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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

因论算法,谓:“周公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予问:“周公之所知所能者,孔子大抵皆知能。”曰:“自然是如此。观门人身通六艺者,尚七十二人,则夫子可知已。”予问:“身通六艺已了不得的人。”曰:“然。礼乐经天纬地,不消说已。射御,以文兼武,书数之用甚大。身通乎比,其用备矣。”

王阳明讲“立志”,及“人放下时须振起,人高兴时须收住”,皆是其自己得力处,言之亲切警动,亦极好。至于说万物一体处,言:“见路人赤子入井,恻然救之,是赤子一体也。见禽兽被伤,欲活之,是禽兽一体也。见草木摧折,欲护之,是草木一体也。见砖瓦倾欹,欲全之,是砖瓦一体也。”其论甚精。又反面讲:“瓦石所爱也,而有草木萌蘖屈抑其下,则不惜掷其瓦石而出之,觉心安而理得也。草木所爱也,使其有碍于畜牧之地,则不惜芟其草木而养之,又觉心安而理得也。禽兽所爱也,值大宾、大祭则杀而飨之,又觉心安而理得也。至于人尤所爱也,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有人与吾之父兄并在前,而吾舍他人而活吾之父兄,觉心安面理得也。此皆非安排而有之也。”此论皆极精。何焯云:“凡此,皆朱子所已言而更精。”曰:“然。”何焯言:“王阳明语皆作意,便味短。朱子《四书注》平常说去,而探之不穷。”草木生于肥土而不骄,生于瘠土而不求。禽兽得食则争矣,然过而辄忘,食外则不计矣。人则蝇头之利不肯让人,盈千累万,不知自止;百年将尽,不肯少休;睚眦之怨,没身不解。视禽兽、草木之恶,千万倍之。似乎荀子之说不为过,而乌在其为“万物之灵”哉?尝细寻其故,盖天以全副本领与人,原千万倍于物,所以以不善用之。其机智才力千万倍于物,故草木无知,惟供人之用,然不能有他助也。禽兽虽有蜂蚁鸿雁等知有伦常者,然褊狭已甚,乌在能有所裨益?至于人,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真能修齐治平,财成辅相,弥纶天地,曰位,曰育,曰赞,曰参,皆实能如此。草木、禽兽不能也。有时天亦不能限量他,故曰为“万物之灵”。

何焯言:“师之说经,自宋儒后无此。门生之说书法,亦数十年无讲此者,其模样皆不是。”师云:“模样最是要紧。如今时文、古文,模样先不好。凡事须先定其规模,至于后面施为作用,有精采,无精采,系其人之学力火候。若模样便不是,后面尚何问其结果处?如汤潜庵、陆稼书等,做人亦是模样不差,遂已有可观处。”

草木无根,岂能开花结实?学问无根,不有心得,却不相干。功名亦然。圣贤事业,悉从方寸流出,虽做得一匡九合,夫子犹谓其器小。此根即是天地之根。

有人赠予以武侯文集者,其搜辑可云勤矣,而错误甚多。如今著书不错者,唯梅定九、顾甯人两公耳。此两人书,必传于后无疑。今人用心之多而勤,亦无有及之者。甯人妻不娶,子不生,仆仆道路,风雨寒暑不辍。梅定老客予家,见其无一刻暇,虽无事时,掩户一室中如伏气,无非思历算之事。算学,中国竟绝,自定老作九种书,《筹算》、《笔算》、《度算》、《三角形》、《比例法》、《方程论》、《勾股测量》、《算法存古》、《几何摘要》。而古法竟可复还三代之旧,此间代奇人也。历书有六十馀本,不能刻,七十二家之历,无不穷其源流而论之,可谓集大成者矣。又乐善而虚,问则必尽其底里而告之,惟恐其不尽。人有于此一言之当者,喜出于中,采而录之,亦此学中之朱文公也。此外如四舍弟,读《十三经》亦卅馀年,无一日辍。日间如有要紧事,虽三更,亦必补完今日之课,至今如是。虽用心亻并于记诵,然近年胸中颇亦开悟,祇是胸襟未能开拓。如我辈读书人,岂能家计宽裕?此时急窘时且急窘,急窘未至时且嚣嚣,急窘方过时又嚣嚣。予为京官时,有半年资用便大快活,得半年读书,心地宽。间有两三月资用者,有一月资用者。至止有数十日资用,便心着忙。然一有,便丢开。人生有当深谋远虑,豫于未然者。如此等,却又要当境付过即休者。若未来时,盘算过去,留滞终身,无用功于正经事的时节,这便是学者丹头。予问云:“四世叔祇是忧家计否?”曰:“虽不至于此,或时于无关系处,渠亦钅句棘,未能豁然。大抵是私心,圣人绝四尽之矣。所谓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成于我,我又起意矣。如元亨利贞,贞下起元矣。意似元,必似亨,固似利,我似贞。此四者,人之坏元亨利贞也。而万念之不好者,此四者足以统之。总之归于有我而已。无之便是圣人,半克之便是贤人。孟子告齐宜王,王如好色、好贷,与民同之。还是有自己一半在内。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是有我在。盖我亦是不能尽去,却是推以及人之根。”

凡学问有真得者,未有不有传派及于人者,或子弟,或门人,毕竟有些。如时文,唐荆川、瞿昆湖渠自已有些工夫,无论其子弟皆科第,相衍不绝,而门人法嗣极多。朱文公子,文公极不喜,大约是无可指望之人。使之从学士吕,遗之书云:“汝若能志于学,此间亻荆斨用功。因看汝不可教,然父子之恩岂能弃之?谓父子严惮,或者就师友便可长进,故令汝远从师。”观此,是不好的。然先文公而殂,文公翻其箧笥,见其所作诗侭好,乃云:“汝生前,吾不知汝能作诗。”而同时前辈祭之者,亦还称道之。邵康节子伯温,朱夫子说:“邵子学不传伯温”,想亦是知道他是不好人。然如今看,伯温尚能注《皇极经世》,有许多议论亦不比寻常人。惟是负虚名无实学者便流风馀思蔑如也。

