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榕村语录
卷二十
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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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

《管子》“士乡十五”。士乡,郎农也。朱子谓:“若民皆为士,则无农,故乡止十五。”非也。工商之子,俱不许出仕,惟农之子得为士,故谓之“士乡”。

《管子》有“畏成如疾”之言,未必脱略,规矩定须精严,但根本旷阙耳。自记。

《管子》云:“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句句都好,若再加一句“千年之计树德”,更完全。问:“管子不解道此,想即是他器小处?”曰:“然。他见处只到得树人而止。”

《武经七书》,《孙子》外,馀者皆伪。子书如天禄合,乃明代苏州一秀才所作,何友具知其名姓。

自汉以来,荀、扬郡与孟子并称,惟韩文公断为“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至司马温公、邵康节,又推尊扬雄,几在孟子之上。后来一被程子点落,而人翕然信之者,实见得到也。

见得性善,则人我一也,便能感化人,成就人,故曰尽己性,则能尽人、物性。荀卿当日声势大于孟子,孟子日渐尊崇,荀卿日就消歇。至今孟子为吾教宗祖,而搐苟卿如路人别派以此。

荀子文字,比扬子还条畅。其论事甚精采,但说性恶太可厌。

董江都后,韩昌黎前,惟《法言》、《中论》、《中说》三书表表,中多名言。

扬子仕莽固可罪,但《法言》中殊有可采。且当其时,遂知推尊孟子,亦必有见。未可以其人而废其书。锺旺。

《太玄》中显然颂莽功德,所云“汉公”,分明是安汉公,温公注云:“公与功同。”不知下面“阿衡”字如何解得去,岂汉天子之功如阿衡耶?注书若此等最不可,朱子断无此病。

王氏盛时,天下皆知其将变。梅福幺麽远吏,尚知逃避,扬子云自谓心通造化,独濡滞不去。看来亦非全为利禄,特以京师闻见广,好读书,观于外夷来朝,必细问其土俗风物可见。又其人呆,见莽谦恭下士,郎实以为周公。到后来,事已决裂,便是怕死,不复敢与之异。

司马文正谓扬雄过于孟子,曾、王又推服之,以为箕子。至程朱出,而论始定。其实扬雄罪过,不必到事莽,就是作《太玄》,将羲、文、周、孔一齐都做了,罪已不容于诛。王荆公罪过,亦不必到行新法,只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废之,罪亦已不容于诛。这都是心病,可见其无忌惮。

偶看谭子《化书》,极有名理,第说到尽头处,祇说得神气。惟孔子,说天地,便说他的德。扬子云著《太玄》,思刃х云,实亦祇说到神气而止。《皇极经世》荆ǐ妙,程子谓其“泄漏天机”,尚不离此窠臼。圣人言道祇说理,言天地祇说德。

《洪范》“五福”首“寿”,伟长《中论》中有说:“一系得之于天者,一系得之于王泽者。得之王泽,是帝王养育出来的。”此段议论极好。子书自《法言》、《中说》之外,如《中论》、《申鉴》,尽有好语。

文中子说“公旦为周”一段甚精。周公之风雨绸缪,似欲使子孙相继,天下永远属之我家,迹近于私。不知世无贤圣,既不可行尧舜之事,若子孙之世及者,又不为启沃辅翼,使称其位,则害及于人矣,故曰:“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人心、道心,本在一区,要人简别。后世便是宁天下者,所以安家也;厚苍生者,所以存我也。周公谓宗社安而天下安,子孙存而百姓治,有何不好?若是子孙不贤,不如速亡。故迁都之议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郎如人家子孙,果能继述祖宗之志事,便使科名接踵,岂非好事?若罔上贼下,惟利是视,要他富贵何用?倒不如使他贫贱困苦,既不至害人,或者动心忍性,反有向善之机。道理原是如此,此条比韩子对禹问,谎得更详尽。

《中说》“问圣人有忧”一段,程子讥其“心迹之判”一句果然有弊,祇是曲为弥缝。亦自有说。如天有一阴晴,倘或淫太,何尝不咨叹忧苦,祈祷纷纭?至其上一层太虚穆清,有何雨晴?天下皆忧,圣人亦忧;天下皆疑,圣人亦疑。至于乐天知命,穷理尽性,有何忧疑?如此说,亦未为悖缪也。

文中子谓:“天统元气,地统元形,人统元识,邵子宗之。不善读者,便谓天地祇是形气,惟人有知识,是天地无知识也。连“人者,天地之心”一语,都错会了。谓天之心全在人,如天之视听全在人之视听。其实人之视听,皆天之视听,人之心,郎天之心,非天无心,惟人有心也。

朱子于文中子推许不小,荀、扬不足比,郎韩文公尚不如其恳恻而有条理,此是何等地位。祇是世人将他与扬雄并斥者,为其僭拟夫子也。文中子《元经》是假的,《中说》内有几条假的。

