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三十五举 中华文库

米芾曰：有人收“相侯宣印”，其文作缪篆，乃今所谓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无法。

徐官曰：《说文序》中有曰：缪篆，所以摹印也。缪字，今人多作缪误之缪，去声，非是。当读如“绸缪牖户”之缪，平声，盖言篆文屈曲填满如绸缪也。人多忽而不讲，篆刻往往致误，为此故也。

朱必信曰：印篆增减一法，必须详稽汉隶，盖汉隶每多益简损繁之妙，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书笔画，则得之矣。断不可杜撰妄为，变乱古文，有悖增减之义。

黎民表曰：近世操觚者，往往师心臆见，不复检勘私印、铭石，十讹其九。

程孝廉瑶田《通艺录》曰：潘毅堂舍人，蓄古印千有馀事，邀馀往观。时张君古馀、宋君芝山，皆主于毅堂。馀乃披其谱，指一事以语三君曰：此一章，两面刻者，一曰“田乃始印”一曰“[ZZA1]乃始印”。“[ZZA1]”之为“田”，无疑也；而文若是，此象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也，遂必入于沟，故出三夫外，芝山曰：遂何以不置于三夫之首，而必贯于其中也？馀曰：中贯之，则分三为六，彼三夫也，此亦三夫也，遂在其中，所谓夫间有遂也。芝山乃复指一事曰“王氏之[ZZA2]”，以谓馀曰：若知“[ZZA2]”为“玺”之字乎？馀曰：然哉！蔡邕《独断》以为玺，古者尊卑共之，此则卑者称玺之验也。于是复相与披谱，见有曰“[ZZA5][ZZA3]”者，又见有“[ZZB1][ZZC5]”，又见有 “[ZZA6][ZZC5]”，皆“私玺”二字也。私玺者，卑者之玺。但用“[ZZC5]”字者，古文省也。芝山曰：“私玺而不冠以姓名可乎？”馀曰：往时见玉印二字曰“家玺”，家玺犹私玺也，是不冠名之验也。是谱中有一事曰“[ZZB2]”，馀以为“封”之省，徒用“封”字以封物，其权舆欤！三君皆曰善（按此论秦以前印皆古文，与秦、汉以后用缪篆者不同）。

冯班《钝吟杂录》曰：印章上字，或可用隶书，不纯用小篆也，世人多以为讹字。又曰：在锺鼎上字，杂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时，用字愦愦。古篆杂不得隶书，今人不知也。又曰：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汉法者，施于名字；藏书印，用元人法；斋堂楼阁，唐人有法；诗句作印，起于近代，用文三桥法。一两字大印，苏尔宣所作，多用古人碑额上字为得体，亦一长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可观。宋人间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变态，其式有用古锺鼎、琴样、花叶之类，今人皆不行；瓢印颇有用者，亦随时可耳。唐人名印，有学汉法者，皆圆润工致；宋人多劲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为汉印失之矣。

吴先声曰：锺鼎古文，皆周秦款识，原不施之印，后人或取以作朱文，但须得体，不可杂凑，狐裘续羔，缁衣补缟，徒献笑耳。

毛奇龄曰：予尝闻隰西万年少论铁书，大抵晋有楷、汉有篆。晋以楷法易六义，点画增损，虽仓颉弗顾也。汉以篆铜易鼎漆，勾曲变换，虽姬公旦弗得预也。以故铁书宗汉铜，犹之毫书法晋帖，凡《说文》六书均无用之。而其间填朱琢白，若正变、偏满、益减、争让诸法，确有程量，唐宋以后无闻焉。

赵宧光曰：近人不会写篆字，容易（何以）谈印。白文小印，尚可描补，稍大即不能；至朱文更出丑矣。

王兆云：“秦、汉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锺、王法帖，何者？法帖犹籍工人临石，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从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具在，真足袭藏者也。”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曰：古人如颜鲁公辈，自书碑，间自镌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为书，多不能自镌。自书自镌者，独印章一道耳。然其人多不善书，落墨已谬，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见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谓印多妙；不能者，类不可观，执此求之，百家不一爽也。

