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穰卿笔记/卷一 中华文库

此路为许英五路之一。其原因极大，仅视为盛侍郎曾与立草约，或视为平常要求而以为可废，此实吾辈之大误。

当余居上海时，即闻盛与苏杭甬路约事，后报章又载合肥相国许英人承办津镇、浦信、沪宁、苏杭甬、九广五路事。虽其原由外间未尽知，而其有国际之关系，则大概皆知之。

顾自订草约后，绵历至久，光绪二十八九年间，有浙商李厚祐拟自办杭州城外湖墅至江干一段，而与银公司将来所造之苏杭甬路首尾衔接。盛侍郎回言不能，惟此时即闻盛之意：‘若全路自办，当可办到，不能截办一段也。’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春夏，汤蛰仙、张菊生二君在申，因美人倍次欲办全浙铁路，浙绅争之力，遂驳不许。于是与同乡诸提议，浙江铁路归浙人自办。时余在京，以为：‘苏杭甬一路轇轕不清，安能谓之全浙路自办？’时盛适至京，乃往商之，亦以为可。四月间，浙京官有大聚会，即宣言此事。己而，盛对余言：‘彼为与银公司合办铁路之人，则路约可废一节万不能由彼说出。’余恐事有翻覆，乃复函致盛，得其复书，以呈同乡，并持至上海示诸君为征。其信今尚存公司，然盛语甚圆，惟言可自办，而绝不提废约事。

_{按盛亦非有意相欺，大约谓一面自办，一面再设法与英人交涉，或可得当。而后来事变，则非彼所料也。馀彼时意，一面只自办路，而外交事委重于盛。彼既有前说，必不能中途恝置，然不料后来之风云，如此怪异也。}

彼时忽有一怪事，则杭人孙某忽集众开会，宣告废约，并致电各报，于是言废约者风起云涌，若山西之于福公司，若安徽之于铜官山，直东江皖之于津浦，江苏之于沪宁，莫不集会并演说，大放厥词。一若伊等之笔舌，可作炮火用。

_{按此真大怪。夫经营事者，我辈也。事既成矣，须伊等作此何为？然伊等此举若无关系，犹之可也。不知此事竟惊动外人，闻其时，英领事谓人曰：‘中国人忽然如此凶法，不但要废已立之约，且欲并已开办之路而废之，此何说也？’}

惟时余亦知朕兆之不佳，谓某君云：‘苏杭甬路之自办，试为之耳。而伊等如此嚣张，恐大为害，奈何！’某唯唯，余一人无如何，惟函致各省人之相识者，属其设法镇定之。然亦徒费笔墨而已。

尤为失误者，则京官同乡竟递呈商部请废约，而朝廷亦遂下廷寄于盛令废约。殊不知此事须委婉而不能用强力以责成盛，盖责成盛而英不与盛商，则奈何。惟时盛在京，谓人曰：‘此事本来尚有法可想，自有此廷寄，而几微之希冀断矣。’同时李伯行在申，对余则云：‘有此廷寄大佳，如此则我处反放松，可以卸责矣。’李与盛二语虽相反，然其意一也。

是年九月，余北上，在津探询项城之意，知甚以为难。至京，闻外务部亦然。凡外务部偶然涉及废约一事，英使即曰：‘此事我不知可否，请以公文来，吾当电闻吾国政府。’外务部知其意不善，即无敢复言。唐少川至外务部，说亦略同，然伊亦不肯言约不能废，但说：‘英既未来催办，浙人尽做无妨。’

其时有一事略觉可慰者，则盛奏中言：‘已限怡和六个月不开工即作废之说也。’然奏中未言怡和覆书如何，屡函询之上海，不得覆。二月，杪菊生来京，余以此叩之，菊生曰：‘曾以问盛，成谓怡和覆书，谓耽误之咎由于拳匪，伊不任责。’余曰：‘然则此事成泡影矣。’菊生曰：‘盛谓伊必仍尽心此事，且尚有别法。’至用何法，当时言之，今已不忆。是时屡有言用别法与之商者，或购彼料，或请彼工程师，然无有敢向公司言者。