文中子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象山白鹿洞讲义利,闻者多挥涕。何以能尔?想他皆有许大精彩,耸动得人。锺旺

陆子静才本大,其为荆门州,至境内无贼,路不拾遗。又明敏于事,造一城,估计五十万人者,他用五千人,日而就。若不死,便大用,必有可观。故朱子谓:“渡江以来,惟我与子静八字着脚,做着己工夫。”子静亦称朱手为“泰山乔岳”,于立社仓法,劾唐仲友,皆称之不遗馀力。使子静为相,必用朱子;朱子为相,必用子静。若论学术道理,就使子静成掀天事业,到底朱子是,子静不是。

陆子静要人把心地打扫洁净,若一肚子熬糟,读书亦不相干。但只空空的无一点物事齐内,终日江、汉濯,秋阳暴,濯暴些甚么?毕竟朱子有把捉,孔子家法是如此。

问:“陆金溪不喜人说性,其意云何?”曰:“想是厌性中分仁、义、礼、智、信许多条项。但无奈性实心虚,心只空荡荡底,言性则道理凿凿实实,心方有凭据。”锺旺。

陆子静只在吾道上说得过些,王阳明方可谓之“诐淫邪遁”,子静祇是贤知之过。

或言:“朱子《与陈同甫书》,其理易明,似无容深辨。”曰:“是第一皮义利关头,速须痛与截断。”锺旺。

姚江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罗整庵细查年分舆辨,姚江词屈,乃曰:“当时在留都,学者争闹,不得已以此权教一言虚诳,他皆无用。”天下后世如整庵者岂少?知此之为权教,无不疑为权教矣,谁肯从之?

明儒无及宋儒者,郎姚江亦不如象山远甚。象山是要仁义忠信,干干净净,祇是学术不是。姚江便有权诈习气,直是奸雄,故作用错处多。问:“可方张乖崖否?”曰:“不止,自当突过。合曹操、荀文若为一,庶其似之。”

张净峰极不张姚江,年廿五时,亲至其家与辨论。净峰曰:“如何言‘明明德,在亲民’?”姚江曰:“欲明吾孝之德,在亲吾之亲;欲明吾忠之德,在亲吾之君。”净峰曰:“如此祇说得‘明明德’省察一边,不可以该存养一边。”姚江笑而不答。净峰遂大喜,以为难倒姚江,其文集中,首载此条。不知到得亲亲、亲君,存养已在内,如何说该不得?特为姚江所不屑辨耳。当日只应就文义折之。《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未尝言明明德之道,在亲民也。且即其言而反之,言欲亲吾之亲,在明吾德之孝,有何不可?郎此便可穷之。姚江又分首节为生安,次节为学利,三节为困勉。佛家有上、中、下三根,姚江处处提阐,可笑。

姚江才气好,事起仓卒,驱市人而战,若使当风尘时,正未可测。问:“使他为相何如?”曰:“使不得。用其偏见私说,废蔑古人成法,害不可胜言。” 友云:“最可恶者,末年附会永嘉识礼,希望起用。”曰:“这却是悬断诛心,未免深文,或者他见解郎是如此,亦未可定。祇是杀迟仲容降贼三百人于宴席,却是为何?尝问施靖海以处置降兵之法,渠谓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编入吾军伍中可也。降贼即虑、其反复,殒厥渠魁足矣,尽数剿戮,可谓忍心害理。至桂萼辈深嫉其学,弹章诋毁,极其不堪,此却不可为据。”

淝水之战,虽属侥幸,然人气不动,便有胜理。阳明抚赣命下,季明德闻之,知其必立功业,人问之,曰:“某触之不动。”孙北海承泽,极恶阳明学术,尝举阳明与学徒讲论,其夫人忽闹出,掀其几案,抛其书帙,曰:“诸君勿信比老厮诳”,因枚数其平居奸私事。门人窃窥阳明,颜色和霁,如不闻者。久之夫人入,阳明徐整书案,复理前论,若无中间一段事者。以为非人情。某曰:“恐即此已足以擒宁王矣。”北海为失笑。北海又时举《正德实录》中,人参阳明与宁王交通,及闺门秽事:某曰:“吾辈评其学术不正,只论学术可已,此等谤诬,恐不足凭。贤豪岂能免此?”

所恶于姚江者,为其以《四书》、《六经》皆是闲账,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其流毒无穷,王龙溪已不像样,万历以后,鬼怪百出,姚江作俑也。读书人不思经义,株守传注,字字胶执,牵经合傅,甚至并傅意亦失之。姚江因厌薄此等,故反其道以治之。不思此等固陋处,但就其说以破之足矣,何至大决藩篱而不顾耶?

