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二_崔述的年谱（上） 中华文库
| 二 崔述的年谱（上） 作者：胡适 |
乾隆五年，庚申（1740）
七月二十九日，崔述生。
述之生也，未弥月，先君即抱述怀中，指谓吾母李孺人曰：“愿儿他日为理学，足矣”。（《考信录自序》；又《先府君行述》）
赵翼生于1727，已十四岁；姚鼐生于1731，已十岁；章学诚生于1738，已三岁。
乾隆六年，辛酉（1741）。二岁。
是年惠士奇死。
乾隆八年，癸亥（1743）。四岁。
弟迈生。
甫解语，先君即教述识字；四岁，即教之读书，未尝令与群儿戏；蒲博管弦，斗鹑猎犬之事未尝令一涉于耳目也。（《自序》；参《先府君行述》）
自述解语后，即教之识字；遇门联扁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务使分别四声。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识字稍多，则令读《三字训》若《神童诗》；随读随为讲说。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即先君有事，或不暇授书，述亦能择取其浅显者自读之。（《考信附录》一，页一二）
先君教述，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同上，页一四）
述自能行后先君多以自随，不使与群儿戏。先孺人亦然。（同上，页一五）
是年邵晋涵生，戚学标生于去年（1742），已二岁。
乾隆九年，甲子（1744）。五岁。
伯祖崔瀚死。（《先府君行述》）
述五岁，始授《论语》。每一字旁，先君必朱书平上去入字，不使误于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遍，以百钱置书左，而递传之右。无论若干遍能成诵，非足百遍，不得止也。既足，则令少憩，然后再授如前。《附录》一[1]，页一二）
是年汪中生，钱坫生，王念孙生，任启运死。
乾隆十年，乙丑（1745）。六岁。
父元森奉父命出嗣为崔瀚后。
《论语》既毕，继以《孟子》，《小学》。每日不过一生书，一温书，不令多读，恐心不专，故也。惟《大学》、《中庸》乃先孺人于黄昏时口授述而成诵者，大约亦在五六岁时也。
《小学》乃日用躬行之要，而文义亦易解，宜于初学。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敢有蹉跌，以有先入之言为主故也。（《附录》一，页一一——一二）
乾隆十一年至十八年，丙寅至癸酉（1746—1753）。
七岁至十四岁。继续受家庭教育，我们仍引他自己的话来叙述这一个极重要的时期：
南方人初读《论》、《孟》，即合朱子《集注》读之；读《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后，再读经一二种，然后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先君教述读注，皆不然。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后经注合读，亦五十遍。于温注时，亦然。先君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之文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附录》一，页一三）
这一段是极有关系的。崔述在他处，也详叙这个读经的方法。《考信录自序》云：
先君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
这个方法是崔述一生最得力的方法。这个法子实在是从朱熹得来的。朱熹论读《诗经》的方法道：
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如人拾得一篇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一局局定，便看不出。（《朱子全书》三十五，页一五）
崔述的《考信录》的基础，便建筑在这个方法上，所以他的《自序》又说：
自读书以来，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
这个方法虽然也有过任主观的危险，但大可以医盲从古人和墨守旧说的毛病。
崔述自叙他少时读《诗经》的经验如下：
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诵。至十岁后，始阅朱子《诗传》，亦不知何为“诗柄”。又数年，始见《诗序》，亦不知其可宝贵者何在。以故，余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读风偶识》）
这里他用的方法与上文说的正相同。
他读《易》也是如此的。
《易》自朱子始复古本之旧。至明，复用今本刻朱子《本义》，坊间遂无复鬻古本者。先君乃遵古本，手自抄录，俾述读之。
他读《尚书》似乎很晚，他在他的《古文尚书辨伪》里说他十三岁始读《尚书》。
以下引的材料杂论崔述的家庭教育的其他方面：
先君课述兄弟读书，务令极熟，每举前人“书读千遍，其义自见”之语以勖之。十余岁时，每夕侍寝，必令背诵旧所读书若文。旦醒后，亦如是；从行道中，亦然。今人读书，惟重举业；自《四书》讲章时文外，他书悉所不问。先君教述，自解语后，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后，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于学问者，无不耳提而面命之。开讲后，则教以儒、禅之所以分，朱、陆之所以异。凡诸卫道之书，必详为之讲说。神异巫觋不经之事，皆为指析其谬。以故，述自成童以来，阅诸经史百家之书，不至“河汉而无极”。
先君教述兄弟，从不令阅时下讲章；惟即本文朱注细为剖析。有疑义，则取诸家论辨之书别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陆稼书先生之《大全困勉录》，《松阳讲义》，尤所爱玩，不时为述讲授者。
先君教述为举业，必令先自化（成化）治（弘治）名家入手；以泰安赵相国（赵国麟）所著《制义纲目》，及所选《文统类编》为金针，使之文从字顺，章法井然，合于圣人语气，然后使读嘉（嘉靖）隆（隆庆）以后之文。每曰，“作文只是发挥圣贤道理；此外别无巧法”。于天（天启）崇（崇祯）诸家内，有议论精卓，切于世事者，尤所深赏，使述熟读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风气，敷衍墨调也。（以上均见《附录》一，页一三——一五）
他的父亲的教育方法，很有令今人惊叹佩服之点。如下引的一段，竟是很新的教育法：
先君教述兄弟虽严，然不禁其游览。幼时，不过旬月，即携之登城（城在宅后，故尔）。观城外水渺茫无际，不觉心为之旷。外城上礼贤迓旭两台，亦往往携之登眺。盖恐其心滞而不灵，故也。其后述每遇佳山水，辄觉神识开朗，诗文加进，知幼时得力于景物者多也。（同上，页一五）
有这种慈爱的美感夹在里面，便使人不觉得这种家庭教育的严肃可畏了。崔述自己常常称道他父母的慈爱；如云：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殇，先君爱之甚。故述之生也，钟爱莫与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饮食居处，无刻不萦于心。有疾，则顾复抚摩，殊不自惜也。
然虽爱之，而未尝纵之；惟爱之，愈不肯纵之。幼时，两餐皆为之限；非食时，虽饥，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饼饵，从不为买食之。衣取足以御寒，不令华美。有过辄督责之，不少贷。（《附录》一，页一六）
