,他说祖人穿得,我总该穿得。中国变法,是拿邻人的衣服来穿,他说邻人穿得,我也该穿得。于是不假思索,就把他的衣服拿来插起。你想这种衣服,怎么会合身?外国的良法美意,到了中国,会发生弊病,就是这个缘故。从前的学制,仿照日本,是藉东邻的衣服来穿,后来觉得不妥,又打算仿照美国,去借西邻的衣服来穿,依我想不如把身躯量一下,自己缝一件好点。

  现在学校的组织法,发源于欧洲,他们有他们的历史,所以行起来适宜。我国的历史,与他们迥然不同,所以行起来弊端百出。这个缘因,我们下细思考一下就了然。

  从前欧洲,原是许多小国,各国辖地不宽,君主即是酋长,把人民当如奴隶一般,也可以说当如子弟一般,对于奴隶或子弟,当然要养之教之。后来出了些明君贤相,于教养二字,着实关心。生怕他们衣食不足,凡属农工商贾的事业,政府都设法去保护他,法子想得非常精密。那些君主的用意,本是很好,无奈太精密了些,反转把人束缚紧了。营业不得自由,有碍经济发展。后来斯密士著一部《原富》,力言保护政策的错误,主张一切任放,全部书以营业自由为主旨,欧洲各国,采用他那种学说,见之施行,于是欧洲就骤然富强起来了。

  我们须知:教养二字,是相连的。先年欧洲那些小君主,生怕他的人民莫得知识,想些法子去教育他,那些法子也是非常的精密,把人束缚得很紧,其流弊也是与营业一样。可惜斯密士当日,只攻击养字方面,未攻击教字方面。经济上种种不自由的组织被他打破了,教育上种种不自由的组织,未曾打破,结果人民能自由营业,还不能自由读书。我国变法的时候,感到科学缺乏,想学他们的科学,就连同他们的组织法,也采用起来。把好好的一个读书自由的中国,变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国家,真可谓把好肉割坏了来医。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缴了费,就入校听讲,不受入学试验的。那个时候读书,何等自由。当时有人讥孔子道:“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或者当时别个收生,还不如孔子之滥,所以才招旁人之疑。可见孔子当日是揭出读书自由的旗帜,来号召学生。至于孟子书上,馆人说“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等话,更有研究的价值了。孟子一书,据说是他自己做的,他生性好辩,往往无理的地方,都要强词夺理。独至遇看馆人的履不见了,馆人疑是孟子的学生偷的,孟子略略声辩,他就明目张胆说:“你平日主张学生来去自由,只要有志读书,就可收他进来,你招收学生,滥到这步田地,保无宵小之辈,参杂其中。”孟子听了未答复一字,反深许馆人是个知己,把他的话,大书特书,记载出来。

  由此可知:孔孟时代,读书自由,真是到了极点。学堂之中,不但程度参差不要紧,就是流品复杂也不要紧。后来的教育家,秉承孔孟遗法,生怕人不来读,断莫有要来读书反转拒绝的道理。这个办法,相沿了数千年,自从变法维新,欧洲学校的组织法,由日本传到中国,于是学校之内,招收学生,有种种限制,从此有志读书之士,受了限制,就无书可读了。我查学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些校长对我说:“本年招收新生一班,投考一二百人,我选了几十人,其馀很有些好的,因为额满了,都未收入,我这班学生,程度很整齐。”我听了口虽不言,心中不免纳闷。我们还要行强迫教育,不读书的都要勒令就学,为什么想来读的,我们反转勒令废学呢?调查未考上那些学生的去路,除废学而外,有往别处寻学校住的,有人私塾的。犹幸有私塾这条路,不然,废学的更多了。

  有人说:“现在学校内,教授各种科学,与中国旧学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齐,所以招收学生,不得不加以限制。”我说:程度整齐,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齐,也未见得莫有办法。现在学校内的国文历史地理等科,中国旧学是有的,现在学校内英文,是外国字外国音,从前讲说文讲音韵的,是研究古时的字,古时的音,都是一样的艰难。理化等科,也未见得比经学词章艰深好多。至于数学一科,从前的经师,精通的很多,并且他们的程度很高,看他的著作品,就可以知道。他们教授学生,并未取现在那种形式,居然能够把学生教得好,岂不是很奇异的事吗?