光绪二十三年夏间，又有一佳耗，则龚君谓舟中偶询濮兰德君曰：‘九广事定将何如？’云：‘既定苏杭甬正约。’龚曰：‘浙已自办，如何？’濮曰：‘此系据前约应之事，不能管他。’龚曰：‘贵国何必与浙人争此路？’濮曰：‘此却有一法，因此路非吾国人注意，非若九广也，然不能凭空废约，须以金赎回。’龚曰：‘须若干？’濮曰：‘二三百万。’此事余亦函上海，然未有理会及此者。而蛰仙尤以力拒外人为能事，英领与濮见浙抚张公，而蛰仙属张公勿见。濮两拜，蛰仙亦不见，并不答拜，于是补救之法一无可施。

是年五月间，某君又至京，余问废约事万无办理，而浙人以为必能。将来必大轰闹如何？某曰：‘此复何策，惟有听其所之而已。待大炮轰时，必有办法。’余闻其言，嘿然而已。

此时浙人以废约为必然之事，或为已然之事，而不知其影响全无也。

余自乙巳北行后，留心此事。凡外人之情形、政府之意见以及补救之法，偶有所得即函告某君，以达于蛰仙及公司中人。其不迳达蛰仙者，以蛰仙愎，恐更无效也。不意凡此等语均未见覆，亦未见有来函商议之处。余自觉没趣，故自丙午秋后渐少言及，然犹时报告，直至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出京时为止。后风潮起，蛰仙总以伯唐不先相商为辞。余谓伯唐虽不告，而我则于伯唐未与英使订约之前，屡函言之矣。蛰曰：‘我不知。’余骇曰：‘我历函托某君转达之辞，岂皆未达乎？！’蛰曰：‘吾皆未闻。’

丁未春，政府召伯唐回国，凡英使来催订合同，外务部即以俟汪使回答之。盖以浙江之棘手题目，应使浙人当之。

已而，伯唐到外务部任事，接办此事，时已六月底，甚秘密。余询之，亦不答，惟说甚难。余曰：‘蛰仙等皆持拒款主意，宜与说好方妥。’伯唐良久，但瞠目曰：‘如何说法？’

七月二十三日，余以京报被停，出京谋复举。八月初，伯唐使英，此事即日交梁崧生侍郎接办。盖伯唐之经理此事，始终不过一月，而其合同大与九广不同，已见所印苏杭路甬事案中。后来梁办，竟废去另订。

至八月，杪订约之事宣布，惟时余适自申至杭，或有问者，余以为伊已知近两年历史也，乃曰：‘上下因循至此，亦复何策？惟有将合同情节减轻，少受害而已。’不意此语出口，闻者即已大怒，以为余之胡说。

于是杭中谣讹杂起。适有一工头邬某病疟，被业西医刘某药误死，方欲控刘，值路事起，蛰仙即遣人属其家人，改说是殉路则名美而有利，其家变欣然从之。

蛰仙遂因此以激动风潮。后之汤工程师以他病死，亦置诸殉路之列。此次风潮广博弘大，殆不可思议，于是遂有处汪以铸铁像、暗杀、掘坟、扮戏之事。

最可异者，余至杭之故，蛰仙知之，盖余将恢复京报，蛰仙允助五千。适得京电促往，因赴杭索蛰仙此款，而蛰仙乃暗布谣言，谓余是替伯唐运动而来者，又吓余曰：‘君宜速行，人将暗杀君。’然余以办报故即行，非为蛰言也。

至数月中之大小设施则已见各报，惟时有三数人知不应如此办者，亦以被慑而止，不敢吐一言。最奇者，人人皆以为怡和已默许限六月不开工即停止之说，而盛绝无一言，亦无他人将实情言之者。此如见勇士误持中断之刀，任其挫衄致败而不一言也。盛至汉口，犹力言怡和已允，直至京始吐其实，此真千古疑窦！