朝琦分司子牙时,对人言:“予升侍郎,不患不尚书,尚书矣,不患不大拜。”或曰:“大拜亦何为?”曰:“不患不得君。”曰:“得君何为?”曰: “不患天下不太平。”当日除干学嫉忌害人,汤潜老至死不知其祸由东海。渠却有害死人,而复能哭之恸,赠赙之厚,抚其遗孤,恩如平生伎俩。盖日将李林甫、秦桧之传熟读而临摹之者,其意中自许与朝琦一般。盖王霸、义利之辨不明,便有如许见解议论。读书人志大、言大固好,但言语过自夸大,亦是朝琦派。如黄石斋先生,门人问曰:“先生尝言,文章宋不如唐,唐不如汉,然则先生又自言振古无比,何也?”曰:“是何言与!自羲皇至获麟,是半部《易》,自获麟至今日,是半部《易》,岂前代可比?”家伯批此云:“好大话,何开口之易!”问曰:“此是学术偏,久而居之不疑,中间亦自觉得有妙处。如此说,抑一味作欺人语。”曰:“欺人只十分中一分。石斋自幼不凡,十六岁应童子试,府考首擢,闻讣,太守使人致意曰:‘盍入场始发丧?’石斋峻拒之曰:‘是岂人所为耶?今日天崩地摧,尚能提笔入场,非禽兽而何!不敢闻命。’人即器重之。既葬,庐墓三年。资性既聪明,想又能记,又有本乡一尚书藏书极富,闻有奇童,遂尽借与读。三年中,几看遍天下书。十八岁作《太咸》,亦《太玄》之意。大约他看《四书》、《五经》文理通顺者,一望以为道在是矣,不须着意,不讲道理,全在数上。人虽晓者,穿凿解会。后又通星平,得异人传授,言颇验。渠又嫌落术数小道,遂文之以《易经》,作许多不明不白,幽晦之论。后复讲天文、历法、礼乐、兵战,杂糅一团,可解不可解。久而自己亦迷惑其中,但觉独得,遂以为羲、农、周、孔俱是如此,他不足道矣。盖误在初不讲道理,故他作诗尚恐先儒为理误。理能误人,彼尚肯措意耶?祇是一段硬气,百折不回,万乘不动,真是一奇男子。至今如蓝理、黄性震,一些不晓得,他自己以为前无古,后无今。漳浦人多如此。予少壮时,自命虚浮轻易,视人老不能行,见人踏定脚根能自树立者,便真心敬他。返之于己,实知其不能也。敝乡天问僧,在空山无人之境,忍饿受冻四十年不退抑,似有所乐于其中者。虽其教不正,而其力量岂可易及?”

为名为利,私己自便,既为人,都有此。勉强克治之,便是贤者。祇是好古样读书考论,日日所见高俗见,默默自化矣。士大夫家子弟,总不见有磊落超迈者,亦是天下可忧事。

论某人登第后却没进益,人如有真进益,便住不得。故圣人到后来,人以为“生知安行”。如时人解“安行”,竟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盖圣人到功夫熟后,人以为辛苦繁杂,而彼为之如下常,自不能已,故曰安也。

小学生,最先要把“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与他讲明。并非今人劳,而圣人逸说话。所谓圣人者,不待有所策励,不待人劝勉,而始从事于道理也,孜孜汲汲,自不能已,劳悴勤苦,万倍常人。试观尧舜之战兢惕厉,禹之勤劳,文王之亹、勉勉、翼翼,夫子之不厌、好古、一愤、一乐、不知老之将至,岂是坐卧优游之所为?信如此,何以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乎?特学利者,必待有所触发强制,而乃与天理合。如汤之制事、制心,武王之不泄、不忘是也。困勉者,则困心街虑,征色发声,而后能作能喻也。此最要紧,习见之错入其胸中,便为暴弃之根,宜先与子弟破除也。

世得云:“费长房不能食粪,魏伯阳弟子不肯食丹而死,张道陵弟子不肯随之堕岩下。诸仙人非欲人无故求死也,观其信不信耳。随之者何尝是道理应如此,祇是信得过师传决不死耳。所以夫子亦云:‘笃信好学’、‘信而好古’。韩文公《伯夷颂》‘信道笃而自知明’一句,妙甚,便是‘求仁而得仁’的注脚。 ‘信道笃’即是当理,‘自知明’便是无私,一切好名、忿激、有为之念皆没有了。韩文公立言每每暗中,皆有尊德性、道问学分股意思,与程朱论合。他人便不能如此。”

敬底工夫不大段着力,童子教之拜跪徐行,我辈静坐收拾,不放肆,皆谓之敬。入大学后,不须更说主敬了。教人超凡入圣之方,直从致知格物做起。若惩忿窒欲,必须猛力割舍,此克己工夫在力行界内。孙襄。

问:“既以惩忿窒欲属之立志主敬,又说是力行,何也?”曰:“去病根在立志主敬,至忿欲起时,则须斩截,故谓之力行。如列栅、支更,所以弭盗,及盗来时,必操戈向斗,岂调更夫、关隘门可使退耶?”孙襄。

私累之轻者,得诸天也。未见有拔本塞源者,固知克己之难。因说《朱子语类》,或问:“本源安在?”曰:“居敬穷理。穷理则识得病根,居敬则涵养久,潜移默运。”孙襄。

“积累”二字,知行俱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程子之说也。“今日集一义,明日集一义”,朱子之说也。自记。

闽人聪明,非他可及。病在“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自记。

先生谓襄曰:“主敬诸说,汝读过都理会,他人见此却讶条绪纷然。”对曰:“素闻讲论,所以略知指趣。”先生顾语锺伦曰:“识得文章条理,亦是积渐工夫。”襄问:“庶常诸公,曾经开示,想俱了然。”曰:“也都愤愤。须知致知力行之外,朱子常说立志主敬,不识此意,见《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则以为先行后知。又不晓首章言慎独,包知行在内,则位育为中庸极功,果何修以致此乎?使一主敬而即能如是,亦何所用致知力行矣?”因举《大学》慎独、《中庸》慎独是一是二以问,皆莫对。顾谓沧柱:“烂翻《大全》,致知是梦觉关,诚意是人鬼关,格物致知为知,诚意、正心、修身为行。然与?”答云:“诚意自修之首,合当属行。”曰:“阳明以敬当诚,公素辟阳明,而不知《中庸》慎独即诚意工夫,则犹未离乎阳明之见也。”沧柱乃曰: “老师说是。”孙襄。