道释

孔子之教,自与天壤相敝,除是不以君为君,不以父为父,孔子之教便无用处。欲坏孔子之教,先破君父之说。佛氏不随世法,是无君;父母反拜,是无父。此乃出来欲壤孔子之教者,而卒之忠孝根心,如何坏得!杨止无君,墨止无父,而佛氏兼之。此事前人辟之已尽,吾需但当自反,把我们这边做得好。

孔子教弟子,只以仁为宗,又复发挥孝道,都是从根上说,正与佛家对针。佛氏无根,故先从父母妻子上断绝,一路差去。

孟子叙道统,曰见知、闻知。道岂不贵行?而云知者,正派要紧。如领路人,领差了,行更有害,当下不觉,到归宿处便大坏。

杨、墨被孟子指著病痛深切处,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故其书遂无传。范蔚宗《西域传赞》、宋景文《李霨傅赞》,皆是搜佛之根,其人其书,多是中国人假托增饰。有凭有据,并不与他端辨道理,所以中其膏盲。

庄、老灭教,佛灭道,禅灭性,其所见一耳。议论则以渐而深入。自记。

佛氏善言心,老氏善言气,都视得精。吾儒言性,他那两作便都包在里面。佛以心法观天地,老谓开口气便泄,皆吾儒所当资取者。

问:“桃源中了热文物,不几于禽兽之食息乎?”曰:“彼中有纯气,自有人伦。淳朴恩爱,与禽兽别,若有文物,纯气便有发散之意。”问:“有人岂能不争?无主焉能和辑?”曰:“若争,便是纯气将散矣。文物固是气之发露,然气既潍,又须以此维持之。如人受参芪之补,便是元气有亏,然元气已损,又须以此补之。老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知世既生盗,圣人虽死,又焉能止?老子所云,说了一截,脱了一截。”

老子》生十有三,死十有三,出生入死十有三。“有”字不是“又”字,解者都指出十三种以实之。如《周礼》息伪十有二,亦枚举以实之,支离牵强不可通。十有三者,十分中有三分,实三分三,去零数耳。十有二者,十分中有二分,亦二分半,去零数耳。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不欲露体耳,非斋服也。半此身之长,短衣也。朱子谓长视身而又得半,亦太不便矣。三分天下有二,幸而有其字,不然亦将谓三分之外又有二分乎?

《老子》惟“贵大患若身”难解。祇是生于忧患之意,《易》所谓“贞疾,恒不死”也。“宠辱若惊”者,以宠来辱我,故若惊大患来,便贵之若爱其身者。以为有此,便可不放逸怠傲,以至于死也。却是爱其身,不是要害其身。然又不是以平常之养身、奉身者为爱,又要不有其身,所谓“外其身而身存”也。圣人看得道理熟,平平常常说出来,他们窥见些子,便以为秘妙,又做奇文字楦出精彩来。

道德经》虽亦有意理,其却不甘为之发明。初意欲与《参同契》、《离骚》为三奇书合刻,今看来非二书匹也。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声口总不正。又如“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总流为机权阴谋口角。若《参同契》便无此恶态。《阴符经》撮《道德》五千言为三段,不是没见解人。《握机经》亦是传古阵法者,非泛作,大约是战国《鬼谷子》之流。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为恶”两字太险,岂教人恶亦可为,但莫近刑乎?尝与泽州陈先生论此,以为“为善得无近名乎?为恶得无近刑乎?祇是缘督以为经”,泽州大喜。数日后,又得一解云:“为善何必郎有近名;湮没者不少;为恶何必郎有近刑,漏网者亦多。不因么而为善,不畏刑而不为恶,祇是缘督以为经耳。”泽州又大喜,以为更好。

至尊常谕:“朕看《参同契》,恐俱是说人身上的话,未必是说别项。”地奏曰:“臣向来正是如此说。如《阴符》说‘绝利一源,用师十倍’,‘绝利’,是将诸般利欲都断绝了,只在源头上专一用工,便如‘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是说工夫不断,刻刻相续,便如‘用师万倍’。”复蒙谕云: “正是如此。”又奏:“臣有一亲戚好道家说,臣尝问之云:‘铁亦好物,可以定子午,道家总不贵重,祇说丹、砂、铅、汞。岂以其为皑鼎之用,烹炼大药,可以服食耶?’他应曰:‘然。’臣曰:‘以愚观之,殊不尔。盖铜铁炼到底,祇是铜铁,惟砂里有金,铅里有银,都非从外得,可以炼出宝来。以喻人血肉之躯,有至宝存焉,天之明命在其中,可以炼得出来,祇是要不断火。如所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长’也。”又蒙谕云:“如此方是他本意。”因说“绝利一源” “源”字好,不然便向别瓦砾中寻宝,如何能得?但须“三反昼夜”,不断工夫方好。“绝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昼夜”,吾儒之“集义”也。时甲午四月十六日。

