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之比较
作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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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欧洲许多消极的学者,唱着这种论调:西方的物质文明业已破产,东方的精神文明将要兴起。去年我在德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渊博的学者和我说:“东方文化是建筑在精神上面。甚至东方人的灵魂得救,都是以道德高下为选择的标准。轮回之说,不是如此吗?”这种言论,虽然是他们战后一种厌倦的心理;然而对于那些东方文化夸耀者,实足以助长其势焰。依我个人所见所闻,这种论调,也使西人对于他们自己那日见增长的文化,没有得着一种正确的观念。我草此文讨论东西之文化,就是想大家对于这两种文化有一种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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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就从孔子讲起。依照孔子观象制器的理论,一切文化之起源是精神的,是从意象而生的。“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孔子举出许多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我们看见木头在水上浮,就发明了船;看见另一种木头可以沉入水内,就发明棺材坟墓以保存父母的遗体;看见雨水落在地下,就发明文字以记载事实,因为恐怕它们也像雨水一样落下不见了。

      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也有这种理论。人类的器具与制度都起源于意象,即亚理士多德所谓“法因”(formal causes),孔子,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等都生于上古时代,那时并无所谓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所以他们能够认清一切物体的后面都是有思想的。

      实际上,没有任何文化纯粹是物质的。一切文化的工具都是利用天然的质与力,加以理智的解析,然后创造成功,以满足人的欲望,美感,好奇心等。我们不能说一把泥壶比较一首情诗要物质些,也不能说圣保罗礼拜堂比较武尔威斯洋房要精神些。最初钻木取火的时候,都以为这是一件属乎精神的事,所以大家都以为是一个伟大的神所发明的。中国太古神话时代的皇帝都是发明家,并不是宗教的领袖。譬如燧人氏发明火,有巢氏发明房屋,神农氏发明耕种与医药。

      我们的祖先将一切器具归功于神是很对的。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火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中第一个新纪元,农业的发明是第二个,文字是第三个,印刷是第四个。中古时代世界各大宗教,从中国东海横行到英国,将世界的文化都淹没了。直到后来发明了望远镜、汽机、电气、无线电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时代那些祭司们可称为“圣”,那么,伽利略们“Galileo”、瓦特、斯蒂芬孙、模司(Morse)、柏尔(Bell)、爱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称为神,而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马斯(Caddmus)居于同等的地位了。他们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圣者,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智力,创造器具,促进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所谓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钢铁时代、机电时代等,都是说明文化发展之各时期。各文化之地域的发展也与历史的发展差不多。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者早就利用机械与电气了。

      这才是东西文明真正的区别了。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有一个美国朋友向我说:“美国每个男女老幼有二十五个以至三十个机械的奴仆替他当差,但是每个中国人只有四分之三的机械奴仆替他服务。”还有一个美国工程师说:“美国每人有三十五个看不见的奴仆替他做事。美国的工人,并不是工资的奴隶,而是许多工人的头目。”这就是东西文化不同之处。它们原来不过是进步之程度不同,后来时日久远,就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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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7月我到欧洲去的时候,路过哈尔滨。这城是俄国的租借地,从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镇市,但是现今就成为“中国北部之上海”了。离哈尔滨租界不远,另有一个中国的城市,这城市从前是一个村庄。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其他用人力的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许通行。现在租界已收回中国,不过一切行政仍照俄国旧时办理。租界的交通,都是用电车汽车;如有人力车进入租界,就必须退出,而且不给车资。

      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一个美国的工人可以坐他自己的汽车去上工,星期日带着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可以不花钱用无线电机听极好的音乐,可以送他的儿女到学校里去读书,那学校里有最好的图书馆试验室等。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较美国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除非我们真正感到人力车夫的生活是这样痛苦,这样有害于他们的身体,我们才会尊敬哈格理佛士(Hargreaves),卡特赖特(Cartwright),瓦特,福尔敦(Fulton),斯蒂芬孙,福特等。他们创造机器,使人类脱离痛苦,如现今东方民族所忍受的。

      这种物质文明——机械的进步——才真正是精神的。机械的进步是利用智力创造机器,增加人类工作与生产的能力,以免徒手徒脚的劳苦而求生活。这样,我们才有闲余的时间与精力去欣赏较高的文化。如果我们要劳苦工作,才能够生存;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生活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凡够得上文化这名词,必须先有物质的进化为基础。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经说过:“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史观,乃是很简单的常识。我们试想想:一群妇女孩子们,提着竹篮,拿着棍子,围聚在垃坡堆中寻找一块破布或是煤屑,这叫做什么文明呢?在这种环境里能产生什么道德的精神的文明么?