他的母亲李孺人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妇人。崔述说：
先孺人最慈爱子女。述幼时，在家中读书，常令之服手足之劳。或读于外塾，归家后，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气滞，身弱易病也。北方昼长，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归，母即按之床上，令睡；饭熟，乃唤之起，恐其饭后盹睡，致停饮食也。（《附录》一，页一五——一六）
述幼而羸弱，见者皆以余为不寿。使非吾父吾母调护周备，断不能至三十以后。犹记十四五岁时，尝得腹疾，先孺人百方为之营救，竟以渐愈。（同上，页一六）
我们看约翰弥儿（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知道他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受他父亲詹姆弥儿（James Mill）的家庭教育的影响最大。詹姆弥儿的成绩虽远不如他儿子那样伟大，然而没有那样的一个父亲也决没有那样的一个儿子。崔元森碌碌一生没有一点著作传下来；然而他的儿子就是他一生绝大的作品。他对于他的儿子抱有无穷希望。崔述少年时，他父亲曾对他说：
尔知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于明道经世之学；欲尔成我志耳。尔若能然，则吾子也。（《序目》，页二七，《自序》）
以此推测，他的第二个儿子名迈，有超越的意思，当然也是他的期望的表示。崔迈天才更高，可惜三十九岁就死了，不能有大成就。
九岁时，祖父濂死。（《先府君行述》）十一岁时，叔祖沂死。（同上）
这七年之中，同时名人的生死有可记者如下：七岁（1746），洪亮吉生；十岁（1749），方苞死；十三岁（1752），孔广森生；十四岁（1753），孙星衍生。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十五岁。
与弟迈（年十二）同至大名府应童子试。时云南石屏州人朱煐（字临川，雍正甲辰进士）做大名知府，“见而奇之，命坐于大堂暖阁之侧。文既成召入内署晚香堂后池上，侍坐良久；复命入内室见吕恭人，各赐以荷包银锭一；且命设食，使子士琬具宾主之礼。食毕，已夜，以府堂烛笼送归寓”。榜发，崔述名第一。至秋，兄弟同入学。（《附录》一，页二三）
是年吴敬梓（《儒林外史》作者）死。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十六岁。
知府朱煐召崔述到府衙内晚香堂读书，和他的儿子士琬等同学。初延安庆张前赞为师，继延归德李桓。李桓去后，朱煐自教他们。（《附录》一，页二三）
是年全祖望死。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十七岁。
在朱煐衙内读书。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十八岁。
在朱煐衙内读书。
五月，漳水决，魏县城没于水。崔家屋尽颓，财产器用都沉在水里。他的父母移家城外，数月未有宁居，日惟以扁豆充饥。霜降后，他们还穿单衣。冬不能具炉火；寒甚，李孺人藏砖灶中，夜间取出，以暖被。（《先府君行述》；《先孺人行述》）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十九岁。
在大名读书。
春，水退，父母复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风雨。
三月，魏县知县王沛生因朱煐的嘱托，聘请崔元森到本县义学去教书，他家才勉强可以糊口。
十月，政府废除魏县，并入大名县。（以上均据《先府君行述》）
是年除夕，崔元森有示儿诗：
壮强都浪掷，衰病此侵寻。奋力难追昔，修持不懈今。闲家情嗃嗃，启后意深深。率教违严训，贤愚尔自斟。（《附录》一，页一六）
崔元森的著作，现在只存这一首诗，故可宝贵；这首诗也可以写出他家父子在那极困穷的时候互相勉励的情状。
是年汪师韩五十二岁，北游至京师及保定，制府方观承（字遐谷，号问亭，安徽桐城人，官直隶总督，谥恪敏，有《述本堂诗》、《问亭集》等书）延之主广平清晖书院。（《上湖纪岁诗编》四，页一——二）他生于康熙丁亥年（1707）。
是年惠栋死。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二十岁。
在大名读书。
大名县知县秦学溥（字耐圃，山西凤台人）的父亲秦峤闻崔述之才学，延之往见，并嘱学溥厚恤崔家。（《附录》一，页二七；此事不知在何年，以文中有“年甫弱冠”之句，故系于此年。）
崔述少年时代读书已有疑古的倾向。今附载两件事于此：
（1）《论语》 余五六岁时，始授《论语》，知诵之耳，不求其义也。近二十岁，始究心书理；于公山佛肸两章，颇疑其事不经，然未敢自信也。逾四十后，考孔子事迹先后，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后人所伪撰。然犹未识其所以入《论语》之由也。六十馀岁，因酌定《洙泗馀录》，始取《论语》源流而细考之，乃知在秦、汉时传齐、鲁《论》者不无有所增入，而为张禹采而合之。始决然自信而无疑。（《洙泗馀录》三，页三八——三九）
（2）《尚书》 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刺谬。又数年，复觉其事实亦多与他经传不符。于是始大骇怪。（《古文尚书辨伪》一，页一）
近二十岁时的怀疑，直到六十岁以后始能解决，可见怀疑真是一种麻烦的习惯。怪不得绝大多数的懦夫终身不敢一叩怀疑之门！
是年顾栋高死。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二十一岁。
在大名读书。
秋，应顺天乡试，中副榜。有《中副榜后戏作诗》：
应是天怜失意频，秋来暂许住成均。蓝衫已觉开箱旧；黄顶都惊入眼新。半喜半忧今日意；欲歌欲泣此时身。乡邻未识长安事，问是生员是举人。（《知非集》）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二十二岁。
在大名读书。朱煐延松江丁夏陛教他们。（《考信附录》一，页二三）四月，祖母徐氏死。
七月，水复没城，全家移居村中，月馀始入城，时水尚深数尺，出入皆其父亲自操舟。十一月，水复至；全家复移村中。（《先府君行述》）
是年陈履和生（据陈履和《上东壁先生书》，及《显考行略》），张惠言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二十三岁。
在大名读书。
七月，水尽退，移家入城。他家屡被水患，迁徙无定，家更贫落，至无隔宿之粮。大名知县秦学溥时周恤他们。（《先府君行述》）
是年朱煐调永州府知府。崔述与崔迈送他到临清。崔述十四年后（1775）《祭朱公文》有云：
不阶尺书，罗之署内；扶持吹嘘，饮食教诲。八年终始，雨夕风晨；经传马帐，雪立程门。
他在朱煐署中读书凡八年（1755—1762），受的益处极多。他自己说：
余自入署后，非但从公学举业，且得纵观海内之书，交游天下之士，以扩其耳目而开其知识。向使余不遇公，即不穷饿以死，亦不过为乡人以终其身，何由能著此书？然则《考信录》之作，由于公之玉成者不少也。（《附录》一，页二四）
崔述少年时遇朱煐，得他的帮助，方才有读书的机会；晚年时遇陈履和，结师弟之谊，履和牺牲一切，替他刊刻遗书，他的著作始得保存于世。这两个人都是云南的南部石屏州人，离大名县万馀里：这真可算是一段遇合奇缘了！