  有人说:“你既如此主张,我如果充当中学校校长,定要聘你当教员,交一百个程度不齐的学生,请你与我教。”我说:这件事我能够担任,你把学科挑定了,并规定学期之末,学生程度要教至某个地方为止,到学期满了你来试验,如果学生达不到那种程度,我受罚就是了。至于教授的方法,听我自由,你不必过问。他问:“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惟其参差不齐,就有办法了,我提倡学生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我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如此办理,那程度高点的学生,就成为我的助教了。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人的天性,是喜欢为师的。程度高点的学生,有人向他请问,他一定乐于讲解,每与人讲解一次,犹如自己复习一次,于他也是很有益的。当教师的,只立于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之指导,有无错误,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学生的通性,大都喜欢问同学,不十分肯问教师,其有来问教师的,已经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这等人即是孔子所称为愤悱的人,只消就他怀疑之点,略略指点,他就会恍然领悟,无须多费言词。我用这个法子做去,即使一百个学生,有一百个程度,教起来也不费好大的力。

  王壬秋先生,在四川掌尊经书院,前后不过六年,只用一个教师,造出的学生,有经学专家,词章专家,古文专家,八股专家,历史专家。现在的廖季平、宋芸子两先生,不出四川一步,就造成名震海内的学问。吾川兴设学校,已经二十多年,请问不出四川一步,造成名震海内的学问,有莫得人?这个原因,与学校的组织有关系。尊经书院,后来改为四川高等学堂。假如当日的尊经书院,也像后来高等学堂的组织法,每日八至九摇铃上堂,王先生上去讲经学,写几黑板,命全体学生照抄下堂,休息十分,摇铃,王先生又上堂,九至十讲词章,十至十一讲古文,十一至十二讲八股,午后一至二讲历史,二至三讲小学,每天上六点钟,所有讲录,一一抄齐,又设几个监学去巡查习室,督饬全书院学生,温习本日功课。次日上堂,把昨日所讲的逐一抽问,不了解者再讲,到年暑假,在讲录上出题试验,评定甲乙,如此办去,经过六年,我们试想:廖宋诸先生的学问,会操到什么地步!我可断定,中国内绝不会有廖宋的大名,这就算消灭两个人才。他们二人,早生数十年,逃脱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这是他二人的幸福。准此以推,四川兴学十多年,无形之中,不知消灭了好多人才,连被消灭的人,自己都不觉得。

  依现在学校的组织,学生的劳力和时间,无谓牺牲的地方太多了。比方这点钟的功课,某个学生本是早已了然,但是铃子一响,还是要上去坐一点钟,这就算牺牲了一点钟的劳力和时间。某个学生,程度太差,就听了讲,还是不了解,也要叫上去坐一点钟,这也是牺牲了一点钟的劳力和时间。我调查学校,常常冷眼观察,见得有些不必讲的,他也反复的讲,不必做的事,也叫学生去做,牺牲的时问,合计拢来,真是不可思议。每每听见教员向学生说道,时间的贵重,同黄金一般,一寸光阴要当一寸黄金,我们不独要惜寸阴,并且要惜分阴,我听了只好暗笑,心想凡无须讲解的话,也拿来讲解,耽搁几秒钟,教员自己算是损失了几秒黄金,每个学生,也损失几秒黄金,合全班学生计之,那个损失就很大了。学生的黄金,被学校损失尽了,学生不知道,学校也不知道,彼此还互相劝勉,保守黄金,真可谓不思之甚了。

  以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言之,管理人对于形式上负责任,铃子一响,只要他能把学生全体弄上讲堂去坐起,他的责任就算尽了,教员对于时间负责任,只要每点钟能在讲堂上讲过十分,或四十五分,他的责任也就算尽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而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要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的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

  我们把斯密士发明那个分工的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学校内的学生损失的努力和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了。

