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汇编 经籍典 第四百十三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理学汇编 第四百十四卷
理学汇编 经籍典 第四百十五卷


    考证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四百十四卷目录

     史学部总论一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

      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

      隋书经籍志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

      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

      唐刘知几史通六家 载言 本纪 列传 天文志 艺文志 五行志

      杂志 论赞 断限 载文 言语 简要 隐晦

      皇甫湜文集编年纪传论

    经籍典第四百十四卷

    史学部总论一

    后汉荀悦申鉴

    《时事》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 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 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 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 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宜于 令者,官以其日,各书其尽,则集之于尚书,若史官使 掌典其事。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 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裔朝献则书,皇 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 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 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

    梁刘勰文心雕龙

    《史传第十六》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 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 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 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夏、商 被于诰誓。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䌷三正以班历,贯 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 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夫子 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 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 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 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 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 以授于后,实圣人之羽翮,纪籍之冠冕也。至从横之 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 节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 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𪟝, 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 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 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正体,《十表》以谱年爵, 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宏 辨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蹖落之失,叔皮论之详 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 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 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 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 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 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 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 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 秦,吕氏危汉”,岂惟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 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 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 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至《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 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司马彪之详实, 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 《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 惟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 也。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 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 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 的。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又撮略汉魏,宪章殷周。虽 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 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 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 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国体,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 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铨评昭整, 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 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 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纪则失于 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 摘史、班之舛滥,傅元讥《后汉》之冗烦,皆此类也。若夫 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谓“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 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 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 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 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 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 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喣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 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 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 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 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 于寻烦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 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 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 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 哉!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皆总。腾 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隋书经籍志

    《正史》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 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 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 《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 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其后陵夷衰乱, 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 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 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 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 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迄 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鄙浅,不 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 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 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 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 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馀年。建初中,始奏表 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 之。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軰陈宗、尹敏、 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 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 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及三国鼎峙,魏氏 及吴并有史官。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 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 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寿卒后,梁州大中正范𫖳表 奏其事,帝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寿家写之。自是世有 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 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 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 《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 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 正史。

    《古史》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 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 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 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 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 书监荀勖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 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 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 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 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 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 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 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 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 者之别,谓之“古史。”

    《杂史》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游士,记其策 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 《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 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 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

    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遣亡。是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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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抄撮旧史,

    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 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 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 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霸史》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 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 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 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 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 参朱之乱,并皆散亡。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

    《起居注》

    起居注者,录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 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 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 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 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 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得汲 《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正同,盖周时内 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近代已来,别有其职,事在《百官 志》。今依其先后,编而次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 不可别出,附之于此。

    《旧事》

    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 其职,守而弗忘。《春秋传》曰:“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周 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万民之约契与质剂,以 逆邦国之治。然则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职又 总而掌之。汉时,萧何定律令,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 仪法,条流派别,制度渐广。晋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馀 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 律十篇。其馀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 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缙绅之士,撰而录 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 篇》。

    《职官》

    古之仕者,名书于所臣之策,各有分职,以相统治。《周 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数凡从正者。”然则冢 宰总六卿之属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数先后 之次焉。今《汉书·百官表》列众职之事,记在位之次,盖 亦古之制也。汉末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 《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 名矣。缙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 于世。宋齐已后,其书益繁,而篇卷零叠,易为散亡,又 多琐细,不足可纪。故删其见存可观者,编为《职官篇》。

    《仪注》

    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自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 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贺庆,则有进止威 仪之数。唐、虞以上,分之为三,在周因而为五。《周官》“宗 伯所掌吉、凶、宾、军、嘉,以佐王安邦国、亲万民,而太史 执书以协事”之类是也。是时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 衰,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汉兴,叔孙通定 朝仪,“武帝时始祀汾阴后土”,成帝时初定南北之郊, 节文渐具。后汉又使曹褒定《汉仪》,是后相承,世有制 作。然犹以旧章残缺,各遵所见。后此纷争,盈篇满牍。 而后世多故,事在变通,或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载 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而或伤于浅近,或失于 未达,不能尽其旨要。遗文馀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见 存,以为《仪注》篇。