_{按此系盛事。或谓盛后来所出之言为捏造者，则非也。}

事势相逼既甚，乃有命派代表之事，遂公举四人任之。四代表及书记既至京，外务部悉以关此事之重要文件示之。代表瞠目相视，不复能有语，乃成不借不还之势。其历史由杨君廷栋宣布，说述自李盛唐三公及汪、梁订约之事实，惟以不先告同乡一层为汪罪。

至宣统元年春，蛰仙忽有电及信致京中同乡，旅沪学会亦有电致同乡京官，大率皆言应逐汪、盛，勿得踞邮部，并言京同乡有电至申属为之，然京官实无此电也。蛰仙又直致政府一电，均载各报。

四月初六，京官出知单，约同乡会于下斜街全浙老馆。余问提议何事，曰：‘无他，不过集股催股而已。’殊不知中有秘密布置存焉，故遍召同乡而独不告汪。中有绍人田某，蛰仙之特派员也，然伊不认为蛰仙派，但云有事来京，适值此会，故来观盛举而已。而是日提线索者，则为翰林朱福诜桂卿，并挈其子至，俟诸大老至，则引田见之。俾先述浙路事，田乃言蛰仙如何劳苦、如何节省、如何任怨，故路非彼办不可。倾之集众演说，田又言今非急集新股不可，若蛰仙去，不特新股不可得，即旧股亦思抽回，甚可虑也。语至此截然止，若有人约定续其后者，果然，诸君言吾辈本与汪某无意见，此事亦不能咎汪，吾辈为大局计，则应劝汪离邮传以保路。众叩其策，则曰同乡以函劝之，或面劝之，或递呈政府。余即起言曰：‘按诱沪学会谓汪卖路，汤电则谓盛捏造要函，是皆非仅仅离任所能敝辜者。宜请派大员查勘，如有其事，应与大罚。’众人闻余说，乃俱谓此决无有。大众初不疑及此，无庸提也。余乃不言，众亦未议决而罢。

余劝伯唐奏请卸任待勘，伯唐先亦欲辞职，而庆邸不谓然，但言不必理他。余谓盍竟自为之，伯唐云不能，现邸不谓然，既强上折亦必搁起。

蛰仙致政府电，实为可怪，盖攻盛、汪不宜在邮部，亦足自成其说，惟此宜堂堂正正言之，乃抛荒正文而别寻蹊径，指为袁党。又谓监国应念鸰源之议，读全文无非挑拨激怒，诬捏挟制之语，此真非吾辈俗见所能测者。

蛰仙之目的既不达，则无论党汤者、恶汤者，皆以为彼必力辞路事，而抑知不然，盖彼于杭开大会之前一日忽至申，坚约某君至杭赴会，并为临时会长。夫蛰仙果愿去，则何必有此布置？某君亦知其意，故答之曰：‘吾不能往，以吾若主张留君，则君固日言劳顿矣，吾安忍以此苦君？若不留君，则欲留君者方哗然，吾惟有谢不往耳。’蛰仙遂嘿然去。

顾开会之先日，已有人遍发传单，言不得另举总理，有不附和者，其人即为卖路贼。比开会，甫入坐即有千百人大哗，言应留汤。董事会众应之稍迟，即大见斥诟，谓：‘汤总理为吾浙办事，如此勤苦，而君等不即留，岂尚不以汤为然乎？’董事会无稍异言，亦极赞同，于是是会也本以定总理为目的，而后竟不复提，以致副总理欲辞职，亦不能言云。