崔述兄弟送朱煐行后，遂入京乡试，兄弟同中式举人。是科溧阳史贻谟（大学士史贻直之弟）为顺天乡试分校得“《易》一”房。崔述之卷适在他的房中；他见其文清真，甚爱之，细为之圈点。至论，亦大赏识之。欲拟以元，阅卷面，知为“北皿”，始大失望。盖故事，十八房官以一人科目最久者为领房，领房中无可为元者始于他房选取。崔述以副榜资格入场，故与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贡监同居“北皿”号中，恐其非直隶人，故不以拟元；拟元必在“贝”号中也。榜发之次日，史问知此卷为崔述，连呼“可惜！可惜！此本拟元卷也”。（《附录》一，页二九——三〇）
崔述兄弟同榜中举人后，始稍稍假庐舍，葺屋宇。然他们的父亲已积劳成病了。（《考信录自序》）
是年江永死。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二十四岁。
崔述兄弟在京应会试。尚未会试之前，中翰李君（直隶长垣人）对崔迈道：“壬午科的房考，一点不通关节的，只有史公和李公宗文两人；其馀的但能分半以荐佳文，就算好了”。史贻谟真是一个公忠正直而又识得文章的人，崔述逢在他手里，所以中了举人。崔述在《考信附录》中记云：
其后余五入会闱未尝得邀一荐，无他，房考中无公在也。向使壬午一科公不得与房考之数，或余卷分入他房，中式与否固未可知也。余年四十以后始为《考信录》，而家计艰难，碌碌苦无暇日。幸有脱稿者，亦无人为抄录之。自挨选得作吏闽中，归里后尚可谋数年之食，始得陆续成稿，佣人抄录，今且谋梓行矣。然则余书之所由成，公之功固不可没也！（《考信附录》一，页三〇）
《考信录》的成功，间接也受史贻谟的帮助，但史贻谟自己却因秉性耿直，不喜附和流俗，致做不到大官，仅做到司经局洗马便止了。
是年焦循生，黄丕烈生。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二十五岁。
入关迎娶成孺人。我作崔述的《年谱》初稿时，尚不知道他娶妻在何年，又不知道他何年游陕西。前年顾颉刚先生寻得《二馀集》，今年洪业先生寻得《知非集》，才知道他的游关中，就是去迎娶成孺人；洪先生考定在这一年。
崔述兄弟自去年（1763）在京会试之后，同行回里，本年（1764）崔述将往邠州，有《将赴邠州次韵留别舍弟》的诗：
同归才数月，此日复东西。分袂暮云暗；回头春草迷。花临河水发；鸟傍华山啼。明夜知何处！临歧手暂携。（《知非集》）
看诗意，像他离家的时候是在春天。他一路上做的诗很多，过华阴时，曾登岳庙后阁去望华山，作《水龙吟》一阕，首句云，
凭栏目极秦川，桃花零落春将暮。
过永寿县时有《永寿县》诗，首句云，
县僻戍楼稀，春寒鸟不飞。
可见他到邠州约在春暮。他这年秋冬均在邠州，《知非集》中的《怀旧赋》和《邠州步月》诗是秋天做的，《雪后登邠州城》和《岁暮即事》诗是冬天做的。他结婚在何时，不能确知，做《怀旧赋》的时候似尚未婚，诗集中有《寄酬韩邠州》的诗，中云：
昔余少年犹未婚，妇翁监州永兴路，看山怀古西入关，执雁迎亲邠之署。当此之时公守邠，吐握曾蒙国士誉。逢人说项不啻口，华筵为我开者屡。豳风九月寒授衣，塞云关月争入句。
或许婚期是在九十月间。他的丈人成怀祖，字兰田，号尚羲，后又更号北樵，大名人，由乾隆六年的拔贡除邠州直隶州州判。他在邠州凡十七年；初任为乾隆庚午（1750）至丙戌（1766）告休，撰有《邠志续笔》，备一方之典故。兼判乾州，历摄三水，长武，永寿，三原等县，所至有声。他又是一个有名的诗人，著有《塞上草》一卷，《关西橐草》四卷，《关西橐草》曾由汪师韩为他作序。他当乾隆十九年准噶尔之役，曾在刘统勋（字延清，号尔纯，诸城人，康熙进士，官东阁大学士，谥文正）幕府里，是一个很有办事才的人，《塞上草》便是此时做的。（《上湖文编补抄》下《成君墓志铭》，页三〇——三二；《知非集》）他的事迹见《大名县志》（三十五，页一三——一五）和汪师韩为他作的《墓志铭》（《上湖文编补抄》下，页三〇——三二。）他的著述已不易得见，陶梁《畿辅诗传》里尚录有他的诗十二首。（《畿辅诗传》三十五）成家为大名第一大族，我从《大名志》里钩出一个世系表如下：
【世系表不录】
成孺人承著这样丰厚的遗传，所以富于文学上的修养，能作诗歌，能做他丈夫的一个佐读的伴侣。她著有《二馀集》，未出阁时所做的诗名《绣馀吟》，既出阁后所作的诗名《爨馀吟》，后来她丈夫编入《遗书》中，名为《细君诗文稿》。她自序云：
余从先大人宦关中，时年十有一矣：先孺人始教之识字，读唐人诗数十首；先君公事之暇，时命与兄姊为偶语。暨年十四五，侍先君侧，……辄不自揣，遂学弄韵。……然先孺人课女红严，无暇读书，亦未知讲求声律，是故所作多小儿语，亦有不成章者。
她死后，她的丈夫曾经替她做了一篇传附在《细君诗文稿》之后。但不幸细君诗文稿，陈履和不及刻出，这篇传遂也连带的遗失了。所以对于她的事迹，我们很少明白，顾颉刚先生得到的《二馀集》抄本，内容只有寥寥的一首赋，四首词，三十六首诗，也没有多少事迹可考。她在《自序》篇末具名成静兰，她的字叫纫秋，是最近（二十年四月）洪业、顾颉刚二君到大名看了崔述坟上陈履和书的墓碑才晓得的。
崔述这年在邠州，上有成怀祖这样一个诗家，又有知州韩成基也是一个既爱才而又好诗的人，《知非集》中说：
忆我亲迎西入关，君子之光始窥牖。论诗从此得津梁；饮酒甯须计石斗。（《题妇翁成北樵先生爱莲图》）
豳风九月寒授衣，塞云关月争入句。千言立就飞相酬，舆台传送走若惊。（《寄酬韩邠州》）
可见他这时对诗很努力，他在《知非集自序》中说：“年二十五始致力于古诗”，以后他很做了不少的古诗。
是年阮元生。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二十六岁。
崔述和成孺人出关回大名。《知非集》中有《留别韩邠州》诗云：
驿临渭水冰初绽，……梅花片片促离愁。
又《寄酬韩邠州》诗中也说：
春风催别杨柳新，扁舟东渡咸阳渡。
可见他们离邠的时候是在二三月间。成孺人《绣馀吟》的最后一首是《晓发》，也是在东归途中作的，她说：
云埋古戍驿楼空，回首秦川失旧踪。……遥忆天涯双白发，归甯何日泪千重。
初嫁女的声口宛然。
是年漳水复满进城。乙酉丙戌两年之间，水三次进城。
大名县知县秦学溥买屋于礼贤台畔，送给崔述居住。礼贤台在魏城东南隅，俗传是魏文侯馆段干木的故址。崔述有《礼贤台新居记》云：
礼贤台……南倚郭北望城。其前则漳水环郭而东折，岸狭流驶，林木蓊蔚，其上则敞亭三楹，矗塔数丈，左右房序，庖湢之处悉具。后则湖水回环，周十馀里；城处其中，若岛屿然。湖中植荷数顷；夏秋花发，香满亭内。雨后启轩，则太行诸峰蜿蜒起伏，毕列槛外。柴门烟井，历落于芦洲蓼渚间，亦可谓魏城之巨观矣。
乾隆丁丑（1757），城没于漳，官舍民庐，椽薪壁砾，而台亦就荒。又八年，予始卜居来此；亭榭轩槛已无复有存者。惟孤塔岿然插云，及柏下断碑数片而已。若乃清秋雨霁，倚篱极目，则平沙远浦，禾黍上下，昔日之佳花芳树所敷披也。颓垣废屋，荒榛平楚，昔日之楼台廛市所错绣也。牧童樵叟，悲吟呕哑，昔日之游人士女兰浆桂棹所歌舞而喧阗也。……犹记曩为童子时，从父兄乡先生游憩于此，倚树下瞰，平波万顷，菡萏扬华，红素间映；北望迎宾门隐隐如洞，行人往来蠕蠕然若蚁之出入于穴中：悸心骇目，栗栗欲坠。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而盛迹已尽矣！（《无闻集》三，页一四——一五）
是年成孺人有《水后九日呈姑》诗云：
野水犹环屋，荒城三两家。……爨罢吟新句；针馀奉晚茶。曾闻敬姜语，劳亦不须嗟。（《二馀集》）
又有《魏台晚眺》诗云：
野水绕孤台，月明旷远目。……雨过暑全消，云尽天新沐。星月落水中，微风碎珠玉。只此可忘机，何须觅林麓！
这多是在极困苦的环境之中能自己排遣愁烦的诗。《二馀集自序》云：
于归后，家綦贫，无人代操井臼，诸劳苦琐事无不身亲，是〔以〕更无暇学诗。然舅姑喜读书，因未尽弃旧业。舅多病，每呈诗至，则为一破颜失所苦。而小娘亦略知声律，常唱和于针线刀尺间。
陈履和根据了这段话，所以在《东壁先生行略》上说：
暗斋先生……见先生学日富，而新娶成氏妇才且贤，炊爨馀闲，佐读不辍，时复呈诗于翁姑以博欢笑，益怡然忘所苦。
