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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刘岩问:“王弼说《易》何如?曰:“初头说理开自王弼,又年纪甚小,成此一书,固自好。但有误处,使后人不敢改动,亦自弼始。如‘《巽》,顺也’,顺是《坤》,与《巽》何涉?但古人既如此说,后虽大儒亦不轻动。盖我辈去古远,渠去古较近,焉知其无传授所自?故《春秋》重变古,非大有关系,确不可易,复有证佐者,不可轻变古人之说也。如今说《易》,又何以见得前人有不到处?却当靠定孔子作主,孔子明明有一部好《易经注》在,何不依傍发明耶?”

孔子传《易》于商瞿,后来康节传《先天图》,却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长,伯长得之陈希夷。可见自孔子后,代有的传。想是圣人看得此理非一世即显之书,又知其种子必不死,故授之商瞿,以俟其精光待时而发也。曾子已得大干,不须并以此付之。希夷尝一睡经许时,太宗时,计其年约有百卅馀岁,诏而不至,不知所终。而程朱皆于希夷无复有几微贬辞,想是其学术品地大不同。而前贤之不轻訾议前辈,亦可见矣。

春秋、战国时,孔子所赞之《易》尚未行世,想仍用之卜筮,而所用者上文、周之《系词》而已。

尝疑卜筮不过一事,而《系词》如何那样神奇其说。继思,人无事不用《洪范》稽疑,《诗》、《书》、《左》、《国》中,古人一战焉必卜,御必卜,葬必卜,迁国必卜,病必卜,祭日必卜,无事不用卜筮。盖人刻刻舆神相通,天人合一。今人信邪尚鬼,而敬天尊神之事,反抛置不讲。此阴阳所以不和,而灾害所以时至。

《易》中之刚柔往来,东坡说得有意理,但推得未密。须舆补云:“凡言刚上者,皆三子之卦也;凡言柔上、柔进者,皆三女之卦也。”自记。

《易》例初三之阴,应四上之阳,皆为援上而不吉。自记。

《本义》一书,朱子中年已出,后来未及修改,故晚年议论多有不同处。自记。

或问朱子,卦辞来见取象之意,《本义》中“其成形之大者为天”及“拟之于天”二句,恐当于大象言之。此问极佳。凡八卦皆应如此看。人但见得天地道大,须及早于名辞发之,岂知天地之道何处不在?言健顺则该之矣,何必便著穹壤之迹也。自记。

《序卦》、《杂卦》、疑非孔子所作。“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类似《大戴记》一种文字。孙襄。

所画《古河图》,可作几句文字,附于《易》学别编之内,亦不必冒《古河图》名,标为《一元图》。一元者,一气也。孙襄。

黄石斋少时作《太咸》,以拟《太玄》,用三起数,后更灭其书,然终身不离此见。以《易》、《书》、《诗》、《春秋》舆天相追,惟《易》与《范》之数为近,亦不及天九层,乃知迎日推策,未有如蓍数之合者。因之以四,得一千四百六十一;归之以三,得四百九十;约之以十,得四十九也。四十八策应四十八弦,为三百六旬,其一策当九,十辰适符五日四分日之一。筮法分二卦一,归奇皆用之,惟不与揲四,正十用其七也。论七底来历甚大,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数祇是自一至十。春夏秋冬之有中气,东西南北之有中央,实有四数,倍之则八而已,而其用则七也。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东西南可见,而北不可见。人身左顾右盼可见者,十之七;夏至之日兼以朦影,亦十之七。凡事为之极,几十之七则可止矣。是故卦数八,着数七。世元闻此,以为八者体中之用,七者用中之用。予深嘉其悟比八个字,可蔽《观物》。孙襄。

先生问襄:“闻看《敌蒙》,都沛然无窒碍。”襄言:“文义略解得,但恐识底是皮肤。”先生曰:“据小注中所说,亦影响之谈,无深义之可求。当自以意会。”孙襄。

先生谓某曰:“世元看《启蒙》,舆尔大差,尔看本图,书一日便解。他看五六日,还说不识。”某曰:“他是潜心玩索。”曰:“小注也无甚深义。”某曰:“惟玉斋胡氏之说为多,须稍着想,亦胡氏之说。”曰:“玉斋自作《启蒙注》,诸说是引来的。此一玉斋,只好赢个我底玉斋。其言有先后自相矛盾处,只好浮福┐去。”孙襄。

