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清代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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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绝贡之先后

  京师旧有会同四译馆,在正阳门东城根玉河桥,沿明旧地也。屋共三百馀间,专备外国贡使驻足之地,凡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廓尔喀诸国来者皆驻焉。

  以余所知而言,暹罗咸丰间尚入贡,嗣因粤寇作乱,海道不通,遂绝。琉球则于光绪六年灭于日本。越南亦于六七年间为法人蹂躏,直逼其都,国主遣使臣入中国求援,居天津半年馀。时李文忠为直隶总督,以其私订条约,未曾请示天朝,不便保护,拒之,二使臣痛哭而归,其实文忠不敢与法人开衅也。琉球尚世子亦在天津,每晨必长跪文忠辕门外,侯文忠舆出,则作秦庭之哭。文忠每遣武弁慰谕之,如是者数月之久,亦痛哭而归。

  缅甸之役,在乾隆朝本系敷衍了事,并未扫穴犁庭执讯馘丑也。大兵仅达木邦而止,即以木邦土酋为王,与之订十年一贡之例。至光绪八九年间,英人占据缅甸后,大为整顿,至十三年遂与我驻英公使订缅甸条约矣。朝鲜则岁有例贡,海道距山东一苇可航,然不准由海行,必须遵陆渡鸭绿江,出奉天,过榆关,而至京师。迂道千馀里之遥,不以为苦。彼国商人,恒藉岁贡以获大利,盖以货物杂贡品中,出入两国之境,皆免税也。以高丽参为大宗,布次之,纸发海味又次之。每十月来,次年七月归,以为常,及为日本所灭,而贡亦绝。于是四译馆鞠为茂草矣。

  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彼国亦十年一贡也。

琉球贡使

  清同治四年,余在常州,喧传有琉球贡使过镜,偕众往观。

  使舟泊西门外接官亭下。久之,见二役舁一方箱至,一骑持名帖随之,立岸上,大呼曰:“使臣接供应!”即见使舟有二人出,如仆隶状,跪鹢首,向岸叩头,亦大呼曰:“谢天朝赏!”于是二役既舁箱入舟中,亦不知何物。须臾,舁空箱随骑者匆匆去。久之,武、阳两邑令呵殿来,舆立河干,两令端坐不动,执帖者以名帖两手高举,大呼:“使臣接帖!”于是正副二使臣出,至鹢首,向岸长跪,以两手各捧一邑令之名帖戴于顶,而口中自述职名焉。两大令但于舆中拱手,令人传免而已,不下舆也。礼毕,使者入仓,两令亦呵殿归署矣。郡守位尊,不往拜也。两令之名帖,以红纸为之,长二尺,宽八寸,双折,居中一行,大书“天朝文林郎知常州某府、某县、某某人顿首拜”。字大径二寸许,此余所目睹也。

  至所闻则更可异矣。琉球贡道只准收福建海口,至闽后,即须由内地前进。闻到闽后,浙闽总督有验贡之例。是日,总督坐大堂,司道旁坐,府县则立侍案侧,两贡使手捧表文、贡单,至头门即跪,报名,膝行而进。至公案前,以表文、贡单呈验,总督略阅一过,传询数语,即令赐食,即有一役以矮桌二置大堂口,酒肴亦续续至,二使者叩头谢,乃就堂口席地坐而食之,各官仍坐堂上也。须臾食毕,复向上九叩首谢恩毕,乃鸣炮作乐掩门,无私觌之礼也。

  琉球服装,衣宽博之衣,腰系大带,宽尺许,以颜色分贵贱,冠亦如之,冠似僧冠而稍高,惟足则中国之缎靴,盖彼居本国皆赤足,惟入贡始靴也。其仆役则宛然戏剧中所扮苍头状,一身皆黑,最易识别。

  考琉球全国之地,不过中国一大县,本无国王也。明洪武好大喜功,赐其土酋金印,封为国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为之辅,于是俨然一国矣。其时日本正当幕府时代,列藩分封,不相统一,琉球遂幸延国脉四百馀年。及日本推翻幕府,力行新政,回顾卧榻之下,有人酣睡,又非条约之国,遂一鼓灭之,夷为冲绳县矣。