是年崔述入都，成孺人有《送君子入都》诗：
悲兮生别离，况是新相知。……萤窗须努力，春色莫教迟。八口沟隍里，双亲望眼穿。敢将儿女泪，沾洒向君前。（《二馀集》）
又有《怀远》诗是同衣裳寄给崔述的：
惆怅连宵风雨频，征衣制就寄无因。遥怜卧病长安客，谁解绨袍赠故人？（同上）
崔述也有《细君寄衣并诗至赋此答之》诗：
读罢回文泪满巾，鸳帏刚是一年新。不嫌德曜如卿丑；却惜梁鸿似我贫。客馆病迟归去梦；征衣瘦称别来身。明年准拟攀乔本，款语妆台莫怆神。（《知非集》）
从这几首诗中，很可看出他们的恩爱和艰困的境况。
秋间崔述在京遇董公常，晨夕过从，畅论书史者数月，至岁暮始别。（《无闻集》三，页一）有《送董公常南归》诗：
……与君同乡更同客，欲共君归归未得。为君今夜发清歌，明日君归奈我何！（《知非集》）
又有《忆旧游诗寄朱松田》：
忆我与君惜年少，把酒晚香（堂名，在郡署东偏）乘夜凉。……自谓与君有仙骨，世人未许同翱翔。……年年此时共欢乐，岂知一旦成参商。惆怅清原分手去，湘水茫茫苍梧暮。湖南已恨信音稀，何况雁飞不到处。我亦漂泊风尘间，数年未得开心颜。回首旧游如天上，惟有梦中时往还。……问君南归何日来？……胸中无限磈礧语，留待松田来时吐。（《知非集》）
松田即朱煐之子士琬，天资聪慧，崔述在朱煐署中读书之时，和他甚相知爱。有时崔述回家省亲，或旬月未返，松田常很记念崔述；崔述不见松田，也觉得不爽快。松田随朱煐到永州去时，曾将道中题咏寄给崔述；崔述也以入关道中所作报松田。至此又作此诗寄他。（《考信附录》一，页二五——二六）
是年汪师韩五十九岁，主保定莲池书院。（《上湖纪岁诗编》）他在莲池凡十年（1765—1774）。
崔述在京度岁，有《乙酉除夕》诗：
一身辞故园，千里度新岁。不如田舍翁，骨肉同一醉。（《知非集》）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二十七岁。
是年大名知县秦学浦升保定同知，崔述送行诗有云：
我时弱冠喜文翰，闭户耻作阳桥鱼（《说苑·政理篇》：“夫投纶错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阳桥，是一种白鱼；桥亦作鱎）。伯乐一顾倾冀北，罗之门下真吾徒。
又云：
文侯昔馆段干木，遗址今在东南隅。诛茅作室俾我宅，伯夷所筑聊可娱。
后来秦学溥升易州知州，真定府知府，补顺德府知府，崔述都曾到他衙里去过。后来他做到苏松粮道，因事免职。（《附录》一，页七——二八；秦学溥离开大名的年，是从《大名县志·官师表》里寻出的）
仲春，崔述、崔迈在北京和内黄纪闻歌（字东川）相遇。（《知非集》纪序）
是年成怀祖移疾东归，其子成诚请崔述题《爱莲图》。（《大名县志》，《知非集》）
是年程廷祚死，顾广圻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二十九岁。
馆于武安（彰德府属），与纪闻歌相得甚欢，时或杯酒相往来。纪氏见到他的古文有《封建论》二篇，《治漳策》一篇。此三篇文章现在均已缺失，《无闻集》卷二目录内《封建论》尚著录，不知陈履和何故未刻其文。
八月，纪闻歌序他的诗集《弱弄集》。（《知非集》纪序）
馆武安时，尝自选其古唐体诗若干首，题曰《弱弄集》。内黄纪东川为序之。（《知非集》自序）
《知非集》有《武安雨夜》诗：
斋阁和愁卧，山城入夜清。骤雷惊客梦；寒雨暗归程。多病思家室；长贫望友生。怜才无复古，高枕独伤情。
《二馀集》也有《武安即事》诗：
蓬门昼迥野花香，自卷重帘对夕阳。山色入庭青似黛；泉声过雨沸于汤。尘中踪迹凭谁识？庑下萧条已共尝。从此不须施绛帐，与君归去伴沧浪。
《知非集》又有《九日与纪东川登儒山兼以志别诗》：
……归心浩莫遏，欲去仍盘桓。佳节古所重，别离况无端。遥知同乐处，他日梦中山。
可见他在这年九月间离武安回家了。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三十岁。
《考信录提要》云：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
《行略》也说：
先生觉百家言多可疑，悔从前泛览之误，曰：“此非吾父所谓明道经世之学也。”乃反而求之六经，以考古帝王圣贤行事之实。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欲自著一书以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诬。举子业置不复为。时先生三十岁也。
据这两段，可知崔述著《考信录》的志愿，是定于三十岁时。
他著书的目的，是想要“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诬”；他著书的基本方法：一是“反而求之六经”，一是“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
这几点都是极可注意的。当日的南方大师，正在做一种大规模的运动；这种运动，因为缺乏确当的名称，我们姑且叫它做“汉学运动”。汉学运动的目的，也可以说是要“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诬”。但他们攻击的对象，乃是宋儒，不是秦汉百家之言。他们要“正”的，是《太极图说》，《皇极经世》一类的书；他们要“辟”的，是宋儒自出新意的种种经解。他们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但他们所求的“本”，乃是《尔雅》，《说文解字》，《广雅》一类的古辞书和两汉、魏、晋间人的古训诂。他们也想“反而求之六经”，但他们知道直接回到六经是无用的，结果必至于“望文生义”，用主观的见解来解释古书。所以他们不用直接回到六经的方法，而采用间接的方法：他们想从汉儒间接回到六经。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崔述是否代表“时代的精神”。在精神一方面，崔述和汉学运动是很一致的：同是“考信”的精神。在方法的方面，便不同了：汉学运动走的路是间接的，崔述是直接的；汉学运动想假道于汉儒以至六经，而崔述要推翻秦、汉百家言以直接回到六经。汉学运动因为不满意于宋儒，所以回头去推崇汉儒；崔述因为不信任汉儒，所以崇拜宋儒疑古辨伪的精神，而愿意为他们作后继的援助。崔述父子都是宋学，而且都是宋学中的朱学。
“汉学”和“宋学”，表面上似乎很不同，其实清代的汉学大师，除了惠栋、江藩一班迷信汉儒的人之外，和汉儒的精神相去最远，和宋儒、朱熹一派倒是最接近的。他们无论怎样菲薄宋儒，无论怎样抬高汉儒，但学术史上演进的线索是终究瞒不住的。于今事过境迁了，我们冷眼观察清代三百年的学术，不能不认那推崇朱子的崔述和那攻击朱子最厉害的毛奇龄、戴震同是一条路上的人。他们都很接近朱熹，而很不接近毛公、郑玄！要知道，到了十八世纪，还想回到第一二世纪的许慎、郑玄，是不可能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自以为推翻中世纪而回到希腊时代了；然而他们所谓希腊，究竟还只是十四五世纪的欧洲，绝不是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希腊”不过是近世欧洲人对于中古作战的一种武器罢了。对中古作战，就是他们不能脱离中古影响的铁证。清代的学者也是这样的。“汉学”是清儒对宋儒作战的一种武器。他们反对宋、明，然而他们攻击朱子，便是直接明儒的一个证据。至于他们讲究音韵，训诂，考据等等，更是朱熹以后的宋学嫡派！试问古韵的研究，古书的考订，古训诂的整理，那一样不是宋儒发起的？不过学术界的趋势，总是后来居上，清儒的成绩超过宋儒，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决不可因此就忽略了学术演进的历史。