秋间，蛰仙得云南臬使之命，于是揣测纷纷。有谓彼必应命者，有谓不赴召亦不办路事者，有谓必始终于路者。蛰仙对人言亦不一其说，而后来办法乃皆出人意料之外。

有一事最奇，孙士颐者，于吾宗为疏亲，然素习于伯唐。戊申回杭，蛰颇与联络，然不过平常待友朋之道待之而已。今年孙又至杭，蛰乃极意相待，宴设优频。数日，蛰以事赴申，孙亦刻日将去。蛰至申，特电留之，云：‘尚有所言，且俟看潮。’至期，蛰果至，日事觞咏。孙意知彼将入都，必属其释言于汪，乃绝不及此。无几，又赴申，孙不日继至。甫入逆旅，则蛰已来约西餐，孙谓必将有命，而餐宴累日亦都未及。一日酒半，约同车赴愚园，孙谓彼或择静处相语，亦无有。忽约同至南翔，南翔乡野，无足观览，孙谓其有谋野之获，亦不然，但言明早返杭，再至京相见而已，孙谓无事矣。夜回客店，则又以名刺亲至辞行，孙次晨诣车站送之，孙时大悟，曰：‘我真愚！汤君之厚我即暗以和解于汪托我也，岂待有言哉？’孙至京，即往伯唐处，且以汤雅意告伯唐，伯唐颔之。然汤至京，拜孙不拜伯唐，伯唐往拜亦不见，对人曰：‘吾焉敢见如此大官？’孙至此，始知汤前此所为全是空中布景，贤者不可测，一至于此。

今年劾盛一电则尤失之拙，盖谓盛诱我浙人于拒款之途是直自处于被绐之列，则从前之争皆为错误。此实自破樊篱，诚不解蛰之拙，一何至此？

以上皆言其对于朝廷，对于大局之未是。至其办事，以表面言，胜于他处多矣。其刻苦节省，决非他人所能及。惟有人言其办事错误之点，亦不忍略举之以供研究。一劳苦太甚，而实有过分之处。盖蛰仙性不能任人，无论何事，皆欲过目，于是分任之人既无专权，即无责任，而无事不待总理以举。既事有不能，即悬事以待，而延搁多矣。甚至一条子、一信面亦须自写。每日之报悉须览阅，徒劳蔽精神，而为功盖寡。一则与商人太不接洽，自去年大会，不举总理以后，而著名商董数人均登广告辞商董之事。问之，则谓：‘汤君贤劳，吾辈咸所敬重。顾吾辈欲陈之事悉不能自达，与其将来坐误大事，不如早辞为幸。’闻向来董事等见总理欲有陈白，蛰仙即先自大发牢骚，以讫其去，人之言閟不得出。后有人请其以五分钟之时间，容彼陈说，乃未及二分，而蛰仙已以语相隔断。以学界中人以极小之股而专执其权，虽蛰仙亦不能自脱，可怪也。一则对于外人不觉隔膜。蛰仙本无外交才，故对于外人惟以抗拒为唯一手段，而一无操纵之术。不见濮兰德固为错误，后来对付洋工程师亦是如此，故动辄龃龉。

总之，蛰仙之于路，究欲始终其事乎？抑欲借端自脱乎？其对于汪、盛，诚恶而思去之乎？抑以为题目乎？外交之为难，彼诚不知乎？抑故意示异乎？吾辈浅人，实不能测。惟有可断言者，则蛰仙之识见、才能、经验，实不能办此事，且相去甚远。观彼于对内对外，绝无可法，惟知说蛮话为种种挟制之计，亦足知其无能矣。