王兆云曰：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盘回，至唐宋，则古法荡然矣。

何震曰：圆朱文，始于赵松雪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不善圆朱文者，其白文必不佳，故知汉印精工，实由工篆书耳。

徐友竹坚曰：汉人有摹印篆，亦曰缪篆，平正方直，篆隶互用。然其增损疏密，极有意义，非若今人之故为增损，故为疏密也。又皆白文，承玺节遗意也。唐以来，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复自然矣。宋赵子昂矫之以圆转，去古愈远，然一本许氏，字无疑难，近代则益芜秽杂陈，不知累累者为何语？

杨慎曰：今人别号“庵”字印章，往往不同，缘《说文》本无“庵”字，庵，弥俗也。予尝考之，庵字古书所用者，《蜀都赋》：“八方庵霭”。王充《论衡》：“桃李梅杏，庵丘蔽野”。此取庵覆之义。至三国及晋，始有庵幔、庵闾之语，与今人所用庵字义同，庵字不可谓不古也。但篆籀以《说文》为宗，《说文》不载之字，用于印章，似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 “葊”者，又止借“弇”。《石鼓文》作“{穴奄}”，其字从“穴”，穴亦人居也。近见温陵《古寺》一册，有元人“止庵”印章，“庵”字作“盦”。详《玉篇》，皿部有“盦，鸟含切，覆盖也。”《考古图》有“伯戋馈盦”，盦器皿，而借为庵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犹汉阙之觚棱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楼钥《复古编》序曰：古无“庵”字，谦中以谓当作“暗”，而难于题匾。山谷虽定从“艸”，谦中亦不用也。尝篆杨龟山所作《踵息庵记》，终篇偶无此字，碑额虽从“广”，竟作隶体书之，其信古不从俗，类若此。《因树屋书影》曰：今俗书“庵”字，既于篆文无有，又，“庵”非屋，不当从“广”。《三国志》焦先居蜗牛庐，意是今“庵”也。后汉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中兵，会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三军感悦。即用此“庵”字，为有据，依黄山谷之言如此。予按：六书遗漏字不少，刘为汉姓，六书中竟无“刘”字。仆名亮，每为仆作印者，执“亮”字须用言旁京之语，多作“谅”，予甚以为不然。俗书不可从者，谓古无此字，近人讹用者耳。若“刘”、若“亮”，安得谓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庵”字，必从“弇”，然写“弇”何与？印宗汉人，而必汉人所写之字为俗字，吾所不解。

按：《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谦中之说，守《说文》者也；栎园之说，论摹印者也；若升庵谓《说文》不载之字，用于印章，似为未安，则不知八体、六体之说矣。

又按：“广”即“庵”字。“广”本象形，因不合隶体，故加“奄”，变为谐声。山谷诸家，皆不识此字。《说文》：广，因广为屋。“因广”，当为“因厂”。

赵希鹄曰：汉印多用五字，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则画多者占地多，画少者占地少。

马永卿《赖真子录》曰；今印文榜额有“之”字者，盖其来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注云：汉用土数五，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仆仕于陕、洛之间，多见古印，于蒲氏见“廷尉之印章”，于司马氏见“军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后五字印也。后世不然，印文榜额一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七修类稿》曰：汉印二名，姓独居右，名俱在左，防误看也。按：单名、复姓、表德、闲杂印，俱无回文。

又按：陆友仁得古印曰“陆定之印”，名其子曰定之。倪迂赠诗有“辨文曰定之”之句，此应是回文，否则姓陆名定，非定之矣。印谱有“陆定之印”，非回文，且前二字占地多，自是单名，岂友仁所得又一印耶？