宋儒不承认中古佛教道教的传统和影响，自以为回到子思、孟子，直接周公、孔子的“道统”；然而他们赖掉的债，终究被毛奇龄、黄宗羲、胡渭等翻出旧帐，加利算还。清儒否认宋、明学者的传统与影响，自以为回到许慎、郑玄的汉学；然而他们赖掉的债，终究被一位同事章学诚（1738—1801）翻开老帐，查了出来。章学诚说：
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干），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甯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此指戴震）……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朱陆篇》）
章学诚能指出戴震是“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这真可算是一种惊人的历史眼光。我们明白了戴震是朱学，然后可以明白崔述世传朱学而仍不失为那个汉学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伟大代表。
崔述作《考信录》的志愿虽定于此时，然而他少年时即富于观察力，勇于怀疑，勤于求证。修养有素，积累有渐，所以他中年以后，发为著述，有那样的精确。我们可汇记他少年时代怀疑态度的表现于下。
（1）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于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后，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
（2）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于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提要》上，页三）
（3）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后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后检阅《正义》，始知其出于《孝经纬》之《钩命决》也。……谶纬之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提要》上，页一一）
是年会试，在北京遇孔广森。《洙泗馀录》首（今印本已移在末）载孔广森《大戴礼补注序录》中论《孔子家语》一节，跋中说，“余昔会试时，曾与检讨相识；年甚少也”。孔广森（1752—1786）十七岁中举人（1768），后三年辛卯（1771）进士；崔述父死于辛卯二月，是年似未赴会试，故他识孔广森似在己丑。崔述与当日的经学大师多不相识；以我们所知他只认得孔广森一人，故记之。
是年有《送栗太初赴纳溪任序》。太初名元，广平人，与崔述同学于朱煐衙中；辛巳成进士，选得纳溪县。（《无闻集》三，页四——六；《广平府志》）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三十一岁。
《知非集》有《庚寅仲夏书事》一诗，记去年大旱本年又旱，四月始种黍。五月将割麦时，被土匪抢割而去。结语道：
顷刻茎穗尽，一粒不得煮。始信为盗乐，不似为农苦。方今太平时，岂宜纵狐鼠！况乃近城市，非有山泽阻。县令不行法，我为嗟何补！
是年崔迈生子龙官，后改名应龙，又改腾蛟，又改伯龙。崔迈共生三子：长应龙，次梦熊，次跃鲸。崔述晚年无子，将抚梦熊为子，不幸梦熊十五岁上死了。后来崔述乃命伯龙以一人承祧两房的宗祀，候他生了儿子再后梦熊。（《先孺人行述》，《东壁先生行略》，《崔元森墓碑》）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三十二岁。
二月十五日，父崔元森卒，年六十三岁（1709—1771）。
《先府君行述》云：
先君捐馆之前一年，预知将终，命家人治后事。未几，果病。病中闻异香满室者三，遂不粒食，十馀日而终。（《无闻集》四，页一〇）
在《考信录》的作者的书里，居然有这种很近于迷信的记载，岂非大可怪的事？然而这也不很可怪。崔元森究竟是一个闻见很狭陋的理学先生；他生平很想在孔子庙里陪吃冷猪肉；后来五次乡试，不能中举人，遂把全副精神用在两个儿子身上，希望借儿子的成功，间接吃得冷猪肉。崔述很天真烂漫的述他父亲的话道：
独不见夫崇圣祠诸先儒从祀者耶？是皆以其子故。尔若能然，则吾子也。（《先府君行述》）
他的最大奢望只是做到程珦（二程子之父）朱松（朱子之父）的地位，在崇圣祠里做一个“太”圣贤；怪不得他在病中也恍恍惚惚的闻著崇圣祠的异香了。
约翰弥儿受了他父亲莫大的益处，然而他父亲的“乐利主义”究竟牢笼了他的一生。崔述也受了他父亲绝大的益处，然而他父亲的崇圣祠观念也就限制了他一生的发展。所以我们虽然很感谢崔元森，终不能不指出他临死时的一点陋相。
四月二十九日，丈人成怀祖死，年六十五岁（1707—1771）。汪师韩《成君墓志铭》云：
洎来清苑，君之子𬤊从学于莲池，因得读君《关中橐草》诗而为之序。乾隆戊子（1768），君已归田，载通音问。至辛卯（1771）而君凶问至。……君本……湖口知县讳文嗥之仲子，而出为过村先生后。……庚午，除邠州直隶州判，甫莅任，尽革诸陋规；而自题其厅事曰：“佐牧倡僚，期共致安民缉盗；判邠怀古，窃自方强恕求仁。”其后神君慈父之交称，已略具此两言矣。……十七年中，先后兼判乾州，权知三水长武、永寿、三原诸县事；又入佐宾筵，出理屯戍，所至皆有声。……君屡报善最，顾屡为忌者𬺈龁，不克上迁。……生子二人，长即廪生𬤊也，次诚，国学生。女三人，磁州诸生张鉴，国学生张𬬭，魏县壬午举人崔述其婿也。（《上湖文编补抄》下，页三〇——三二）
六月，适成安陈郡之长姊死。（《先府君行述》）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1）。三十三岁。
作《先府君行述》；至保定，乞汪师韩作墓志铭。志中说，“有孝廉素衣冠而过莲西，则君之子述也。”似汪师韩与崔述为初次相见。后来汪颇能赏崔述的见解，故崔述《上汪韩门先生书》自跋云，“余自三十以后，颇有所窥测；先达中赏鉴余者，惟汪上湖先生。”（《考信附录》一，页三五）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三十四岁。
元旦，开始著文五篇，题曰《春王正月论》。及秋，复增删为三篇，题为《三正辨》。十五年后（戊申，1788），复增改一遍，合为一篇，改名《三正异同通考》。己酉（1789）以后又改为《三代正朔通考》。此篇初刻于江西（1797），此本顾颉刚先生有一本。其后又就原板挖改数十处，抽换一页，此本燕大图书馆有一本。嘉庆乙丑（1805），又删改一遍，其先后亦颇有所更定。次年丙寅（1806），刻于彰德城中，是为彰德本；此本我有一本，较今本仅多三十七个字。今本是道光四年（1824）浙江东阳县署中刻的。
此书初稿原文如何，我尚未见。今就彰德改本，摘其大意于此，以见崔述第一部著作的方法。
原稿名《春王正月论》，此名最确切，因为此文主意在于辨明《春秋》“春王正月”是周正。《春秋》隐元年杜注，“周王之正月也”；《正义》说：“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月也。”此义本无可疑。后人因《论语》有“行夏之时”一句话，以为孔子既主张夏正（夏正建寅，周正建子），《春秋》不应沿用周正；于是程颐说“《春秋》假天时以立义，以夏时冠周月”，而胡安国遂谓周不改月，但改岁首，《春秋》的正月乃是孔子自己改的。家铉翁作《原夏正》，又以为《春秋》之月也不曾改，只改了旧史岁首，子改为寅；于是《春秋》之正月遂成夏正建寅之正月（与今日阴历的正月同；周之正月，当阴历十一月）了。崔述以为孔子是一个尊周室的人，必不敢替王室改正朔，故说：