不知涵养,无以为谨独之地。然徒主敬而不能致知力行,如宋之高孝,鸡鸣肃衣冠而起,做得甚事?孙襄。

贤智自涵养德性,为中人以下说法。教他终日勤劬,到宵间倦,便思睡觉,即强起勿留恋褥,则能夺嗜欲,去忿争。孙襄。

经学生所作文字,不似读书人所作,无一些滋润之意。盖人读书不怕身顽,怕心顽。有声色货利,终身沈溺其中,一肯回头,便能直入者。若口不绝吟,足不出户,经年诵背,终身无成者,以其坐驰也。往予祖表叔居一楼,读书之声彻于邻谷,数十年不问。至晚年,自颂其过云:“人皆知吾读书,而不知吾之好顽也。”人讶之云:“子独一楼,将与谁顽?”曰:“非身顽,乃心顽也。非有他声色戏弄之事,祇是中举人、进士,如何荣耀,如何做官,如何归谷,如何享受,此一念无时不盘算,无时可休歇。以比至老,口虽读,心未尝在也。”人诘之云:“此事想其境界,数日可了,何至终身?”曰:“此境随想所至,亦变化相生无穷。”此是最确语,以此终身无成,予几乎堕此。自十八岁不进学,一日发愤读书,以为此心皆驰,将坐废终身,遂勇猛向学。始知看书,初觉心难收,后有法以收之,无事他便散驰,时常思想书义,便足夺回。看《易经》“天一地二”一章,不得通,苦思力索十八日,始明白。自是将顽心夺回七八。盖读书心有不在,思则无不在矣。以思为收心之法可也。

予年十四读《五经》完,即入贼巢。十五岁出,《四书》、《五经》全完,重读之。同学诸子听读《四书》白文,皆笑之,予不顾也。读《易经》不解其图象,已揭过,复猛省,言:“避难非勇也。”因复专意苦索十八日,而忽通其解。大凡读书,必须有此一日。如伏鸡火候到,一日能脱壳,必由渐致也。终身亦须有此时,不知能终身有此日否。朱子自谓尚未有此日也。

老师言:“人好书,好礼,皆有夙性,故佛家论夙缘,且任他说。孔子设俎豆,朱子八岁画卦,彼其时,朱子岂果能画之?不曾。但别的子弟不如是,他独以此为戏,却不是知到其中滋味才如此,若似夙性者然。予七岁始读书,五六岁时只好字,无字可认,自至关帝庙内认对联。有不识者问人,辙用炭向地板上学写,或颠倒点画不顾也。六六岁来上馆,即识许多字。先君即出对联,如‘父天母地’,即能对几十个,如‘君干臣坤’之类,‘夫日妇月’之类。一日,癸未造士光龙字蟠卿。先兄,明末避乱于寒舍,偶出对命对。云:‘飞龙在天’,盖以自喻。予不解,渠为解释其义,令对。彼时到底腹小无料,久不能对。六家叔比予长三岁,时九岁,已读书二三年,虽在旁,不令他对。私嗫嚅云:‘我到有封了:游鱼跃海’。予时窘极,被催促,又心知其不可一字不改竟剿袭也,乃曰:‘游鱼宗海。’先兄大喜曰:“‘宗”字大妙,何处得来?’称赏不已。六家叔大怒,泣云:‘伊乃偷我所对。’先君曰‘汝何不先出口?’问:‘汝云何?’曰:‘游鱼跃海。’先兄云:‘便俗。他改一‘宗’字便妙。’先君问云:‘汝知“宗”字云何解?’曰:‘不知。’曰:‘不知如何用?’曰:‘予见关圣对,有“三分鼎足人宗汉;一片丹心月在天。”以“宗”字对“在”字,故用也。’如此之类,有似夙习。”

人当病得狼狈时,且将此心蛮著。小儿病中木算自己的命,又言眼跳梦夭,千思万虑不能自己。所以许鲁斋云:“‘顽’字有时用得着。”盖忧患时,无可如何,且顽住此心,待有头绪,再去料理。人见之此时尚不知经营,以为顽也。吾辈此心顷刻万变,圣贤自幼治此,七八十岁仅能降伏他住,真不容易。予云:“ ‘七十从心’,可见孔子七十以前不能从心也。”曰:“正是。”问曰:“‘三十而立’,可是不动心否?”曰:“是。此孔子早十年不动心也。祇是顽住比从心差多。”

不知圣人临忧患如何,大贤尚失常度。如今看朱子晚年所著书,如《参同契》、《仪礼经傅解》之类,多有疏漏舛错处。渠精神未必老遂昏毛,自是日日因韩侂胄要杀他,虽然信命,不谢生徒,讲学自如,毕竟有内里着忙处,故比平时精细差多。下此者,则不堪矣。如子瞻在杭时,闻有朝命,震惧失措。扬亿大年被丁谓召来电书省,以为有贬黜,面无人色,不可言矣。

泽州闻匪人扳诬,惶遽,请于予曰:“老先生当患难时,能不动乎?”曰:“焉能不动?虽小事亦震惧。但生平也学得且蛮著忍耐一法。盖所闻者未必确,遽然应之,却未尝如此,岂不可笑?且即与予相爱者为我谋,未必是深谋远虑,人所进多皮肤不切事情之语,徒乱人意。必定等几日,外边要事定,里边要气定。事不定,则机巧中变;气不定,则心不清明,所虑亦未必精当。”曰:“人亦言有当机不可错,云何?”曰: “此为小人而言者居多。彼有所以致之,事已破露,遂弥缝,只有彰闻,焉有消灭之理?若吾辈多无妄之灾,非理之常,情事之变,未可以此论。”泽州大击节叹服。

田有大山做官后,一味颓唐无精神,也不好,少《周易》上一个“惕”字。时时警惕,便不放倒,人便精采。时时有提掇起的一段意思方好。

予十八岁看完《四书》,十九岁看完本经,甘岁读完《性理》,廿一至廿五岁,看陆子静、王阳明集及诸杂书。后无暇复寻绎,只就说得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好做时文,也讲得去,祇是不是。后被德子鹗、格勒徐善长元梦缠住讲《四书》、《易经》,也只就向来所见与之讲,而被善长在理道上驳问一二处,觉得不是,遂思索二三月,作《学的》以示之。渠以为得之,而不知非也。今乃俱改正,而善长不知也。

某人有狂疾,先生曰:“心病难医,其灵明者,皆已汨没矣。一生与人计较处,极污下。人为万物之灵,何至不能以志帅气?生于礼义之家,若此所谓下愚之不移也。”孙襄。

蛇化雉,鳖化蛇,颈相似也。梅接杏,柿接玉兰,叶相似也。蚕与马同星,皆形似也。人以圣贤之心为心,其去圣贤不远矣。孙襄。

十月二十二夜,假寐中,如有人说:“静则清,清则明。”某意中云:“此说未尽。如水有静而不清者,如陂塘、沟渎中有浑浊不能铿物。更有清而不静者,如湍流急滩,荡荡不停,亦不能监物也。须是静而又清,则明矣。”醒思之,静者涵养之功,清则似精思之效,然精思以涵养为本,则虽云静则清,于理亦安。如水虽浊矣,欲清之,未有不静而清者也。程子所谓“涵养之久,则天理自明”者也。所谓清而不静,可为气质不定,遇事不安详者之戒。自记。