《七修类稿》曰：称臣者，多两面有文。

按：两面印，一面姓名全具，故一面单具名，作“臣某”。原不同押一处，如后世书牍，外面姓名全具，内但云“某启”、“某再拜”也。又有一面姓名，一面曰甲、曰乙、曰翁，曰翁伯、翁仲、翁孟、翁叔、翁季、翁公、翁君、翁孺、翁壹、翁稚、翁子、翁孙；曰长翁、次翁、中翁、少翁、小翁；曰伯，曰长伯、次伯；曰孟，曰长孟、季孟、子孟；曰季、曰长。曰伯长、次长、宗子长；曰兄，曰长兄、少兄；曰长公、次公、中公、季公、少公、幼公；曰长孺、次孺、中孺、季孺、君孺、少孺；曰卿，伯卿、长卿、次卿、中卿、叔卿、季卿、少卿、子卿、孙卿；曰君、曰翁君、长君、中君、季君、少君、幼君、少君、稚君；曰长子、中子、小子、稚子、少子、王子、公子、功子；曰孙，曰翁孙、长孙、中孙、次孙、孟孙、少孙、小孙、王孙、公孙、弟孙、子孙，不可枚举。王楙《野客丛谈》曰：《笔谈》云“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上问，此人名“次公”何义？庞庄敏公越次对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野；仆考汉人字“次公”之意，为其兄弟间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庞谓霸次王，凿矣。又曰：唐诗多用张长公事，“长公”者，犹言长卿、长君耳。前汉人语，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长、幼、次等字为次弟。如张释之，字季，其兄字仲，计必有长兄字“孟”或“伯”者。郑弘，字稚卿，兄昌，字次卿，计必有长兄字“长卿”者。杜延年，字幼公，考《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寿、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计其二兄必字 “长公”、“次公”，此理明甚。洪迈《容斋随笔》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人之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为仲、为伯，又为叔、为季，其老而尊者为甫，盖无以两言相连取义。若屈原《离骚》：“名馀曰正则兮，字馀曰灵均。”按《史记》：原，字平。所谓“灵均”者，释“平”之义，以缘饰词章耳。下至西汉，与周相连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倩；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其义只从一训，极为雅驯。若陈胜，字涉；项籍，字羽；彭越，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按：楚元王，名交，字游，疑本书传刻之误）；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睦弘，字孟。迨东汉以下，则不尽然。

郑杓《览古编》曰：古碑碣，实与汉之印章同法、同意，如“张弘”、“李广”、“别部司马”之印，其字绝似古碑碣，其得形神之用，死生之机矣，非精深者不能察也。

郑梁曰：年来获纵观秦汉名碑，见其字体之多寡疏密，不必排比匀停，而劲拔妩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书属之良工，其传写神明，皆在笔先，刀下有不规规表象之间，绝鹤而续凫者，用是心识摹印一道，亦必如此，而后为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为先，夫所贵乎配搭者，体有不同，无容杂乱耳，非谓点画烦简，间架方圆，欲其相称也。若仅求相称，则必摊一为两，并两为一，其与牙侩之求精花押何异乎？夫烂铜断碑，好事竞赏，吾犹恶其貌古藏拙，作伪滋甚，而矧其俗等花押者。纵使古曾有此，天下事岂必古人便可法乎？

顾苓曰：白文转折处，须有意，非方非圆，非不方不圆，天然生趣，巧者得之。起刀、住刀处亦然。

朱简曰：使刀如使笔，不易之法。正锋紧持，直送缓结，转须带方，折须带圆，无棱角、无臃肿、无锯牙、无燕尾，刀法尽于此矣。

江高臣曰：坚者易取势，吾切玉后，如水晶、砗磲、玛瑙、兕角、象牙，皆取其坚，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坚者鲜矣。

《困学纪闻》曰：潏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乡官也。《说苑》：乡官，又有祭正，亦犹祭酒也。