  闻亡国之王为世子时,曾在京师国子监肄业,徐小勿孝廉为其教习,授以试帖诗,居然能工,逮归国为王后,常与臣下联吟,亦不废政事。惟贫小而弱,无力豢兵,国之不国,不待日本之吞而始知也。

马复贲越南使记

  乾隆间征越南,拟治阮光平篡弑之罪,复黎氏社稷。会王师大败于富良江,阮光平惧中朝大举复仇,遂卑词乞降。帝因彼既胜而降,遂亦许之。于是加封号,挥宸翰,恩礼稠叠。及光平来朝,复赐宴赐诗,赐游三海,待以隆礼。光平归国,仍复不靖,时以我国沿海盗舟供其指使,劫夺商民,且封海盗为提督总兵诸官,海疆官吏无可如何。黎氏残裔归国后,复为阮光平所歼,中朝亦不过问。

  至同治间,法人开殖民地至越南,见其地势沿海,土肥人蠢,思久据之,始而通商,继渐逼入内地。时越南王告急于中国之书不知凡几矣。朝命李文忠派员前往,侦探实情。令下,无人应者。

  有桐城马复贲者,以应试不第,依其兄居天津,兄为操江练船管驾官,忠裔也。复贲请于兄,愿应募往,兄遂为介绍于文忠。文忠大喜,许以归来后,必专折以荐,惟此时亦宜有职衔,乃立畀双月候选同知执照以行。此光绪七年事。复贲少有大志,好酒任侠,弛斥不羁,好读书而不工举业,尝作乘风破浪之想,此行而愿遂矣。其行程由内地广西出镇南关,终日行深箐密林中,虎狼之叫嗥,瘴疠之恶毒,一无所恐,随役死二人,而复贲且无恙也。既间关至越南,达中朝君相意旨,留其国者二年。

  于八年壬午冬,伴越南二使一范姓一阮姓者来天津乞援师。文忠却其请,而越遂亡。文忠旋丁内艰,朝命合肥张树声署直督,文忠以复贲属之,张已奏请以五品京堂用。已属稿矣,会有谮复贲于张者,言其酗酒狎妓事,遂不果荐,仅以同知终。文忠复莅,亦无如何矣。

  嘻!以复贲之勇侠,使将一军,颇足以伍绛、灌,惜不遇知己,奈何!其在越南时,有致友人书一通,兹录之以证当年之实事焉。书云:

    越土之广,古交阯无是也,实由乾隆中兼并占城、真腊二国而然。自是分为南北二圻。乃得之未久,而南圻极南海滨沃壤,为法人侵占。同治十二年,法商以运械往云南,道出北圻东京,羡其地之富,乘间攻取。法以数十人之力,数日之中,连下八省都会,越人无计御侮。其时,云、广与越交界隙地,土匪出没于深山密箐中,劫杀边民。内有刘永福者,广东钦州人,素枭桀,有越官与相识,遂招其拒法。法受创,与越人成约而罢。因其地形险阻,民心未附,法遂幡然变计,阳尊以虚名,而阴收其利,越人为其所愚。数年以来,察地抚民,根深蒂固,一二年前,时有侵侮之事。越人噬脐莫及,复欲乞援于朝廷,而私与法人立药一节,显背国法,自知未能蒙允,忍而不发,以至于今。刘永福自助越人击退法兵后,该国授为三省提督,驻扎宣光一带,设关征税,裕饷练兵,虽未必忠于越人,而仇视法人,实其本愿。云南自普洱、临安东至开化各府,皆与越交界。万山重叠,路极崎岖,内有大河三:一由蒙化东南流历元江、临安至蒙自境入越界,名元江,下流名洮江,东流六百里,历越之宣光、兴化、山西各省至其东京;一由蒙化南流,名李仙江,又名把边江,历普洱、思茅南入越之兴化省,折而东流七百里,名陀江,亦至东京,北与洮江会;一由开化南流入安平,入越界下流,名宣江,历越之宣光山南流四百馀里至东京。三江总汇,名为富良江,一名珥河。又东南流三百馀里,分为数十派,潆洄而东入于海,此地形之大略也。刘永福所驻之地,即洮江中流,云、越交界要隘。法之图越也,实意在云南矿产之富,若越之东京,则早已在其掌握中矣。第因永福积仇,扼守中路,道阻不通。从前法、越约中,原载明通商中国云南一节,今法人以永福即为越官,碍其通商之路,即系越人背约。去年八九月间,法人定议先攻越南,故贲于十一月奉差赴越,传语国王,留其都城二十日,反复笔谈数万言。今年三月初八日,法陡兴兵将东京攻破。其时贲适在彼,身入其中,彼此商办,法人亦知理屈,仍将城池交还越人。贲即飞请速派大员来此,大可补救。适合肥丁艰,张公置任,遂将此事束之高阁云。

