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柔远记/卷18 中华文库

○甲戌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二）

△秋七月，哨弁李长兴却倭兵于茄鹿塘。

时倭营在后湾风港者，盖房掘濠，竖竹围，日演枪炮，又以酒食召居民，而给以绫布、毽扇诸物。旋以轮船载兵六百，并雇琉球工役百馀人，军粮枪械称是，于初三日乘昏夜至茄鹿塘，向防营叠发枪炮，以小船载兵将登岸。哨弁李长兴密令兵勇伏竹围内，诫无哗，俟既近起击之。倭见我军寂然久之，知有备，遽敛队退。

时美国人格塞尔在倭营，来郡访洋将斯恭塞格，并探柳原前光到京所议若何，中国调兵何意。斯恭塞格据公法答之，且告以李让礼为厦门恒领事拿解往沪。格塞尔意沮而去。

△筹造铁甲船。

初，沈葆桢奉命防台，即言铁甲船当购、电报当设，遂招电线洋匠到台，拟从台湾府城北至沪尾，转白沙渡海，过万安寨（在福清县），登陆至马尾（在福州省城东），先从陆路起工。洋匠请回沪与外国电局商议，洋将日意格以台地与沪粤隔远，采购多艰，因留斯恭塞格于台，自请归沪另雇工匠，购办物料。葆桢并谕其定买铁甲船二。旋雇来炮台洋匠头帛尔陀、鲁富二人，枪炮洋教习都布阿，拉保德、蛤利孟、贝鲁爱四人到台，令于安平海口相度要隘，绘图以进。

葆桢旋疏陈防务，略云：“台地六七月间台飓时作，琅乔浪涌难泊轮船，龟山倭营又当风冲，亦难站脚，倘我陆兵厚集，乘此烈风暴雨，并力合剿，彼铁甲船不得近岸，孤军悬绝，不难尽歼之海隅。此等情形，想亦倭所深悉，所以日来情状倍见张皇。若八九月风浪渐平，彼之轮船必腐集海岸，互为攻援，我之防水较防陆更亟，此时非多备战舰不为功，现在柳原至都，款服与否，尚未可知。臣等夙夜深筹，既望淮军即至，又盼铁甲遄来，盖为此耳。”

又疏：“请并力防务，以伐戎心。闻李让礼为厦门领事所擒，又为沪领事所释，虽信否未可知，究一李让礼之去来，何关大局，我若可以自信，彼亦无所能为。淮军计日可以到台，臣爵复于初四日驰赴凤山，饬将营棚、薪米一切具备，南路得此劲旅，可壮声威。提臣罗大春已赴苏澳，扬武轮船往载其原部楚勇一营，夏献纶派朱名登所招楚勇，闻亦成军，日内均可东渡，北路亦足资捍御。澎湖守备素虚，现借海关凌风轮船驻彼教习，分闽厂六船随之，合操阵法，并兼顾地方。惟安平之炮台拟照西法兴筑，所雇洋匠初至，尚未施工。而台地自六月以来，暴风猛雨迭作，通计台城二千七百馀丈，倒塌千有馀丈，坼裂又三四百丈，固由始基不慎，亦缘台地常震，土弱沙松，砖石难购所致。见已发银，由台湾知府周懋琦转饬绅士，分段监修，多加蜃炭，厚砌基址，冀以外防冲突，内固人心，而役巨工繁，非一时可毕。电线已有成言，近复翻异，屡经日意格驳诘，乃欲以旧线搪塞，臣等饬其不许迁就，致重款虚糜。然电线尚可缓图，而铁甲船必不容少，臣等曩派船政总监叶文澜同日意格赴沪定买，近据函称：所议英国之船，非英使周旋其间，无从成购；丹国一船，合约垂定，旋以不肯担承直驶入中国及换中国旗号，复致中变；日耳曼一船，有船无炮，制成且逾十稔，水缸只堪包用两年。臣思国家掷此巨款，原为利用起见，倘费百馀万帑金，易一朽烂之船，将益为外人所侮。臣嘱日意格勿惮往复之劳，务求坚致之物。倘议购不成，不如鸠工自造，虽三年求艾，要可计日成功。南北抚番、开路诸事，勇夫齐集，畚锸日兴。惟中路水沙连、秀姑峦一带，为全台适中之区，腹背膏腴之壤，故洋人在台者，每雇奸民带往，煽惑番聚，闻该处社寮，竟有教堂数处，深林叠嶂，罪人、积匪往往逋匿其间，如逆匪廖有富等即恃以藏身，而彰化之集集街，近复有扎厝毙命之事，安保日后不为倭族勾通，断我南北之路。臣等与营务处黎兆棠商令募兵前往，抚番搜匪，并开路设防。要之，倭将非不知难思退，而其主因贪成虐，不惜以数千兵民为孤注之举，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其彀中，必且得步进步，此皆屡试屡验之覆辙，早在圣明洞鉴之中。议者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则战事起。臣等以为得淮军、得铁甲船，而后抚局成。夫费数百万帑金，歼此贪主所陷溺之数千兵民，不特无以体皇上遍覆之仁，抑且不足示夭朝止戈之武，臣等之汲汲于儆备，非为台湾一战计，寅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勿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未形。彼见我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但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见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伏恳我皇上坚持定见以竺之，彼暴师于外，怨识繁兴，不待挥我天戈，而内乱将作。倘议者徒急欲销兵，臣等恐转成滋蔓矣！”