某因《参同契》悟得《易经》道理。《参同契》祇说一身,其实一身即天地。凡阴皆魄也,凡阳皆魂也,阴以阳为本,阳以阴为基。天之神气,包乎地外,然离地便散漫无归,却要贯注地中,以成岁功。地若不资天之神气,便成顽块,何能生物?如人之形体,不禀命于心之神明,则五官百骸,皆不得所。然心神若不宅此形体,何以为寄托之地?故魂守魄,郎魄拘魂,初无二候。

“乾坤合撰,天地同符。”但看世间凡气所贯,皆天也,地在天中,初非截然天为一物,地为一物也。说《易》者皆以干为君,坤为臣,郎以君臣论,君要留心臣民,所谓“天道下济”也,亢则有悔矣;臣要一心王一室,所谓“承天时行”也,否则有咎矣。其理亦是如此。《参同契》以人身言乾坤,则神魂其干也,体魄其坤也。神不得形,何所附丽?故为“游魂”;形不得神,何所作为?故为“滞魄”。惟刻刻相守,合而为一,形即神;神郎形,则“丹还”矣。比即“天地交寨,水火既济”之理。从来说《易》者,却不曾说到。又发明出《先天图》位,故知其传授必有端绪。

《参同契》取象龙虎,是窃用《周易》龙马而变共号。龙取变化飞腾,却潜藏千渊,以譬人心骛八极,一收便在腔子里,是魂也。虎伏于山林,人不能见,然一啸风生,却威猛不过,是魄也。但马比虎更觉稳妙,马本是干,而坤为牝马,如牡马行到那里,牝马亦行到那衷。本是一物,但有牝壮之分。更精。

《参同契》向日分章段颇不错,今又见得明白些,其警发于吾身心者甚切。大约先黑,方白、方黄,而终于红,是谓之丹。日之出也,先红而白、而黄、而黑。人与草木之生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谓“顺则为人,逆则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视反听不说话,将耳目口三宝闭塞了,直使形如桥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出明来,便是白,所谓“虚室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而魄不昧,便是黄。后来一团纯阳真火,阴邪之气都烧化了,所谓“童颜” 是也。这便是红,红则丹成矣。吾需工大亦然。以《中庸》言之,“戒惧”,黑也;“慎独”,白也;“致中和”,黄也;至“天地位,万物育”,红也。佛家工夫亦同。其云“发大愿力”,郎吾儒之“立志”;其云“悟”,郎吾儒之“致知”;其云“修”,郎吾儒之“力行”。明儒说三教源头本同,但工夫各别。却反说了。工夫却同,祇是源头不同。发愿力同,为甚么转愿力便不同?吾儒是大公的,从天地万物道理上起见。道家却只为一己,祇要神气常存。佛家看这个犹粗,祇要此心光明,照彻乾坤,亦是为一己。不特佛、佬,就是市井人,亦必先发愿要做财主,方讲求取利之法,然后经营力作。所以“元亨利贞”四字,夫子作四项说,极当。亨与贞都是同的,元与刊邢不同。徘、老与百工技艺,俱有做到亨通之时,祇是问他太不大耳;俱有守之而不变处,祇是问他宜不宜耳。吾儒便大、便宜,所以五性最重仁教。问:“道家如此用工,杲能使此身常存否?”曰:“亦不知如何,想必神气久长些。他并不是糊糊涂涂傲神仙,他尽千思万想,天地阴阳,万物变化,人身形神,都要知其故。亦不是寻常人。”问:“‘魄拘魂’,‘魂守魄’,如何月工?想亦不过定心。心不放,则魂魄俱安矣。”曰:“‘魂守魄’,即‘魄拘魂”,无两层。心定自是主宰,亦要明魂魄之理。”问:“他亦千思万想,岂不耗心气?”曰:“他所思想者,即是他的事,不是游思妄想。如一想魂,即如见自己的魂;一想魄,即如见自己的魄,与寻常思想不同。若是心如顽石,只像劳山上人,嫩久神气足,不须饮食。年岁长远,一无所知,不过如土石、龟、鹤耳,有何足取?”问:“他祇说黑白黄赤,是水金土火,何为不说青?”曰:“想是怕人恋住生气。他结末却说丹成后,须要在人世立功,功行圆满,方能升天。吾儒将仁放在头上,他将仁放在尾上。”

《参同契》道理,就是吾儒亦用得着一半。其要在慎言语,节饮食,惩忿窒悉而已。慎言语与微忿为一边事,惧耗气也;节饮食与窒欲为一边事,惧损精也。至那一半成仙事,却用不着。如孙、吴兵法,亦有一半用得着。整行阵,严纪律,卫民保境,是所用也。其说得疑鬼疑神处,便为吾儒所不道。