      那么,恐怕有人对于这种物质文明很低的民族,要谈到他们的宗教生活了。在此我不必讨论东方的各种宗教,它们最高的圣神也不过是些泥塑木雕的菩萨而已。不过我要问问:“譬如一个老年的叫化婆子,贫困得要死了,她死的时候口里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深信自己一定能够到佛爷的西天那里去的。用一件假的信仰,去欺哄一个贫困的叫化子,使他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吗?如果她生在另一种文化,会到这种困苦的地步吗?”

      不,绝对不是如此,人老了,不能抵抗自然的力量,才会接受那种催眠式的宗教。他很失望,不愿意奋斗,于是他设法自慰,宣言财富是可鄙的,穷困是荣幸的。这样的人,正像狐狸吃不着葡萄,而反说葡萄味苦一样。这种议论,差不多是说现世的生活没有什么价值,幸福的生活,还在来生。哲人们既宣传了这种思想,那些过激派更进而禁欲,自制,甚至自杀。西方的祭司们常常祈祷,禁食,在柱头上鞭笞自己。中国中古时代也有许多和尚祈祷,禁食,天天吃香油,甚至用油布捆着自己烧死,献给佛菩萨作为祭品。

      世界的文化,就是为中古时代这种自弃的宗教所淹没了。一千余年之后,人类才打倒那种以困苦为中心的文化,而建设以生活为中心的新文化。现在我们环观四周,中古的宗教还存在,巍伟的教堂还存在,一切庙宇也还存在;但是何以我们对于人生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呢?这种变迁,是因为人类近二百年来,发明了许多器皿与机器,以驾驭天然的财富与能力。利用这种机器,就可以节省人工,缩短距离,飞行空中,通过山岭,潜行海底,用电流来拖我们的车子,用“以太”来传我们的消息。科学与机械可以随意运用自然。人生逐渐舒适些,快乐些;人类对于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这样,人就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有一个革命的诗人唱着:

      我独战,独胜,独败;

      我自由,毫无依赖;

      我思想,终日无懈;

      我死亡,何须基督替代?

      这样,现代的新文化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自立的宗教——与中古时代自弃的宗教完全相反。

      

    4

      我们都是历史的产儿,所以我们要了解现代各种文化,最好是与它们中古的历史背景相比较,就更易于明了。东西文化之成败,就是看它们能够脱离中古时代那种传统思想制度到什么程度。照我以上各段所讨论的,西方文化解脱中古文化之羁绊,可说是成功最大的;至于现代印度的文化,可说还是中古文化。在此两极端之中,其他东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

      我们将日本与中国两相比较,对于这一点就更易于明了。一千二百年前,中国就开始反对佛教了。孔子之人道主义,老子之自然主义,都是极力反对中古之宗教的。八世纪时的大乘佛教变为禅宗,而禅宗不过是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而已。九世纪时,禅宗极力反对偶像,差不多与佛教脱离了。到了十一世纪,儒教又复兴。自此以后,佛教的势力,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后来新起的儒教,成为学者的哲理,以理智的态度,“致知格物”。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学者对于一切研究考据,纯粹用科学的方法。凡文字版本历史等考据学,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各学者既采用此种方法,以故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极合乎科学的方法;而许多历史的科学,如文字学、版本学、汉学、古物学等,都极其发达。

      中国虽则倡导人文主义,脱离宗教的羁绊,然而今日仍旧在落后的地位。她推翻了中古时代的宗教,但是对于大多人民的生活,仍旧没有什么改进。她善于利用科学方法,但是这方法只限于图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没有利用思想战胜物质的环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五百年的哲学思想,不能使中国逃出盗贼饥荒的灾害,以故十七世纪的学者,实在是灰心。于是他们不得不舍弃那空洞的哲学,而从事于他们所谓“有用的学识”。但是他们何尝梦想到这三百年来所用的苦工,虽则是用科学方法,仍不免只限于书本上的学识,而对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毫无补救呢?

      至于日本呢,她很不客气地接受西方的机械文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当培理(Perry)到日本的时候,她还是麻醉在中古文化里。对于西方文化,她起初还表示反抗,但不久就不得不开放门户而接受了。日人因着外人的凌辱蹂躏,于是奋起直追,制造枪炮,便利交通,极力生产,整顿政治;而对于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在五十年之中,日本不但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而且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为印度的佛教或中国的哲学所不能解决的。封建制度取消了,立宪政府起而代之,中古的宗教也立刻倒塌了。人力车是日本发明的,但是现今横滨东京等处的人力车,日渐减少。人力车之减少,并不是因为什么宗教的人道主义,也不是因为那些仁慈的太太们所组织的慈善机关,乃是因为“市内一圆”的福特车。国家既因着工业而富足兴盛,于是国内的文艺天才,乘机而起,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与物质的进步并驾齐驱。日本现在有九十个专门科学的研究社;全国各工程师所组织的会社,共有三千会员。因着这许多人力与工具,东方就建筑了一个精神的文明。