△沈葆桢请奖税务司好博逊。

夏献纶来苏澳招抚岐莱生番，首查倭人刘穆斋失银，社番有无盗劫，以防倭人借口。沪尾税务司好博逊习知倭情，愿相助，许之，令与委员偕至苏澳，集讯船户卑鲁等，知日本人破船后，银物均搬至岸，雇人守之，惟欲从生番租地，及许月给引线人辛资，则给有洋银，其称失银千圆，则均不知。献纶立饬葛玛兰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与好博逊乘船往勘花莲港倭人遭风破船处，研讯其地头人李振发暨南日番目润澜、加礼宛社番目八宝并居民曾生等。其词大略舆卑鲁同，无劫掠事，惟先后受雇，值工价银百八十圆，其租地银则以番目来益不受而止。番目等随缴出日本前给旗物，及城主静、儿玉利国、上田新助三人合具原单，成富清风题扇。又询猴猴社番目笼爻孝礼，亦云五月间该船回泊南风澳，尚见内有三倭人，所携箱笼诸物具在。

献纶据禀，葆桢因奏称：“查日本《和约》第三条，禁商民不准诱惑土人；第十四条，约沿海未经指定口岸，概不准驶入；第二十七条，约船只如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买卖，准地方官查拿。今台后岐莱地方，中国所辖，并非通商口岸，此次前赴岐莱之成富清风、儿玉利国、上田新助，虽准该国领事晶川请给游历执照，何得潜往勾引土番？种种均违《和约》。现已确查，岐莱各社并无窃盗银物，应毋庸议。其缴出旗、扇各件，臣等当即发交苏松太道沈秉成，转给驻沪之日本领事收回，将前次所给游历执照追销。惟前闻到岐荚者为刘穆斋，此次番目所供俱系成富清风，据洋行呈出成富清风名纸，背印字穆斋，其为一人无疑，其违约妄为之处，应由该国自行查办。以后该领事请发执照，应查明实在安分之人，方许发给。一面钞录城主静等原单，暨各民番供结，咨呈总理衙门，照会其外务省，转饬该国领事照章办理，以弭衅端。至税务司好博逊，深明大义，踊跃从公，涉履危途，弭我边患，除地方官及各委员俟汇案保奖外，合无仰恳逃邝，饬总理衙门先将好博逊酌议奖励，以答其效顺之忱。”

△提督唐定奎统军驻凤山。

唐定奎统洋枪队自徐州起程，沈葆桢派轮船七号赴瓜洲迎载，是月十二日均抵澎湖，以小轮船陆续裁至旗后登岸，分驻要地，定奎自驻凤山县城，军势甚壮。定奎往谒葆桢，备筹攻战方略。葆桢深以为然，属其蓄锐养精，以俟朝命定进止。