    《刑法》

    刑法者,先王所以惩罪恶,齐不轨者也。《书》述唐虞之 世,正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周官》:“司 寇掌三典以刑邦国。”司刑掌五刑之法丽万民之罪。 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国,内史执国法以考政事。《春 秋传》曰:“在九刑不忘。”然则刑书之作久矣。盖藏于官 府,惧人之知争端而轻于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 罚僭滥。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灭矣。汉初,萧 何定律九章,其后渐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晋 初,贾充、杜预删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时,又取 故事之宜于时者为梁科。后齐武帝时,又于麟趾殿 删正刑典,谓之《麟趾格》。后周太祖又命苏绰撰《大统 式》。隋则律令、格、式并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 法志》。汉律久亡,故事驳议又多零失。今录其见存可 观者,编为《刑法篇》。

    《杂传》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周官》:外史掌 四方之志,则诸侯史记兼而有之。《春秋传》曰:“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勋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纥之叛,季孙命 太史召掌恶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 书,登于天府。”太史、内史、司会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 是则王者诛赏,具录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书。故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 而又闾胥之政,“凡聚众庶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每 月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党正岁书其德行道艺者, 而入之于乡”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举其贤 者能者而献其书”,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 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 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 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 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 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 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馀皆 略而不记。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 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 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 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 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 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 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 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 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 之,谓之“杂传。”

    《地理》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 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变迁。是故疆理天下,物 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 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 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 也。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 “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 《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观祆祥。” 《秋官职方》掌天下之图地,辨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 狄之人,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知利害,辨九州之 图,使同其贯。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 以佐王扰邦国。“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 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及土会之法。”然则其事 分在众职,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实总其事,太史以 典逆冢宰之治,其书盖亦总为史官之职。汉初,萧何 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 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 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 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 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 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序,与古《禹贡》《周官》所 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 县之名而已。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 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池道 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 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 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 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 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 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之 《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士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 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馀记 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 其书之上,自馀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

    《谱系》

    氏姓之书,其所由来远矣。《书》称“别生分类”,《传》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赐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亦史之 职也。秦兼天下,划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 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而汉又有《帝王年谱》。 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世挚虞作《族姓昭穆记》十卷,齐 梁之间,其书转广。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 “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 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 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 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 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其《邓氏官谱》及《族姓昭穆记》, 晋乱已亡,自馀亦多遗失。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 篇》。

    《簿录》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堙灭, 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 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 各有其部,推事寻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 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 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 而远不逮矣。其先代目录亦多散亡,今总其见存,编 为《簿录篇》。

    《唐刘知几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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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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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证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

    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 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 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 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 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 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 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 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 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又有《周书》者,与《尚书》 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七十二章,上自文、武, 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 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 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 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 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 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 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为篇第,纂成 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 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卲,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 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 义例,皆准《尚书》。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 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 述,若此故事虽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 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模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 故元舒所选汉魏等篇,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 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 今之所要。如王卲《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 其体制,乃似孔氏《家语》、临川《世说》,可谓“画虎不成反 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 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璅语》又有《晋春 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习于《春秋》,悼 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 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于 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 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 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 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 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 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 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 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 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 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 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 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晋春秋》。自是为国史 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 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 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 授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观《左传》 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 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 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 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 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始以周贞王续 前传,鲁哀公后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 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 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 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 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 张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卲等,其 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 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 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 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于《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 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 贾逵、王肃、虞翻、韦耀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抑 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 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 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 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 游士为策谋,因之谓《战国策》。”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 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 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 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 秋》,亦尽二百三十馀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 语》存焉。案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 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 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可嗤乎?当汉氏失驭,英 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 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自魏都许、 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 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 班、马,创编年者则拟议荀、袁。是为《史》《汉》之体大行,而 《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 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乘,上 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 百三十卷,因鲁史旧目,名之《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 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纪》。至梁武 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 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 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 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 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 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 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放依 《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 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 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 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纪传群分,皆以类从,各附 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寻《史记》疆宇辽阔, 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 “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为其体之失 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插杂言,世本国语国策等使览 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 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 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 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 《太初》以下,缺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纪》,以续前篇。 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 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 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 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 东汉已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 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历观自古, 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史,止定 公《纪年》,下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 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 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 无改斯道。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 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 体久废,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而已。