有人常自尤云:“予于书,亦肯读肯看,却有一件不好,不他作宝。”予谓:“此便是汝病根。只想弄钱,使身家宽饶,以图受用。将读书作势二义,便终身不得力。屺瞻便不如此,他就是学几个字,看一首诗,也认真不苟且,要在这里安身立命,开花结子,便随便学问都有益。若是视此可有可无,以为消闲之具,终必无成。即早年有些才华,也终归于尽。如四舍弟,虽欠思索,然将《十三经》一年一遍温,认真读,不肯忘,要以此胜人,只得算他一个。”

襄呈故稿,先生初看,顾锺伦曰:“墉叔作《贺道尊启》,用磔狗故事,在提起一联,我令之改。虽出《周礼》,亦当知避忌。”看迄,曰:“极好。礼老凡事不倦,京报亦留心。敦舅、墉叔便不肯。墉擦惟读古书不倦,于时事全不晓得。以乌龙江坠水之故,令我入告,当知设船渡马,非渡人。此辈知他辛苦,赏之亦不为过。近又强执一事,喻之方了然。”或言:“某人世事拣题目做。”曰:“读书亦拣题目,要未能于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致知格物,所以先于诚意、正心,学未至知至,则易为人所愚。戴主簿伪作《麻衣易》,张南轩遂信之矣。”孙襄。

理学语录、诗文,皆以署名篇,盖取于简,又以寓谦逊之意。曰略有二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孙襄。

顾甯人考订古韵,以经为宗,他书证之,精确不过。但等切字母,与伊吴下所用歌曲韵,似未究心。本朝顾甯老之《音学五书》,梅定翁之历算,从古未有之书。然韵学不可不知,若历算,适于日用,所需尤大。

医家外科名家,尚有内科便少。盖内科若精,便通于养生,不独明于草木金石也。外症了然,可见生死有一定。内科则无形无影,要见其所以然,而中其窾窍,岂不甚难?人之学问亦然。近时如顾甯人之韵学,梅定九之历算,皆穷极精奥,又确当不易,虽圣人复起,弗能易者。盖有声有数,可得捉摸,所谓专家之学也。若夫性命之理,无声无臭,下学上达,与造化为徒,能造其阃奥如程朱者,有几乎?

某天资极钝。向曾学筹算于潘次耕,渠性急,某不懂,渠拂衣骂云:“此一饭时可了者,奈何如此糊涂!”其言语又啁啾不分明,卒不成而罢。今得悔先生和缓善诱,方得明白。予向看书,一部《大学》看二年馀,《易经》每一卦至半月馀,然得力却也在此。舍弟每过而辄忘,予至今却能举其词。

予向学筹算,亦能对卷明白,掩卷便忘。无他,祇是生耳。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虽愚柔必明强矣。顷予覆之三四番,便熟些,不忘了。梅定九祇是盘算的熟,所以古人说仁要熟,义要精。熟便精,精便神,熟能生巧。

六艺真是要紧事。礼乐不消说,射不可不知,但今之架式,要弯身才好,看古人却云“外体直”。至于御,今已无之,骑马即御也。古时太守领兵,文武未始分,若是一旦朝廷以武事命之,不能骑射,如何使得?”大将尚可,偏裨岂不殆哉!至书算,试看岂可阙得。本朝顾甯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

梅定九讲算法,存古《九章》。渠言西学,总不出吾中国学内,祇是中国失传。定老必有搜辑,汉、唐、宋以来古法,以迄于今,最妙是此事。朱子于学问源流,自伏羲、神农,以至于当时之贤者,皆能剖辨其得失,精审其是非。而子静以为道理有何古今,自我作古有何不可。故朱子遗之诗曰:“却愁说别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故孔子曰:“好古。”

书何必多,《礼记集说》南宋理宗时卫氏所辑,江、浙人所推重,今偶一翻阅,大可笑。绝无拣择,但有人说著《礼记》,便采入,而前面序次人物先后,却是乱撺,岂有正经书如此,乃知徐健庵辈刻书,都是此君衣钵。而南书房诸翰林,又承袭其派,其病都由于立心要欺人。若此浩繁,令人望而却步,不敢涉其藩篱,又焉能窥见底里?并以此施之官刻书,无不数百本者,教人必不能读,只好备查。而又不精核,纰缪丛集,真是可惜。《典》、《谟》、《史》、《汉》无论矣,若司马公《通鉴》,一千五六百年事,才得一百廿本书,也不较多。真文忠《大学衍义》,何曾多?袁机仲《通鉴纪事本末》也不为多。宋人好多,也不过如此。不知至今乃如此。

大凡称经之书,皆不多。如《周髀》、《阴符》之类,皆不多,多便是不明白。故徐健庵编书,动辄一百卷,我便知其胸中愤愤,不过以多吓人,欺世盗名而已。

皇上向学,时把经学好道理浇灌进去,如今发出来自是不同。孝感之后,使接上张敦复、阵泽州、叶子吉,至高澹人、徐健庵,耑意破除道理、治道、经书,总是诗歌词赋不相干的话。所以如今修书,部部都是甚么普华、诗馀、群芳谱之类,扰攘不了,使皇上谓:“蛮子学问,不过如此而止。”谁生厉阶?至今马梗。我初给假,皇上问读书,我一气都奏了,该看经书,讲道理,诗文祇是晓得写意罢了。我并不知高、徐诸公已在那里说我一字不通。皇上才叹息:“你们蛮子,没有这个说那个好的。还是我说你是个读书人。汝是个福建人,谁把你说话当句话?”

皇上索性不发朱子书回,我甚喜。可见皇上是其自己看。如教翰林官看,说是自己看过,何难即发?前因害眼,我们有折子请宽,即便去哨鹿。看即真看,不看是真不看,这就便一年不看,而无害于其为看也。

因说孝感平生看书,执一卷书,但有掀揭,以为已一目廿行俱下。予等未终一纸,而彼已百馀版揭过,自此终身不复睹此。以为了此一书,其实并未尝看也。享大名效十年,至倾动人主。予曰:“其读书如此草率,生平倒未遭挫折。”曰:“此便是大不幸处。凡成一个人,皆被天地多方磨錬。若天地不来磨錬你,使之酣豢于衣食,而终其禄位,实弃之如草木,此固大不幸者。”

注一部书不容易,若单就一字一句解,有何难?须将一部看成一串,若不能如此,三行外便另成一意,与前矛盾。解至后,便与前相背,自己亦不解所谓矣。

《蒙》、《存》二书,近来节改者多,恐久便磨灭。《蒙》、《存》、《浅》、《达》,各有好处,中间不相干处亦多。有暇为删,去浮肤,存其精英,四家合一。《四书》、《易经》各留一部,亦存居乡前辈之绪馀也。