      这是怎样一回事,很易于明了。最初人类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动物。发明新的器具,以胜过物质的环境,因而就构成了所谓文化。后来人类感觉得与自然奋斗太辛苦了,于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时代。直到后来科学与机械兴起,大家才又恢复从前那种自信心,而产生现代西方的新文化。科学与机械传入日本,于是日本也构成了她的新文化。中国,印度,并其他东方各国,也必因着科学与机械,变为新文化的国家。

      以上各节,已将现代西方机械文明之精神方面,详细说明。机械之所以为精神的,乃因其能解脱人生之困苦,使大众有享受快乐的机会。无论我们是否善于利用闲暇以寻求快乐,而专就利用机械以解脱困苦一层而论,就可说是精神的享乐。我们不能因为几个传教士被逼迫而烧死了,就咒诅上帝。

      现在我们要讨论西方文明其他的精神方面。在此我不必谈什么艺术音乐文学,因为我们大概都可以承认西方的艺术与文学可以与东方的相颉颃,至于西方的音乐,就远胜于东方了。

      我们先谈科学罢。无论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定义怎样,寻求知识是人类精神的需要,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但是古代的文明,都极力压制这种求知欲。照《圣经•创世纪》所讲,人类的堕落,并非因着女人,乃是因着求知的欲望。东方许多宗教,都以为无知则无欲,主张屏弃智识,服从天道。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些哲人大都回避求知的路,而致力于内省默坐修养等工夫,以寻求他们所谓深奥的智慧。还有些以为冥想可以与神相通。此外,佛教中所谓“四禅”“六度”,也是如此。

      1927年正月有一个埃及的僧侣在英格兰宣言东方的精神文明要高超些,因为他能够活埋在地下经过二点五十二分钟之久,仍旧可以复活。他比较大魔术家胡丁黎(Houdini)多能支持八十二分钟,但是戏院没有允许他表演,因为戏院的老板恐怕观众不能忍耐等待三点钟之久。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精神文明。现在东方许多苦行僧,也能够表演这种伎俩。许多下等动物在蛰伏时期不是与这个一样么?至于那些科学家,用严格研究与实验的方法,发现自然的秘密,实在是真正精神的快乐。不下一番功夫,不利用观察,只知一味的偷懒,确实是找不着什么真理的。科学可以训练我们的脑力,供给我们好的工具与方法。智识虽然无限,但科学家并不失望,因为不断的努力,日积月累,就可以对于自然逐渐明了。一次的成功,就有一次的进步,也就有一次的精神快乐。阿基米得(Archimedes)去洗澡的时候,忽然解释了他所疑难的问题,他快乐得不知所措,赤着身子跑到街上四处喊叫。许多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巴士特,爱迪生等,每次有什么新发现的时候,都感觉得无上的精神快乐。至于那些古代冒名的先知们,自己以为用内省的工夫,可以寻求高深的智识,对于这种精神的快乐,完全没有经验过。

      那些旧式宗教的信徒们所谓精神快乐者,就不外乎自行催眠的法术。十七世纪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哲学家颜元(1635—1705),有一段事实纪载他个人精神的快乐:“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故人,引仆控【马+蒙】,被绵褐衣,驮麦里左。仆【禾+上乃下木】,独至柳下,铺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风冷然,白云散聚,遂朗吟云清风轻之句,不觉心泰神逸;覆空载厚,若天地与我外,更无一事物。微闭眸视之,浓叶蔽日,碧绿罗裹,宝珠光耀,在隐露间,苍蝇绕飞,闻其声不见其形,如跻虞廷听九韶奏也。”后来颜元反对空洞的儒教,在北方倡导力行主义,不过他把上面这一段记载,存留在他的集子里,以证明那种半宗教式的哲学思想,是空虚的,自欺欺人的。

      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威权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怀疑的目的,是要胜过疑惑,而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它不只是反对旧的信仰,而且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促成了许多新的发明。许多大科学家的传记,如达尔文,赫胥黎,巴士特,科和(Koch)等,都贯注着这种“创造的怀疑”的精神,足以感悟后人。中古的圣徒基于信仰,现代的科学家则基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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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代西方文明最精神的处所,还是在它的新宗教。这宗教无适当的名称,暂称之为“民治的宗教”。现代文明并非始于宗教,但结果造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也无所谓道德,但是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老实说,十五六世纪欧洲的列强,可说是强盗式的国家。当时的大英雄如哥伦布,麦哲伦,德类克(Drake)等,都是一些大海盗,乘风破浪以求金银财宝。他们这种冒险事业,都有政府为他们的经济后盾,而他们在外的荣辱,也与国体相关。他们的宗教,原是讲博爱的;他们的道德标准,原是惩责劫掠的,但是这些探险家并不理会这样的宗教与道德。