    《载言》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 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 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 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 古法,言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 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 “包举,务存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 《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 事,得其纲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叙,遂令披阅之者 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今古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 而言独无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 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 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亦 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 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 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 《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切谓宜从古诗例,断入 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昔干宝 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 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 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 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本纪》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 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 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 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 能易也。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 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王,爵乃 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王以上别作《周秦世 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缪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 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 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王,其书先成一卷,而 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编,此尤可怪也。项羽僭 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 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 如列国,假使项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 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 纪》,求名责实,再三乖缪。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 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 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年,编作 《魏纪》,亦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后来作者,宜 准于斯。而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编年。 年既不编,何纪之有?夫位终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 大号,止入传限,是以弘嗣《吴史》,不纪孙和,缅求故实, 非无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编景穆于《本纪》,以戾国 虚谥。间厕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为鱼贯。又纪者既 以编年为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 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如近代述 者,魏著作魏澹《李安平》。李百药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 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 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世之读者, 幸为详焉。

    如彦渊《帝纪》载沙苑之捷。百药《帝纪》述淮南之败。

    《列传》

    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 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 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 释纪。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而朴略犹存,区分未尽。 如项王立传,而以本纪为名,非唯羽之僭盗,不可同 于天子,且推其序,皆作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或 曰:“《迁纪》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独 尤于《项纪》哉?”对曰:“不然。夫五帝之与夏、殷也,正朔相 承,子孙递及,虽无年可著,纪亦何伤?如项羽者,事起 秦馀,身终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 闰位,容可列纪;方之骈拇,难以成编。且夏殷之纪,不 引他事;夷齐谏周,实当纣日;而折为列传,不入殷篇。 《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夫 纪传之不同,犹诗赋之有别,而后来继作,亦多所未 详。案范晔《汉书》纪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 陈寿《三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考 数家之所作,其未达纪传之情乎?苟上智犹且若斯, 则《中庸》故可知矣。又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 方,有时而异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 书,包括令尽,若陈馀、张耳,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 并录是也。亦有事迹虽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为其 标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阳之首;庐江毛义,名在刘 平之上是也。自兹以后,史氏相承,述作虽多,斯道多 废。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寻“附出”之为义,扳列 传以垂名,若纪季之入齐,颛臾之事鲁,皆附庸自托, 得厕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为小,盖以其 因人成事,不足称多故也。窃以书名竹素,岂限详略, 但问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纪信,沮授陈宫,或运 一异谋,树一奇节,并能传之不朽,人到于今称之,岂 假编名作传,然后播其遗烈也?嗟乎!自班、马以来,获 书于国史者多矣。其间则有生无令问,死无遗迹,使 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纪其名,而虚传班史,妄 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 盖为此也。

    《天文志》

    夫两曜百星,丽于元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 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 犹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 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读者竟忘其误; 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 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 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 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 罪人也。切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必为志而论 天象也,但载其时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灶、梓慎之 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荧惑退舍,宋公延龄,中 台告折,晋相速祸。星集颍川而贤人聚,月犯少微而 处士亡,如斯之类,志之可也。若乃体分濛澒,色著青 苍,丹曦素魄之躔次,黄道紫宫之分野,既不预于人 事,辄编之于策书。故曰:“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 其间唯有袁山松、沈约萧子显、魏收等数家,颇觉其 非,不遵旧例,凡所记录,多合事宜,寸有所长,贤于班、 马远矣