  据余闻人言,刘永福之弃越投清,亦复贲之计划,尝询之,而彼不承认也。嗟乎!以酗酒狎妓之微嫌,遂没其困苦艰难之功业,中朝之赏罚不均,于此可见一斑矣。

缅甸订约之失败

  缅甸既敷衍了事后,遂定十年一贡之例。逮英人破阿瓦都城,逐其国酋,夷其宗社,而中朝尚复不知。于是有光绪十三年与英人定《缅甸条约》。兹录之以证中朝自欺之笑柄焉: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太后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并广开振兴彼此人民通商交涉事宜。兹由大清国特派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罗庆郡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工部左侍郎孙,大英国特派赏佩二等迈吉利宝星、前署驻华大臣、今美京头等参赞大臣欧,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左:

  一、因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
  一、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政权,均听其便。
  一、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
  一、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
  一、本约立定,由两国特派大臣在中国京城将约文汉英各三分,先行画押,盖用印章,恭候两国御笔批准,再于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以昭信守。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八奉旨依议。钦此。

  按:第一条具见英国外交手段,以虚名与中国,第二条则实利归己矣。第四条更见狡猾,彼已与藏番连年开衅,藏恃城险,英恃炮利,互有胜负,未得便宜,意欲使中国飭令藏番降服,而又不肯明言,恐违公法,故隐约其辞,且示退让,则中国与藏番不得不入其玄中矣。彼总理衙门群豕乌得知之。

廓尔喀贡使

  乾隆间征服廓尔喀事,载之《圣武记》中。逮至英伦,见使署旧日档案,始知廓当日举兵,实非抗中国也,乃欲伐印度也。印与廓有切齿仇,久欲得印而甘心焉,自顾力量不足,拟借上国以为助。其时译音不通,廓之语言又为印、藏夹杂之音,愈不能解。及见兵起,边吏仓皇入告,乃命福康安征之,故一战即降。

  降后上书于福康安,详述由廓入印山川道里甚悉,请发大兵收印度,愿为向导。福据以上闻。乾隆帝忽疑廓此举为复仇之计,将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歼旃,不允所请。且其时正用兵西北,开辟新疆,亦无暇他顾。厥后英人之灭印度亦廓尔喀导之也。惜哉!使当日移征新疆之师而收印度,而今日富甲地球矣,即鸦片亦无由而兴,何有于禁,九州铁不能铸此大错也。自是廓亦定十年一贡之例。

  光绪元年冬,余在京候试,忽市上喧言有外国人入贡者,奇形怪服,非所常见,余亦随众往观,见其由永定门大街过天桥,入正阳门,而至四译馆止焉。贡品、行李、随从及护送兵役约四五百人。其使臣二人皆衣渗金宽博之衣,皆红紫色,冠皆如和尚所冠之毗卢帽,而中较高,上似有金绣之饰。各手一素珠,乘四人肩舆,无盖无帷,如庙中神轿状。大惑不解。明日见邸抄,始知为廓尔喀也。相传四译馆中能廓语者,仅译吏一人,语且不精。幸廓使能英语,遂以英语相酬答焉。