吴永年才高,祇是渠胸中有一段至鄙陋见解。以为读书人跳不出来儒窠臼,便村陋。殊不知此真鄙陋也。宋人书,虽汉儒出其后,有不读之者乎?但看明万历至故、祯,凡操觚家,孰不与程朱为仇?著书满家,由今观之,此辈何尝有一字足存!其议论之庸陋悖诞,虽乡塾小儿无有过而问者。《蒙》、《存》、《浅》、《达》,依傍《朱注》,犹然行世。《西铭》、《正蒙》、《经世》诸书,江河万古。不尽其书之妙,而遽有易心焉,所谓坐井观天也。

一孝廉著书,前面将名人所与书札,及序文中推奖自己之语,皆萃集之卷首。先生曰:“此便是俚俗算命起课、卖膏药招牌的派头,是何局面?我思一书成,定然有序,亦不必古人之序皆有为而作也,不然无用。”

圈所读书,文不可多,甯可以次而加。多圈,譬如冒滥名器,贤者不显。

读书不透,多亦无益。然又未有不多而能透者。不知诸葛武侯如何?予云:“孔明戒子云:‘慆慢则不能研精’,自是数学。”曰:“然。”

自宋以后,读书说理人,动辄轻藐前人,是一大病。如蔡介夫看韩文公,不啻一小儿,若从他读书,还当扑责。可笑。朱子便不如此。

万季野能记诸史,其腹笥不少,如何做出文字,三五行便砍尽,不似有学问人。何也?想都留心在人名、地名、年代上去了,此等学问便无用。

读书博学强识,日有课程,数十年不间断,当年吴下顾亭林,如今四舍弟耜卿皆如此。至于以义理为先,开卷便求全体大用,不能也。全体者,性命之源也。大用者,就想在一乡,如何化一乡;在国与天下,如何化国与天下。其举行也,规模若何,次第若何,实下工夫,实有利济若何。

做官必须读书。人学古入官,所以为经,何必读书?子以为佞。观春秋时,人亡政息,衰乱极矣。列国之公卿大夫,惟管仲、子产有一肚皮书在,其设施便自不同。

陈则震初入馆,予劝之读正道书,曰:“君言是也,但吾意却大要将天地间事都会得。如经济、文章,人能我不能,也无味。我都有了,然后以性命之书,为归根复命,末一著收结工夫。”某曰:“异乎吾所闻。古人本末先后,却是从此及彼,根本不立,就是华采,也不能极顶。”渠笑而不应。不料长儿在保定,教他读正道书,他也如此说。某云:“正道书不是说俟外丹成,用此内丹一点,便飞升。我辈日用间言行,便要检点,应事接物,便要留意,节节零散做去,方能会总成得。佛家亦然,先参禅,心里有些明白,方才检藏博学。仙家有了内丹。方才说天上无不识字神仙,再看书求道。未有倒用工夫者。”问曰:“博我以文,就是格物穷理,不是讠夸多斗靡,后来始归天性。理一,不似如今人讲一贯,先要积累久,然后寻一也。”曰:“然。但有了根本,这些也少不得。不然,颜子只该不迁、不贰做工夫,如何又云博文?夫子又告之以为邦之事,何故耶?陆子静说:‘夔亦未必能知礼,伯夷未必能知乐,工虞不能兼水火,水火不能兼工虞,祇是心地纯明,不害其为圣人。’固是如此,然毕竟各有一长。如礼乐之类不知,子静长甚么,如说心地纯明,临事便都会,如此则工虞亦可为水火,水火亦可为工虞,何必以一官世其家耶?子静一无所能,在唐虞时,恐亦是九官以外的人材,亦不足轻重矣。”

学问之道,最怕那地方派断。派断,后人就苦了。如李中孚,幼为孝子,长为高士,半世读书,其所著论,堪为笑倒。以关中派断也。所以圣人之学,孟子见得透,甚重见知。论来见知之人,与传道之人生得同时,相去不远,有传道正宗可矣,何用此为?不知圣人著论,非人易晓。如孔子留下《五经》、《论语》,设若遽令我辈接扎手后,读起来恐亦未知圣道之妙。妙在曾子著一部《大学》,子思著一部《中庸》,孟氏又接出七篇《孟子》,推阐尼山,不道馀力,因此见孔子之书,高深精妙,昭日月而沛江河。孟子既没,直到周、程出,而其说大明。其中遥遥不绝如才,幸赖董仲舒、郑康成、韩文公撑柱其间,为功甚大。而昌黎首建接旗,排斥二氏,其功尤钜。若无数子,则佛教西来,聪明之士从风而靡,有不为之夺统者哉?

陆稼书清品,读书又正,祇是少思,便精采少。请教他甚多,都无发明。独有问他:“‘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前人都说飞跃处一团天机,便是道。可是否?”答曰:“飞跃如何是道?飞跃得是,才是道。如翔而后集,便是道。自投罗网,如何是道?”此却说得好。张长史聪明颖悟,随便拈一句,便透脱伶俐。如说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渠云:“某有两句得意文字,云:‘其为物者,即其生物者也’”。讲《西铭》妙极,已刻《札记》内。《太极图说》亦有说得好处,还是说气化。至说他在监中试“无欲故静”题,他论中有说:“禅家便说‘静故无欲’”,真是大妙。“静故无欲”,勉强耍静也;“无欲故静”,自然而静也。一日又问他:“世间千条万绪,气化相感,不可穷诘。先儒以为有当然而不可易者,知其有自然而不容已者。”渠云:“以愚意,不如倒转说,有自然而不容已,乃有是当然而不可易者。自此千条万绪,皆有条理而不乱。如人忠孝之心,有一段不可解处,是自然不容已,才有陈善闭邪,官守言责,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服劳奉养之事。自此安则委蛇退食,危则鞠躬尽瘁,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条件不一,一是从气上说理于此见,不如从理上说气于此出,气亦理之所生。”甚妙。

人不明白,便是禽兽所为,而不自知。明白要紧,故曰:“明则诚矣。”人不明白,何尝无本性之善?锢蔽太深,不能自见。到得一明白,好处本在我,不须他求。或读书有得,或师友观摩,固有之善日日来复。久之,则由勉入安,内外如一而诚。今人自己所行不好,却会评论他人。然其以善责人,此便可见其本来之性未尝无也。