    《艺文志》

    伏羲以降,文籍始备,迨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 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汉定其流,别 编为《艺文志》。论其妄,载事等上篇。谓天文志《续汉》已还,祖 述不暇。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 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且《汉书》之志天文、 艺文也,盖欲广列篇名,示存书体而已。文字既少,披 阅易周,故虽乖节文而未甚秽累。既而后来继述,其 流日广。天文则星占、月会、浑图、周髀之流,艺文则四 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箧,“自成一家。史 臣所书,宜其辄简。而近世有着《隋书》者,乃广包众作, 勒成二志,骋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车而重轨, 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复一门, 其理有不安,多从沿革。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 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 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 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 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 蒯。”于宋主得之矣。

    《五行志》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 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 崩由于朽坏。又《语》曰:“太岁在丑,乞浆得酒;太岁在已, 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 道,不复系乎人事。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 竿坏幡亡。枭止梁师之营,鵩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 著象,而福禄来锺,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也。然而 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于休咎,详其美恶也。 故诸侯相轧,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洎汉 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 谷,远应始皇;卧柳植于上林,近符宣帝。门枢白发,元 后之祥;柱树黄雀,新都之谶。举夫一二,良有可称。至 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雨、霜雹”、“大水、无冰”,其所证 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如有旱雩, 舛候螟“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襚,或毛伯赐命, 或滕、邾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征。旻 穹垂谪,厥罚安在?探赜索隐,其可略诸?且史之记载, 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 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况彼《春 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 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所略盖亦多矣。而汉代儒 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 有不应于人,应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 兆者哉?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 在彼成年。”

    董仲舒以为成元年“无冰” 之应。今案:《札子》作乱在宣十五年。

    《夏征舒之构逆》,当夫昭代。

    仲舒以为昭九年“陈火” 之应。今案楚灭陈在宣十一年。

    楚庄作霸,《荆国》始僭称王。

    桓三年,日有蚀之,既。京房以为楚庄称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称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庄始?又鲁桓薨后,世历五君,而楚庄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应之邪?

    《高宗谅阴》,亳都实生桑榖。

    刘向以为高宗怠于政事,故桑榖之异见。案桑榖自太戊时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于亳。

    《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

    仲舒以为成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时宿在毕” ,《晋》象也。案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

    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

    僖三十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向以为是时公子遂专权,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柄废事之象也。” 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刘向以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专权自恣,至于杀君,故阴胁阳之象见。釐公不悟,遂终专权,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时也。“遂” ,即东门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恶也。

    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 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 畏,来者难诬者耶!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大为 国,菽为强草”;鹙著素色负蠜,匪中国之虫。

    《春秋·庄公二十九年》,“有蜰。” 刘歆以为,蜰,负蠜也。刘向以为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风所生。是时庄取齐女为夫人,既入,淫于两叔,故蜰至。按:负蠜,中国所生,不独出南越。

    《鸲鹆》为夷狄之鸟。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鸲鹆来巢。”刘向以为夷狄之禽。按:“鸲、鹆” 中国皆有,唯不逾济水耳。事见《周官》,

    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
    考证
    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

    董京之说,前后相反。

    《桓公三年》,“日有食之。” 董仲舒、刘向以为,鲁、宋弑君,易许田。刘歆以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京房以为,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也。

    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严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 刘向以为,夜中者即中国也。刘歆以为,昼象夷狄。刘向又以为,域生南越。刘歆以为,盛暑所生,非自越来也。

    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其理,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 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乎?自汉中兴已还,至于宋、 齐,其间司马彪、臧荣绪、沈约、萧子显,相承载笔,竞志 《五行》,虽未能尽善,而大较多实。何者?如彪之徒,皆自 以名惭汉儒,才劣班史,凡所论辨,务守常途。既动遵 绳墨,故理绝河汉。兼以古书从略,求征应者难该;近 “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后进 所以事必精审也。然则天道辽远,裨灶焉知;日食不 常,文伯所对。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 飏识魏祚于黄龙,董食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 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诸竹帛,其谁 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 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者矣。子曰:“盖有不知 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 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呜呼!世之 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言, 受嗤千载也。