  至光绪三十一年,又见其入贡,绝不以中国贫弱而反颜,可谓有始有终矣。今则为英之保护国,亦渐更其政俗,然其教则仍佛教也。

哲孟雄之幸存

  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馀里耳。

  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争之,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

  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

  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

  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

  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新加坡之纪念诏书

  余随使泰西时,道出新加坡。其时中国总领事为左秉隆,字子兴,广东人,京师同文馆学生也。能通英、法、德三国语言文字,研究外交,颇有心得。曾惠敏公携之出洋,即任以新加坡总领事。

  时觞余等于署中,见其书室中有画龙竹筒十馀枚,皆长三尺许,两端皆以蜡印封固,异而询之。左叹曰:“此皆历年中朝所颁暹罗、缅甸等国恩诏、哀诏也。制成后,循例颁寄,亦不计人之受与不受。代寄者大都皆中国海商,一至新加坡即交与领事衙门,日积月累,遂有如此之多。使果寄至彼邦,彼亦必不承认,反生枝节,不如留此以为纪念而已。”继又曰:“英人已屡次请求一二幅为博物院之陈列品,吾不敢也。”

盗用巡抚印

  同治中叶,湘南盗用巡抚印文一狱,几摇动大局,幸知县某精细,未酿大祸。

  先是,长沙有名妓廖玳梅者,色艺冠一时。省绅某位尊而多金,昵之,欲纳为妾,廖不允。有外县绅某者亦昵之,其人家亦不贫,且年少美丰姿,廖久属意矣。外县绅每逢省中课书院必至,至即宿廖所,而屏省绅于门外,省绅颇衔之。

  一日,外县知县某忽奉巡抚密札一通,谓该县绅士某某等六人勾结发逆馀党,拟在省城作乱,已侦获同党多人,供证凿确,即将某某等六人密拿正法云云。令得此札大惊异,盖此六人皆邑中清白公正之士,其中皆举人五贡之类,且家皆殷实,文名籍甚,何致有悖逆举动?遂商之刑幕。幕将院札阅数过,拍案曰:“此文伪也,焉有督抚印文而无监印官衔名者乎?公须亲赴省垣,密商布政,取进止。”令乃行,谒布政,以情告。

  布政亦细阅抚札,不能决。语令曰:“尔明日毋出面,俟我上院询明后,再商办法。”

  次早,布政入见巡抚,密问曰:“如某县某孝廉某拔贡者非公书院门生耶?”中丞曰:“然。是皆高才生,累列首选,吾甚刮目者,岂有所干求耶?”布政曰:“否。闻公欲杀此数人,何也?”中丞大惊曰:“何来此言?孰诳尔耶?”布政曰:“有据在。”乃出印文授之。中丞面色如土,颤声答曰:“印则是也,我何尝为此?”布政乃述其由,中丞益骇曰:“是不可不究。”因严鞫署中男女仆婢等。有夫人小婢曰:“某日有某卖婆来,似曾向夫人乞印文焚疏事。”亟逮卖婆至,初不承,继将用刑,乃哭曰:“是省绅某贿我求夫人者。”立命逮某绅,一讯而服。

  盖省绅欲娶廖,廖意终不属。省绅曰:“尔属意者如目前暴卒,则奈何?”廖曰:“某若死,则嫁尔。”省绅乃出此毒计,思假县令手而杀之也。彼五人亦因公事与省绅龃龉,结怨甚深,拟一并除之以为快。于是案乃大白。

  廖逃至外县,追捕监禁。卖婆与省绅皆拟斩。中丞夫人吞金死,中丞告病去。布政升巡抚。某令则调署大缺以酬之。中丞刘琨,云南人。布政李恒,江西人。其馀人名、地名当日告者皆详之,今忘之矣,仅忆一妓一抚一藩耳。