人忧患时,不特声色之乐可厌,即平日所看史书,并唐、宋人小说,亦触感生燥。惟经书、讲道理书,不动火。钻研数日后,此内觉有以过,日龙以水为宅矣。文王演《易》,圣人雄中有主,亦必以此自遣。手思作《中庸》之说,虽真伪不可知,要自有此理。王阳明患难时,亦就平时所读经作《意解》,虽致良知人,到处亦觉消遣不得,仍借此过活。后此书亦不见,想自己事过,亦见得多不确,故削槁耳。

明朝人样样皆求通,故皆不能透。程伊川、张横渠皆不能诗。记问博者,义理便不能精,如苏子容是也。惟朱子善诗,又善书,实于此道有工夫。古文亦有工夫,其论古人文章,一丝不走,似比昌黎论文更醇。宋人即有讥伊川若要用世,当再看《通典》二十年始得者。

明时儒者,皆欲样样学到,不肯将这一件透,再学那一件,所以不好。朱子云:“有十件物,格透一件到十分,也好。九件物都格到九分,有一分不透,却不好。”这是学术大关要处。

人不能如三代,唐虞盛时,教化兴行,孝友出于自然。但能守定“不痴不聋,做不得家翁”,亦可支持过,免得骨肉闲构难。予向家居时,伯叔兄弟多分居,每处皆用人相侦探,虽有馈只鸡壶酒者,必有报。予独不尔,间有仆人以他家言语诟谇阴诉者,予即嗬斥之,不欲闻。彼已有成心而来,以为予亦有此事在胸中,及彼见予时,并不象胸中有此事者,彼之所有亦渐消矣。若自己胸中既有矣,而欲做出不象知道的样子,毕竟不可掩,又落权术,何用?祇是不知道甚好。故那数年,虽亦被人欺瞒时事狠多,然终不开用私人说私事之窦。盖明于细者,必暗于大;察察者,即汶汶之路;侦探者,即壅蔽之门。

初学未能选择,看先儒之说,未论其是非,先尽其意旨。夫子到耳顺时,犹不敢忽略,恐忽略处,即至理所寓。舜“察迩言”,正是此意。孙襄。

聪明人多,十中有二。记性人少,千中之一。孙襄。

朱子《近思录》,数日而就。《楚词辨证》、《参同契注》,一成而不改易,皆非其至者。书成而多所更定,自尔精确不磨。孙襄。

看朱子全集,有一二年而识见顿异者,使天假之年,其进更当不已。熊青岳自言:“年二十时见到此,及今犹如是”,便迥不相同。孙襄。编辑一书,先论体裁。体裁得,则思过半矣。孙襄。

文字太说得快畅,便非圣贤语。圣贤不轻骂人,所辨者,皆从根本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处著语。若流俗之人,皆知其不是,何待圣贤之为谆谆乎?即如吾辈所与人讲论者,亦必是事介两歧,理在可否之间者。若打父骂母人,谆谆与之辨论,父母不可打骂,亦觉可笑。故孟子当时,有许多善于战阵,辟草莱,任土地者,皆不著其名。即仪、衍辈,孟子亦不为之发一论,至于告子、扬、墨、许行辈,则喋喋不已,可以观矣。启、祯文,与前辈差处便在此。

圣人之言,极平极淡,张皇一分,身分便逊一分。孙襄。

邑令进谒,送出门即乘与,或言其非。先生曰:“少年初仕,何知?孔子曰:‘吾学周礼’,学当时之礼,与人周旋也。须学到老。”季父性甫叹曰:“今日闻此大议论。”孙襄。

如今人说话,却要随机应变,因时取给为妙。圣人却安排下一定的个规矩,所谓“言刚定则不跆”。“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似乎板滞气闷,到得 “成其变化”,任你千伶百俐,却不能出他范围。“立之斯立”等,何以能是?总要熟。所以先儒说,孔子于人事晓得个透,到做官宽也好,严也好,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所以格物,明善为要。

人虽有聪明智巧,又周旋世故,而终动辄得尤者,大抵人自以言行为主。枢机之发,最是要紧。

后生小子辈一无所知,满腹不以长老为然,率以长老为迂阔不达时务,为人所欺。渠自以为聪明智慧,其实见得长者不好处,即是自己对病之药。那一点小慧弄巧尖新处,岂惟坏了心术,即以利害论,未必不是取祸招尤处。得人阴私事,彼人一发口,即能一语塞之以为快。岂如长老知之而不言为深厚?就是不知也好。一番太平,必生如此笃厚之人。如今总不见后辈有如此者,所以可忧。莫说一两人何关于天下,由一身而一国、天下,皆一脉相关。天若气机,不动,此一人从何而生?但看明朝,吾乡福州林家,一门五尚书,皆祖孙、父子相承,都是礼部。有一命妇,随舅夫子三到南京祭酒衙门,其子为立三到堂于署内。其家之行事谨厚,至今人称之。广东伦家,解元、会元、三鼎甲无不全。浙江王阳明家,亦累世有德。其父状元,礼部尚书,而阳明复以武功封伯。考其世,皆在成、弘极盛之世。李西涯弘治乙未科,会元即伦文叙,王阳明即第二,林庭栉即第五。由此观之,岂非与世运相关?宋家开国有吕蒙正,其后夷简、公著、好问辈相接,暨南渡,与宋相终始。今观其《童蒙训》,其家之风流笃厚,正可为师法。周有八士,不过其家之瑞,而系之周,可见矣。本朝昆山徐氏,岂非科名之盛?而健庵所为如此,令人窥见世运之未平。如今子弟尚未离襁褓,便要他做举人、进士,做官赚钱受用。无论乳臭习于骄淫,贪婪败法,罹于凶罪,即使其祖父能庇护无恙,而一方民命何辜?不须多,将无罪的人任意打死一个,已足干阴谴而促禄命。今之士大夫,勿云行,并见也见不到此,如何是好?今人动说道学容易讲,也并不见有人会讲。如今提起笔来,欲记平生朋友间好话说,少足绿者颇少。言行,人之枢机,“庸言”、“庸行”,圣人都将言居行先,岂可忽乎!

周子传太极与二程,年仅卅,已到圣人地位,真先觉者,惜不大用。周、程、张、朱皆不柄用,使后人疑其但能为大言,而未必有实效,可叹也。然圣贤之生,虽不用于当时,必有补于来世。苏绰讲明一番,开唐三百年太平,府兵诸制,皆本苏绰。朱子讲明一番,开前明二百馀年太平,《四书》、《五经》皆遵其解,其他亦皆多用程朱之议论。至阳明出,而学者靡然从之,诐淫邪遁,纷纷肆行,而国亦寻亡。所谓程朱当从者,非谓一字不可异同也。如《礼记》陈浩注,自然不如郑康成;《春秋胡传》,自然不如啖、赵三家之清通简要。今折衷而存之,归于发明圣经,此有何害?固程朱所心喜者。所恶于阳明者,直谓《四书》、《五经》皆是闲帐,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读书人不思经义,株守传注,字字胶执,牵经合传,甚至并傅意亦失之,如近世陆稼书、吕晚村、仇沧柱等,真村学究。名为遵程朱,何尝有丝毫发明?当时如蔡虚斋、林次崖、陈紫峰等,已有是病,故阳明等厌之,而有反其道以治之之弊。不知其说固陋处,但就其说以破之足矣。何至大决其藩篱而不顾也?