《周易本义》原本经二卷,传十卷,其一即《彖上传》,故曰:“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者放此。世儒不知来历,遂有改言传为言彖者。古本始乱于费直,卒大乱于王弼。“彖曰”、“象曰”本王弼所增,《程传》据王氏本耳。以朱从程,故其割裂分置,谬误若此。孙襄。

文王八卦,即有邵子《震》、《兑》始交一节得之,出此当以五行论。伏羲虽不言五行,然《坎》本为水,《离》本为火,《巽》本为木,《干》本为金,《震》本为苍筤竹,亦有木之象。《兑》为金,虽无所见,恐于古有之,且《兑》利口,亦金之象。《艮》本为山,《坤》本为土,山亦土也。文王见《先天》八卦有五行,因变易出来,有自然之次序。《坎》、《离》各以一卦当水火,东方之木,阳用事,故首《震》而次《巽》,西方之金,阴用事,故进《兑》而避《干》。水之渣滓为土,水得土而生木,五行不言石,石亦土也。火之煨烬为石,火炼石而生金,比《艮》、《坤》二土之妙也。木温火热,金凉水寒,燠热则阳多,寒凉则阴多。惟土称和,阴阳之气均焉,东北、西南阴阳所以均。如卦画至寅、申而均是也。京房谓:“土居四季则土多”,吕令谓:“土居季夏则土少”,其位置皆未确。文王八卦,若以五行而言,则与《先天》同功。《先天》言阴阳,《后天》言五行,五行一阴阳也。不然再排几个八扑出来亦可。其所以置之别编者,以先儒无此说也。孙襄。

干主运行,心也;阴主甯静,身也;健顺尽之矣。惟其健,故不息,圣人所谓“逝者如斯”。身从而顺之,所谓小体从大体,不然则心之官不思,不思而蔽于物矣。又乾坤相依,干非坤则为游魂,坤非干则为滞魄。

胡云峰以“乘六龙”谓得天位,便差了。“乘六能”却是备天德,“御天”却是得天位。自记。

“各正性命”者,成也;“保合太和”者,成而固也。在人事,则宜如此处,是“各正性命”;守之之固,则“保合太和”也。自记。

阳而变阴,则是动静无始,莫知其端,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愚见舆朱子异。自记。

利者,宜也;义者,亦宜也。义之和,是正释“利”字,与上下文只一船。《存疑》之说非是。自记。

“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行而未成”,蔡虚斋说好,数行字只一样。自记。

“君子进德修业”,可知所以惕厉如此者,非忧谗畏讥,避灾免祸也,然亦在其中矣。

“修辞立其诚”,明道一串说,伊川作两事。看来伊川说为是,言说话处、行事处有真实道理也。盖立诚在修辞之后,是就事上说,董子所谓“设诚而致行之”。自记。

《干》元者,始也。然即始而亨之理已具,故人知其亨,而亨不知其始。而亨也,心该乎事也。利贞者,成也。然不过以成其性而已。故人知利贞为功用之终,不知其为性情之至也,事归于心也。此两句便与下“《干》始”节意思是一串。自记。

“各正性命”就物身上说,“性情”就《干》上说。虽是一理,却要分别。惟“利贞”为《干》之“性情”,故万物务正其性命。自记。建安邱氏,以先后解东北西南,独得。自记。

有“含章”之素,故能“无成有终”。“从王事”根“含章”来,故其“知光大”。自记。

“括囊”不止为处乱世,盖阴过中之象。凡功成名就,卷而怀之,口不言功,让美不居,皆其类也。自记。

“《干》元用九”,便见不是偏刚;“用六永贞”,便见不是偏柔。自记。“永贞”,则不息而起元矣。自记。“动刚”是直;“德方”是方;含弘“化光”是大。自记。

曰“敬以直内”,又曰“义以方外”,又曰“敬义立而德不孤”。孤者,偏枯之谓也。如佛家耑用功在内,至于行事全不讲求,不复能措之用,岂不偏枯?申、韩在作用上讲得有实用,立可见之行事,至于天命人心、自然而然大源头,却不晓得,岂不偏枯?宋儒谓佛、老但知“敬以直内”,却不知“义以方外”,既不知“义以方外”,则所谓“敬以直内”者,亦未必果能“敬以直内”也。细看道理自是如此,但他却也得一点内力,若全无圣贤一些相近处,焉能赚得天下许多聪明才智人心悦诚服?做时文,却不好将两截意人夫子口中,遗漏又使不得,放在大结内可也。时文初制用大结,即是此意。