巧对

  曩在京师见有属对之工者,辄记之,以资谈助。

  “麦秋至”对“桑春荣”,“三白瓜”对“万青藜”,“青龙棍”对“朱凤标”,“陶然亭”对“张之洞”,“狮子狗”对“熊伯龙”,“乌须药”对“黄体芳”,“李象寅”对“杨猴子”,“赤奋若”对“朱逌然”,“杜鹃花”对“李鸿藻”,“老板”对“童华”,又“树已半枯休纵斧”对“果然一点不相干”。

  以绝不相当之二语,集而成对,觉字字铢两悉称,可称工妙绝伦。

古今事无独有偶 二则

  吴翌凤《逊志堂杂钞》引《猗觉寮杂记》云:

  某县有尉,夜半叩令门求见甚急。令请待旦,尉不可,不得已披衣起,延尉入。问曰:“事何急,岂盗贼待捕恐失时耶?”曰:“否。”

  “岂有疾病仓猝耶?”曰:“无。”

  “然则何急?”曰:“某见春夏之交,农事方兴,又使养蚕,恐民力不给。”令笑曰:“然则君有何妙策?”曰:“某见冬间农隙无事,不若移养蚕于冬为便。”令曰:“君策真非古人所及,奈冬无桑叶何!”

  尉瞠目不能答,久之长揖,曰:“夜深矣,请安寝。”

  阅此不觉失笑。古今事真有如出一辙者:

  光绪中叶,金陵有需次通判甘某者,司东台县釐税,每夜必戎装持械携兵役遍巡城市。一夜,巡至县署前,已四更矣,叩署门请见甚急。令以为火盗之警也,披衣起见之,问何事。甘曰:“无他,适已出巡遍城𬮱,恐君更出为劳耳,故来告,请安睡也。”令曰:“吾早寝矣,公来始起也。”甘亦惘惘而去,古今事无独有偶也如此。

  寄园《寄所寄》所载:

    明山西乔御中廷栋,起家进士,巡方三省。罢官家居时,每晨必具衣冠,升堂高坐,命仆役呵唱开门,以次伏谒,或作控诉状,乔一一为之剖判讫,然后如仪掩门。每日如此,闻者无不匿笑。

  不意今时亦有相类者:

    光绪间,有皖人张传声者,入资为河南候补道,加花翎二品衔。其面目臃肿有痴态,腹如五石瓠,食兼数人。需次汴省无差委,每日晨起盥漱早食毕,即冠珊瑚冠、孔雀翎,数珠补服,由内室而出,中门置一云板,出则击之,仆则高呼:“大人下签押房矣。”

    既就坐,一仆进茗碗,一阍者持手版十馀如折扇式,口称某某等禀见,其实并无一人也。张则手举茗碗,作官腔曰:“道乏罢。”阍者斜步出,则又高呼曰:“传伺候,大人下来矣。”张乃雅步登肩舆,出门拜客矣。亦每日如是,如演剧然。

  此叶孝廉士芬为予言。叶、张之同乡也,癸卯借汴闱报罢后即馆其家,初见此状,不觉大笑,以为此公殆官痴也。张丁外艰,奔丧归,死于中途逆旅中。

命名不可不慎

  士大夫命名不可不慎,或贻笑柄,或误功名,皆由于此。

  湖南游子岱方伯智开,应乡试时名于艺。中式后,主司乔勤恪公谓之曰:“尔名当改。”游不悟,问何故。乔曰:“尔归阅《日知录》便知。”游阅至黄幡绰、镜新磨故事,乃恍然,遂更名智开。

  江西勒少仲中丞应拔萃科时,名人璧。及选贡,学使者谓之曰:“尔名当改。勒人之璧,是何行止。且璧与逼同音,既勒人,而又人逼,非义也。”乃更名方锜应朝考焉。

  武进王颂平大令国均,戊辰进士,书法甚佳,殿试已列入前十本进呈矣,及胪唱,太后闻之曰:“好难听。”盖“王国均”之音与“亡国君”同也,遂抑置三甲,以知县发安徽,被议改教职,为山阳教谕二十年。复以卓异选云南某县令,未之任而卒,潦倒终身。