△秋八月，日本遣人来军致书。

日本素恶天主教，痛绝西洋人，近见诸国纵横海表，与我立约通商，遂复变易衣冠，事事仿泰西，亦欲称雄东海，屡为诸国所愚。比窥伺台湾，见我军威甚振，民志甚固，意颇悔，然犹冀美国人援助，不即旋师。至是，其酋遣吉利用通等六人自琅骄来致书。一复葆桢责其伤我乡民、阻我驿书之事，请以后公差给予执照；一复劝其退兵，谓当俟柳原前光及大久保商定，彼兵进退应需主命。葆桢恐倭情狡诈，藉觇虚实，亦密遣人往侦，知倭人顷给附近奸民洋银七百圆，酬其招番及收前琉球死者颅骨之劳，又给近番号旗、布物，惟疫瘴流行，日有死亡，其副都督川琦佑、通事彭城中平、管粮官富田等相继染疫，似重值所雇差人机慎，为人牡丹诸社绘图，亦病甚归。白是，倭营已情见势屈矣。

△提督罗大春、同知袁闻柝剿抚台湾叛番。

罗大麦在北路开山，自束澳缒凿幽险，至大南澳岭（岭距东澳二十馀里）。有番贼伏丛莽，伺我军翼日腧岭刊木，兵役方瘁，凶番数百突以刀、镖。鸟枪从林薄来犯。都司陈光华、守备黄明厚、千总王得凯等率勇迎拒，伤毙数番，始各骇散，我兵亦伤五人。进至大南澳，平埔广长数十里，有竹园番四十馀社，集聚敷千，将邀我军，架巨木为台，凭高下瞰。大春患其据险力拒，猝难剿平，遣人往抚。其渠皆听命，因增募勇夫千人以助役。葆桢又调驻台南束港总兵戴德祥前往，而咨唐定奎分营驻东港，为枋寮后援。

南路则袁闻柝督人夫自赤山披斩荆棘，腧狮头山，入鸡笼坑。埤南番目陈安生等已率番众循山辟路，出昆仑坳以迎我军，附近番社亦各缴倭旗归化。昆仑坳及内社番目率二百馀人，请领开路器具为前导，闻柝各加赏犒。旁有望祖力社番目武里，素仇埤南，率众伏箐林，放枪邀截之。埤南番格杀武甲等三人。闻柝驰谕，望祖力社亦悔罪求抚。葆桢恐闻柝孤军深入无后继，令副将李光进扼双溪口，游击郑荣进驻内埔，为应援。时淮军均在凤山，张其光与南澳镇总兵吴光亮所募粤勇二千亦至旗后，军声愈壮。

△秋九月，日本兵大疫，多遁归。

时沈葆桢奉上谕：“日本兵船在后湾风港一带，意图招诱番众，恫喝村民，日久相持，情形渐怯。现在防务渐臻严密，惟中路水沙连、秀姑峦一带，地方最为紧要，刻下该处社寮竞有教堂数处，并有逃匪逋匿其问，难保倭族不暗为勾通，肆其煽惑。即著迅速筹商，妥为调派，一面抚绥番众，搜捕匪徒，一面开路设防，力求固守，毋使倭族得售其奸。安平炮台，著沈葆桢设法兴筑。台城倒塌，见经发款兴修，著即飭令周懋琦认真经理。铁甲船必不可少，沈葆桢等当切实筹办，力图自强。闽厂准其兴造得力兵船，以资利用。”

续奉谕云：“日本虽未启兵端，然日久相持，终非了局。现在淮军续抵凤山，罗大春所调泉勇业抵苏澳，沪尾，鸡笼等口亦拟调募兵勇扼扎，布置渐臻周密，当随时联络，以壮声威。刺桐脚庄民有勾引倭兵往攻龟纹社之谣，当飭令王开俊迅传该处民番，解仇息事，毋任别滋事端。铁甲船购买未成，仍著沈葆桢妥速筹议，以资得力。修筑炮台，势不容缓，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毋失机宜。罗大春招勇开通番社，该处事务愈繁，需饷愈钜，著文煜、李鹤年、王凯泰设法筹济。