《参同》不取铜、铁之类,而取丹、砂、铅、汞者,取其中有至贤,以喻人躯壳中有至宝耳。丹,朱砂也,中有白金。砂,即披砂见金之砂,中有黄金。铅、汞中皆有白金。四者不加淘洗烹东,不过是丹、砂、铅、汞,一加淘洗烹鳏,便有至宝。人不去修练,不过是一皮褒,与草木朽腐,一经修练,便可成圣贤。岂非至宝?问:“‘还丹’何义?”曰:“丹原非一件物事,不过是赤色。谓之‘还丹’者,初丹,后不丹复归于丹,故曰还。人初生本红,故曰赤子,后长大渐白,由白而黄,死而黑。凡草木之芽,先红,后青白,后黄落,后枯黑。日初出红,后白,晚黄,夜黑。仙家当人红白时,他只守黑,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到得人死时,他活起来;人黑时,他亮起来。一直复还婴儿之赤,故谓之‘还丹’。”

《参同契》言甚简易,其言天地阴阳,郎吾身之阴阳也;其言黄老清静而天下治,如吾身之虚静,水火调伏而寿命长也。其下手工夫,不过“魂守魄”, “魄拘魂”。魂者,灵明动作,但任其浮驰,则为“游魂”;魄者,寂嘿坚定,但任其昏颓,则为“滞魄”。当魂放逸时,须把心捉来,不许妄为纷杂,是为“魄拘魂”;魂为魄所拘,则魂常精明不散,而魄亦不颓然昏惰,是为“魂守魄”。问:“《参同契》之说《易》,与吾儒合否?”曰:“彼不过仍汉儒之言耳。汉儒言《易》,以六十四卦,配合年月日时、七十二候、二十四气,虽逐日之阴暗,皆为豫定。又不是推得一年,便可印板凿定,明年又有活法。又参之以人事,如人事变易,象亦应之。《参同》之言《易》,仍是如此。”问:“修炼工夫,何以与此相应,”曰:“有死子午,有活子午。死子午者,天之子午也。自子至午为阳,宜饮食动作;自午至子为阴,宜闭户守中。活子午者,吾身之子午也,但倦怠时,是子也,便宜吐气运行,不使冥昧;觉得有放逸荡散意思,是午也,便宜收视反听,寂然不动。”问:“与七十二候、二十四气有相应处否?曰:“亦相应。到那节气换时,比常时工夫又加谨。若后来道家‘炉丹”及‘守庚申’诸说,皆诞漫不经,《参同》无是也。妙在与吾儒说工夫处,都是一样。郎佛家亦是如此。大约三教工夫,都是从收放心做起,而吾儒看得一草一木,遂生得所,无一不与我性分相关。佛、道两家,连自己父子、兄弟、夫妇,亦视为膜外。此处道理大不相同。”

《参同契》首尾武,中间文,与吾儒工夫一样。初时立志,要勇猛直前,及末后直达天德,竿头更进;又要武。中间勿忘、勿助,却要文。

道家从汉便分两路,魏伯阳修心性,张道陵讲符法。佛教兼此两种。大约释道二教,其初亦是隐居修道人,因他枯槁清寂,岩居穴处,恐招异物之害,故学些术法以御之。及其苗裔欲为表章,遂说玄说怪,张皇附会,无所不有,却失了他本来面目。

“致命遂志”,致吾之祸福寿天于命,而必求遂吾志也。如“致其身”,亦是利害生死,悉置度外,非以殒身为致也。古人说“命”字,都是指天命,今以属人,如身字一般。经书中无是也。此想起子道家,道家以心之灵明、元神谓之性,身之元精、元气不死者谓之命,“修性”。“修命”是两样工夫,两者俱进,是性命双修。“命”字属人矣。问:“‘修命”者,务一切不管,心死而后气足。倘‘修性’,则必穷理致知,苫思劳心,岂不有碍于‘修命’之说?”曰:“观《参同契》说‘千周万遍’,可见穷理致知他都有。祇是穷他‘修性’、‘修命’之理,致他‘修性’、‘修命’之知耳。如此焉得有碍于‘修命’乎?”