  又曾文正公中乡举时,榜名子城,字居武。余在京曾见是科乡试同年录。会试时,座师命改国藩焉。此事近三十年殆无人知之矣。若今之以“国”、“魂”、“侠”、“血”等字命名者,更卑卑不足道矣。

验方 三则

  治咽嗝奇方

   用老梗苏泡水和面粉,俟日食时,在日中搓为丸,须即日晒干,丸皆中空,治咽嗝有神效,此理不可解。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朔,日有食之,余目睹武进王仲光孝廉在苏州制此丸,中果空也。他时制之则不然。

  龙眼核止血

   龙眼核去黑皮,研极细末,治刀伤,立刻止血止痛。余见此方后,即手制约三四两许,久未有用。

   一日,在金陵见一木工误以斧伤小童面部,血流如注,忆及此,与敷之,顷刻血止,亦不疼,且能速愈。是亦不可解也。

  菱灰治小儿黄水疮

   小儿黄水疮,溃烂出水,甚至不能坐卧。用风菱烧灰研末涂之,一二日即愈。菱壳烧灰,愈陈愈佳,洞庭山所产尤佳。

   此极不直钱之物也。昆山张敬夫、广文芬传余此方,愈小儿甚多也。

光饼

  苏州市上有卖一种小面饼者,大如钱,中有孔,可以索穿之,微甘而脆,名曰光饼。予童时尝食之。咸丰间,制钱一文可购十饼。

  曾举以问塾师:“饼何以光名?”师曰:“想系光福人所创始耳。”遂亦置之。不意越四十馀年,偶阅雷琳《渔矶漫钞》载钱唐吴中林《咏光饼》诗,始知饼为戚继光行军时所作也。

  一事一物,莫不有其原始,信乎开卷有益哉!

诬妻得财

  光绪初年予留京过夏,有友人邀饮于肆,同座皆过夏者,藏阄行令,极其欢洽。

  座有一淮人曰:“予不习酒令,今说一事,如诸君能解决者免饮,否则罚一杯。”众曰:“可。”淮人曰:“吾淮某甲,一日晨起将赴茶社小食,于途中拾得银券一纸,视之,固素所交往之钱肆也。欣然往取银,甫入门,已闻失主央肆主注销求止付,而甲仍从容取银去,失主不敢认,肆主亦不敢阻。是操何术以致此?”诸人思之良久,皆不得其故。

  淮人曰:“各饮一杯,予言之。当甲挟券入肆时,见失主在肆,即伪为怒容,汹汹入。肆主向之点首,亦不答。肆主曰:‘先生清晨何怒为?’甲曰:‘不可说,不可说,家丑也。然吾两人交情,言之何伤。予昨以事赴清江,今早归,见予妻枕边有银券一纸。’随说随即取券出,掷案上曰:‘是必予妻之奸夫所赠者,予将得而甘心焉?今姑取此银去,会须侦之。’肆主唯唯,目视失主亦无言,遂以银与甲而去。”

  同辈闻之,皆骇叹其狡诈而已。

回回卖猪肉

  常州市有屠肆。一日,有回教阿轰自礼拜寺讽经归,衣白布回衣,冠尖顶回冠,过屠门,适屠人拒巨斧据高砧斲猪首,血溅其身。阿轰大怒,将挞之,经市人调停,命屠赔偿,阿轰坚索银饼十枚,将行矣,屠人曰:“银既与尔,衣当与我,且已为血污,尔亦不能服之归家也。”遂脱而与之。屠忿甚,掷衣于地,足践而口詈之。

  一秀才在旁睨之而笑曰:“是奇货,可使倍价而赎也。”屠犹怒不解。秀才曰,“我非虚言,尔如听我计,必能使之倍偿。”屠曰:“若然,我但得原价足矣,馀皆与君。”秀才曰,“可,尔明早衣其衣,冠其冠,据案卖肉,渠闻之必来观,可惟尔所欲。”屠如言。