    《杂志》

    或以为天文、艺文,虽非《汉书》所宜取,而有广闻见,难 为删削也。对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来书,自可触类 而长,于何不录?又有要于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圆 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皆 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缠,苟详其孔穴, 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且身名并利,亲疏自明”, 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为“人 形志”乎?茫茫九州,语言各异,大汉𬨎轩之使,译导而 通。足以验风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广被。且事当灾运, 尤相关涉;《尔雅》释物,非无往例。既艺文有志,何不为 《方言志》乎?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 语,用裁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 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 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何独舍诸?深 所未晓。历观众史,诸志列名,或前略而后详,或古无 而今有,虽递补所阙,各自以为工,榷而论之,皆未得 其最。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 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蟠,帝王表其尊极。兼复 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 败国。此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者也。且宫 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齐府肇建, 诵魏都以立宫;代国初迁,写吴京而树阙。”故知经始 之义,卜揆之功,经百王而不易,无一日而可废也。至 如两汉之都咸洛,晋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齐居漳、 滏,隋氏二世,分置两都,此并规模宏远,名号非一。为 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金石草木,缟 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 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亦 有图形九牧之鼎,列状四荒之经。观之者擅其博学, 闻之者骋其多识。自汉氏拓境,无国不宾,则有“筇竹 传节。”酱流味,大宛献其善马,条支致其巨雀。爰及 魏晋,迄于周隋,咸亦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异物归于 计吏,奇名显于职方。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 于食货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孙,馀庆所钟,百世无 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诮 于姬后。故鲁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 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 于国,可以甄别华裔。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 承,子孙蕃衍。及永嘉东渡,流寓扬、越,代氏南迁,概从 华夏。于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华壤边民,中外相杂。 隋有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殷凑。其间高门 贵族,非复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 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盖自都邑已降,氏族而 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如休文《宋籍》, 广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释老,徒以不急为务,曾何 足云?惟此数条,粗加商略,得失利害,从可知矣。庶乎 后来者择其善而行之。

    《论赞》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 子》《穀梁子》,《史记》曰“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 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 “述”,扬雄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题姓名,皇甫 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焉。论者所以辨疑 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 其义实在于斯。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 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以 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误论以裁之。 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 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必寻其得失,考其异 同,子长淡泊无味,承祚濡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 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 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 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 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 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 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元言,谢灵运 之虚张高论,玉卮无当,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简直,言 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唐 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 “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 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 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耳;项羽 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 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万石君之为父,浣衣君子 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 而诸义甚备,所谓省文可知也。及后来赞语之作,多 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 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 徒为再列。马迁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 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 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以使少,理小者 则张之以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 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 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 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 悟其非。如萧、李。《南北史》萧子显李百药唐新修《晋史》,皆依范 《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 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 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与议夫简要 者矣。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 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 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 则《五车》难尽,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