有敬而无义,如告子、佛氏之学。知有义而无敬以立其根本,略如韩文公、明道之用一般,其究皆不免偏枯之弊。孤犹偏枯也。朱子有云:“久之则内外自然合”,此句乃“敬义立而德不孤”极妙注脚,一言蔽之,不费辞说矣。自记。

如有些须愧怍暗昧,便不免回护畏缩,此不直之验。朱子以“方外”为讲学工夫,盖讲学兼知行,讲明而践履之,然后可言“方外”。自记。

云峰说“黄中通理”处甚精,祇是解“黄”字遗却“裳”字,对直方不过耳。须知“通理”即在“直”字内;“正位居体”乃对“方”字也。“黄中通理”,所谓“居天下之广居”,不亦直乎?“正位居体”,所谓“立天下之正位”,不亦方乎?自记。

六十四卦以《屯》为首,意思极好。看“负罪引慝”,舜之屯处;“胼手胝足”,禹之屯处;“柞棫斯拔”,周家之屯处;“发愤忘食”,孔子之屯处;“仰钻瞻忽”,颜子之屯处。自记。

《屯》、《豢》皆从草。《屯》,草始生而未伸也;《蒙》,草既生而未理也。草则昧矣,故皆有昧义。自记。

陷于险矣然不止,则尚有可通之机,险而又止,所以为塞之甚也。止是自家止。自记。

“上使中”,言上之所以使下者,得其中,舆《师》五“使不当”之义同。非谓使邑人中也。自记。

《程傅》于《泰》二爻四段,俱作已泰之后,上恬下熙时说。殆亦感于仁、英之世乎?四者之道,致泰保泰皆必由是,岂必曰“处泰甯之世”也?自记。

以“乾行”释“于野”、“涉川”,祇是以在外为川野之象。干在外为亨利之象。自记。

初与四无应,三与上无应。无应则异,异则有相攻之象。三敌上,故升陵以规之;四敌初,故乘墉以俯之。自记。

在事外者,以无应为同;在事中者,以无应为异。三之“敌刚”,敌上也,非敌五也。四之“弗克攻”,攻初也,非攻二也。自记。

《同人》上九“同人于郊”,解者以为居荒僻之地,而莫与同,故曰:“志未得也。”却是因“志未得”而生解,不思国门之外曰郊,郊之外曰关,关之外曰野,于郊荒僻为不得志,岂于野更荒僻,而反曰亨,何说耶?盖时至后代,虽圣人复生,亦不能到淳古之治,止可到三代。然毕竟到比方妙,故“同人于郊”,已 “无悔”矣。夫子曰:“志未得也”,言尚有于野,其志未大遂也。故曰:“大道之行也,某窃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天地之交也以山,“地中有山”,则“天道下济”而“地道上行”矣。自记。“平”字即从“裒”、“益”看出,无两事。自记。

“尊而光”,尊非以位言。敬人者,人恒敬之,自有尊之理也。观《系传》可见。自记。

《豫》二爻辞口气犹言,其“介于石”也,曾“不终日”,言其去豫之速也。《系传》则反其语以明之。自记。

《豫卦》卦名好。至六五“贞疾,恒不死”,解者以为人君沉溺于豫,受制于强臣,而威权已去,故有“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则名分犹在,旧泽难忘,故得不死。如此说,却无意思,又何取“贞疾,恒不死”之象?盖以柔居尊处,患难之地,其人得中“乘刚”,身分原高,刻刻危厉,困心衡虑,征色发声,动心忍性。入则有法家拂士,出则有敌国外患,反得不亡。如人常常有病,自知节饮食,戒嗜欲,而转得不死也。