  据斯密士的调查,一个人做针,每天只能作二十枚,倘如把做针的工作,分开来,一个人拉,一个人截,一个人钻,一个人磨,共分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万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绩增加二百多倍。现在学校的组织,每日要学几种科学,每科以一点钟为限,这就像一人做针,时而拉,时而截,时而钻,时而磨一样,当然是有许多劳力和时间,作为无益的消耗了。虽说学生肄习各种学科,与做针的情形不同,但是我们明白了那个原理,就知道每点改习一种学科,是最不经济的。中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肄习的先后,与夫肄业的时间,都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

  我们取一种未经学过的科学,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著不了得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候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渊之隔,而且是自己研究得来的,心中也非常畅快。我常想,当初我进学校的时候,倘若学校中,许多用这样的法子去研究,遇有不了解的地方,有教师可以请问,不至阻碍进行,能了解的地方,听我一直前进,不受限制,我可自信所得的学问,要增加许多。

  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我们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腾点的时候,我们就该一直看下去,这时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他搁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也觉兴味莫得前时那么好,看下去较为艰难了,这就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必要耐心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我们把平日自己一人看书的经验,下细观察,就可发见学校中每一锺换习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中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习讲某种科学,初时一二十分钟,还莫什么趣味,这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后来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廿分钟久,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满了,又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也耗废了,精力也疲倦,所受的长益,还是莫可好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同,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科学,使脑筋一变,才不受损伤。这个说法,我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我的解释:(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曲折崎岖的路难。(二)顺其习惯则易,违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乡下农人,以挑担为易,写字为难。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学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我们忽然换一种科学,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埋头前进,然后有了障碍,不得折而他走一样。又学生津津有味的时候,顺着他的惯性,叫他前进,自然是很便易的,为什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我们下细考察那种办法,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同?明明是紊乱学生脑筋,何得谓变换脑筋?即使说学生用功久了,脑筋应该休息,所习科学,应该难易相同,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我不能人学生之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强制他,他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工场的管理法,以最少销耗,收最大的效果为大原则,对于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俱有精密的计划。金钱材料,不能妄费,自不必说,就是工人的劳力,与夫作工的时候,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丝毫的虚耗。我们如果用管理工场的眼光来考察学校,他那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的虚耗,真要令人惊骇不已,无一个学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无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劳力与时间的虚耗,前面已经说明了,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随在皆是,姑举一二件来说。我曾说过: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用他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他公开,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

  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去教,此外莫得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法,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金钱不教书的。四川全省设省视学十人,是拿钱不教书的。一百四十几县,每县教育局长一人,是拿钱不教书的。每县设几个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一百几十个,是拿钱不教书的。全省高小校校长几百个,很有些未但任学科,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行,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他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拿钱不教书,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尽都喊他不消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收支雇员书记人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有点舆费,也是拿钱不教书的。拿钱不教书的人有这么多,教育经费哪得不支绌?

  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我把他所有的组织法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发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外国的法令制度,只要能够适合我国的需要,我们仿办起来,一定是推行无阻的。例如中国男子辫发、女子缠足,相沿也是很久的,如今男子学外国男子,把发剪了,女子学外国女子把足放了,未见发生何种流弊,这就是所服之药对了症的缘故。现在的学校,弊端百出,人人一谈及此,不是骂学生不好,就是骂管教员不好。依我想,如果少数学校不良,我们可以怪管教员,可以怪学生,而今则多数学校,都是如此,我们也应该在学制方面考虑一下。

  要改良教育,可以采用古人改良政治的法子:战国时候,兵伐扰攘,人心险诈,与现在的情形是一样。嬴秦继起,政令烦苛,民不聊生,人人思乱,也与现在的情形一样。到了汉朝的时候,人心忽然淳朴起来了,这岂不是很奇异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异,他得力的地方:第一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第二在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就把元气培补起来了。汉高祖的谋臣是张良,他是讲黄老之学,约法三章,当然是他上的条陈。惠帝用曹参为丞相,曹参奉盖公为师,盖公是黄老专家,所以曹参为相,专主清静无为,文景沿用他的法子,就成了三代下顶好的时代。这可说汉初所请的医生,与所害的病相合了。诸葛武侯说:“秦的政治很苛细,人民苦极了,所以高祖立法很宽,刘璋暗弱,人民很疲玩,所以我立法很严。”真是通达治体的话。武侯淡泊宁静,他的性情,很近黄老,后来治蜀,却纯用申韩,我们试把他的本传读一遍,又把韩非子研究一下,就见许多举动纯是韩非家法,他并且手写申韩,以教后主,真所谓对症下药,可算名医,宜乎后人称他是三代以下第一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改良教育,就有办法了。