至政府对于此事则尤无可言，并未尝以大局为意、以事之妥贴与否为意，惟知敷衍。敷衍不成，乃至决裂。于各方面之如何，亦极不研究，夫何足云？

最可叹者，则凡官界、学界、商界以及事中事外之人，至今无人肯彻底研究者，惟随时上下而已。吾国人如此，何以自立？

以上不过言浙路近年之情状耳。至全国铁路自办一事，发起于浙，而踵于处省。今反复研究之，乃知其为大谬焉，试列其说如下：

• 全国自办铁路，非独中国无此财力，即各国亦不能如此。而勉强为之，耽延时日，转至靡费，且有各种影响。
• 我国实无办此事之人才。蛰仙固未足副其任，而已远胜于各省。各省则惟知攫金钱者甚多，故无一成绩可言。
• 分省之误，不特此宜以路分，不宜以省分，而因此益深分省界之习。且将来必致因分省界而各据其利益，事愈不可为。
• 冒称商办之不正。按此事应由国家划定若干路，若国家不自办而招商为之，则必以大商家数人主其事，而招股以足之，始可云商办。若凭空以一二绅士主办，名曰公举，实数人主之，其后则渐落于全省有势力人之手，或为刁绅劣监分头把持，则为祸更烈。今各省或未至是，然观此据彼攻之象，则距此亦不远矣。

_{以上四条言前此主持之误也。而最误人者，彼将以招股为主，其辞或过激，谓‘借款办路即路亡，路亡即国亡。’其实善为之何至此？京汉、京榆，固未亡于外人手也。更有打破后壁一语，则设如我不善自为谋，他人只一举手已为所得，何待造路开矿之纷纷哉？惟数年以来，我国以自办铁路，语言过激之故，外人遂指我为排外，不幸而与英交涉最多，于是中英之交遂疏，日本乘机益亲英，关系甚巨矣。}

庚子赔款载于约章者，实库平银四万五千万两。然后来由上海道按月付款时，仍须按金价伸算。如金价贵则须另筹款以益之，所谓镑亏是也。于是江海关道今山东巡抚袁公起而争之，各督抚亦有电外部争之者。且与外人约：于此争执期内，按月应解之款暂存银行，俟议定再拨付而认其息。后外务部与各国公使再三辨驳，卒不能胜，遂饬上海道如数拨付。然因此波折，既须付数月息钱，又适当金价渐涨之时，多付之银殆数十万，而各署所付电费尚不在内，一时闻者莫不扼腕，以为约文明白如此，而吾外务部犹不能得之外人，为可恨也。后余入京，细访其事，始知竟无从争，且转为外人笑也。盖初写正约时，各国咸照其本国币制书之，如英为若干镑，俄国若干卢布之类。合肥相国曰：‘此真啰嗦！’合之吾国之银究应若干，吾观之殊不了了，意两宫亦必不了了。于是各公使商量久之，各合成中国银数，攒凑拼合，而去其奇零，始合成中国库平银四万五千万两。告之合肥，又恐吾国之据以银数计也，复注曰：‘即英若干镑，法若干法郎’等语，合肥遂命书于约后。各使虑吾遂以银计，见合肥必伸言之，合肥必唯唯曰然。各使终不释然，遂促合肥作一函与领袖公使，声明赔款载约章者，虽作库平银四万五千万，然按月付款时，仍须以金价高低为伸缩云云。试问如此铁板注脚，尚何从争执？窃怪袁公争此时，外务部何不竟以此告之，岂袁知之仍欲固争耶？抑外务部始终未以此告耶？诚令人不解。惟因此一争，袁又得数月赔款之利息，又得大名，亦幸矣哉。

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国。顾其还我款也，尝虚悬以引我，而不遽予也。始则微示其意而使我就之，即就之矣则又限我以用此款之途，又久之则曰必用之教育，至去年则又进一步曰将设大学于美国，而使我之人往学焉，而由此德遂设大学于青岛而使我以学生往，英亦设大学于香港而使我以学生往。吾不知此于吾国前途关系如何也，而我朝廷感之，我社会感之，我学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约之意见而感之。一似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