有疾是足以警戒处,不是溺于豫处。诸家多引“知生于忧患”为说,是己,然不知疾即忧患也。自记。“育德”亦是养育民德,蒙“育德”不同。自记。

“贲如濡如”,两“如”字是两意。“贲如”内已有得阴润泽意,“濡如”则言其溺也。自记。

“蔑贞,凶”,是说蔑贞者凶也。“以辨”、“以足”,如所谓“由来者渐矣”。“以肤”,如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自记。

“反复其道”,观其字口气,却是人去反复他。《蒙引》之说未是。自记。

朱子论“七日来复”处,谓:“阳长一分,阴消一分,以流行者言也。”须知还有对待者在,不可不著提掇。自纪。

“复见天地心”,犹观仁者不于博施济众,而于乍见孺子时也。自记。

《复卦》,汉儒都说是“静见天地之心”,《程传》方说阳去而来复,于将动见“天地之心”。其实此语苏子美已有,此论而“不知”,唐刘蜕已如此说矣。

云峰谓:“‘迷复’与‘不远复’相反,‘敦复’与‘频复’相反。”而“独复”与“休复”却谓相似。看来亦可言相反。“休复”者,优游于同群之中;“独复”者,独立于异众之会。自记。

“刚自外来”一句,是名卦第一义。“动而健,刚中而应”,是亦所以为《无妄》也。《临彖传》同。旧槁沿袭不是,须改正。自记。

八卦健德至好,顺德至好。顺非他,即顺天也。次之动亦好,人心时时欲奋发有为也。明亦好,但有察察之弊。安、止、和、悦皆是美德,但亦有固执取媚之虑。然皆人身不可少之德。惟《坎》为险,必不可言人宜有险德,圣人加一“习”字,妙。正所谓“习坎”者。如困心衡虑,动心忍性,虽舜、禹、周公人伦之变,孔孟之栖栖道路,所谓要熟也,须从这裹过。又习坎出险,不独贫困祸患也,虽极富贵如意,而沉溺于声色货利,非坎陷乎?狃于安逸惰弛,非坎险乎,以此言之,日用饮食,何处不要习坎出险也?以此见习坎之德,亦人生之不可须臾离者。健之中,始震动以有为,中习坎而出险,终凝然而能止,皆健也。顺之中,始盘旋而深入,中光明而洞逢,终怡然而喜悦,皆顺也。总言之,健顺而已。分析,则每项中又有三德焉。

险非心德也,然能习于险而熟焉,则富贵贫贱不能移,而威武强御不可干,亦天下之至险者也。自记。

水之中实不盈处是孚,流行不穷处是亨。不盈故不穷,盈满则穷矣;不穷故不盈,穷尽则盈矣。自记。

水之所以为实者,一勺之多,有源常继,“樽酒簋贰,用缶”者似之。水之所以能通者,泄窦穿穴,无间不达,“纳约自牖”者似之。自记。

《坎》四爻义,郭氏擒定“有孚”立说,极是。然“樽酒簋贰”,象水之涓细而有源;“纳约自牖”,象水之穿穴而必达。于事君之道,《程传》之说固可参用。自记。

《彖传》说“明”,都是说明其言丽者,亦必曰“丽乎”。大明无专言丽者。齐氏以形神论“《离》丽”之理极精,然须知神丽于形者,明之用也;神之变动丽于体之静正者,明之德也。自记。