按：予所见“祭尊”印，有“东昌祭尊”、“南孟祭尊”、“上官祭尊”、“宜士祭尊”、“万岁祭尊”、“单人祭尊”、“始乐但祭尊”、“千岁单祭尊”、“广世无极奉亲单祭尊”、“长生安乐单祭尊”等印。

赵彦卫曰：古印作白文，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今仓廒印，近之矣。

顾大韶《炳烛斋随笔》云：凡物之凸起者，谓之牡，谓之阳；凹陷者，谓之阴，此一定不易之词也。盖大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则以凹陷者为阳文，凸起者为阴文，盖古来之传说固然。求其说而不得，则曰以其虚称阳；以其实也，故称阴。不知此瞽说也。凡后人之印章，以印纸，故凸起处其也，故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处，其印文反凹；而凹陷处其印文反凸。所谓阳文，正谓印之泥，而岂文凸也；所谓阴文，正谓印之泥，而其文凹也。盖从其所印言之，非从其所刻言之也。不察古今之异，而妄为影似之解，其贻误后学深矣！又云：凡古人书牍，俱用竹简，或用木札，既书，则泥封之，而加印于其上，以为识。《周礼》之所谓玺节、《左传》之所谓玺书，其制大率可想也。秦、汉封禅，则书以玉册，封以紫泥，印以玉玺，致于上书言事，在书或用绢素，盛以绽囊，其用印，想或用于绢素之上，当更详之。

《因树屋书影》曰：汉制，皇太子，金印龟钮；诸侯王，金印骆驼钮；列侯、丞相、将军，金印龟钮；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银印龟钮；千石以上、光禄大夫、无六百石以上，铜印鼻钮；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谒者，即无秩二百石以上，铜印鼻钮；太子、将军曰“章”，馀皆曰“印”。馀按：官印如此，计其私钮，亦必从官，故今所得坑墓汉印，诸钮不一，必非贵而下拟，贱而上僭也。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传记，后世何从考之，此虽细事，博古家亦当晓之。其馀狮、象、辟邪、覆斗、亭钮之类，则不可知矣。

米氏《书史》曰：印文须细，圈细与文等。我太祖“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王诜见馀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作细圈。

《考古纪略》曰：古人名印中，偶见字旁有龙虎环抱者，其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龙虎形象，略存其意，亦有一种古朴处，最是可爱，后人学之不善，作意描画，反觉不堪。夫龙虎原非印中必须，古印内不过偶一见之，与其学而贻诮于识者，何如不学为藏拙耶？

周亮工《印人传》曰：梁千秋妾，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辄怒曰：要侬凿山骨耶？

按：《汉书》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古之官印不过寸许，私印更小。六朝以降，始渐大，犹未悬绝。至前明私印，且有大于官印者，亦见出女子下矣。

甘旭曰：六代书简奏疏上，用“某人启事”、“言事”、“白事”、“白笺”、“言疏”等印，极当。近于书简用“某顿首”、“再拜”、“敬缄”、“谨封”、“护封”者，俱时俗所为，决不可从，封固处只用一名印足矣。又云：秦、汉止有名印，晋至六朝间有表字印，唐、宋始盛行。近有用“某人父”者，讹谬特甚，若“某道人”，“某山人”、“某某子”之类，古无此制。

《撷芳录》曰：馀见“江左周郎”四字铜印。今以地名小字刻印者，大都仿效是式，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终非大方。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曰：印章之制，始于秦而盛于汉。然只记姓名及官阶耳。至宋元始有斋名及别号。

张应文曰：晋、汉印章，馀所蓄所见约数十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间有小字者，别无闲散道号、家世、名位，引用成语。惟单字、象形禽鸟、龙虎、双螭、芝草圆印有之。若“子孙永宝”、“宜尔子孙”、“子孙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即为闲文矣。

叶盛《水东日记》曰：图书印信之说，具印史等书。盖自汉以来固有之，而元为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号、书堂斋舍而已。虽亦有“尊德乐道”、“笔精墨妙”等印，终非雅制。尝见八十年前两伍张氏所刻家乘，一时诸公图记，尚有典型。后来奇巧溢出，渐不足观。近又有摘古人语以寓己意，或自造语，以为谦己自励之词，皆非也。其“书不尽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谓“保傅”、“尚书”、“大学士”章，则又可厌矣。