周果名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书曰正月；孔子既书曰正月，周必不名为十有一月也。（东阳刻本，页二）
此言似近于臆测，但他全书“考《经》、《传》之文，综异同之故，溯流穷源，分条别贯”，已可表示他后来著书之方法。如他驳家氏云：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电，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电非异，震电而雪所以为异”。夫雪距震电八日，其与震电无涉也，明矣。震电苟当其时，岂得以后日有雪之故而追异之乎？……（页三）若三饥两有年之书于冬，雨雪陨霜杀菽之书于十月，其断断不可谓之夏正者，盖不可以枚数。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义例而通”。呜呼，吾不知家氏又将以何义例通之也？（页五）
崔述此文中最有价值的是他能研究前人所以致误的原因，指出古代的正朔并不统一，新旧历皆有沿用之侯国，而文人学士之篇章与民间的歌谣中时时沿用旧历。这种历史的眼光，打破整齐画一的古史观念，实可佩服的。他说：
至于《经》、《传》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时，三正虽迭建于帝廷，亦并行于侯国。……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苟……无大过，圣人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页九）
这种见解真可惊人。他举的例是：
晋封于夏故墟，民习于夏正者久，其历仍用夏正。以《竹书纪年》考之，曲沃庄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此乃晋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㔻郑之杀，《经》在明年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
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如齐桓之卒，《经》在十二月乙亥，《传》在十月乙亥，是也。
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于彼国之史，均未可知。……左氏既未及尽考而正之；而杜氏《经传集解》既成，始见《竹书》，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后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顾宁人（《日知录》卷四）始揭此义，而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传》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页一〇）
他又说：
古之时，三正既并行于侯国，亦通用于文人学士之篇章。犹封建废为郡县，而刺史太守节度使观察犹谓之诸侯；犹知府知县犹谓之守令也。盖诗之为体，与纪事不同；歌谣之兴，始于虞、夏；其时方用夏正，其后遂以相沿。犹唐诗之多沿汉、魏、六朝语也；亦可据唐诗以证《唐书》之误乎？且纯用夏正者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一诗耳。其馀则周、夏之正皆可通者较多。若《豳风》则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谓之蚕月。此盖当时里巷之语云然。（页一一）
向来说“春王正月”四字的人，往往凭空臆造许多不相干的微言大义。崔述只给他一个极平实近情的解释：
孔子何以冠王于正月也？古之时，三正并行于侯国，亦通用于篇章。孔子惧民听之惑乱，后之学者无所考证，故属正月于土，以别嫌而传信。
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别于夏、商之丑正寅正，则曰周正月；以别于诸侯之丑正寅正，则曰王正月也。犹之乎《诗》之别于《商颂》则曰《周颂》；别于十五《国风》，则曰《王风》也。《春秋》于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于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后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书王之意，……遂疑圣人别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义训之，谬矣。（页一三）
是年馆于胡村店。主人赵生谈及内黄盗案，崔述为作《杨村捕盗记》。（《无闻集》三，页二三——二六）此文纪事甚朴实，读之可以想见清代北方民间产生的许多盗侠小说的背景。
十一月十六日回家，遇大雾三日；雾散后，远近树上皆成了“树稼”奇景。崔述为作《雾树》诗；次年冬，复见此奇景，遂作《雾树诗序》。“树稼”今亦名“树挂”，为北方冬间一种奇景。我于民国八年冬间南下，经直隶山东之间，在火车中见遍野树木皆成玉树琼枝，叹为奇观；询之车上北方人，始知此为“树挂”；当时尚不曾见《无闻集》，故不知“树稼”之名。崔述之诗今不存，但《雾树诗序》乃是一篇很精密的辨证文章，可以表现他的科学态度，又可以表现他的审美能力；故我摘抄于下：
北方寒厉之时，晨起往往见庭树若悬冰雪，日出则消。俗谓之树稼。然莫能名其故。或云雪为之，或云霜为之，不知此皆雾之所凝。吾先君与群从兄弟言云尔。
余每验之，夜有雾则晓必如是，未尝爽焉。
这已可见他立说必求证验的精神。他又说：
乾隆三十八年，余馆于御河之阳。十一月十六日归省，适大雾隐空，亲见雾为风飏，凝于物杪，人须马鬣裘毛之末未有免者。又其为物甚黏，愈凝愈黏，至倒悬寸许不能坠。如是三日，雾敛目开，则远村近圃，编珠贯玉，弥望无际矣。……于是益信向说之不诬。
他因举三证，证明树挂不是雪霜所成，是雾所凝成的：
（1）盖地液之初生而后降者，有三：曰雨，曰露，曰雾。雨露之升也高，其凝之时犹未成乎水也。故霜最经，雪次之。雾之升也卑，其凝之时成乎水矣。但其点滴微细故轻于冰而重于雪。其不同一也。
（2）雪霜平地为多；枝上虽有雪，然易落，不能厚。雾则专凝枝杪，及一切纤芥物；虽系缕发庭中，无不著者，而平广处反泯然无迹。其不同二也。
（3）雪霜皆覆物上，不能集其旁下。雾则随风所飏，集于枝旁。故自上风视之，则如缟带琼丝；下风则枯枝而已。无风处则四面皆著而不盈。或系于下，亦不坠落。其不同三也。
这三条都很有理，第三证尤精细。成孺人说：
古人咏雪之章如林；此殆过之，而反寂寂。以意度之，于古必希，不如今之繁也。
崔述初也信“古今异同，容或有之”。他的《雾树诗》做成一年之后，又遇大雾，“无日不雾，无雾不凝；子悬午坠，日以为常，遇阴寒则竟日不落。其物象之妍，镂嵌之巧，品莹玲珑，细碎曲折，较之往年殆逾十倍”。然而近县的文士竟没有人和他的《雾树诗》，“亦竟未闻有赏此奇观顾盼而低徊之者！”于是他叹口气道：“乌知古人之不亦如是，而余之所好之独不可解也？”
崔述之《雾树诗》，最近发现的《知非集》中竟没有收入；但成孺人的《二馀集》中却有《雾树》一首，不知是否和崔述的：
双扉破晓开，满目飞雾雪。庭树玉雕馊；砌草珠攒结。望远不分明，迷离光皎洁。天地造化顷刻成，瑶草琪花不可名。蓬莱、瀛洲竟何处？恍疑身在玉京住。须臾雾尽白日见，满庭无路花零乱。
集中又有《赠君子》一首，不知他作于何时，因有“五行三正细剖分”之语，故附写于此。