  现在关于教育的条令,非常苛细,教育界排挤倾轧,无所不有,学生凌厉嚣张,动辄就闹风潮,教育紊乱的状况,与战国嬴秦的政治相似。依我的主张,要想改良教育,最好的是仿汉高祖约法三章的办法,学校中规定:凡有嫖赌偷盗与夫吸鸦烟的,严重处罚,其他苛细的规则一切删除,遇有应该救正的地方,临时酌定,学文景之世,休养生息,可断定学潮就会平息,教育就会发达,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黄老之术,表面上看来,是莫得什么道理,其实有绝大的道理。汉初取他的法子去治国,所得的效果,是彰彰可考的,养生的人,用他的法子去治身,无不享高寿,是人人知道的。我主张用他的法子去办学,可断定必会办好。斯密士一部《原富》,主张放任,听其自然,这明明是黄老之术。斯密士用之于养字方面,既已收了绝大的效果,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教字方面,一定也会收绝大的效果。

  现在中国的政治,一方面政令苛细,人民愁苦,一方面又是执政暗弱,人民疲玩,武侯所说的两种现象,同时并存。那执政的暗弱,算是中国有的,那苛细的法令,是从外国抄袭来的。所以我们改良政治,当黄老与申韩二者并用,改良教育,也是如此。校中把嫖赌偷盗鸦片烟悬为厉禁,犯者严重处罚,绝不徇情,是用申韩之术。把苛细规则一切除去,是用黄老之术。主持教育的人,对于教育事业,持放任主义,是用黄老之术。考试时极端严格,舞弊者严重处罚,无丝毫假借,是用申韩之术。教育上能够如此办去,自然可望整顿,政治上一切事都如此办,自然也会整顿好。

  庄子是尊崇黄老的人,他主张治天下要除去害马者,因为害马者是有碍自然的。斯密士谈经济,主张把营业上的障碍物去了,才能自由发展,其用意与庄子同。斯密士主张关于交通的事项,由政府办,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的事业,由政府办,其馀一切放任,听人民自由去做,政府不必过问。政府应负的责任,只是清查商标,不许冒充他人招牌。遇有不履行契约,意图赖骗的人,政府依法惩办就是了。我们把他的法子,应用到教育方面,为种种的设备,使人民随在有就学的机会。高级点的学校,人民力量不能担任,由政府办,其馀一切放任,政府只设一个考试制去考试学生。这考试制用意,就是不许他冒充招牌,不许他任意赖骗,照这样办法,教育自然会发达。人非饮食不能生活,人无知识不能在社会上立脚,其切要是一样的,所以人的知识欲,与饮食欲是相等的,二者都于人的生存上有关系,政府替他筹划,不如听他自己筹划,还要周密得多。斯密士在经济方面,窥破了此点,故主张放任,听其自然。我们知道:人民的知识欲望,与饮食相等,所以教育事业,也该放任,也该听其自然。

  放任主义,施之经济方面,还有流弊,施之教育方面,不会有流弊,因为经济上一切放任,就生出自由竞争的现象,外国的大资本家,就是自由竞争产出来的。金钱的数目有限,他占多了,我就要少得点,我占多了,他就要少得点,所以自由竞争,就造成贫富的阶级。惟关于知识则不然,断莫有你把学问操好了,我的学问就操不好的道理,所以放任主义,施之教育,不会生流弊。

  有人说:放任主义,施之智育方面,或许要得,施之管理方面,如何要得?我说:管理方面,采用这个原理,为什么要不得?中国因为国家贫弱才变法,才改书院为学校,中国贫弱,有他贫弱的原因,其罪过并不在学生,并不是由于学生在书院中放任惯了,害了国家社会,为什么要设些严厉的规则,把学生拘束起来?这也是药不对症,并且是对于无病的人妄加针砭。