耿逸庵称冉永光为今之程朱,永光即刊刷赠人,真是愦愦。古人见后起可畏,虽亦称许,却有分寸。李廷平是紫阳之师,极口推称,亦只云:“自程子门人后,未见有此。”汪应辰乃紫阳父执也,极口赞许,只云:“自治严,为道勇。”至于以古人自任,太高者鲜不败。如王介甫、方逊志,果然博学修行,自命不凡,当时名望亦重。王介甫自己位置不在孔子下,当时曾子固辈亦推服之至。方逊志初被藨举,洪武召而赐宴,方年仅二十四,礼部尚书陪宴,方据上座,若无人然。太祖命图其形观之,曰:“斯人何傲,朕不能用,留以为子孙光辅太平可也。”二公至今不可谓之不好人,然用之辄败,与自命者大悬绝矣。惟程伊川以孔孟自任,也不知大用之是如何光景,料自不同。扎明自比管、乐,当时惟崔州平、石广元、徐元直二三人许之。乐毅未究其用,管子得者又久,可谓究其用矣,却不能如孔明,是孔明却自比不错。或问:“孔明比管子是自谦处。”曰:“也不是谦。管子不低,他当时不以兵车,服楚便班师,不肯失信义,尊周攘夷,修方伯之职。就是孔明得权,所行大概亦不外此规模,难道就夺了周天子天下不成,祇是管仲不知正身修德,格君心之非,由内而外,致君王道。其立意要富强,故孔子谓之‘器小’,孟子以为‘无道’。孔子若得兵讨陈恒,再没有夺齐国土、宝器之事,自然诛及罪人,置君而去,毫不为利,义声满天下。不过如此数次,天下便仰而待命,如文王之世矣。孟子谓‘以齐王,犹反手’亦是此意。公孙丑乃谓:‘以天下王耳。’孟子正意,原不取天下而有之,是以齐之地,与民行王政,以救天下,而使天下归心耳。断不是并吞蚕食,利人之所有。惟为方伯者,得专征伐。遇昏暴应灭绝者诫之,天子即以其地赏功,则又受之。或要荒之外,蛮戎之地,蠢动暴害者,取之可也。周家古公时,为国甚小,后来便大。想是多得西戎之地。再没有圣贤利人之灾,而取其所有,尚足以服天下而得志者。管仲便是又灭几个小国,驳杂不纯。”

朱彝尊《送梅定九》诗中,间有骂朱子语,云:“毁弃《诗》、《书》序,割裂羲、文编。”固是如此,你也要自己说出一段《诗》、《书》序不当弃,羲、文编不当裂的道理来才好。如朱子说:“齐、鲁、韩三家,班固以鲁为近之。《毛诗》不列学官,后因郑传其学而笺之,遂传之广。使四家诗都在,如《左》、《公》、《谷》之于《春秋》,今得以并质其是非而断之可也。今齐、鲁、韩皆不传,而独信毛公,以为字字移动不得,可乎?”此言本有理,又况《诗序》明明理有说不去者,如何可从?至《易经先天图》自应表章,不消说,《彖》、《象》自皆卦画中所有,《十翼》所说自亦《彖》、《象》中所有。然谓伏羲画卦时,便都想到文王、周公所说;文王、周公系词时,便都想到孔子所说,亦未必然。分析得好,未尝不好,如何便不当割裂?适足以见其胸之糊涂。大概浙东人都以自己立说为足以千古,恰好明朝三百年,天亦帮衬他。洪武起时,如李善长、刘伯温、宋潜溪、王律诸人;靖难时,方正学又是杭人;土木之变,于忠肃又有功;最后王姚江又是浙东人。盖自以为经济真派,助其迷谬,而不自知其非也。

言语不可轻易,昔家叔举一公案云:“邻有编氓,赀财至三千金,即自负云:‘人皆尊敬举人,举人所值不过三千金,吾何歉乎哉?彼为虚名,我擅厚实,且不与易,吾自此不复视举人如天上人矣。’异哉,此人才在侪辈中说此一句狂话,天上已经听见了。”予时笑,问:“公何由知?”曰:“次日官坐堂审事,渠亦随众人观。其身着白衣,渐挨渐近,逼至堂前。官举自见,即呼问曰:‘汝贡监乎?’曰:‘非。’‘秀才乎?’曰:‘非。’‘然则何等人?’曰:‘百姓。’官怒曰:‘百姓敢白衣立公堂乎?’掌嘴二十馀,而逐之出。人曰:‘公无轻举人,即秀才亦可脱此难矣。’惟不答其臀,而掌其嘴,所以为天之闻之也。”

刘思退云:“人于财色诸嗜欲,孰能生而不近?须习久便能不著。”某初丧偶,三二年来觉苦,五六年后觉平常,若固然矣。逮今十馀年来,觉得有之为累。以此知事事须习,此《学而》一章所以弁《论语》也。又云:“读书何须多,要在力行。果能行圣贤一二语,便足终身。”某鬼不能体认者多。但年来只体认“无恒产而有恒心”七字,虽身子不受用,而心却安。

世得云:“圣贤学问,也不是高速难能的事。祇是子弟从幼教他端正读书,到大了皆有些不屑的心,不忍的心,不敢的心,便是。三代如何千五百年,竟无丝毫隙空可以行得此等事?”

