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三
作者:苏轼 北宋
本作品收录于《东坡全集‎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后天子得优游无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国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扰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责成,使西北不过为未诛之寇,则中国固吾之中国,而安有不可为哉。于此之时,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请言当今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当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从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从而尤其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如此,则虽至于覆败、死亡相继而不悟,岂足怪哉。

    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恐后世无所执守,故贾谊、董仲舒咨嗟叹息,以立法更制为事。后世见二子之论,以为圣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变改,以惑乱世主。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国家法令凡几变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议,患天下之士,其进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为之法,曰中年而举,取旧数之半,而复明经之科。患天下之吏无功而迁,取高位而不让也,故为之法,曰当迁者有司以闻,而自陈者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实非大有益也。而议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窃以为过矣。

    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茍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

    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古之兴王,二人而已。汤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与之,而后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经营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无后患,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行。其所欲用,虽其亲爱可也;其所欲诛,虽其仇隙可也。使其心无所顾忌,故能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及至后世之君,始用区区之小数以绳天下之豪俊,故虽有国士,而莫为之用。

    夫贤人君子之欲有所树立,以昭著不朽于后世者,甚于人君,顾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夺,只以速天下之乱耳。晁错之事,断可见矣。夫奋不顾一时之祸,决然徒欲以身试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挟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与有为。而沈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后发,茍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测,而示其可信,则彼孰从而发哉!庆历中,天子急于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远虑而未有所发也,虽天子亦迟之。至其一旦发愤,条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举朝喧哗,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

    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独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茍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臣以为宜如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恶,而谗人之所由兴也。是故先主拒关、张之间,而后孔明得以尽其才;苻坚斩樊世,逐仇腾,黜席宝,而后王猛得以毕其功。夫天下未尝无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勤,相须甚急,而相合甚难者,独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测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铿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岁复一岁,而终无以大慰天下之望,岂不亦甚可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