于是葆桢设防益严密，唐定奎厉兵以待战，潘霞、夏献纶巡视诸军，稽核练丁，清查番社户口，给印牌以固人心，民番俱欢欣遵办。倭无间可乘，续到轮船，一裁兵七百馀，一裁琉球工役二百馀，皆多备药弹及锹、锄、绳索、器具，将为久驻之计者，旋亦遣归，并载回受疫兵役千三百馀人。后至递信之船，皆不复留泊。惟初七日，倭忽移兵一棚至新街渡。庄民将户出壮丁二人设防守，倭遽撤棚归营。翼日，倭列飞轮大小铜炮于营外，添兵巡逻为卫，旋张示云：“新兵之至，乃替换旧兵，非有他意，各庄其安堵如故。”然营中疫死日多，医云水土不服所致，皆涕泣思归，遁归者日益众，倭将不能禁。

△筑安平炮台。

张其光派员赴上海购大铁炮十，恐洋式炮台遽难集事，先以巨筐盛沙土、小石，堆垛为蔽。及雇来炮台洋匠，沈葆桢以候补知府凌定国舆洋将勘定三鲲身基地（地滨海，距安平及台湾府城均七里有奇），先为图以进。炮台方式，四向共宽百八十丈，角为凸形，中为凹形，凸列大炮以利远，凹列洋枪以防近。高丈六尺，厚丈八尺有奇。外周重潦宽丈，注水深七尺。台容千五百人，置大炮五、小炮六，兵二百七十二，辅以洋枪队，资防守。台下为避炮室，以备更番休息。后为仓库，以储军粮、药弹。其墙则三合土垒成，层层撑以竹木，以防敌炮。外围以砖，其厚五尺，以防久雨、地震坍塌之虑。计砖六百万，竹木、灰石称之。惟台基尽沙地，运土须十馀里，砖则由泉厦购运。遂以定国董其役，凡半载毕工。而内地江海各要隘炮台，亦以次仿筑。

△增台湾各路番地防营。

先是，沈葆桢剿抚番地，分三路开山：黎兆棠领中路，罗大春领北路，袁闻柝领南路。时兆棠虽招募成军，其地途径丛杂，岩壑深阻，水沙连等地久为逋逃薮，拟先搜积匪，次抚生番。新军不敷分布，请益兵。葆桢令吴光亮率粤勇两营，自郡城赴之。

大春既至大南澳，值大风雨，棚帐皆飞，两溪盛涨，决为四渠，工役停阻，结筏以渡。番贼从丛苇中狙击，守备黄明厚等各受镖伤。又犯苏澳碉楼，大队追至始退散。我军复进至石屋，平坡数十里，菅茅深丈馀，惟山水颇清腴，前为浊水溪（距石屋十馀里），路极险仄。各社亦语言互异，其通事向以欺番为利，号“番割”，番无所诉，则邀杀以泄愤。故通事入番遄甚，其绝深阻者亦不能详。故每进，必留兵以防后路。大春商于葆桢，以轮船配兵械驻海口，移戴德祥营，益以新募勇，分屯苏澳，以壮声援。葆桢属大春仍加意招徕，许民番咸助开山。

闻柝在南路开辟，已越昆仑坳，近埤南界（距昆仑坳八十馀里）。俯瞰台束，沧瀛在望。惟入山愈深，番社愈杂，沿途留队扼险，兵渐单，亦请增营为后继。葆桢令张其光率粤勇两营驰赴内埔，调前路各军以次进驻。

△冬十月，日本遵约撤兵。

初，潘爵函致倭使柳原前光，申前约。及照覆，以未得联街印文为词。沈葆桢如请换给，而柳原已由沪入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与之辩论，其使臣虽词屈，而未能就绪。是月初九日，葆桢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称：“倭事议定三条办法，已画押互换。大久保郎赴台湾，会同其中将撤兵。所有修道、建房，倭人所费不赀，已许给银四十万两。撤兵授，营房概交付中国官牧管，当先派妥员驰赴倭营验收，印派兵驻守，以便筹办善后事宜。”因附寄会议凭单，并互换条约，及给总税务司赫德札各一。