  欧洲行征兵制,全国人民,皆有当兵的义务,厉行军国民教育。故学校之内,纯以兵法部勒,校长是个司令官,学监仿佛是个营连长,学生的起居动作,都是军营式的组织,处处取整齐严肃,使他养成习惯,将来人伍当兵,自然容易,西洋学校用意在此。我们中国并未行征兵制,学校之中,也用军营式的组织,学生在校的生活,也带有军营生活状态,这也是无谓的事。

  有人说:学校之中,施行这种规则,目的在养成学生守时间守秩序的习惯,这种训练是不可少的。我说:施了这种训练,能不能够养成学生的良好习惯,还是个疑问。川省兴设学校,二十多年,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却也不少,请问成效安在?即如四川省议会的议员,是人民选他出来,那些人都是进过学校,受过这种训练的,并且很多是当过校长教员的,曾经这种规则去范围人,何以这些人聚在一处,全不遵守时间,往往无故不到,开会之时,不足法定人数。讲到秩序一层,更说不上,打墨盒,飞板凳,报纸登载,不一而足,请问养成的良好习惯安在?因为一毕业出来,莫得司令官管束他,他就回复未入校以前的状况了。会场之中虽然有个主席,却莫得校长的威权,不能记过扣分,不能悬牌斥退,他们不守时间,不守秩序,也无怪其然。

  所以我说:施行严厉规则,不过校中形式上好看点罢了,其实莫得什么成效,在社会上不会发生何种影响。有人说:西人受了那种训练,毕业出来不会忘去,依然能够守时间,守秩序,中国人在校中受了同样的训练,毕业出来,还是不守时间,不守秩序,这是由于中国人道德观念缺乏的缘故。我说:这不是道德上的关系,是行征兵制与不行征兵制的关系,欧洲行征兵制,全国皆兵,即以全国为一军营,全国的组织,是一个军营的放大形。校中生活,与社会生活,是一致的,人民守时间,守秩序,校内校外是一样的,故学生入校遵守规则,不感何种痛苦,毕业出来不会把校中养成的习惯抛去。

  中国从前也行过征兵制,也是用兵法部勒全国,后来进化了,依分功之例,兵与民分而为二,民出财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民与兵既经分开,无须乎再把兵法去部勒圈民。兼之大一统之后,战争的事渐渐减少,所养的兵,也渐渐少,需用兵法的地方,既经少了,社会上造下军营式的组织,就逐渐消失。人民一切动作,纯任自由,养成了习惯,所以一入学校,受军营式的训练,即感觉痛苦,随时发生风潮,一出学校即与社会同化,校中所施的训练,就等于零了。这就是由于欧洲的社会有拘束力,中国的社会莫得拘束力,欧洲养成那种习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涵濡渐渍。中国养成这种习惯,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涵濡渐渍,所以要改良中国人的习惯,当另想法子,不是区区厉行校规,所能挽救的,更不是空言道德,就能生效的。

  现在各校关于请假点名,晚间熄灯,早晨起床,清查学生上堂人数,与夫其他事项,俱由学校职员管理,往往因此等事项,学生与管理人生出恶感,酿成极大风潮。我想:此等事,可改归学生自行料理,教职员将此等规则的必要,向学生剀切说明,使他们自立公约轮流担任,管理人从旁襄助,不必取司令官的态度,用强力去干涉他。因为用强力去干涉,学生居于被动地位,将来走到莫人干涉的地方,他就依然不规则起来了。如果使他们自立公约,养成自动的习惯,将来毕业出来,到了议场这类地方,大家感觉有守时间守秩序的必要,自然就能够定出公约,互相遵守了。

  关于学生的操行,只好用儒家的旧学说,注重人格感化。当教师的,果然言可为坊,行可为表,利用学生的摹仿性,自然不知不觉,一切行为,就同教师一样了。

  凡人作事,关于心理,心想做就做,心不做就不做,所以要改变人的行为,当先改变人的心理,心理改变了,生出来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有人出来提倡某种学说,始而少数人心理改变,少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继而多数人心理改变,多数人的行为就改变了,到了多数人的行为改变,就成为一种风气了。这个道理,曾国藩的那篇《原才》,说得很明白,要想改良学生的操行,应该采用这个法子。