崔郎卓牵志不群，胸藏经济人莫闻。有时慷慨论时务，沛如黄河向东注。近来学古益成癖，独坐搔首常寂寂，唤之不应如木石。忽然绝叫起狂喜，数千馀言齐落纸。五行三正细剖分，创论惊天思入云。直欲扫除千载惑，岂效小儿弄笔墨。半生辛苦文几篇，才高可惜无人识。长安虽去每空还，十年憔悴长途间；且同煮酒开心颜，一朝飞腾遂厥志，平尽人间不平事！
《行略》说：“外人未有好先生书者；独成孺人为闺中老友，尽悉生平著书事耳。”这一首诗写崔述著书的神态如画；而成孺人善于排除穷愁，宽解其夫，实为崔述平生学问上一大帮助。
是年冬汪师韩有信给崔述。（《考信附录》一，页三一）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三十五岁。
葬父于旧魏城东南隅礼贤台之西。（《行略》，页三及《暗斋墓志铭》）
写定《救荒策》四篇。（《无闻集》一，页一——一八）四篇之目如下：
（1）有雨旸而无愆伏策，
（2）有愆伏而无水旱策，
（3）有水旱而无饥馑策，
（4）有饥馑而无死亡策。
其第一策多迂腐之言；如云，“煤窟何众乎？……泄地气不已甚乎？……是以古者建国必多树木；……古之炊爨皆取之于林麓，不取之深山重泉之下，夫是以天地之气完，而其力厚。”此说甚谬。多种树固可以减灾，然种树不是供炊爨的。
第二策主张近川之田多开沟渠，远川之田多凿井；其说甚是。第三策欲使民“力专于田，用啬于家”，以为积粟之计；又主张减汰不耕而食之人。其说有可行，有不可行。第四策论如何（救于已荒），凡有四道：曰粜，曰借，曰役，曰赈。他说，“救荒之道，必先料民；粜者不籍，其馀皆籍”。此说极是。末段痛言吏胥之害，亦很有理。
《救荒策》有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自跋云：
曩余馆于太行之麓，五月未雨；往来道途间，见诸县祈雨者，或焚香插柳以祷神祠，或取水数百里外；或闭南门，开北门；或缸贮壁虎，令童子环击之。无法不施，迄无一效。南北开闭之说，虽出《董子》，然屋不露日，故南户向阳，北户向阴。城门内外均露天日，南北有何分别？正所谓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也。阴阳果何属焉？……而不学之人尚诧为奇策，亦可悲矣。余虽布衣，哀民之不聊，伤吏之无术，乃于鞍间枕上殚思研精，略得四策，而馆事少闲，不克成稿。会雨，遂姑置之（此不知在何年）。
去年（1772）自七月朔，逮霜降，无雨。大名府县祷雨者数，皆俟云已合后乃祷，略得涓滴，即往谢神。其意欲见祷之有验，以美观听。以此事神，宜其不能感格也。余复感前事，遂卒著之，欲献当路，亦竟未及缮写。
今夏（1774）复旱，始乘间缮之。而连日阴云四合，垂垂欲下，时作微雨，窃幸余言之无用矣。会府属诸生耆民各以役繁吏蠹，讼于县；上官命县桎梏而榜掠之。次日，天忽开霁，云敛日烈，如炎如焚。乃知感应之机，其速如此！……用是复秘箧中，志其颠末。
此可见崔述终不脱天人感应的迷信。他一面讥弹董仲舒，一面却又被董仲舒的鬼迷了！
是年汪师韩六十八岁，秋末离开莲池书院，有“南归有期，留别莲西诸友”诗云：“一年人住尚馀情，何况林蝉十度鸣。……”
他在莲池凡十年。在此诗之后，尚有《并蒂莲》诗一首，也是将南归时作的。
《考信附录》中有《上汪韩门先生书》一篇，是在这年托乡试之人寄去的，书中有云：
述幼痴钝，长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日积月聚，似少有所见。尝欲著之于文。顾自以为年少识浅，又方劳心于科举衣食，未暇为也。……自先君见背后，功名之念顿灰；家贫多病，益疏懒。自度难以进取，欲遂一抒所见。愧不能文，乃于去岁取昌黎、柳州、庐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执笔之时，故态辄见，百不一似。……述为文非欲貌为古人色泽，诚欲自抒所见如孔子所谓辞达者可矣。然言固有能达，有不能达者；有虽少而达，有必多而达，有虽多而愈不达者。……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烦而意毕达也？
这一个意思，很可注意。崔述已决意要著书，但他还怕文不能达意，故先做一番古文工夫，熟玩韩、柳、欧阳三家之文，并且殷勤问业于古文家汪师韩。他这一番工夫实在不曾白费掉；他虽不以文名，但他的文章在清朝古文之中要算是第一流的了。和他同时的史学家，章学诚也讲究文章，故能自抒所见；那作《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蔡元凤因为文笔烦冗，便令读者生厌了。又如近代廖平与康有为，同治今文学；康的思路明晰，文笔晓畅，故能动人；廖的文章多不能达意，他的著作就很少人能读了。要知文章虽是思想的附属工具，但工具不良，工作也必不能如意。崔述于著作之先，力求能“自抒所见”的预备，这一层很可以做后人的模范。
此一书内，他也提及他著作的宗旨。他说：
自战国以来，邪说并作，皆托圣人之言以取信于世。亦有圣人之徒传而失其真者。汉、晋诸儒罔能辨识。至唐、宋时，尊信日久，益莫敢以为非。六经之文有与传记异者，必穿凿迁就其说，以附会之。又好征引他书，以释经义；支离纡曲，强使相通。虽有一二有识之士论其舛谬，顾其考证抉摘犹多未尽，而世亦不尽然其说。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于后世者岂可胜道哉！述之所见，虽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识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
此书是写给一位老前辈的，故说的话没有《与董公常书》（见下文）那样痛快明了，但两书都可以表示他三十岁以后，四十岁以前，准备著书的心理。
是年冬，罢馆归漳上。（《雾树诗序》）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三十六岁。
朱煐于前一年死于云南，年七十六。本年讣至，崔述作《祭石屏朱公文》。（《考信附录》一，页二四——二五）文中有云：
……公之南行，送公汶水。从此梦魂，湘江滇海。犹冀微官，驱驰王事，或能见公，于滇之澨，十有三载，屡踬文场；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没不知日，葬不知处；万里南天，攀号无路。缄辞六诏，以写哀思；公灵在天，尚其鉴之！
朱煐对崔述确有知己厚恩，故崔述终身不忘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三十七岁。
我们在上文曾说崔述三十岁时，已立志著一书，“以正伪书之附会，辟众说之谬诬”。此言在他处未得旁证；但在这一年，崔述有《与董公常书》（《无闻集》三，页一——四）可以作这话的旁证。此书极重要，故抄于此：
……往述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于几前。……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于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日积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汉以来传注之言，往往与经抵牾，不足深信。
陈履和《行略》之言，恐即是根据此一节而撰；但此书举例稍详。他说：
如炎帝本与黄帝同时，太暤在其后，而世以为伏羲即太暤，神农即炎帝。
稷、契皆在帝喾之后百数十年，而世以为高辛氏之子。
周公本因成王谅阴而摄政，而世以为成王年止十三。
平王本畏楚偪而戍申、吕，而世以为私其舅家。
周本三正并行，而世乃杂取传记夏正之文为周不改月之证。
周本郊遂用彻，采邑用助，而世乃因孟子“虽周亦助”之言，谓彻亦画为井，亦以中为公田。