      这种抢劫的行为,开辟了许多移殖通商的新大陆,增加了欧洲列强的财富与威势,激动了许多人发明与制造的热诚。接着就是工业革命,将产生的方法完全改变,各国的生产能力突然倍增。物质的享乐既然增高,就产生了许多中产阶级,而同时大家的想像力与同情心也扩大了。这样,大家都能掌握自己将来的命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而各种社会意识,社会道德也应运而生了。以上种种,都造成了民治主义的新宗教。我所谓新宗教,就是十八世纪理想的个人主义,以及近百年的社会主义。

      十八世纪的新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新宗教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就变为社会主义。这些新趋势,都是旧文化时所未曾梦想到的。不错,东方的宗教也谈什么博爱,什么土地与财产均分,但这些都不过是纸上谈兵,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或政治组织毫不相关。

      西方便不同了。自由平等博爱是法美及一八四八年各国革命的口号;以后的革命,也莫不如此。各新起共和国的宪法,都贯注着这种精神。这口号打倒了君王,帝国,贵族;实现了人群在法律上的平等,思想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并且解放了妇女,普及了教育。

      社会主义可说是补充早期民治主义之个人思想的,是民治运动进程中之一部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经济的组织逐渐复杂,资本集中,以故从前的放任主义,不能达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大家反对义务教育,因其侵犯个人自由;反对劳资法及工厂法,因其专为某阶级的法律。近代经济组织既已改变,也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及政治哲学以适应此种新组织的需要。因此,一切社会主义运动,除掉什么经济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外,不过是用社会群众或政府的力量,以求大多数最大的幸福。这运动大概可分为两大支流。一就是组织工会,用团体交涉或罢工的方法,以增进劳动阶级的利益。一就是用政府的力量,调和阶级斗争,而同时设法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如征收遗产税及所得税,强迫工人保险,限制工作时间,制订最低工资等等。无论是用那种方法,以前许多看为很危险的社会主义思想,现在都实现在各新进国家的法律上或政策上了。我们虽然可以相信财产所有权是神圣的,但是实际上遗产税与所得税已成为各政府收入之一大宗了。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但是英国的劳工党曾经组织过政府,而且不久仍有登台的希望。美国是极力主张个人自由的,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强迫禁酒。现今的世界,已不知不觉的趋于社会主义之途了。

      这种民治的宗教,不是专为个人的自由,也不是专为别人的自由,乃是设法使个个男女都能得自由。除了用科学与机械增高个人的快乐之外,还要利用制度与法律使大多数人都能得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文明。我可以问问:妇女解放,民治政体,普及教育等,是否从东方的精神文明产生出来的呢?焚烧孀妇,容忍阶级制度,妇女缠足,凡此种种,是否精神文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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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将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等名词,作为本篇的结论。物质文明兼有物体与思想两意义,因为一切器具都是思想的表现。西方的汽车文明固然是物质文明,而东方的独轮车文明就不能说不是物质文明。现今大都将唯物文明这名词加在现代西方文明上面,但我想这名词加在落后的东方文明上还较为恰当。唯物文明的意思,是为物质所限,不能胜过物质;如东方不能利用智力,战胜物质环境,改进人群的生活。东方的圣贤,劝人知足,听天由命,昏天黑地的敬拜菩萨;这种催眠式的哲学,比较他们自己所住的房子,所吃的食物,所拜的偶像,还要偏于唯物了。

      反之,如果某种文化能够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脱离迷信蒙昧,改进一切社会政治制度,以为人类最多数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种文化将来还要继续增长进步,不过它的进步,不会转向东方精神文明的途径,而是照着它已往所走的途径,继续进行。

      

    附:致于熙俭

      于先生:

      谢谢你的信。

      我的一文,原用中文发表过(1926年),题为“我们对于西洋现代文明的态度”,现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九月已出版,五马路亚东图书馆)。后来(1928年)用英文重做时,稍稍有点改动。但这些改动,也有中文的文字发表过,也收在《文存三集》里,如《东西文化的界线》(五一面),如《东方人的“精神生活”》(六四面),及《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三九面以下),皆可参看。(下略)

      胡适之 十九、九、二十八

      (收入于熙俭译《人类的前程》,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此文为俾耳德〔Charles A. Beard〕编Whether Mankind的一章)