周亮工曰：文国博为印，名字章居多，斋堂馆阁间有之。至何氏，则以世说入印矣。至梁千秋，则无语不可入矣。吾未见秦汉之章，有此累累也，欲追踪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恶，望而知为近今矣。

云门山樵张绅《书朱伯盛印谱后》曰（朱伯盛，名圭，昆山人）：馆阁诸公，无不喜用名印，虽草庐吴公，所尚质朴，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绝不用其制。吾竹房论著甚详，然其所用，却又多非合作。赵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宫道人”。在京与李息斋、袁子方同坐，适用此印。袁曰：水晶宫道人，正可对“玛瑙寺行者”，合座绝倒。盖息斋原居庆寿寺也。鲜于郎中一印曰“鲜于伯几父”，吾子行曰，可对“尉迟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尝作小印，曰“好嬉子”，盖用吴中方言。一日，魏国夫人作马图，传至子行处。子行为题诗后，倒用此印。观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晓。他日文敏见之，骂曰：个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时，文人滑稽如此，情怀可见，今不可得矣。馀座主张先生仲举在杭，一印曰“平皋鹤叟”，盖用杭州三山名：临平、皋亭、黄鹤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云烟过眼录》载姜白石印文“鹰扬周郊，凤仪虞廷”，盖以其姓字作隐语。辛稼轩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书史》言“刘巨济符”，“符”字亦好奇耳。

《梅庵杂志》曰：古官私印外，表字印亦不多见。宋后用闲杂字印于书幅之首，谓之引首，杜撰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违，何耶？

都穆《听雨纪谈》曰：前代有“某氏图书之记”，惟以识图画书籍，今刻私印，亦曰“图书”，误矣。

朱必信曰：古来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别有图画书籍间所用印，名为图书记者，始于赵宋。金天会十三年，得有宋“内府图书之印”，此即“图书”之始，而非古法也。至于称名印概为“图书”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误也。

陆容曰：前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曰“某人图书”。今人以此遂概呼印为“图书”，正犹碑记、碑铭，本谓刻记铭于碑也，今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王基曰：作印，非以整齐为能事，要知古人之法，会字画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即自负擅长，当时群公贵客，妄为称道。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汉印为何物，或见之，亦曰篆法不同于《说文》，刀法未造及整齐，门外俗夫闻之以为妙论。即以品评天下之印，遂令人不知学古，只知字画工整为能也。

《考盘馀事》曰：今之锲家，以汉篆刀笔自负，将字画残缺，刻损边旁，谓有古意。不知顾氏所集四千馀印内，无十数损伤，即有伤痕，乃入土久远，水锈剥蚀，或贯泥沙，剔洗损伤，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窃其损伤形似乎！

张舍人埙曰：汉印多拔蜡，故文深字湛，其有剥烂，则是入土之物。今人仿汉印，有意脱落，字无完肤，此画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岂不甚愚也哉？

程孝廉瑶田曰：今之业是者，务趋于工致以媚人，或以为非，则又矫枉而过乎正，自以为秦汉铸凿之遗，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花侵蚀、坏烂之剩馀，岂知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者乎？

王基曰：印篆之病有三，闻见不博，笔无渊源，一也；偏旁点画，凑合不纯，二也；经营位置，妄意疏密，三也。

袁三俊《篆刻十三略》曰；苍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乔松，必古茂青葱，郁然秀拨。断非荒榛断梗，满目苍凉之谓。又曰：光即润泽之意，整齐者，固无论矣。亦有锋芒毕露，而腠理自是光润。否则似物迷雾中。不足观也。又曰：人有服饰鲜华，舆从络绎，而驵侩之气令人不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诸体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气象，终非能事。