  次日,喧传一回人卖猪肉,皆来观。阿轰一见,更怒,势将用武。屠曰:“我以十圆买得者,尔岂能禁我不衣乎?何无理取闹如此?”观者如堵,皆谓屠言直,阿轰无如何,愿将昨所得者还之,求勿衣。屠不许曰:“非十倍不可。”再三请,倍价赎归。秀才曰:“如何?”欣欣然持十圆而去。

  此武进余益斋工部为予言。

赵三姑娘

  昆明赵蓉舫尚书光,长刑曹二十年,且累得试学差,又累次查办外省案件,积资至五六十万。无子,只生三女,长、次皆早嫁早死,惟三女未字。赵没后,尚遗财三十馀万,皆三女掌之,嗣子所得甚微也。

  一日,三女谒万藕舲尚书青藜曰:“侄女年已逾三十矣,求年伯为我择婿,一须元配,二须少年翰林,三须海内世家。”万曰:“难。”会有仪征胡隆洵者,以赤贫士入都,联捷授吏部主事,万之门生也。闻胡未婚,谓三女曰:“胡某已如尔所约之半,如尔不愿,我亦不敢过问。”女不得已许之,遂涓吉成礼。胡一旦骤富,夫尊妇如帝天,妇视夫如奴隶,不待言矣。

  赵存日,有红绿佩二事,皆大如掌,一则透水玻璃翠,一则双桃红碧玺也,朝中大老无不知之。及三女嫁后,二佩归于胡矣。胡一日佩之入署,众皆属目,一少年满司员谓众曰:“明日当揶揄之。”

  次日,胡入署,此少年急趋至胡前,半跪请安曰:“大人一向好。”胡以为误也,连称:“不是,不是。”少年忽昂首曰:“我适见双佩,以为赵大人复活矣,孰知是尔耶!”众轰堂大噱。自是胡不敢佩矣。

  三女归胡后,未数年死,无子。胡再娶亦无子,及卒,以弟之子子焉。资财数十万,米市胡同大宅,皆归其弟矣。

王玉峰三弦

  明秀水沈德符《敝帚斋馀谈》所记:京师李近楼,幼以瞽废,遂专心琵琶。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以一音兼数音。尝作《八尼僧修佛事》,经呗鼓钹笙箫之属无不并奏,酷似其声,老雉高下曲尽其妙,又不杂以男音,一时推为绝技。

  不意清光绪季年,京师有瞽者王玉峰,亦能以三弦作诸声,并能弹二簧各戏曲,生旦净丑、锣鼓弦索亦各尽其妙。尤神者,则作洋鼓、洋喇叭、操兵步伐之声,使远处闻之,不知其出于三弦也。

  观于明之李近楼亦为瞽者,可知瞽人心细,能体会入神。此等绝技,必间世而生,非有师传,亦不能教人。玉峰上距近楼已四百馀年矣,五百年名世挺生,即微艺亦何莫不然。玉峰每于国忌斋戒等日,必奏技于正阳门外之广德戏园,盖是日不演剧也。听者较观剧倍之,价亦倍之,因此致富云。

麻瑞子空钟

  京师儿童玩具有所谓空钟者,即外省之地铃,两头以竹简为之,中贯以柱,以绳拉之作声。惟京师之空钟,其形圆而翩,如一轴贯两车轮,其音较外省所制清越而长。有觉罗旗人号“快手罗”者,精此技,久于金陵以此为生,遂致小康。然犹不知麻瑞子之出类拔萃也。

  麻瑞子亦旗人,而有痘瘢,其姓瑞,以善空钟得名。尝奏技于东西两庙集及新年厂甸中,余曾见之。能以半段空钟用绳扯之,飞高跃低,左盘右旋,无不如志。西人极诧之,谓两轮去一,重心力已失,何以能圆转如意,不致蹉跌。百思不得其解,乃叹中国人之绝技,固匪夷所思也。

