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办学
作者:傅斯年 1946
原载1946年8月4日北平《经世日报》


      现在全国学校在病态中,是无可讳言的。造成这个苦境的因素,当然原因不一,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属于经济,有的属于时代的动荡,但也有不少由于教育行政和学校当局的措施。诚然,在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中,办学是很不容易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学校当局不努力、不尽责的理由。因为天下太平,便不需要人的特别努力,越困难越要努力。人类的进步正在此!文化的积累都是由苦难中创设起来的。凡办一件事,要办好,只好不问它的大前题。只有哲学家好问大前题,所以事情就在大前题的思考中停住,办事的人若先问这个时代办这个事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可以为环境使得全功尽弃,那只好不办好了。天下事都是从大处盲目中努力出来的。这时候办学的困难,诚然是极难,但也不能因办学难就不办。要想纠正现在的颓风,我想,要是从下列四项着手,也不是得不到结果的。   第一,政府应尽政府所当尽的责任。现在政府对于教职员的待遇,每月的收入,高级的不过可以够小家庭一家吃青菜淡饭之用,衣、住、疾病、子女教养,完全不在话下;低级的不过够十天二十天的吃饭。这样情形,希望他们能抖起精神来教书,实在是不合情理的。又如既办一个学校,必需有它的最低限度的设备,尤其是理、农、工、医各科。前几年抗战期中,在后方新办的学校,有时它的设备就是一张招牌而已。教员是灾官,学生是难民,衣食无著,又无课本可读,希望它不闹事,实在是不近情理的事。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现在竟是“实其心,虚其腹,强其志,弱其骨。”这样文化膏药,是玩不灵的,政府在今天必需调整教职员之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此外又必需给各学校以最低限度的设备,否则名不副实,实在误人子弟,而且闹起事来,更自误了。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后来没有为闹待遇而罢课、而发宣言,这是我们的自尊处,但若宋公或他人以为这样便算无事,可就全不了解正治的意义了。   第二,学校当局应尽学校当局的责任。现在的学校当局,实在等于几千人或几百人的家长,一天到晚,油盘柴米,啰嗦不穷,面对面黄肌瘦的教员,惨剧层出不穷,实在是难过的生活。虽然如此,校长与教授仍然必须拿出他们为青年、为人类的服务心来,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一个学校,不能名副其实,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所以学校当局在一切事上应尽最大的努力,苟利于学校,虽无所不为可也。对于学生,应存爱惜而衿悯的态度,他所要求,有理的,不必等他要求,就可以做;无理的,开导他,训诫他,乃至惩罚他,都可因事情之轻重而定,但决不可以疏远他,怕他。一怕,事情便颠倒了;一疏远,便不能尽教育的责任了。   第三,学校必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灭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去年年底我到昆明去处理学潮,在最紧张中,老友冯芝生笑对我说: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这因为我是五四运动之一人,现在请人不闹风潮,故芝生以为可笑也。当时我对朋友说,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自动的,五四的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直赴赵家楼,所以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现在可就不然了,某处广播一下,说要求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他和五四相提并论的。我们不当禁止青年作政治运动,但学校应该是个学校,应该有书可读。若弄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是等于用童工?教员有他的职业的本份,就是好好教书。若果志不在此,别有所图,岂不是骗人?骗人者不可为人师。受骗者,应该先开导他,开导不成,必需绳之以纪律。今人皆知五四赵学楼之一幕,而忘了护校之一幕,甚为可惜。   第四,学校必有良好的学风。这个良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愿心。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没有规律的生活,便没有学校的安宁;没有求学的志愿(兼括师生),便是一个死症;没有求真的信心,一切学术皆无安顿处;没有师生相爱的诚意,那里还会发生任何作用?宽博的胸襟,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嫉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有一条颇堪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记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为北大将来的学风着想。学风一事,言之甚长,今姑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