某深信得人有长存之理,万物之生人为贵,草木有数千年不死者,禽兽亦有千年者,岂人之寿止于百年乎?盖人之不死者,在神明,而不在形骸。闻山左劳山、湖广武当山,皆有数百年不死之人,不饮食,不水火,身轻体健,如鸟兽然,蹑峻跳涧,如履平地。然此乃道家所贱,彼言修炼,亦重神气,不贵比也。由此观之,圣贤自有长存不敝者,神明耳。

李文节闭户多年,做一部《百链草》,许多软调,不见精采,何也?友曰:“他只在那里链自己的,若读前人书,而链之便佳。”先生曰:“是可知道家修炼无用。”

阴符经》著语太险,不如《参同》平易浑穆。其书只虚说在这里,随人用,用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国亦可。分那一段是说道,那一段是说兵,那一段是说治国,便呆了。祇是以阴为主,便露杀机,乃黄老之指,非圣贤之道也。

阴符者,以阴为符,得阴则可以招呼群有,指挥如意,郎阳亦为用矣。杀机正其所取,犹吾儒言克己之意。故曰:“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都是说杀之为用大,今人都解作杀机不好,大失作者之旨。

傅弈辟佛,语亦谛当,但却笃信老子。至戒子孙,犹以道教当从,与圣人之书当读并举。不知佛氏郎脱胎于老子,故韩子《原道》、《新唐书李爵传赞》,皆从老子说起。佛精于老,禅又精于佛,其实禅学何尝是西域来?就是中国人替他妆点,《李爵传赞》最说得透。朱子《释氏论》,文笔虽不古,精当第一。

辟佛几篇名文,该汇在一处:范蔚宗《西域传赞》,傅弈《表》,韩子《原道》、《佛骨表》、《与孟简书》,宋景文《李款傅赞》,朱子《释氏论》。佛氏无所逃匿矣。

四十二章经》,是佛家原文,尽有名理。如“磨丐驴,身虽行道,心道不行”;“无礼来犯者”;如“对风扬麝,持梃击空”,皆是妙论。次之《佛遗教经》。他皆中国人傅会为之。

佛子从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清净虚无,一切皆空。其视世儒驰逐于功名富贵,缘饰于名迹语言,直与众生一道看。所以高明之士,被其煽诱,湛溺而不返,只觉得他的是,不知吾儒原是如此。但既有了涤士己私这一边,又要有推以及人那一边才好。圣人之道,本末兼该,物我一体,平平正正,万古不磨。直到向、程、张、朱,此理绕说明,把向来推有ю教那一边的道理,都收回来,所以其功大。

人心、道心,本在一区。爱,私也,我必自爱其亲,乃加人皆爱其亲,推其爱亲之心以及人,则公矣。货财,利也,我必自资于货财,乃知人各资于货财,推共文于货财之心而不相夺,则养矣。佛家弊病在断截此心,事皆无根,焉能有物?

譬喻最难。佛家说:“心性之体,如明镜一般,物来必现,随物见形。”然镜内空空的,一然了有,冷冰冰全无意、惟程子“心如谷种”一喻,褪妙。盖壳种内,根菱、枝叶、花实,无所不全,而其中一点生理则仁也。心属火,仁属木,是滚热发生的,与金之寒冷不类,所以镜取十不得。凡阳一边都暖,阴一边都冷,佛家以镜喻心性,所以断绝身累,齐向空灭,好说鬼神,厌烦人事。

“息心”不是人心当息,道心不当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亦“息心”也。朱子云:“有灭息之息,而后有生息之息。”甚妙。寒冬闭藏,来春发生之气,全在此时蕃养。就是禅家,亦破枯禅,云:“不可有恶心,不有善心,亦不可无记,无记竟枯灭矣。”但他所不欲枯灭者,心之神明。吾儒所云不可枯灭者,天命之性也。佛家不是一概灭绝其心。朱子说告子“冥然无觉,悍然不顾究其归自是如此。他做工夫,亦不如此。

儒者心安理得,静亦定,动亦定,各止其所。佛家忍心害理,强行割截把捉,岂独空为顽空?即明亦是顽明。

问:“佛教说不去,行不去,如人尽从他,一世人类便绝。”曰:“他原说不要人尽不婚娶,就是这样亦巍不去。圣人教人,是自己行了教人行。如说婚娶是好道理,他就该从人。若说是不好道理,如何又教人行?天地间无比道理教法。”

和尚说来说去,总是为自己。吾儒讲的事,都是世上用得着的。郎此便分公私。

释氏之“发大愿力”,是吾儒之“立志”也:“要常惺惺”,是吾儒之气主敬”也:“遍参历扣”,是吾儒之“致知”也;“戒律精严”,是吾儒之“力行”也。但他之立志、致知、力行,都是他的事,与吾懦绝不拟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为大戒。如人从父母而生,故笃爱之。他便不认父母,是断爱根;挟拯难处一刀两断。他以为人之爱,都是生于习染,郎爱父母,亦是私心,不过贪其乳哺鞠养之惠而已。假如自幼无知时,养于他姓,受其鞠育,亦便爱之,可见都是有缘之爱。不若从无我中,发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无根之爱,其爱也真而大。孔孟却说世上岂有无根主人,郎从权上爱起。吾儒与释氏不同处本易见,不知前辈何以都说不透,见得祇是不分明。