孝感还说不得假。如铜假银子,毕竟有个铜。蠖村石假澄泥,毕竟有个蝼村石。连这个也没有,所以苦。

一日予请于孝感曰:“老师《闲道录》何为末缀历两条?”孝感摩腹行,掉头曰:“以见其博。”可为发笑。

杨道声太翁自己讲:“学生四子,大者大声,命学诗古文;道声治历算、兵法、田赋;三穷索释典、老庄;四讲求书画。都不许出应科举之学。”大抵气聚而掩藏者久,必发越更盛。杨氏若为圣贤之学,本朝今六十馀年矣,其后必有兴者。四者是学,本之则无,如之何弄得弟兄叔至间都不和,至相告讦。元朝因文文山、谢叠山死难,通省都不出试。积至百年,明朝一兴,江西科名人物半天下。气郁久必发,而况所郁者忠义之气乎!大抵不出自是,若时时想作贼,妄冀非分,又不是。

客有论某文学客某豪家,而不为豪所尊礼,而尚不去者。曰:“论人最不可以如是。世衰道微,读书人欲安顿此躯,不得过执小节。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卫龋洿父,人伦所不齿,孔子受其供养七年而始归。卫辄岂尚可交?此七年中,岂绝无小节目失礼处?孔子不较,不得已也。孔子当初不脱冕而行,盖君臣之礼绝矣。周流天下,道既不行,鲁之君臣置之不问,孔予如何自去自返?当时孔子年既老矣,处于别国,去鲁过远,声息更难相通。卫去鲁相去差近,门弟子归鲁求仕,盖亦为孔子地。清之役,冉有、樊迟惧有大功,季氏问其战阵之学所由来,而始幡然迎孔子以归也。孔子于三家为父执,友哀公,微弱时而请教,妻迟几年而卒也,困穷甚矣。当时不与相合者,尚有叔孙武叔耳,他人固皆以前辈视之矣。吾人立身,只当以圣人为法,若如今人论,则孔子受卫辄之养,亦为无品矣。孔子既不仕其国,又不与其谋,涅而不缁,有何害乎?如贫土处豪家,既不胁肩谄笑,又不助纣为恶,授经于其子弟,而受其馈赠,有何不可?吾于彼不得失礼,彼于吾有小失礼处,恕之可也。特不可趋承失体,恬然受其侮辱而莫之去也,如此便一钱不值矣。”

王方若革职去,云:“也不论利害。上已数言其不称,而不去,何也?理自当去。如主人已厌客,而客尚欢呼痛饮于其侧,可乎?”查夏重又欲告假,或云:“上也未必不欲其去。”曰:“君子难进易退也,不须揣度上意。如今即使去,竟由此得严谴,也算计不得许多。祇是目下理当去,就该告假。利害便不可定,不能自主也。”

“天地之生,人为贵。”贵其能尽人道也,天亦不能为之限量。蜂蚁之君臣,雎鸠之有别,就其一节,虽人有所不及,然而不贵者,天所赋止此,不能推之而尽其道。若夫妇之知能,何尝与禽兽有别?然却限量不得他,他一旦要做圣贤,便能做,你却禁捺他不下。白额虎入城市食三人,群起而噪之,以为虎之罪大恶极也,人杀百虎曾不以为非。人于此,要猛省自己贵重在何处。

朱子六十岁云:“假如去年死,便不知有今年境界。”至六十五六岁,又云:“到底有一层不透。”门人举前语曰:“终是有一层不透。”想圣贤学问,如鸡子一时不出壳,到底是鸡蛋;妇人一时不产子,到底是大肚妇人。颜子未达一间,尚未有此一日也。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腧矩。”此其是矣。自己觉得快活,只有孔子。孟子虽自任“舍我其谁”,祇是言当今之世,曰:“恶!是何言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煞是外敢自信,祇是他才力大,真龙象也。韩文公辟佛,祇是粗粗的争得体面,即程朱亦未得其要害。惟孟子与告子论“不动心”,佛家粉碎。七篇存,佛氏不须与他较论矣。盖彼教以“不动心”为上,吾儒亦是如此。渠意以为彼“不动心”,便将吾儒虚气辟去,言语文字辟去,似更直捷高妙。而不知彼之速于吾儒者,反不是也。盖彼之不动,是顽空,是死的,其中无有。吾儒之不动,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活的,其中无所不有。揠苗助长,未尝不速于培养灌溉者,然而槁矣。“槁”字妙极。长则长矣,而已槁矣。直从源头绝顶处剖开指明,洞中要害,万古一炬也。何焯云:“孟子直见得此辈之害大而深,故辟告子,欲断佛教之根。孔子未显斥霸功,而孟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欲断功利之根。直当与天壤不敝也。”

敬我者,我当敬之。但处人之恭不甚喜,则处人之慢必不愠。在我固当有恒,然以之望人则不可。孙襄。

得处言义不言命,失处言命不言义,是为守义而安命。自记。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读书底读书,做事底做事。为人教子弟,虽非己事,然勤劳上通于天,也有感应处。孙襄。

人要立品望,素日望全要养,临事方能对得过。俗人未见面时,先声已足夺人,渠已心慑,有四五分畏惮。见面,又威重不敢发声,又有一二分畏惮。剩一二分干犯的意思,就好打叠。若二者全无,单靠机智御人,恐难得胜。

定九先生云:“孟子如此严厉,说圣人却宽,不恭与隘,不害其马圣。”世得云:“智与圣,两件都要有,只偏些不能到孔圣人田地,方可为圣。如黄石斋先生,虽暗室、屋漏不苟,而终不可谓之圣”定九先生云:“或‘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尚能勾;‘得百里而君之,皆能朝诸侯,有天下’,或未必然。”世得云:“大凡大圣人,不论才节,浑化于德。大贤,便论才节。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是才;‘临大节而不可夺’,是节。‘得百里而有天下’是才;‘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是节。‘德’字有以起头者,如‘德之不修’、‘君子进德修业’之类。有以结尾,如《易》云: ‘所以崇德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德是圣人根本。本朝无‘德’字,翻译‘德’字,就是把‘才’、‘能’字合上来,便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是教得的。”

黄性震若为守、巡道,差比他人为优。安卿曰:“能用之者难,黄刻刻自见其长。”予曰:“渠能清廉刚强,不随人起倒,欲自见其长,何妨?祇是为之大僚者,不与渠争功,便无不可用。”曰:“何可易言?争财、争势、争功、争名,君子一路人,可以去之。祇是争根直从无始,却中骨胎中带来,如何能去?争者,所以立功也,在常人不必无。无争者,所以去己私也,惟大圣人而后有。”予曰:“‘君子无所争’,夫子其谓是乎?圣人说人道,祇说到‘其争也君子’,便妙。如此而争,圣人其许之矣。”安卿曰:“然。”予曰:“禹之‘不伐’、‘不矜’,可谓无争乎”曰:“禹之争根大矣,故曰:‘入圣未优’。舜其近之矣。舜之得力,全在少年为瞽瞍磨折的七死八活。向与死为邻,舜又自怨自艾,以这一点不得通于父母,不可为人,不可为子。日日号泣,生不如死,又不可求死。直将比形骸意见,链到非我所有田地,只有一片精诚虚公,因物付物而已。所以人须链过人,比常人略高一等,亦是从百链而得,不然终与常人等耳。”余曰:“老师世叔为林日胜所苦,十七个月,乙未三月掠去,丙申七月日夺归。虽童稚,然畏惧便有忧危惕厉之根,未必无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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