  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的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本是很粗浅的,他的教能够推行得那么广,不是得他的教理足以折服人,是他那种人格,足以感化人,他那种毅力,足以转移人。现在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用商鞅行政的法子,并且是秦始皇箝制人民的法子,所以遇有可乘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此处。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察学生的知识,不能考察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我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就是现在的学校那种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的操行,当格外想法,所以我才有上文的种种说法。

  世界各国的进化程序,都是一样的。古时中国内部,也是许多小国,那些君主,也是把人民当如奴隶或子弟一般,对于奴隶子弟的教养事项,想的法子,也是非常精密。就以学制而论:周朝的时候,京师大学,名叫辟雍,诸侯大学,名叫泮宫,阊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大概八岁人小学,十五及十八人大学。其修业年限,是九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至九年而大成,始得入官。有了毕业资格,才得做官。不率教者,有征戒迁谪之刑,与现在犯了学规要斥退赔费相同。小学之秀者,移于乡学,即是初小毕业,升人高小。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即是高小毕业,升人中学。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即是中学毕业,升人大学。诸侯岁贡其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就像现在的大学院一样。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兵争不已,这些制度,就摧灭无馀。兼之社会进化,日趋自由,就学的人,不愿再受旧学制的拘束,所以周初的学制,从此不能恢复了。此后关于教育事项,只有考试的时候,人民与政府有一度的接触,此外皆听其自由,政府从未干涉,直至清末为止。中间还有个现象,说来是很怪的:周朝施行那种学制,从周初到春秋,中间数百年,并莫发明得有何种特别学说,刚刚把那种学制消灭,学术就骤然发达起来,这是很可耐人研究的。

  我说社会进化,人民不愿受旧学制的拘束,这是可以证明的:你看欧洲教育家,最新的主张,都是在解放一面,都是向活动自由那面趋去,至于道尔顿制,简直更像中国书院的组织,进化的轨道,也就可以看见了。现在这种束缚人的教育方法,我国进化的程序中,业已经过了,欧洲方在图谋解放,我们反退转去仿效他,尽可不必。

  欧洲开化,比中国迟许多年,封建时的制度,存留得很多,人民处处受政府干涉,所以才力争自由,创出不自由毋宁死这类话。中国统一很早,从秦始皇厉行干涉政策过后,历代的君主,都引为前车之戒,废去干涉政策,虽是君主国,其实人民很自由的。中国贫弱,并不是因为人民太自由了,维新以来,拿欧洲限制自由的法,施诸中国,药不对症,无怪乎一切新政,都是荆棘丛生。新学制标准,取纵横活动,取伸缩自由。其实中国以前的教育,纵横活动到极点,如今设些法子,限制他活动,限制他自由。然后叫他寻觅活动自由,真不可解。中国贫弱的原因,是出于兵力不足,打不赢外国人,是由于科学知识缺乏,实业不发达,我们从这上面去补救,算是对症下药。至于政治法度上一切组织,就要下细斟酌,如其不然,就会把好肉割坏了来医。

  民族进化的程序,与身体的发达,是一样的。人生由幼而壮而老,骨格躯干的发达,有一定程序,不能飞越,也不能退回。一二十岁的人,任他卫生如何讲得好,身体如何长得快,终究是一二十岁人的状态,可一望而知的。三四十岁的人,即使卫生不良,疾病缠身,终究是三四十岁人的状态,也可一望而知的。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比欧洲进化得多。所以欧洲政治上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经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抛去,其蜕化的痕迹,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级,美国近二三十年,也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与夫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是学我们中国的。(见孙中山讲演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考试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选举制既不可行,只好仍求之考试制。

  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考试的制度越完备,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种阶段,以次递身,肄业年限,是有定时,政府用人,是用毕业生。前面已经说过,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考试制的起点,就出现了,可见考试制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我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会否人校,概以程度为准。