释氏说“三宝”,亦说得好。如我们古来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为宗仰,便是“皈依佛”;圣人留下几部经,孜孜诵法,便是“皈依法”;有周、程、张、朱几个儒先,视为榜样,便是“皈依僧”。

佛家轮迥之说,印循环始终之理,亦无足怪。祇是说得呆了,便不可信。春夏之发生,都是冬间闭藏之气;人记得书多,便会做文章;穷得理明,便论理不错;平素更事久,临事便谙缔;吃饭多,精神便强旺,受之于内的,郎是发之于外的。祇说得不呆,便不妨。

尝问僧说峰曰:“轮迥之说,无乃诞幻,”僧曰:“此有何奇?不必远求。佛法观天地,只以心法观之。生死如昼夜,昼夜相循环;心之起灭无时,其起者郎其灭者,岂有二耶?”又问:“人有恶,变为禽兽;禽兽有善,又变为人。信乎?”曰:“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间,念虑起伏,几番为人,几番为禽兽矣,输迥之说,以是思之,觉得比说殊有理。如我们起一善念,便觉光明正大,不独念头是人,耳目口体无一非人。他人看亦如此。若起一恶念,不独念头是禽兽,耳目口体无一非禽兽。造化在我,何必闰王。又问:“做工夫,以知识马先乎?修行为先乎,”曰:“‘发大愿力’为先。”问:“假如识见不到,阶行不到,空有大愿力可乎?”曰:“也好。菩萨不是一样,有初地菩萨,便是他愿力既坚,虽功夫未到亦不妨。既有此原力,识见才是真识见,修行才是真修行。”问:“愿力发来多不能久,是如何?”曰:“此有二病;一为从前不曾用功,觉得今日难从丰路做起;一为力小图大,恐后来工夫不能接续。须得此愿发时,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前后都要截断。”问:“罗汉与菩萨分别。”曰:“罗汉见人不善,发嗔怒心;菩萨见人不善,发悲湣心。”问:“所存心。” 曰:气亦不存于善,亦不存于恶,又不是昏然不酲。”比便似吾儒未发之中。又尝举公案,有人自许心能做得主了,僧曰:“醒时做得主,梦时做得主否?”其人曰:“也做得主。”僧曰:“有梦时做得主,无梦时做得主否?”其人便不敢自许。凡此皆彼教中之至精至粹语。

佛家说心亦好,祇是上不能通诸性,下不能通诸事。须知心如此,乃是实理如此,又要把此事处得当,方好。

佛家以佛为“转轮王”,盖以心转宇宙,实有比理。孟子云塞乎天地之间。人意思到那里,气郎到那里,不然如何充得?

林次崖《存疑》辟阳明数段,却不中其要害。他的病根,在“无善无恶心之体”。但观有道君子,于事物未交寂然端坐时,满腔无非善意,通身都是善气,岂得云无善?若无善,比等气象从何处来?问:“佛家说‘无善无恶’、‘善知识’,气象何如?”曰:“一看庄肃,细看冰冷,固无恶状,了无善容。郎与其‘无善无恶’相应也。”

或言佛教能使人外形骸,见危致命。然唐人多溺于佛,却沉没声利,不见其清廉节义者多于后世及朱子之学与,殉节者皆视死如归,宋、明以返,可以观矣。

圣人说“经纶大经”,是一段“肫肫其仁”所发,实是从化育中出来的。圣人所言所行,都是为此。吾辈闻有人呼风唤雨,却不生景仰心,闻得忠臣孝子,可师可法,便心悦诚服。郎此便见得天地之心,亦是如此。左慈、周颠仙、冷谦,杀亦杀他不死,岳武穆被秦桧一杀便死。然今却不羡慕左慈、周颠仙、冷谦,而景仰武穆。左慈果是手段大,何不除了曹操,别推个贤臣辅汉?颠仙亦不能作陈友谅,终须洪武动兵。可知此种毫无所用。就是画一道符,诵几句咒,拘得鬼来,亦祇是未散呆魂。问:符咒何以能拘鬼,”曰:“朱子说得好,‘公既信佛,鬼即公辈,如何不信?’今有一异状之僧,便倾城往观,施舍骈杂。这些人死了,如魂魄不散,自然还是如此。须知幽明、人鬼一也,看得椓平常,方是道理。高一边的人,说世无鬼;低一边的人,说是事皆鬼为政。圣人说道理,因拈‘中庸’二字,最妙。”

汉时,《六经》皆有《纬书》,光武因“刘秀为天子”一言,便尊为圣经。桓谭言其不足信,辄罪其非圣。直至隋文帝始烧除之。圣人极数知来,不过推之以理,如寒往暑水,乃感应之必然者。痴人以为,圣人于后世某一个人姓张、姓李,名甲、名乙,皆知之,不直一噱。圣人之训曰:“将兴致祥,将亡致孽。”确然实理实事。遇灾异则恐惧修省,不此之务,而耑以禳报为事,至终日在吉凶上作无益算计,势必为见物所愚,有当凶而反致祥者矣。