米氏《书史》曰：画可摹，书可临，惟印不可伪作，作者必异。王诜刻“勾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予辨出“元”字脚，遂服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

毛奇龄曰：摹印各有质，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摹则各有其质；而今只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蜗庐笔记》曰：文太史印章，虽不能法秦汉，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陈、隋之意，至苍茫古朴，略有不逮。今之专事油滑，牵强成字者，诸恶毕备，皆曰文氏遗法，致为识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岂如是乎？

按文氏父子印，见于书画者，深得赵吴兴圆转之法。此如诗之有律，字之有楷，各为一体，工力非易，毁之者讥其变古，誉之者奉为正宗，皆所谓不关痛痒也。

甘旸论历代印曰：汉因秦制，而变其摹印篆法，增减改易，制度虽殊，实本六义，古朴典雅，莫外乎汉矣。魏晋本乎汉制，间有易者，亦无大失。六朝因时改易，遂作朱文白文。印章之变，则始于此。唐因六朝作朱文，日流于讹谬，多曲屈盘旋，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宋承唐制，多尚纤巧，其文用斋、堂、馆、阁等字，较之秦汉，大相悖矣。元时六文、八体尽失，印亦因之，绝无知者。至正间，有吾丘子行、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工巧是饰，虽有笔意，而古朴之妙，则犹未然。又论摹印篆法曰：摹印篆，汉八书之一，以平方正直为主，多减少增，不失六义，近隶而不用隶法，绝出周籀，妙入神品。汉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论篆法曰：印之所贵者文，文之不正，虽刻龙镌凤，无为贵奇。时之作者，不究心于篆，而工意于刀，惑也。又论刀法曰：墨意宜两尽，失墨而任意，虽更加修饰，如失刀法何？又论增减曰：汉摹印篆中有增减之法，皆有所本，时人不知六书之理，立意增减，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矣。又论阴阳文曰：上古玺书，封以紫泥，馀皆折简封蜡，用白文印印于蜡上，其文突起曰“阳”。后代制有印色印之，其文虚白曰“阴”。古所谓阴、阳文者，言其用，不言其体。又论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双字名印当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后。若一顺写，则名之二字必分而为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连之意也。其单字名印，不宜回文，只当顺写，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字则在后矣。如斋堂闲杂等印不用回文，用则失款耳。又论名印曰：上古用印以昭信也，当用名印为正，姓名之下，止可加 “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氏”字与闲杂字样俱不可用，用之则不合古体，亦且不敬耳。又论重字印曰：印有重字，布置当详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者加二点以代。如以一字作两样篆者，则又涉于杂，而章法之正失矣。又论破碎印曰：古之印，未必不欲整齐，而岂故作破碎？但世久风烟剥蚀，以致损缺模糊者有之，若作意破碎，以仿古印，而文法、章法不古，宁不反害乎古耶？

晁公武三荣《郡斋读书后志》曰：《印格》一卷，皇朝杨克一撰。克一，张文潜甥也，文潜尝为之叙。其略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补之，爱之尤笃，悉录古今印玺之法，谓之图书谱；自秦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

朱简曰：上海顾氏、嘉兴项氏所藏铜玉印，不下四千方。歙人王延年为辨出宋、元印十之二，刻为《集古印谱》，可谓博矣。然而玉石并陈，真赝不分，岂足为印家董狐耶？近又有滥收顾氏弃馀，及迩来伪造，合为《秦汉印统》，是以蜣丸而充苏合，亦印谱之厄也。

按：宋皇祐初，命太常摹历代印书为图，宣和集印史，踵事日多，如王俅、王厚之、颜叔夏、姜夔、吾丘衍、赵孟𫖯诸家，各有图谱，然皆集古，非自作。前明嘉隆以后，始自为谱。李云谷云：刻印者，仿古数章，首列诸巨公数章，索李大泌、王太虚一序，便侈然成谱，以作者自命，岂不大可耻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