《恒》如安定胡氏说,方于卦有关切。程子想因其太深阔而不用,然以为新进锐进,于卦义却无涉。自记。《遁卦》不以初终为早晚,而以远近为吉凶。自记。

正位内外,俞石涧止以二、五二爻当之,看来当合全卦观之为是。自记。

“大蹇朋来,以中节也。”“中节”如所谓处置得宜,有以服人心,其应事,则动中机会。自记。公在高墉之上射隼,非隼集于墉也。自记。

狐是巢窟于内者,隼是飞扬飘忽于外者。狐喻便僻侧媚之奸,隼喻畔服不常之辈。

“征”字有工夫,欲其离去之也。“行”字正释“征”字。自记。

有长女在,则有统率矣。惟中少女,故不相统率,而相睽相革。自记。

《震》、《益》、《无妄》、《大壮》,“恐惧修省”,“迁善改过”“非礼弗履”,“物舆无妄”,皆于雷取义。自记。

“惊远惧迩”“惊惧”二字,虚斋欲以远近为别。若然,则须云闻风而骇者为惊,切身而怖者为惧。自记。

俞石涧以“有事”为有事于宗庙社稷,以为祭主。极是。《春秋》书法,祭祀皆曰“有事”。自记。

“时止”、“时行”,然止者行之基。“动睁不失其时”,然静者动之本。自记。

止则有以自安,进之基也。巽则有以自审,进之道也。故曰:“动不穷。”自记。

《晋》的气势大,故曰:“明出地上。”《升》亦得时而出之义,《渐》不过循次而进耳。卦皆贵刚,惟逢进则尚柔,盖取其宜静而不宜动,宜止而不宜往。故《晋》曰“柔进而上行”;《升》曰“柔以时升”;《渐》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定九先生曰:“守得住柔,便是刚。”

九四虽无应,不至如九二之反其类也。故四犹有待,而二直曰:“幽人。”自记。照天下,谓于天下人情事理无所壅蔽。自记。

《巽》以入言,亦有卑象,但非卑下之卑。既有《谦卦》,《巽》亦无取乎卑也。

须合刚中柔外方尽“贞”义,不可破分。万一刚中而不柔外,亦不得为“贞”也。自记。

“商兑未甯”者,人情溺于说,则宴安而甯,而疾生焉矣。四本刚质,故能商度。其所当说者,而不溺于安甯,是以虽介乎六二之疾,而有喜。自记。

六四柔正,为《巽》之主。风能散物,又能聚之,故爻辞阐发涣群之义。自记。

“说”字、“中正”字,对“苦”字、“通”字,对“穷”字。自记。

《小过》卦义须拿定。“小者过”三字作主,意行也,用也,丧也,皆非小也。以其近在一身,对天下国家之事,则为小耳。《大过》者刚毅之意多,《小过》者柔慎之意多。自记。

“弗过防之”,言不可太过,须有以防之,如戕其防,则凶。《小象》言能不过而防之,则凶奈我何哉!自记。

以迷复置灾眚,故曰:“有灾眚”;舆时俱过,故曰:“是谓灾眚。”自记。

江德功言:“干是定理,坤是顺理。”极精。某尝说《系辞》云:“健则与理为体,顺则顺理而行。”自记。

“辨吉凶”,即辨其失得;“忧悔吝”,即忧其小疵;“震无咎”,震其补过。初无两层,胡氏之说似是而非。自记。

吝即愧也,愧亦改过之端,然愧而不悔,因而掩护,以增过者有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自记。

周物者,义之精,而所知者皆民用之实,则其知不过。旁行者,仁之熟,而所行者皆时中之道,则其行不流。须两面夹说。自记。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一句,颠扑不破。心之德,爱之理,专言、偏言都在裹面了。自记。

“继之者善”,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成之者性”,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自记。

愚说“仁”、“用”两字,与先儒不同。仁在内者也,即德也;用在外者也,一即业也。显以显其在中之仁,是仁因显而日新,故谓之“盛德”。藏以藏其在外之用,是用因藏而富有,故谓之“大业”。自记。

看来仁即是德,用即是业。仁在中则自然显著,故日新之谓“盛德”。用既成则自然收敛,故富有之谓“大业”。德益著则业益大,日新即业也;业益敛则德益盛,富有即德也。故先言德,次言业以及德者,以此。自记。

“日新”则蕴藏于内者,流行不穷,而其所蕴藏者益充。“富有”则发生于外者,收敛成就,而其所以为发生者益裕。自记。

“象其物宜”,著“宜”字,便非泛言物类、物理所宜也。“形容”,如雷风山泽之象;“物宜”,如健顺动上之德。自记。“引伸”是说卦画。“触类”是说卦义。自纪。

“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节,单承蓍策言,舆图数“成变化、行鬼神”相对。自记。

“至精”、“至变”疑不可分。辞、占、象、变也,即是下文“蓍之德”、“卦之德”耳。自记。

“参伍以变”者,如爻有三有六,卦有八有六十四,多寡参差,而要其齐也。“错综其数”者,如卦有阴阳纯杂,爻有刚柔当否,彼此交错而归其总也。自记。

“知来”、“藏往”者,聪明睿智也。舆民同患,有所谓“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故曰:“神武不杀。”自记。

