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引言 中华文库

　　　　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流传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崔述《考信录提要》上，页一〇。凡本帙所引崔书页数，均照亚东图书馆新印顾颉刚先生标点本。）

　　　　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同上，页九）

　　　　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同上，页一八）

　　　　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同上，页三四）

　　西历1824年，当清道光四年，一个云南石屏州人，陈履和，在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做知县，把他的老师崔述的一部不朽的遗著（《崔东壁先生遗书》）刻成。刻成的次年，陈履和遂病死了。他死后“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一子甫五龄，并无以为归计”。幸亏当时署金华府知府的萧元桂替他设法弥补亏空，把《东壁遗书》的板本二十箱留存金华府学，作为官物交兑；他并且邀集金华府各县的同官，捐助刻资六百两，方才把陈履和的家眷送回云南去。（以上据《萧元桂东壁遗书序》）

　　明年（1924），就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了。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约二十年前（1903—4）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方才渐渐知道有崔述这个人。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颇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三十四期曾发表一篇《崔述传》颇能指出他的方法的重要；他说：

　　　　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浅识者流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录》一书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

刘氏之言并非过誉。但此外竟没有别人作同样的介绍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虽有专论清代史学的一节，但竟不曾提及崔述的名字。

　　当崔述生时，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著述在那个汉学统一全国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陈履和做他的《行略》时，也说他“老未登第，官又不达，且其持论实不利于场屋科举，以故人鲜信之。甚有摘其考证最确，辨论最明之事，而反用为诋諆者”。然而崔述却不很介意。他到了晚年，自己编定全集的目录，并且自己加上一篇短跋（见今陈刻本《遗书>第一册；）在这跋里，他很慷慨的告诉我们道：

　　　　世之论者皆谓经济所以显名于当时，著述所以传名于后世。余之意窃以为不然。人惟胸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纸笔以抒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计也。

他的《考信录》做成之后，他自己作一篇《书考信录后》说：

　　　　君子当尽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间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于怠惰而不一言，以负天地而负父母乎？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

　　这两次庄严的宣言都可以表示他著作的精神。他自己只是“欲不吐之而不能”，故发为文章，并不计较他的著作传与不传。然而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明年到了《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若还没有一篇郑重的介绍出来，我们就未免太对不住这位新史学的老先锋了。况且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战国、秦、汉之书多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我们读他的书，自然能渐渐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该疑；他认为伪书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这是中国新史学的最低限度的出发点。从这里进一步，我们就可问：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扫空了一切传记谶纬之书，只留下了几部“经”：但他所信的这几部“经”就完全无可疑了吗？万一我们研究的结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几部“经”也全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么，我们的新史学的古史料又应该从那里去寻？等到这两个问题有了科学的解答，那才是中国新史学成立的日子到了。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

　　我为以上种种原因，作这篇崔述的绍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