  大凡一国的人民,进化到了某种程度,总会产出某种法令制度,换言之,即是某种法令制度,能够推行无碍,必是与那种人民程度,恰相符合。欧洲开化比中国迟,我们把他现行制度,细细考察,觉得很像周初的组织,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进化的程度,方才到我国周初。犹之年龄相同的儿童,其骨格驱干是约略相同的,所以现在欧洲许多制度,与周初不谋而合。不过欧洲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犹之两个儿童,一个衣服朴素,一个衣服华丽,其实两儿衣服,大小长短,是差不多的。

  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他物质文明部分除去了,单看他的组织法,就可看见他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的法令制度,非常苛细,周初的法令制度,从三礼上考来,也是非常苛细。假如叫周初的人民,去守现在西洋的法令制度,他是能遵守的,叫现在西洋的人民,去守周初的法令制度,也是能遵守的。譬如年龄相同的儿童,所穿的衣服,可以互相掉换一样。周初的法令制度,如果施行于现在的中国,一定扦格不通,所以西洋的法令制度,施行于现在中国,当然扦格不通,因为有骨格躯干长大了,旧时衣服自然穿不得。

  中国从前的儒者,梦想唐虞三代,自从进化论出现,才知道那种思想是错误的,是开倒车的。于是厉行新政,摹仿欧西,哪晓得他们进化的程度,刚刚才到我们周初时期,变法诸公,自以为维新了,其实在复古,其实在学文武周公。依我的观察,现行的新政,有许多是开倒车,废除考试,恢复选举,是开倒车之一,所以越弄越坏。欧人研究科学,着手得早,可以称他是先进,此外许多地方,不能不算是我们的后进。我国到了现在这种状况,自然该设法整顿。可是我们此后,应走的途径,并无先例可循,只有按著进化的原理,自家开辟途径,一面走,一面开辟罢了。

  中国古时,各国分立,国际战争最烈,非竭全国之力,不能取胜,所以行征兵制,兵与民合而为一。后来全国混一,无通国皆兵的必要,只有设点兵来防内乱,就成为分功之局,所以兵与民分而为二,改行募兵制。大凡国家的各种制度,都是有连带关系,兵制是国家的大政,他的组织改变了,其他各种组织,自必因之改变。周初行征兵制,那时以兵法部勒全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那时学制就是闾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家用人,就在那毕业生中选取。后来渐渐蜕化,军营式的组织,渐渐消除,学制的组织,也随之而变。朝廷上莫得毕业生可用所以战国重游说,只要一席话说得人君喜欢了,就给他一个官。汉朝是由大臣推荐或是天子诏试,晋朝取之于门第,这都是由于周公所定那种学制废除了,莫得毕业生可用的缘故。要想恢复那种整齐划一的学制,但是社会的组织不同,势有不能。到了唐朝实行募兵制,同时考试制就应运而生,这是社会进化必然的趋势。

  选举与考试,本是一样的,都是认定这个人好,我把他挑取出来,但是由选举进化了,才会有考试。外国的无记名投票法,与中国的糊名考试是一样的。外国因为选举有流弊,想出无记名投票法,把操选举者的姓名掩住了。中国的法子更妙,糊名考试,把被选举者的姓名掩住,我把他挑选出来,我还不知他姓甚名谁,这只好凭他的本事了。

  社会进化,有天然阶级,由渔猎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五州万国的民族,无不相同。进化到了某种时间,他的社会组织法,都是相同,这是彰彰可考的。征兵制、选举制、学校制,是同一时期的事。再进化了,就成为募兵制、考试制、书院制,这也是同一时期的事。西洋开化得迟,当然依着我国进化的轨道慢慢行来。西洋的道尔顿像书院了,考试已经有了起点,无记名投票法,已是糊名考试的动机。欧洲现在列国竞争,当然行征兵制,将来全欧混一的时候,兵与民还是要依分工原则,分而为二。维新诸公,不明进化原理,把中国许多废弃不用的旧法,恢复起来,所以就百弊丛生了。恢复选举制,所出的流弊,是众人共知的,周初行过的学制,恢复起来,无怪乎弊病百出,全国学潮,屡出不已。我们看清了此点,出来提倡考试制,可说是与进化的轨道,是很相合的。