同衙门前辈问:“‘神以知来’信有之乎?”曰:“卜筮、推步自是不同。譬如与人相交,观其家风,知其奢华俭啬,一寓箴规,竦然敬服。若人家织悉无所不窥,有心伺察,其谓我何?故财成补救,天且弗违;一味推测,能无犯造物之忌?”孙襄。

朱子论“太极”,不离两仪、四象、八卦处,尚有一转语。六十四卦总为八卦,八卦总为《干》、《坤》、《坎》、《离》,《干》、《坤》、《坎》、《离》总为《干》、《坤》,《干》、《坤》总为《干》。是以《干》、《坤》、《坎》、《离》居始,终《干》。《坤》居首,而《干》尤居首也。以形言则天,以主宰言则帝,以妙用言则神;专言之则道,道即太极也。或谓 “太极”无象,愚谓《干》即“太极”之象。自记。

“鼓天下之动”之“鼓”,即“鼓之舞之”之“鼓”。“天下之动”,谓民行也。自记。默是自默不言,是不待他人之言。自记。

“象在其中”,是天地雷风之象。“爻在其中”,是刚柔各两之爻。“变在其中”,是刚柔交错之变。“动在其中”,是人事吉凶之动。自记。

倦者倦于故,宜者宜于新。自记。

“书契取”者,《干》阳为实,《兑》为言语,内有诚信,而以言语达之也。自记。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盖不于义理上研究得,则应用无本;不于世事上阅历过,则所得犹虚。自记。

“基”者,积行之基;“本”者,养德之本;“地”者,应用之地。三字不同。自记。

“辨义”谓取之而皆逢其源,“行权”谓措之而皆得其准。自记。

拟、成、杂、撰、辨等字,皆须以学《易》言为当。自记。

《尚书》今文,电错从伏生女子口授。当繇伏生不识隶字,电错不识古文,听受之间,传写易误,故今文反梗涩难读。孙襄。

《二典》之精,真是史书宗祖。先总叙尧之德,由明德,以及于亲睦、平章、协和,遂及治历明时,中分二分二至,又指出朝午昏暮,精极。此犹说日,未及月。又云:“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淡淡数语,万古不易。次及用人,人之贤否,了然于心,却不自用。卒试虞舜,而以天下付之。是何等识见!何等德量!《舜典》妙在节节与《尧典》对。尧如天,舜如地;尧生之,舜成之;尧始之,舜终之。四凶之诛,治水成功,终尧事也。四凶罪不至死,故皆止于流。“象以典刑”一节,即起下文也。信乎当日执简操笔者,皆圣人之徒,而名亦不传。四岳名亦不传,盖四岳乃醇谨老成透好的人,休休有容大臣也。想才具不及舜禹诸人耳。

傲是凶德,大都是有才力之人。如鲧之方命,而四岳藨之。丹朱傲,而臣下尚曰:“启明。”象傲,而舜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国,亦恐其叛逆,不全亲亲之爱耳。

“儆戒无虞”节,《朱子语类》中一条,说得字字皆为龟铿,“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一语,尤周旋无罅漏。“无怠无荒”,则所以终之也。自记。

南轩以为“人心”人欲,“道心”天理,朱子非之。然人欲亦未是不好底字。如耳目口鼻之于声色臭味,俱是人欲,然却离这个道心,亦无发见处。但溢于其节,方见病痛,故曰:“惟危”耳。又如一条山径,上面靠山,下临不测之渊也,行得到通达去处,但不可不谓之危。孙襄。

大禹治水,顺其性而分疏之,则由地中行矣。不与水争地,弃之为泽以妻水,则不横行矣。所谓“九泽既陂”是也。陂者,亦是堤堰,惟泽可用。鲧用之于川,此所以大坏也。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违,其可违者九也,此所谓“犹可违”也。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其可逭一而已矣,比所谓“不可逭”也。孙襄。