阴阳杂术,某阅历多矣,何尝有验?郎有验者,亦是说得多了,偶然撞著耳。惟圣人之教,一以人事为主,你学字会写字,学文章会做文章,如人吃饭会饱,不吃会饿一般,何等切实。大约人之精神魄力甚大,虽偏僻之学,逼出一段光怪,亦能惊动人。子云作《太玄》,口中吐出白凤,刘更生喜言神怪,藜火老人感之而至。若圣贤平正学问,却无是也,盖其气已与日星阿岳公矣。

友言:“明太祖曾遣人向天竺求经。又各王分封,皆以一僧傅之,姚奠孝则燕王傅也。”先生曰:“洪武亦不是信佛。大抵人不能无所畏,当其分争时,匹夫匹妇皆吾敌。至天下一统,无外患可虞,欲保社稷;长子孙,便惧鬼神。思以邀福而除祠,未有不为僧道所愚者。自非圣人,断不能免夹杂念头。惟圣人胸中了亮,道理看得透,知到我即天,天即我,坦然做去,有何畏惧?”

邓文洁说他不要学圣贤,亦不要学天地,不知要学甚磨?其刻苦至终日跪庭中,石上渍血斑斓,到底不见地怎样超妙。王凤州、季明德辈,后来做出文字,都通不去,所谓“自诐而淫,而邪、而遁,必至于穷而后己也。”

朱方旦初至京,倾动一时。猗氏卫先生在朝班,极诋之,适史子修联坐,色殊不悍,猗氏并责之。子修曰:“我非孟浪信从其教者,彼实能起死人而生之,虽欲不信从得乎?”猗氏询其详,子修曰:“吾妻病已三年,委床待毙。闻朱至,往叩之,朱曰:‘俟吾察其命尽有圀,君姑还,余郎至。’某问:‘先生能遽来耶?’朱曰:‘不须余来,病者自知。’是夜,妻竟安卧,又闻室中有异香。至鸡鸣时,妻欠伸而觉曰:‘汗透矣。’索衣易之,劝其少间,妻曰:‘我愈矣。适梦至一公廨,有大官命吏检簿,须臾吏白曰:‘史鹤龄妻寿限未尽,但灾厄甚重。’忽闻屏后有人曰:‘既寿限未尽,令其夫妇皈依道教,以禳解其灾可乎?’大官起立拱诺,曰:‘受朱先生教。’因命余归。’遂蹶然而起。”猗氏闻言悚然,遂与子修俱谐朱。朱曰:“余闭目见诸贤圣,开目见天,注想既久,自然与天及贤圣同归。公辈读书而不知其何义,‘顾提天之明命’,非此之谓耶!”猗氏遂亦大服,尝邀某同往修谒。某先索方旦所著书观之,得其《中说》、《质言》二种。书中别字无数,想来天上无不识字的神仙,遂坚辞不往。后方旦被罪,行刑于湖广市曹,监斩者郎其弟子工新命也。将斩前一日,尚慰其弟子曰:“毋怖,明日午时,当有赦至。”其怪诞至此。问:“当史家求祷时,何以能然?”曰:“妖术本不足论,但以吾道推之,何妨如是?当其清修苦行,或者鬼神亦甘死所驱役,逮至木拟王侯,骄淫过度,则鬼神弃之矣。至所云‘注想’,亦有可取。我辈平生何尝注想一件事,都是悠悠忽忽,老死而已。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有能昼夜不忘,念念不舍者,吾未之见也。”

有行取官许三礼者,放言高论,开口便说人莫要错了路头,一大圣,一大贤,一大儒。环极魏先生者,冲虚君子也,闻其言,为所悚动,乃谓某曰:“余不能测其学问高深,君当一见之。”及见顷,三礼言其宗旨云云,某间之曰:“所谓大圣者,必孔子也。若大贤,则颜子,大儒,则程朱也。”三礼曰:“然。”某曰:“程朱去孔子千五百年,不能得师,或至错了路头。颜子亲见孔子,孔子何不指以大圣路头,任其错走?岂颜子天姿仅可以贤,抑孔子秘而不宣耶?”三礼无以应。翌日,为环极述之,环极深为称叹。久之,某入朝班,犹闻三礼向人称说云云,可见其糊涂一世。

人言语不近情理,都是言妖。今见得佛、老果不足辨,虽不曾细读其书,但既不是我们的道理,便不是。此道理外,更无道理。曹武惠兵已过江,南唐始焚却佛经,曰:“今而知舍周公、孔子之道,无足以治天下者。”二氏说玄说妙,我们治天下,着他一点便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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