    《断限》

    夫《书》之立约,其来尚矣。如尼父之定《虞书》也,以舜为 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尧”;丘明之传鲁史也,以隐为先, 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 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过此已往,可 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 出,起乎司马氏。按《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 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 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惟 留《汉目》;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其若是?胶 柱调瑟,不亦谬欤!但固之踳驳,既往不谏,而后之作 者,咸习其途。《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包梁代。求 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 言其理,可为叹息。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 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惟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鸩 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 居传首。夫汉之有董卓,犹秦之有赵高。昔车令之诛, 既不列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兼复臧 洪、陶谦、刘虞、孙赞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 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 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 下相交,若已见他记,则无宜重述。故子婴降沛,其详 取验于《秦纪》;伯符死汉,其事断入于《吴书》。沈录金行, 上羁刘主,魏刊水运,下列高王。惟蜀与齐,各有国史, 越次而载,孰曰攸宜?自五代称制,四海殊风。江左既 承正朔,斥彼魏氏,故氐、羌有录,索虏成传。魏窃亦自 号“真君。”其史党附本朝,思欲凌驾前作,遂乃南笼典 午,北吞诸伪,比于群盗,尽入传中。但当有晋元、明之 时,中原、秦、赵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 之于传,何厚颜之甚耶?又张、李诸姓,据有凉、蜀,其于 魏也,校年则前后不接,论地则参商有殊,何预魏氏 而横加编载?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 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 焉。修国史者,若旁采异闻,用成博物,斯则可矣。如班 书《地理志》首,遂全写《禹贡》一篇,降为从书,持续前史。 盖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徒有其烦,竟无其用,岂非惑 乎?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惟录其章名,如 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 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若四裔本系种落所兴,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盘瓠,高句丽以鳖桥获济,吐 谷浑因马闻徙居,诸如此说者,求之历代,何书不有? 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后修宜辍,遂乃百世 相传,一字无改。盖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 身,非广形于七尺。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他事, 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之所闻。陆士衡有云: “虽有爱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谓达作者之致矣。夫能 明彼断限,定其折中,历选自古,惟萧子显近诸。然必 谓“都无其累”,则吾未许也。

    《载文》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 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 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 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 文之埒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 矣。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 者务以淫丽为宗。譬以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 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当以正 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 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 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 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 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辞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 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列传, 不其谬乎!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馀它文,大抵犹 实。至于魏、晋已下,则伪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 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 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 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 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彤弓卢矢,新君膺 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徒有其文,竟 无其事,所谓虚设也。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 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 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至如曹公 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 “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水以防其渡。及其 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元黄。列宅建 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此所谓 厚颜也。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 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 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 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 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 反道败德,惟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 诰,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天子无戏言,苟言之 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 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 褒贬之言,哲王所慎。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 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圭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 黜败,则斗筲下才,罪不容贵。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出 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 皇鉴无恒,此所谓自戾也。夫国有否泰,世有汗隆,作 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欤》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 《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 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臣皆二八。 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时,而称“感致百灵。” 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 令观者,畴为准的,此所谓一概也。于是考兹五失,以 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 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于世, 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 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刱自起居,成于国史,连 章毕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若乃类选众 作,求其秽累,王沉、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 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未尽机要。 惟王邵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 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 华摭实之义也。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 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 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 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 昶书家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 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 龟鉴,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 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 何远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乱 臣逆子惧凡今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真实, 亦可使夫雕虫小伎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 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
    《言语》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

    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 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难 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 誓》《泰誓》是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 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 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辨,家挟飞钳之术, 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 “苏秦合从,张仪连衡,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 全赵”是也。迨魏、汉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 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 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 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 埋轮而献直,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比之小 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而布诸方册,自汉以下, 无足观焉。寻夫战国已前,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 致,良用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鹑贲、鸲鹆”,童竖之 谣也;“山木转车”,时俗之谚也;“蟠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 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说者哉!则 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梗概 者也。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 于战策,足以验甿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 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 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 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 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为修混沌,失彼天然,今 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 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 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 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 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

    若《梁史》载,高祖在围中,见萧正德而谓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湘东王闻世子方见杀,谓其次子诸曰:“不有其废,君何以兴?” 皆其类。

    “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 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其中辨若驹支,学如郯子, 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 周书》。魏收牛弘必谓彼土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 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文,则有妄益文彩,虚 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 于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 焉。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也。

    王卲撰《齐志》,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

    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 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 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叉 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 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 “良直”,师其模楷。

