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选集》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
作者:鲁迅
1932年
听说梦
本作品收录于《南腔北调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 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恐怖,阿尔志跋绥夫(M.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Korolenko)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m Gorky)感觉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的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有的说是意在投降,有的笑为“破锣”,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是不属于希特拉的卐字旗下的,《死的胜利》又只好以“死”自豪。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著“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

      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