端忠敏死事始末

  清宣统三年辛亥四月,铁路国有之旨下,起长白端方为候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先是,己酉之秋,端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正慈禧太后梓宫奉安之日,于隆裕后行礼时,端之左右有以摄影器摄行礼状,后大怒,以大不敬罪端,革职,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亲贵及诸大臣荐,遂起用,岂料祸机即伏于此哉。

  端既受命,于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台于平湖门外,勘路召匠,期于九月朔兴工。而川人以川汉铁路已奉先朝谕旨,归商集资承办,恳川督赵尔丰代奏,收回成命,不报。再三请,则以格杀勿论恫吓之。于是川之士民焚香环跪督署者数千人,大书德宗皇帝神位,顶于首而泣求焉。尔丰大怒,命卫队铳击之,死者枕藉,而川乱成矣。事闻于朝,电旨命端方率鄂军入川平乱。

  七月下旬,端发武昌,率三十一、三十二两标兵以行。至宜昌,按兵候消息。端之意盖不欲临之以兵也。无何,朝旨严迫,不得已进至重庆。至重阳日,闻武昌事起,民军已据武汉二城,荫昌率京军南下,亦败退。端大恐,亟率师进至资州驻焉。朝命革赵尔丰职,以端代之。端知事无可为,欲入都面陈机宜,兵大哗。时统兵者一为曾广大,一为邓某,皆端任鄂督时所拔之士也,于端皆有师生谊。又有营官董海澜者,四川人,亦鄂之学生。当端之发武昌也,总督瑞澂力荐于端,谓可大用,端遂命董为营官,隶曾广大部下。当时广大禁兵毋暴动。

  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军士谓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两发本月之饷,并为众军办归装,众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装待发,众以银未至阻其行,并要挟书券,端与之。

  至初七日黎明,银犹未至,众谓诳我,于是董海澜倡议入行馆,驱端至侧屋云:“我辈将假尔室开会议。”兵入室,遍搜行箧,无所得,即欲杀端,曾广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乃举者仅少数。曾又再三劝,兵皆汹汹,谓曾有异志,当先杀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谓端曰:“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其时兵皆举铳待发,曾亟止之曰:“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众乃逼端至行馆大门一小屋中,乱刃交下。其弟端锦大骂,迫之跪,不屈,亦乱刃而死,皆断其首。曾广大备棺敛之,欲并敛其元,众曰:“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敛也。”乃即日东下归鄂矣。僚友仆从皆只身分道遁。

  初八日,成都借银至,已无及矣,遂为红十字会所得。先是,端之议行期也,尚未得成都独立信。至初五日,资州牧以省电告,遂决意还京,资州众绅环而请曰:“公毋行。公若反正,则成都唾手可得,即众亦必以都督举公,且公之兵所以哗嚣者,以公不反正也。若一变计,则皆为心腹矣。”端不可。众绅又请曰:“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某等可函致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端叹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毋为我虑也。”皆太息而散。

  端自入资州后,无日不作还京计,使早日行,亦可无事,乃一因借银未至,二因有投诚土寇周姓约初四日率众来降,遂待之。不料,初五日一闻川省独立之信,而祸不旋踵矣。端之至重庆也,凡南北公私函电,及从官信牍,皆为军士所遏不得达,是以沿江各省响应反正之举,一无所闻,盖至死仅知武汉之事而已。死事闻,赠恤如例,特谥忠敏。此殆清廷最后之予谥矣。

  其监印官李寅生于十一月望日间关至上海,为予言如此。又闻某君云,端方阴谋不测,革党深忌之。当其督鄂督江时,凡党中魁杰为其所离间者,不知凡几,屡欲起事,均为所败。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

  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端为人无赫赫之威仪,好嬉笑谐谑,而中无城府,待故旧甚厚。好藏古物,生平宦橐皆耗于此。及罢官闲居,犹坐客常满,樽酒不空,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非某君言,不过以毕镇洋、阮仪征视之耳。嗟乎!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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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