    至如周太祖实名獭,魏本索头,故当时有童谣曰:“狐非狐,貉非貉,樵犁狗子齿断索。” 又曰:“獾獾头团栾,河中狗子破尔苑。” 又西帝下诏骂齐神武,数罪状如此事难可弃遗,而《周史》以为其事非雅,略而不载,赖君懋编录,故得权闻于后。其事不传于北齐,因而埋没不尽亦多矣。

    是以董狐《南史》,齐首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也。 近有炖煌张太素、中山郎馀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 郎著《李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人语,皆依仿旧辞。若 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 弃,可胜纪哉!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废汝而 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嵇康 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 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于唇吻, 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 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 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 质。夫天地久长,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荀纪事则 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时, 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而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 之屡变者哉?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麄, 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 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 止得其糟粕而已。

    《简要》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 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 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

    淳殊致,前后异迹,前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
    考证
    者也。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繁富。迨晋

    已降,流宕逾远,必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 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夫聚蚊成雷,群轻 折轴,况于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载之兼两,曷足道哉!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 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 于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 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 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 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 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 《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簬蓝。”“以启山林。” 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 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 ‘苏建常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本纪》:“其赞 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纪之与传,并所不 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 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 毕书,则其费尤广。”

    近史记传,欲言人居哀毁损,则先云“至性纯孝” ;欲言人昼夜观书,则先云笃志好学;欲言赴敌不显,则先云“武艺绝伦” ;言人下笔成篇,则先云文章敏捷。此则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传》曰:“骊姬以鸩为酒,药脯以毒。献公曰:‘奚来’?骊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将食之,骊姬谗曰:‘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识也’。” 覆酒于地,而地烦以脯与犬,犬毙,骊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 又《礼记》云:“晋将伐宋,使觇之见阳门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 此则既载事迹,又载言语也。又近诸史人有行事美恶者,皆以具其纪传中,续以赞论,重述前事,此则事迹既书,赞论又载。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公羊传》《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能获免者,盖十无二三。

    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无此也。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传》: 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 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 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 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 反于是者,若《公羊》称“郤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 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 “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类,逆者必事皆再述”,则于 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仓传》云:“年老口中无齿。” 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 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 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尽,馀“剩’字皆重复,史之 烦芜,职由于此。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 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 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 耳。苟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罟,钓必收,所留者惟 一筌一目而已,则庶几胼胝尽去而尘垢都损,华逝 而实存,滓去而沈在”矣。嗟乎!既损之又损,而元之又 元。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摰》所不能言《鼎》也

    《隐晦》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 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 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 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 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 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 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 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 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 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三语而洪 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义,务却浮词,《虞书》 云:“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夏书》云:“启呱呱而泣予 不子。”《周书》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书》云:“四罪而天 下咸服。”此皆文如阔略,而语实周赡。故览之者初疑 其易,而为之方觉其难,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其非 说也。既而丘明授经,师范尼父。夫经以数字包义,而 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 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邢迁如 归,卫国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使妇人已。班 固载此事,乃近五百字,读之不觉其繁也。具文君之 事,亦何补于天下后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 故可谓之文,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也。若不出于自 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唐书进表》云:“其事则增 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且《新唐书》所以不及两汉文章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也。又反以为工,何哉?然新旧《唐 史》各有长短,未易优劣也。

    《皇甫湜文集》

    《编年纪传论》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 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 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 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 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 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 年,是皆良史矣。若论不足以折星极,辞不足以壮无 穷,虽为纪传编年,斯皆罪人。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 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 《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年 不可阙故书也。观其作《传》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 话语,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骋 才力焉。又编年之史,束于次第,牵于浑并,必举其大 纲,而简于叙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着录,以 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为《尚书》, 《左氏》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 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 创千古之轨,凿无穷“之门,作为纪传、世家、表、志,首尾 具叙录,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以是无愧。”太初以来, 千有馀岁,史臣代兴,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张,奉 而遵行,传以相授,斯有奇矣。唯荀氏为《汉纪》,裴氏为 《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正, 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褒贬得失,章章于 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 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倘谬乎此,则虽服仲 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 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