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汤荆岘书 中华文库

两函并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产博物之能，子政多闻之敏，而下问及于愚耄，不知臣精销亡，少时所闻，十不记其二三矣。

闻之前辈老先生曰：《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讳《实录》之名，而改为《圣政记》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为靖难一事。如弃大宁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边事书之甚略，是也。至于颍、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终，则初修必已讳之矣。闻之先人曰：《实录》中附传于卒之下者，正也；不系卒而别见者，变也。当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国公诗》曰：“所以恩泽终，颍宋乃反是。”盖谓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谓之诛。且以汉事言之：武帝之于刘屈牦，谓之诛，可也；成帝之于翟方进，谓之诛，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观卒后恩典之有无隆杀，则举一隅而三可反矣。至于即主位之月日，当如来论，以《实录》为正耳。自万历以还，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姑以目所尝见之书，其刻本则如《辛亥京察记事》《辽事实录》〈（王在晋）〉，《清流摘镜》〈（王岳）〉，《傃庵野抄》《同时尚论录》〈（二书并蔡□□）〉，《悫书》〈（蒋德璟）〉；抄本则如《酌中志》〈（刘若愚）〉，《恸馀杂记》〈（史惇）〉之类皆不可阙，而遽数之不能终也。搜罗之博，裁断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