推此而求，不可悉举。要皆不肯细读经文，过信传注百家之言，故致舛误。
这里举的例，共有六个。三正一例，已见上文《三代正朔通考》一节。用彻用助一例，也可见他此时已有《三代经界通考》的初稿本。其馀四例，皆见各种《考信录》中，可见《考信录》的材料的收集此时已著手了。
《书》中又说：
旧尝阅一小说，载孔子适陈时，有采桑女及樵夫诗二首，鄙俚不可入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绝句，而世儒谓始于《柏梁》，不学之过也”。阅至此，不觉失声大笑。鸣呼，今世所传战国、秦、汉之书，托名于圣人者，岂有以异于此乎？特以其传既久，学者遂不敢议。而今乃欲据六经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走，不可得也。
崔述见世人富于信仰心，什么东西都听得进，吞得下，信得过；他真不能了解这种心理！采桑女之歌，是他生平最气愤不过的例。所以他晚年作《考信录释例》，也曾用这个妙例：
后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于《柏梁》数百年，而托始于《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人之学之博之至于如是也！（《提要上》，页三二）
《考信录》之作，只是要医世人信心太强之大病。《考信》只是“考而后信”，只是“疑而后信”。
《与董公常书》还有不少的传记材料。如云：
若述者其学固无足取，而亦绝无人相问难者。少年才俊，皆高视阔步，一揖犹以为凂，一问犹以为辱。……间有一二来者，皆初学无所解；得一诸生，即都飏去。读书虽有所得，而环顾四壁，茫然无可语者。
此可见他当日无师友之乐。又云：
述本无祖遗田产，又值洪波毁室，先人所遗书荡然无存，至无容膝所，依人庑下。辛卯之春，先君见背；今惟家母在堂，差为康健，而禄养色养又都不能。一二年来，增患目病，翻阅尽废。年垂四十矣，而一介子女杳然不闻消息。家贫不能蓄妾。……夜间就枕，怛然无生人之乐，不觉其泪之濡衾也。
此可见他当日的家庭困境。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三十八岁。
生一子。他们结婚后，久未生子，母甚忧之。今年始生子，母名之曰天祐。（《先孺人行述》）
朱煐之子士琬寄书请他为朱煐作墓志，因作《朱公墓志铭》。（《无闻集》四，页一七——二〇）有《宿青石滚》诗寄殷广文（名希文，字宪之，号关亭，天津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写乡村贫苦之状，是重要史料。诗中云：“有儿甫弥月”，故知作于是年。《赠东明沈铭亭》诗有“龙门点额十五载”之句，亦作在此年。（《知非集》）
是年戴震死。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三十九岁。
是年大名大饥，人不自存。（《读风偶识》三，页三二）
《知非集》中有《邯郸七夕》诗一首，题下注云：“是岁闰六月”，故知作在此年。诗云：“天上乍逢欢好夜，人间初别怅新秋”。可见他是方从家中出来的。又云：“闰迟乌鹊三旬会，贫折鸳鸯两地愁”。想来是离开他夫人到外面来坐馆；但不知这年是否就在邯郸。
岁暮有“《迂歌》赠别王懋勤”。（《知非集》）歌中有“十六游府宅，……至今二十有四载”句，推算当作于是年。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四十一岁。
馆于北皋（大名属）在此年，见《扶病赞》。（《无闻集》四）“馆北皋时，复自订其四十以前诗，题曰《乐饥集》。”（《知非集自序》）是年母死，明年弟死，“由是辍吟数年”。（同上）三月，以长姊适陈氏者死后十年未葬，自往成安葬之。（《行略》）
六月，儿子天祐死。《二馀集》中，成孺人有“哭天祐”诗二首。又有“遥题陟庭叔《浮云图》”诗亦作于此年。《知非集》中之“为成陟庭题《浮云图》”诗，似崔述在去年（1779）作的。
十月初九日，母李太孺人死。崔述中年始得一个儿子，李太孺人很爱他；天祐死后，李太孺人哀恸发病，四个月后遂不起。死时年七十五岁。（《先孺人行述》）
是年陈履和与他父亲陈万里同榜中举人（陈履和《显考行略》）；那时陈履和年二十岁。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四十二岁。
六月二十八日，弟迈死，年三十九岁（1743—1781）。（《先孺人行述》附）崔迈，字德皋，号薜岩，幼而聪慧，十岁能文，十二岁与兄述同入县学，二十岁又与兄同榜中举人。性喜博览，读书目力甚捷，日览十馀册。尝与兄述同读《海赋》，述成诵未及半，迈已熟诵全赋了。他少年喜词赋，尤好为小词，仿柳耆卿，自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后，文格渐老，多直抒所见。常好考究名人事迹，次其终始，辨其同异。这一层是他们兄弟同有的历史的兴趣。（《先孺人行述》附）
崔迈著有《魏墟杂志》；又欲搜辑《大名文存》及《乡贤行事》，各为一书，均未成。（《大名县志》三十六，页七）又著有《古文尚书考》及《讷庵笔谈》，驳《伪古文尚书》经传之伪较顾炎武、李线尤详。《笔谈》今摘入《考信》各录中；《尚书考》也采入崔述的《尚书源流真伪考》中。此外尚有“读《古文尚书》粘签标记”一卷，“于《伪尚书》各篇中，签出字句所本，及剿袭而失其意，与措语之不当者”。次卷虽未成书，只附在他哥哥《古文尚书辨伪》之末，但他的方法与结果却和梅鹫、阎若璩诸人往往相暗合。他们兄弟皆不曾见梅、阎两家之书，但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得同样的结果，更可见考据学的方法，若用的精密时，确有客观的真实。（参考《古文尚书辨伪》二，页二一——三五）
崔迈是崔述的学问伴侣，他的夭折，使崔述十分痛心。崔述一年之内，三遭骨肉之丧，故自叙云：
期年之内，血属凋残，惊心骇目。……孑然一身，惨惨凄凄。惟弟遗孤三四，日在侧；幼者犹啼索果饵。……身非木石，何以为情！（《先孺人行述》）
是年崔述在丧中，始作《五服异同汇考》。此书至戊申（1788），凡八年，始成书，今为《遗书》之一。（本书自叙）
是年冬，张维祺自肥乡县移知大名县。张维祺，号云嵋，胶州人，乾隆戊戌进士，是章学诚的朋友。本年章学诚往投张维祺于肥乡县，因留在清漳书院主讲。张移大名后，章学诚也到大名衙中，至岁暮始辞归。（参看胡适《章实斋年谱》，页三三——三四）此时这两位南北大史家，崔述与章学诚，同在大名县，不知曾否相见，曾否会谈。他们的文集中，彼此都不提起姓名，令人闷煞！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四十三岁。
二月，将葬母及弟，作《先孺人行述》。（弟迈附载）
三月，葬母及弟于城南。
六月，病泻痢，愈而复病；既愈又病寒，几死；……病稍愈，作《扶病赞》。（《扶病赞》序）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四十四岁。
《行略》云：
自暗斋先生卒后，十年之间（1771—1781），叠遭变故，积哀劳，病作，几死者屡矣。母丧既除，痛弟迈笃学而年不永，所恃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发愤自励，始作《考信录》。疾病忧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1782—1792），而考古著书弗辍也。
崔述作《考信录》的志愿，定于三十岁时；中间为作古文的预备工夫，为衣食奔走往来，为忧患死丧所累凡十馀年；至是，他已四十四岁了，始发愤著书。自此以后，三十馀年中（1783—1815），为著书的时期。[2]
谢谢大佬的支持！
支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