初十日，倭领事福岛九戌偕通事吴硕谒葆桢，云：“大久保已往琅骄，特令面陈一切。”并开呈事宜五条：“一、从今约五六日间，敝国拨船必齐到琅骄，载兵回国，应请如期驾至该地，舆我西乡中将会，彼此料理交代事宜。又贵国所派兵员，现不过充交代之用，彼此照应，可不必多；一、从前两国大臣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其沈、潘两大臣与西乡中将曩日一切来往公文，亦宜就琅璇交换；一、我国人民被生番杀死，遗骸就当时收埋旧址，更建墓碑表之。将来如有亲戚朋友航海就近港口之际，藉便登岸扫祭者，务望使伊即日登岸，拜涤邙归；一、交代事讫，即望贵道飞札及电报上海道台处，转申北京总理衙门查照：一、本国现在厦门派设领事，将来如在贵台所辖之地有交涉敝国事件，务望贵道速即照会敝领事，以便照办。”

葆桢以抚局已成，允其所请，惟于登岸祭扫一节，饬台湾道照覆，约来时须有领事官盖印执照，祭毕即归，俾免生事。派台湾府且懋琦领员弁于十三日赴琅矫，并照会西乡从道，令按照条约交代，饬游击郑莹率安抚军一营，由赤山拔队，自陆会之。

大久保已于初八日抵琅矫。次日，倭兵束装，以牛车载枪炮器具登舟。懋琦同委员陈谟、都司沈国先于登岸时即函知西乡从道，十四日，西乡遣通事吴硕请懋琦往，交出葆桢前发照会五件；懋琦亦将倭营前发照会两件还之，且与民间交涉字据。西乡允诺，因出酒果相款，排枪队送懋琦归。十五日，领事福岛九成送来本处人民租地合约七纸，并告知先撤风港之兵。懋琦派巡检周有基及把总沈如生往。十八日，风港倭兵登舟，复寄缴风港租约、呈词十一纸。懋琦恐民间尚有遗字，西乡函覆，谓管内敷员病故，无从寻检，以后均为废纸。遣营房三十七间。

二十四日，西乡从道将龟山营兵及夫役凡千馀人，悉登舟，遣人交草房百有二间、板木千二百有五片。懋琦复以有基偕千总郭占鳌照收。西乡船是夕去，馀船次日尽去。懋琦亦回郡，而留郑荣安抚军分驻龟山、风港资弹压。葆桢遥将倭兵尽退各情形具奏。

△遣使驻外洋各国。

初，中西既成和，诸国先后各设驻京公使一人，加以“全权”之号，名虽保护商民，实觇中国动静。曾国藩、李鸿章、王凯泰均议奏请遣使外洋，上初以事属创行，未报。台湾事定，鸿章再疏，略云：“各国互市遣使，所以联外交，而中国并其近者亦置之，殊非长驾逮驭之道。同治十年日本初议条约，臣与曾国藩均奏请于立约后，中国应派员驻扎日本，管束我国商民，藉可联络，此举来可再缓。拟请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遴选熟悉洋情、练达兵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员，请旨赏给崇街，往驻日本。闻横滨、长崎、箱馆各处，中国商人约近万人，既经立约，不可置之度外，俟公使到彼，应再酌设总理事官，分驻口岸，自理讼赋，以维国体。不特此也，泰西各国亦当特简大臣轮往兼驻，重其禄养，定以年限，以通情款。其在中国交涉事件，有不能议结，或所立条约有大不便者，径与往复辩论，随时设法商办，似于通商大局有裨。”经总理衙门王大臣等议覆，奉旨报可。

臣按：通商各国在京师设公使，于行省设领事，非必欲联中国之交也，盖欲备知中国情形。乃彼来而我不往，则彼于我不啻烛照数计，而我于彼反如正墙面而窥暗室也。自遣使分往绝域，而后各国之地形、物产、风俗、政令，我亦可尽悉：其离合转变，我亦可随时侦探驰报。见闻既确，声教自通，不致情事隔阂，我乃得以张弛驾驭其间。闻中华人在外洋者，暹罗约二十馀万，吕宋二三万，新加坡七八万，槟榔屿五六万，新、旧金山十馀万，长崎、神户、横滨等处亦各以万计。公使既出，于是复分设领事，大事由公使核办，而贸易：讼狱之事，则领事扶持调护之。商之害，官为厘剔；商之利，官不与焉。而后中国之人，不致为外邦所凌虐，仍为中国之民。内地富商大贾，知朝廷设官外洋，不弃我辈，皆可广为招徕，丝茶大宗亦可自为运销。而中国之权既自操，斯外国之利亦得分矣。外国之利亦得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