抑吾有疑矣。彼其还我款也，非谓不取我款也，谓彼时误算多取。今划其多取之数，使我按期得扣还也。夫以理言之，则彼先时不应误算，今觉其误而还之我，谓之正直可矣，谓于我有加惠则不可也。吾外部谢其使，吾出使大臣谢其外部足矣，而又派专使焉，而又因是大施隆礼于舰队焉。最奇者，当美之舰队至厦时，吾上海报界公议电致其统将，代表国民谢意，无乃使彼失笑欤？其奇又奇者，则浙江洋务局员王某忽擅请于浙抚，亦发电往也。夫各省之事皆统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已派专使往谢，则各省在其中矣。而忽然中间一省自行往谢，不知全球各国中有此规矩否。

以予所闻，美之还美款别有因也。当《辛丑和约》将定时，庆邸以赔款为太钜，或献策请与美使商之，美使曰：‘此事宜再与一二国商妥。俟公晤时，贵王大臣先以此意相请，有二三国应允，则他国不能立异，斯事济矣。我国与贵国新亲睦，当首先应允也。’缘是之故，美国以此事当办到，暗中特续增其数，以备削减。不意庆邸未以此事告合肥，合肥已以赔款大数电告两宫，已得允诺，事遂作罢，然美人续增之数则仍算入四万五千万两之内，故有核还赔款之事。

又所谓退还赔款者，非美人以现金若干还之我也。不过使我于每年应还之大数中得减若干耳。吾国近年支持赔款不足已甚，得减若干，殊未有盈馀可言。譬如每月应还人百金，而力仅能筹七十金，即使人允我每月少还三金，向之月短三十金者，今不过改为短二十七金耳。虽于罗掘之力少纾，而其为短绌则一也。而吾国人都若已见为有此金者，或欲得以办东三省事，或欲得以治陆军，抑何可笑。辗转之间，而用此款之权亦卒为人所限制，无丝毫自主权也。

光绪二十一年，我假俄、法四万万法郎，为还日本之需，其实皆法之款也。俄于其中划留库平银五百万两，为与我合开华俄道胜银行之用，并立约五条。约文略粗，并不言银行如何办法，亦不言俄出资本若干，时我户部中人有言应定合办之法并详细条文者。翁相国时为户部尚书，斥之曰：‘与外人交接，以少与作缘为是。’遂悉听之。俄人仍岁计其盈绌，而以应得盈馀归之我。彼时户部划作何用不可知。辛丑以后，张冶秋尚书办学务，以款无出，奏请拨道胜之息为学务之用，嗣后每年皆由道胜岁计盈而付之外务部，外务部转交学务处，惟其数多少不常，多时为二十馀万，少时止十馀万，近年乃几至无有。不知吾国学务将来又恃何款举办也。

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间，忽有俄人已将此款干没不认之说，其事将登诸顺天时报。而曾君敬诒亦力言之，且谓宜令各华报登载其事。余问诸学务中人，咸曰：‘并无此事。如无此款，则年来何所取办？’余以语曾，曾曰：‘彼等乌足如此。学务之需出各省筹济耳。’余又以询学务处之会计杨君，杨曰：‘实取之道胜。以年年皆与外务部接洽也。’余又语曾，曾笑曰：‘此或道胜补付庚子以前之款耳。若近年必无之。’余又询杨，杨不能言其详，后又遇外务部饶君，始知确系道胜每年付盈于外务部，又转付之学部，而曾君必如是言之，异矣。后乃知中有利其事者，以讹传讹，而散此谣于外人。而汇丰与正金欲剩此挤道胜，故如此耳。

尤可异者，都中士大夫多谓道胜之五百万实系虚款，我国并未付。俄乃虚记此数，而岁拨所盈畀我，买我之欢耳。噫，彼岂知此款实在俄法款中拨付乎？且我之于俄法款也，按月付息四釐，今道胜则多时不过四五釐，少且无有。俄法款按限归清，道胜款既无归期，久且无着，是吾国即此一事，所受亏损已不可胜言，而悠悠众口乃谓之虚款，怪矣。