《洪范》武王访箕子之言,大段几微。如“天阴隙下民,相协厥居”,旧说以“隙”训定,然“隙”之字从陟、从马,以“隙”训陟,于义似长。盖受中以生谓之“降衷”,系命于天谓之“阴隙”,有默默相通之意。相,助也,天俾以成形、成性,便是相助下民处。协,和合也,如目视五色,耳听五声,一身备天地之用,一心契天下之理,和合而无所欠缺,此是相协之义。如五行以下,节节皆有此二意。居,不但是居处之居,人身亦有安身立命处。旧看二句,上句是降之性,下句是助之生。令看上下句,皆当兼此二意方是。孙襄。

圣人之言,藏头露尾,句中有心,字中有眼。看书万遍千周,要识得眼目所在。“攸好德”,《范》之眼目也。福有五:寿、富、康甯、考终命,不可得而识;可得而识者,“攸好德”而已。五福者,治道之成,而于皇极发之。盖使天下之人,无不好德者,皇之所以建极锡福也。孙襄。

五事修矣,皇极建矣,然得无犹有渗漏者乎?故于“庶征”发之。尝见东海孝妇之冤,致旱三年,岂其皇之不极哉?亦有司之咎耳。此卿士师尹所当佐王以交修其职也。又不特貌言视听思,凡政治刑赏必无偏而不举之处,乃能和气致祥。岁月日之时无易,则百谷用成。是即“日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蕃芜”之意也。“草蕃芜”,则谷成。可知“乂用明”以下,乃言其所以致此之由。反是,则时易而谷不成矣。又言日月之从星,以验卿士师尹之从民。星有好风、好雨,亦有好燠、好寒,圣人之言举一反三,故遂言冬、夏、风、雨而不及易。盖日历于星,而好燠、寒,月从乎星,而有风、雨。其曰“日月之行”,因日而及月也。凡阴类皆月主之,今之惯洋者,候风信,以月之明晦为占,亦其证也。孙襄。

《诗经国风》次第,虽程子次序不妥,或者以《邶》、《鄘》、《卫》总为《卫》,正舆《二南》相对者,乱由闱帟起也。诸侯无道,由于王纲解纽,故次以《王》。至王政不行畿内,如郑淫风大盛,故次《郑》。无王则霸兴,故次以《齐》、《晋》、《唐》、《魏》,皆《晋》也。齐、晋又衰,则戎、狄之秦主盟中夏矣,故《秦》次之。至天下无霸,则小国益无所庇,故次之以《邻》、《陈》、《曹》。乱极思治,以《豳》终焉。见周之所以开基保治者,如此也。略略可通,然总无关乎正义。《诗》要得其益处,断章取义,正不在世次,及为某人某事作也。

《六经》皆是言天人相通之理,然犹零碎错见,惟《诗》全见此意。十五《国风》,不过说男女层室,饮食作息;至于《小雅》,承筐宴衎,土君子所作;以及《大雅三颂》,居歆奏假,洋溢同流,总不出此。我辈此时饮一杯茶,点一盏灯,厮役之侍立,偶然之嚬笑,得其理便是天理,无有间隔。所以《原道》见得甚精,其法、其文、其民、其衣食云云,直至“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飨”。及《谢自然诗》,非不知道者所能道。

《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易》首《乾坤》,《书》先釐降,《春秋》纪仲子之赗,此犹偶然近于傅会。惟《诗经》,此道显然。人不修身齐家,而欲德誉逢于闾里,治化及于邦国,必不能也。十五《国风》未有不及此者。

何屺瞻问何元子《诗经世本》。曰:“也平常,不过叙次诸诗世代,殊未的确。某意《诗经》,除如‘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之为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之为从齐桓公征伐之类,的有证据者为无疑,其他皆宜空阔,为无题之诗可也。陈介石极说得是:“《颂》为天子用之宗庙者,鲁且僭而仿之,则《大》、《小雅》列国独不敢仿乎?夫《国风》出于天子巡守列国,陈而观之,以行赏罚,示劝惩者。西周王迹未熄之时,《风》诗自《二南》以外蔑如也。东周以后,天子不巡守,诸侯不献诗,而孔子所选者,反累累焉,此岂可信乎?夫《风》不必《二南》为正,自《邶》、《鄘》以下皆变也。各国之中皆有正变也,乌知其正者内无西周之诗耶?故不指实。岂不更妙!”

