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千年古国,竟没有一所大学具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在欧洲,意大利有近千年的波罗利亚大学(Bologna),法国有九百多年的巴黎大学,英国有八百多年的牛津大学,七百多年的剑桥大学,其他五百年以上的大学,欧洲有四、五十个之多。在美国这新兴的国家,独立以来仅一百七十年,但他们有三百多年的哈佛大学,二百多年的威玛大学(William and Mary)和耶鲁大学。虽然我国汉朝时有“太学”设立,算起来也有二千多年历史,在汉武帝时太学里从五个博士教授,五十个学生开始,到东汉时学生增到三万人,曾经成为言论自由,政治批评的中心,可惜太学的制度、风气、书籍、设备、财产,都没有继续下来,到今天我们最老的是北京大学,才不过五十多年历史。

  吉尔曼(生于1831年,死于1908年),出生在耶鲁学院附近的脑威城,1840年进入耶鲁读书,于1852年毕业,次年即与同时好友怀特(Andrew D. White)同时任职美国驻俄公使馆随员,同船去欧洲,在欧洲数年中,两人极为留心考察欧洲的大学教育制度,后来这两个人都成为美国教育的革新领袖,分任康乃尔大学及霍浦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校长。

  1855年吉尔曼回国,在母校耶鲁任教,当时耶鲁学院正想筹办一个理科学院,就请他做计划,他在1856年发表了这项计划,以及在欧洲考察科学研究所的纪录报告,后来这个谢斐而理科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College)成立,吉尔曼任秘书兼任图书馆主任及地理学教授。

  1872年吉尔曼经加利福尼亚大学再度邀请,就任该校校长,赴校途中访问了新创立康乃尔大学的老同学怀特,又访问了印第安那州筹办普渡大学的计划,和伊利诺埃州的州立大学汁划。就任加州大学校长后,因为学校是州立,一切经费须议会通过,虽有理事会,事实上却受制于州议会,吉尔曼任职三年,深觉不能发展抱负,很不得意,正在这个时候(1874),东部Maryland州巴铁莫城有一富翁约翰霍浦金斯去逝,遗嘱留下一笔大遗产,要在当地办一个医院、一个大学。

  他在太平洋上羡慕霍大的那些董事先生们,却不知道那些董事先生也正在考虑要请他做校长。那些董事确很开通、明智,他们去信请教当时三位最有名的大学校长:哈佛的Eliot、康乃尔的怀特,密西根的安其(Angell),这三位校长不约而同的回信说,最好的校长是吉尔曼。1875年1月30日,他接受了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任务,那一天,他在日记里计划着“每年的收入至少有二十万,四万五千元留作图书、仪器、行政费,十五万五千留作教授费,四个教授每年六千元,合二万四千,二十个教授每年四千至五千,平均四千五,合九万元,二十个副教授(短期聘约)平均二千元,合四万元,总计154000元。”他认为:“无论何地,一个大学的效率,不靠校舍,不靠仪器,只靠教员的多寡好坏。”于是他费了一年工夫去寻访人才,当时既有理想,又有钱,又有自由,他走遍欧洲、英国、美国,聘请到许多名教授,如数学家J. J. Sylvester,生物学家H. Newell Martin,化学家Ira Remsen,古典文〔学家〕Basil Gildersleeve等,还有一位青年物理学家何兰(Rowland)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但以青年不能在美国发表杰出的论文,反受英国大物理学家马克威尔赏识,吉尔曼也罗致到霍浦金斯大学来。人才聘到,一年后才开学,他当时对大学的见解是“研究院是大学,大学生是研究生,大学必须有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研究自由”。他说过“研究是一个大学的灵魂,大学不是仅仅教书的地方,学生不要多,必须要有创造的研究的人才”。

  霍大在吉尔曼的领导下,第一个目标是提高大学的研究工作,第二是传布研究的成绩。为了实现这两个相关连的目标,他提倡大学教授合作办几个专发表研究成绩的专门杂志,成绩极可重视。此外霍大早期研究生里,后来很多成为名学者,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哲学家杜威等。

  廿五年之后,吉尔曼七十岁,霍大盛大庆祝廿五周年校庆及老校长七十大庆,当时尚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威尔逊总统特作贺寿文,由一千多霍大毕业生与教授签名,贺寿文里说:“杰斐逊在他的维金尼亚大学计划里,定下了美国大学的规模,但你老先生是第一个人,建立一种新的美国大学,在这新大学里,发明新的真理,传布新的真理。在这新大学里,研究工作者的训练最可以表示研究在教育上的功效与价值。”在那次廿五周年的大庆典上,哈佛大学校长Eliot也说:“吉尔曼先生在霍浦金斯大学,给全美国的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他把大学看作研究院,他逼得我们都不能不跟着他走,跟着他改革,他不但发展了霍大,并且使别的大学校长知道如何发展他们的大学。”

  1902年,吉尔曼在七十岁时退休了,1908年去世。

  有了吉尔曼的霍浦金斯大学,美国才有以研究院作本体的大学,美国才把旧的学院(Colleges)提高到Universities,才有了真正的大学。霍大开学到今天,不过七十八年,它的影响却使美国争取到全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了。

(本文为1954年3月26日胡适在傅斯年先生生日纪念会上的演讲,原载1954年3月27日台北《中央日报》和《新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