以各种大公司股票之涨落，吸收人财，使人以千百万倒入其中，此事欧洲人时有之。虽无赌博之名，然实与赌博无异。各国常思禁之而未得策，盖彼弄机巧，虽明知其奸慝，竟无法以制之。逮至今年橡皮公司价格之涨落，吾国商人受累数千万，市面为之震动。兹将逐年所闻，略述于下：

前有耶松船厂股票骤然加价，甚至厂中常用之律师某君亦以为信然。其文案蔡君方以卖空法卖去若干，某大怪责，谓其为此颠倒事，蔡则速更买之。已而得英伦消息，言此项股票已大跌，经理亦无报告书，在上海之华洋商人受遇无算。

公和祥股票者，为上海怡和洋行及其各种产业股分。每股一百两时，华人所购者、稍知商务之人咸谓苟能得其股过半，则权即入于华人手中。不特租界中重要产业可以收回，且产地多扼要。若建筑物业，大可获利，因劝人广购。是时忽有印传单分送商界者，似出西人手笔，大略谓主此义者实有意愚人，宜加审察。华人见者以为必西人忌此事，故为此，后乃查知该洋行原订之合同内有一条，谓公司中但占一股，其权利仍与前无异。于是乃知前此计划之误。而存股票者，以银行限期到，无款筹还，则跌价售之。各人一闻此信，于是卖者纷纷，遂自每股一百四十两跌至五六十两，大商家因此倒者纷纷。

蓝格纸者，近数年颇盛行于上海。凡有体面之商人，鲜不买蓝格纸股票，盖美国某处煤油公司之股票也。自一百两张至四五百两，至宣统三年则直至一千四五百两。传言煤油矿中忽得金刚钻矿，闻者皆动心。五月间忽闻矿渐枯竭，遂跌至一千一百馀两。

最受害者，莫如今年之各种橡皮公司。公司约有七八家，有谓怡和洋行所办者，有谓某某洋行所办者，大率皆指上海著名洋行为旗号，故销路甚易。至各公司有虽种树而未出货者，有仅有旷地并树未种者。而售股票时，摇煽之法甚多，有每股十两，遣人在外扬言股已售罄，遂增至十二馀两。又如某某人寿保险公司，以五两之之股，先卖二千股，并须先定，故未出票之时，已逐渐增其价，即令人在外收股。人见股份价加而销速，谓必大佳，即将股存留不肯售。殊不知公司实遣人乘众人相信之时，陆续售去八千股，每股卖二十馀两，已而渐跌至十馀两。又有公司当卖股时，声明只卖十二点锺，果皆信之，争往购买，未届时股已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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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信昌珠号为苏人所开，其挡手则陈姓也。庚子夏间，我驻美使馆参赞寿金甫太守回国过上海，以向与信昌往来，故与陈盘桓颇洽。寿因言与上海美国所开益生洋行之总管佛裴克谂，佛裴克将回国，颇愿与信昌作一大交易，陈因于西五月六号偕寿至益生见佛及其第二人，亦言及此事。已而佛及行中华帐房关子平同至信昌，议定代售珠宝一节，言明如能销去，照价付银，如不能销，原货交还，所有关税、水脚保险等费，信昌不管，货价亦不起利。订定照限，售多之款，均归该行所得，或付银，或退还，言明七个月清楚。旋于十八号，该总管派一洋人，偕关帐房至信昌，选取珠十粒、宝石二十二颗，共计价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九两，取去后当时掣回该总管签名之收单，嗣至七月初陈至该行询问，据云：‘外国收货电已到，俟销去即可如数付银。’以后月去数次，均据云：‘已交该行总董看过，不合用场，拟转寄英国销售。’陈告以：‘不必转寄他处，如美国不能销去，即可寄还可也。’该总管云：‘如不吝惜水脚等费，稍缓时日，必可售脱。’云云。他日又去，该总管之弟适于是日回国，云：‘迟至回申日，或货或银，定可了解。’不意回申后，竟不至信昌。陈于他处查悉，即往催问，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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