《诗经》除显然有证据的,自然为某人某事,稍涉游移者,便须空之,愈空愈好,何用实以世系为哉?祇是要见其大处。如《国风》不过此男女饮食之故,到《大》、《小雅》,皆贤人君子所为,作燕飨慰劳,命将出师,行礼奏乐也,不过如此。至于《颂》,以成功告神明,格天祖也,不过如此。其言情,情即性也,圣人尽性,彻上彻下,见到至处。《六经》皆是此理,《诗经》更说得荟萃融浃耳。

《关雎》之诗,夫子明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自非淫诗。《小序》糊糊涂涂,夹夹杂杂,总无条理。以道理推之,则太姒自作思贤助,其说为长。盖家居日用,蚕缫酒食,事事次第,筐筥锜釜,品物烹饪,皆修洁治办。夫君正位于外,一切实祭皆无失事。此岂易言,太姒有见于此,故思所以助君子者。未得,至于寤寐反侧之忧;得之,则有琴瑟锺鼓之乐。此《螽斯》、《辚趾》之本也。由此推之,意味深长。人君之求贤,士大夫之求友,冯翼孝德,直谅多闻。岂容漠然视之?天下惟此乐不淫,哀不伤,外此未有不淫伤者。《唐棣之诗》孔子删之,以其无此意也。

人不善体会《诗经》,以后妃不过妒,勤俭此亦常事,有何奇异,因以《卷耳》为助文王忧伤使臣之劳。如朱子所云:“‘嗟我怀人’,‘姑酌金罍’,大非后妃怀伤使臣之语。”不知文王家裹事务,后妃调治妥当,宾祭、衣服、饮食、仆御,各得其所,子孙教养有方,使文王一心办治外事。日中是不遑暇食,无复内顾,此已足矣,所以为可法。若分外有好处,又不好,便是妇有长舌,牝鸡司晨矣。

《简兮》际遇,不及《考盘》、《衡门》、《十亩》诸诗,携手同归者,亦还去来自得。孙襄。

“文王在上”,在上而为君也;“于昭于天”,其德上昭于天也;“文王陟降”,一升一降,犹言一举一动也;“在帝左右”,犹言顺帝之则也。程、张之说皆然。孙襄。

王者功成作乐。今大合诸乐而奏之,司乐之官各供其职,但见“有瞽有瞽”,不一其人,皆在我周庙之庭焉。其所作之乐何如?乐必有县,因使人设其横者之业,设其植者之虚。而业上画以崇牙,崇牙上树以采羽,所以饰业也。既有应鼓、田鼓、县鼓,又有桃、有磬、有、有圉,皆所以节宣作止乎?乐者也设之于庭,乐器既备矣,乃从而奏之。则编竹之箫,亻并竹之管,应堂上之人声而备举焉。乐既备举,果何如其盛耶!但见喤喤然厥声之和,肃则敫如,虽则纯如,相济而和呜也。由是和气所感,先祖之神听之,无不来格。我客之至止者,罔不夷惮。由一成以迄六成,永观之而无有厌斁焉。信乎!乐之美盛可以观德矣!孙襄。

按乐之奏也,有堂上焉,有堂下焉。堂上之乐,则以人声为主,而玉、磬、琴、瑟以和之。堂下之乐,则以笙、管为主,而应鼓、鼗鼓、敔以节之。此诗所陈,不及堂上之乐歌,而琴瑟皆瞽者为之。言有瞽,则弦歌具矣。锺磬舆歌应者,曰颂锺、颂磬,舆笙管应者,曰笙锺、笙磬。特言磬者,举磬以该锺也。管则堂下之乐之纲,故诸器备而后作。言管不言笙者,天子之乐用管,不用笙,所谓“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是也。又言箫者,箫亦管之类,合乐之纲。《虞书》“《箫韶》九成”,则大乐备矣。意周乐于舞入曲终而繁,会之时必亦用此也与?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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