  现在学校的组织,不是衣服大了,人民穿不得,实在是衣服小了,人民穿不进。读书求学,处处受法令上的限制,不自由到了极点,即使强迫他,把这种衣服穿上,但是行动不自由,有碍发展,甚至于稍为运动一下,衣服就破裂了。现在有些学校,很是整齐严肃,偶有事故发生,就决裂而不可收拾,即是这个道理。我现在看见有几种现象,(一)学生不受拘束,时时暴动。(二)一般人民不满意学校,甘愿把子弟送人私塾。(三)许多教育局长,学校校长,或教员,延师在家,教他的子弟。(四)有些私人组织学校,不在政府立案,也不遵章教授,这都是衣服小了,才有这些破裂现象。

  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他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挽救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今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贴可说是腐败,考试法断不能说他是腐败法子。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意,莫非要把现在学校一齐废了吗?我说:不是那样的,现在兵与民分而为二,国中有一般人,能够受军营的训练,即可证明:有一般人能够受现在学制的拘束。但是现在要把全国之人,一律勒令当兵,就会纠葛丛生,所以要把全国的教育,一律纳入现行学制的范围,也会叫葛丛生。中国现在的制度,当兵的施以军营的训练,未当兵的不施以军营的训练,这个办法,是军营制与非军营制二者并存。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设了那么多,哪有废去之理?我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我主张学校解放有两种:第一破除学校与私塾的限界,一体待遇。第二变更学校内部的组织,采取书院制的精神,随各生的程度,施以适宜的诱导。这两种解放,前面曾经说过,如能实行,学校的风潮,可以立即减少。因为学生闹事,不过停课罢了,学校原未叫他上课,停滞不前了何妨?学生主张择师运动,见有良好教师,尽管前往受教,那良教师所在地,自然学者云集,不良好的教师,无人来学,就归诸天然淘汰了。有了这种办法,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所说的不屑之教,实行起来,也就不会起风潮了。

  现在的学校,往往被政党操纵,这就是犯了庄子《肤箧篇》所说的毛病。我们把零零碎碎的东西,收集拢来,用一个柜子装住,强盗来了,把柜子背去,所有的东西,全体损失,倘若散在各处,也不至全被偷去。现在的政党,是用利害来操纵学生,如果把学校解放了,各政党要号召学生,须要用宗教家传教的法子,具有高尚的人格,强固的毅力,才能转移一世。有了这种政党出现,我们是很欢迎的。

  考试制是考察最终的成绩,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办学的人,要仿日本制办,要仿美国制办,要照道尔顿办,要依现行新学制办,或是自出心裁,别创一种办法去办,政府可听其自由,不加限制。除考试方法与夫考试标准,应当公同议定,同归一致外,其馀的事项,都可各出主张,互相竞争,越竞争就越进步了。

  我说施行考试制,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以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人,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攻击,或是搏肉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主。毕业考试,是考察他攻入莫有。至于进攻的路,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学校的主张,就是如此。

  诸君有整顿学校的好法,尽可施行出来,整顿学校,是要使学生的成绩良好。考试制是考察成绩,是否良好,二者原是不生冲突的,本书重在把我主张考试的理由披露出来,所以对于各种整顿的法子,未及深说。

  我主张的考试,非常简单,只是把在校学生,与私塾学生,自修学生,聚合起来,一体考试,只要程度及格,就给与毕业证书。民国十四年二月,四川省长公署,颁布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已经明白规定,各地举行小学毕业考试,私塾学生,亦准与试。现在我的主张,打算更进一步,举行中学毕业考试,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也准与试,特地征求众人的同意。有人说:就使有了这种规定,恐怕也没有合格学生来应考。

  我说:只要先把案定了,人人知道中学毕业考试,悬有这一格,自然就会有人朝那私塾,或自修方面趋去,将来自有人来应考。我把我的主张披露出来,目的在与人讨论,请阅者诸君,切实批评,批评越严,我越是感激。我这种主张,究竟对不对,我自己不能知道,如有不合之处,经诸君指正,我可以加以修正,如或根本错误,诸君有良好的法子,可以救正现在学校的积弊,我定当抛弃我的主张,赞成诸君的法子,绝不敢固执己见。诸君有见教处,请交四川教育厅收发处转交,万望切实指教,幸勿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